济阴纲目
作者：武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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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洋鬼子
《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既包含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梳理，也有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记录与反思，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卞昆冈
现代5幕话剧。徐志摩、陆小曼著。1928年4月23日作。初刊1928年4、5月《新月》第1卷第2、3号。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7月初版。收余上沅《序》1篇。剧本写刻石工人卞昆冈的悲剧。他长年在外雕刻石像,妻子青娥在6年前因病去世,留下一子阿明,由祖母抚养。他一双眼睛酷似他的母亲,使卞昆冈十分喜爱。祖母年迈,劝儿子娶年轻寡妇李七妹。卞娶七妹后,老母旋即去世,卞仍经常在外做工,七妹同炒货店老板尤桂生私通,常被阿明撞见,致使七妹视阿明为眼中钉。于是同尤桂生设下毒计,使阿明双目失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七妹又同尤桂生幽会,阿明从睡梦中惊醒,摸得一根拐杖,欲闯入内室,适尤桂生自内室出,即遭狙击。尤桂生将阿明拖至内室窒息而死,同李七妹仓猝逃走。天亮,卞归家见状,悲恸欲绝:他决心要为儿子报仇。
乐府余论
一卷。清宋翔凤撰。翔凤字于庭，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嘉庆举人，官知州。其精心于经学，著有《大学古义说》等。此书为论词之作，只有十六则，颇有独得之处。主要为辨正性的文字，如辨古石刻 〔洞仙歌〕 为南宋人伪托，辨秦观〔踏莎行〕“斜阳暮”三字不重出等等。宋翔凤谈词着重从音乐方面进行探讨，他说：“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作词的人应该既讲文理，又讲节奏，二者兼顾。他对“度曲者，但寻其声，制词者，独求于意”的作法表示不满。其论慢词始于柳永一则，能联系宋仁宗时期的太平繁庶景象，认为当时的歌台舞榭，竞唱“新声”，柳永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迎合时代潮流，谱词造曲，为了方便妓人传唱，又以俚语俗言编入词中。其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继作，慢词遂盛行于世。此外，论词的令、引、近、慢与小令、中调、长调的区别等见解，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宋翔凤受浙派诗人影响，论词以南宋为主，尊姜夔为诗家之杜少陵，认为姜词“继往开来，文中关键。”但是，他更偏重南宋词人感怀国事，系情旧京的作品，他肯定姜夔是如此，肯定张孝祥、辛弃疾也是如此。这些，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浙派偏重形式姣巧而忽略作品社会内容的创作倾向。宋翔凤尊尚屯田，最为有识。慢词虽不尽始于宋仁宗之时，然女郎歌咏，会社流行，实为屯田之功。谓《草堂诗余》以征歌而设，真能知草堂者。惟小令、中调、长调之名，实始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顾从敬所刻 《类编草堂诗余》。翔凤竟谓《草堂》所固有，则为千虑之一失。有《云自在盦丛书》本。
管子余义
《管子余义》是章太炎《管子》考释札记的选编。他吸收前辈学者的成果,或证成前人观点,或作新的发明。在训诂方法上秉承乾嘉传统,又有自己的特色。还对《管子》的句读校勘、篇章文法以及章句义理有所探讨。但它在训释方面也有不少疏误,求诸过深、穿凿附会之处亦不必讳言。
诗经劄记
一卷,清杨名时著。其书为读《诗》所记,大旨以李光地《诗所》为宗,而斟酌于《小序》、《诗集传》之间。但《诗所》论“季札观乐”,谓所陈皆西周之诗,无东迁以后诗。此书则据变风终于陈灵公,在鲁宣公十年(前599)至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子来聘已是五十五年后了;又引《左传》卿大夫所赋已见东迁后的诗,列国具备其文。论证季札观乐,已有东迁以后诗。绝不回护师(李光地)说,可谓能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其证二叔非管、蔡,论三五在东,解上帝耆之,辨新宫非斯干等,皆有考证,有所发明。今存《四库全书》。
摄大乘论释抄
佛典注疏。作者及原著卷数不详。原件出敦煌藏经洞,首尾俱残,今下落不明,现题据内容拟补。本文所释系南朝陈真谛译《摄大乘论释》,先以四门总述:第一门残,似述缘起。第二明藏摄分齐,谓此论于经律论三藏中属论藏,由对根机之不同,可分别判为声闻藏、菩萨藏乃至显教、密教。第三明教下所诠宗旨,有二:二谛与佛性。第四解释《摄大乘论》题目的意义。然后从《摄大乘论释》卷一中摘取若干重要的名词和文句,一一加以解释。文章的重点在于说明如以俗谛,则以唯识为宗旨;如以真谛,则以二无我真如为宗旨。故一切法以识为相,以真如为体。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出土后被日本《大正藏》收入第八十五卷。标题作《摄大乘论抄》,未交代收藏单位与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