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珞琭子赋注
作者：徐子平
又名《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二卷。宋徐子平撰。徐子平生卒年与事迹皆不详。据刘玉《己疟编》说,江湖谈命者有徐子平,精于星学,后世术士宗之。又说徐子平名居易,五代末人,曾与宋道士陈抟、吕洞宾俱隐华山。徐子平所注的 《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是言禄命之书,其法专以人生年、月、日、时推衍吉凶福祸。李淑《邯郸书目》说它是取“琭琭如玉,珞珞如石”之意,而不知撰者为何人。朱弁的《曲洧旧闻》说,世传《珞琭子三命消息赋》,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释之者以为周世子晋所为,但考其书所引有 “秦河上公”,又如悬壶化杖之事,皆后汉末壶公费长房之徒,可见绝非周世子晋所为。又楚赜序以为是南齐陶弘景自称珞琭子,但禄命之说至唐代李虚中还没形成完整的八字,陶弘景如何能作?考此书始见于 《宋史·艺文志》,而晁公武 《读书志》也说此书行于宋宣和、建炎之间,则此书应为北宋人所作。自宋以来注此赋者有王廷光、李同、释昙莹及徐子平四家。徐子平此注久无传本,只有收入《永乐大典》者为全帙。《四库全书》著录时按 《宋史·艺文志》分为上下二卷。书中论气之向背,金木刚柔之得失,青赤父子之相应,所言多近于理。此书有 《墨海金壶》本、守山阁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徐子平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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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曙光
《假曙光》描写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纽约，富家子刘易斯•雷西去欧洲旅行时，父亲委托他购买意大利名画创建“雷西画廊”，结果在欧洲受到年轻美术评论家罗斯金等人指点的刘易斯，与以老雷西为首的守旧老纽约人在艺术品味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极具讽刺意味的事件。
征服者罗比尔
十九世纪后期，用比空气重的机器真正解决飞行问题仍是人们的一种设想。但是工程师罗布尔已经秘密制造了“信天翁号”飞行器，并驾机来到费城宣布：只有比空气重的机器才能真正征服天空。他把顽固的“比空气轻主义者”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劫持”到飞行器上，带着他们做环球飞行，在同大自然的各种较量中充分显示了这种飞行器的巨大威力。最后，“比空气轻主义者”们的得意之作“前进号”飞艇与“信天翁号”飞行器较量，不击自破，再次显示了罗布尔的“信天翁号”才是人类征服天空的使者。
花部农谭
古典戏曲论著。1卷。清人焦循著。李斗《扬州画舫录》说:“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农谭”,即农家人的谈论。这部论著是焦循于柳荫豆棚之下和农人“闲谈”的记录。谈锋主要针对花部所演的10部著名戏剧,就其本事和故事来源、梗概做了论述。这是花部兴起后,较早的一部专门评论花部戏曲之作。当时(尤其是上层人物)只重雅部——昆曲,对于花部不屑一顾,认为其鄙俗粗疏。可是焦循在前言中却说道:“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他认为昆曲谐于律,而听者不看戏文,则茫然不知唱的是什么。可是花部“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花部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所以他对于花部10部名剧大加称颂,如认为花部《铁丘坟》有昆曲《八义记》所不能及者。还指出大众喜爱花部戏剧,“前一日演《双珠·天打》(昆曲),观者视之漠然;明日演《清风亭》(花部),其始无不切齿,既而无不大快”,“归而称说,浃旬未已。彼谓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见也”。
商君书白话译文
先秦法家著作。今本24篇,据学者研究,其中《垦令》、《农战》、《开塞》、《靳令》、《外内》可能出自商鞅本人;《更法》、《错法》、《待民》、《弱民》、《定分》则是他人所作;其余各篇尚难确考。全书编定时代,约在秦昭襄王晚年,即公元前251年左右。《商君书》记录了商鞅变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政策,包括历史观、政治观、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等。其文章体裁,除《更法》、《定分》两篇采用对话形式外,其余都是专题论文,篇目可能是后人所加。有几篇有“臣闻”云云,像是商鞅向秦孝公上书言事口气。全书风格峭拔峻洁,语言整齐紧凑,气势充沛,有时颇具雄辩姿态。撷取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作为例证,皆能密切配合主旨,有效地说明法家思想。如《定分》篇说,野外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集上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盖由名分定与未定也。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所有权和其他法权在社会生活中定名分禁争斗的重要意义,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思想,故在当时就常被引用。此为《商君书》白话译文。
准斋杂说
二卷。南宋吴如愚撰。此书亦久无传本，唯散见于《永乐大典》中。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得四十余篇，皆为研究理学之文，基本上恢复原貌。据《行状》记载，早年留心于道教，凡三四年既而幡然醒悟，尽弃所学而不用。刻意讲论儒学，其学术思想初亦涉于禅学。他在书中解 《大学·格物》以 “正”为 “训”，明王守仁 《传习录》所谓“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其说实为吴如愚在此书中所独创，后又为王守仁继承发扬。他虽似欲独行一家之言，但基本学术观点仍以程朱理学为宗。他曾说：“塞乎天地者皆实理，行乎万世者皆实用。惟尽心知性则实理融而实用贯。” (出处同上)故其用功致力，实以体用兼备为主，而不坠于虚无。书中剖析义理，无不发挥深切。如 “天理人欲”之辨，他认为，“天理人欲说者多分而言之，谓天理为善，人欲为不善。殊不知天理初不外乎人欲，而人欲中固未尝无天理也”。“当知人欲之与天理合之则一而公，公则无不善。违之则二而私，私则斯为不善矣。”书末提出的修身处事方法，亦较实际，而不虚无。如《四益箴》谓：“身有四益、不可不志，爱物、亲仁、观书、省事。”《四训箴》谓： “家有四训，不可不佩，敬上、恕下、周外、和内。”《四宜箴》谓：“时有四宜，不可不审，约言、简出、谨文、节饮。”在宋末诸儒中，吴如愚的所论较为平实。所以，今本虽略有残缺，仍不失为研究宋末理学思想发展的可贵资料; 而对研究阳明学派的学术源流亦有参考价值。有 《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珠丛别录》本。
弥兰王问经
南传佛教巴利语系著名经典。作者不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该经叙述了公元前2世纪入侵印度的希腊系国王弥兰陀与印度佛教僧侣那先之间的一次论辩。弥兰陀王站在希腊思想的立场上运用双刀论式诘难那先比丘,那先运用印度思想批驳弥兰陀王的诘难,并借此论述了佛教教义。双方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灵魂问题,佛教主张无我,希腊精神相信灵魂,该经维护了佛教精神,否认内在自我的存在,反对将气息与灵魂视为一体,对希腊思想进行了批判。该经记录了印度思想与希腊思想之间的相互交流,反映了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对研究佛教史民族关系史、及人类思维形式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该经文字流畅简洁,在巴利佛教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