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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丁的子女：北欧神话故事集
初版于1920年，本书分四大部分，通过一个个诙谐幽默又相互联系的故事，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读完整个北欧神话。在这些精彩绝伦的故事中，有跨过彩虹桥，漫游于人类之间的众神之父奥丁，有手握强大神捶的雷神托尔，还有火神洛基，他狡黠又好恶作剧的性格，使他走上了背叛诸神的不归路。巨人、龙、侏儒和女武神瓦尔基里的故事同样动人，还有摧毁诸神世界那可怕的最后一战更是充满了震撼。书末还整理了国内十分混乱的北欧神话人物译名，方便读者。
纯白斋类稿
元代诗文别集。20卷。胡助撰。《四库全书》曾据浙江巡抚采进本编入别集类。胡助《纯白斋类稿》原本是其生前所编集，原为30卷。今本《纯白斋类稿》是其后裔掇拾散佚，重编于明代正德年间，仅余20卷。卷首有明正德五年(1510)杜储序，元致和元年(1328)虞集序，贡奎撰《送胡古愚除翰林国史院编修序》，贡奎《胡古愚诗集序》，明正德五年庞龙跋。卷1为赋，卷2—4为五言古诗，卷5—6为七言古诗，卷7为五言律诗，卷8—11为七言律诗，卷12为五言排律，卷13为五言绝句，卷14—17为七言绝句，卷18为铭、颂、传，卷19为赞、题跋、碑铭，卷20为序、记。卷末有附录2卷，收入与胡助有关的诗文相当丰富。胡助的诗，以《京华杂兴》20首及《上京纪行诗》最有影响，尤其是后者，留下题跋者就有十余家之多，但现存的《上京纪行诗》仅7首，《鳌峰》以后的诗已散佚。为《京华杂兴》题诗的也有近20家之多。他的文章比较流畅，但缺乏特色，是较典型的儒者之文。
太平广记
我国第一部大型小说总集型的专门类书。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人奉诏取各种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编集而成,故名。从太平兴国二年(977)下诏开修,因在太平兴国三年成书,故名《太平广记》。古代对“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解比现代广泛,凡是神话传说、寓言故事、野史、杂传以及各种纪录异闻都称为“小说”。《太平广记》汇集了从汉代到宋初的各种形式的小说,也包括少量先秦古籍中的传说故事。全书共五百卷,另目录十卷。书编成后不久,即于太平兴国六年 (981) 初雕印,但因有人认为此书并非学者所急需,故其事中辍。北宋时此书流传并不太广。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京本《太平广记》”。清人曾见有残宋本,今似已不存。明中叶以前,此书主要靠抄本流传。嘉靖四十六年(1566)无锡人谈恺据抄本重刻后,此书流传始渐广。
包身工
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夏衍作。刊于1936年6月《光明》第1卷1号，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6月出版，启明书局1945年11月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再版，曾收入多种文选及课本中。本文是一篇反映旧社会工人阶级生活的报告文学。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有两千多名穿着破衣烂衫专门替别人制造衣料的、被老板们叫着“猪猡”的女工，她们的正式名字叫“包身工”，大部分是贫苦农民的女儿，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管理包身工的工头)的老板。每年，特别是遇到水旱灾害，“带工”们就到家乡或灾区，用能把一根稻草说成金条的嘴巴，游说那些无力抚养、又不忍心饿死自己子女的农民，把他们的孩子骗进工厂。“包身契”规定:期限3年。期限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听天由命。进了工厂，包身工过的是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地狱般的悲惨生活。一间七尺宽的工房里挤住着十七、八个人，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每天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所谓的粥和饭，里面只有较少的秈米、锅焦、碎米，较多的是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就是这样的粥每人每顿也只能分到稀稀的一碗。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老板的，她们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每天除了12小时的强体力劳动，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身体衰竭得不能走路，手脚象芦柴棒一般的瘦，身子象弓一样的弯，面色象死人一般的惨!“一二·八”以后，东洋纱厂大批的产业工人被解雇，而对包身工这种特殊的廉价劳动力的需要却突然增加起来。全上海30家东洋纱厂的48000多工人里面，包身工就占一半以上。这些厂里拆包、弹花、钢丝等工种，在本国都是男工做的。而在上海，他们竟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女性不能胜任的工作强加到包身工身上，而她们的工资还不及男工的三分之一。这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报告文学，是在白色恐怖下写成的。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压榨、迫害中国工人的罪行，警告那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管子传
梁启超著。成书于宣统元年三月(1909),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7册。全书共分13章,近6万字。序论、时代背景、管仲简历,共5章,约7500字。其余8章论述其政治、经济、政务、军事、教育等思想、政策、活动。全书的重点,在于论述管仲的法治思想与经济政策,这两章约有3.7万字。梁启超在写《管子传》之前,写了《王荆公》,为王安石作传。他在《王荆公·自序》中说,他对王安石非常佩服,所以要为他写传。“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简单而言,就是要借鉴王安石变法革新之经验。在《管子传·自序》中,他说管仲、商鞅、王安石是中国古代之伟人,在西方同期历史上,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商君荆公,为世诟病,……管子亦毁誉参半”。所以他要在写《王荆公》之后,写《管子传》,并且“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梁启超对管仲评价很高,他认为西方政治中讲的“国家思想”、“法治精神”、“地方制度”、“经济竞争”等,在西方也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但在中国的春秋时代,管子就讲过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管子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而且“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梁启超在写法上,不时以当时流行的东西新学的名词术语、理论观点,对管仲的学说加以疏通证明,以便于理解管子的思想。梁启超在书中对管仲的思想,有许多精辟论述,至今对人仍有启发。《管子传》是研究《管子》与研究管仲其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阴持入经
凡二卷。东汉安世高译。收于大正藏第十五册。本经旨在阐明五阴（色、受、想、行、识）及十二入（眼、耳、鼻、舌、身、心，及色、声、香、味、更、法等，内外各六）之法相，并细说三十七品经法（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者八种道行）。更进而阐论由道谛通达解脱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