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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传
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代表剧作之一。17世纪上半叶,意大利46岁的数学教授伽利略用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发现了天空上的许多现象,证实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正确的。为了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伽利略来到了佛罗伦萨,当了佛罗伦萨大公爵的宫廷数学家。然而在佛罗伦萨,伽利略的重大发现却受到宫廷学者们的怀疑和嘲讽。伽利略只得带着他的成果到了罗马。1616年他的成果终于得到罗马教廷首席天文学家克拉维奥的承认。但是教廷害怕伽利略的发现传播开去会动摇封建宗教的统治,于是宣布哥白尼学说为天主教禁书,并不准伽利略继续研究。伽利略被迫沉默了8年。其间他先是和弟子们进行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新教皇终于登基了。新教皇是伽利略的朋友,同时也是位科学家,这使伽利略受到鼓舞,重新开始研究天文学。随后10年,伽利略的学说在人民中广为传播,不断深入人心,这使教廷感到了威胁。1633年宗教裁判所在罗马审讯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严刑的威逼之下,伽利略受不了肉体的痛苦,终于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但他仍被判处终身监禁,被软禁在佛罗伦萨近郊的一座房子里,只有他的女儿陪伴着他。若干年后,他的弟子安德列亚要到荷兰去从事科学研究,特意前来拜访昔日的老师,向他道别。伽利略在学生面前对自己过去的软弱表现进行了批判,并把自己偷偷写下的科学名著《对话录》交给了安德列亚。安德列亚带着老师的成果离开了空气窒息的意大利。布莱希特打破传统的“三一律”的戏剧形式,以17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的事迹为基础,采用史诗剧的结构形式,塑造了伽利略这一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反映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愚昧的斗争。同时还提出了当代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家在人类和文明进步面前对社会应负的责任。
刘子骏集
诗文集。西汉刘歆撰。一卷。歆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刘向子,成帝时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总校群书。向死,任中垒校尉。新莽时为国师,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所撰《七略》为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为《汉书·艺文志》之蓝本。原集久佚,明张溥辑本收赋、书、议、奏、说等十二篇,附洪范五行传,本传列于后。赋以《遂初赋》为代表,是见摈放外任时所作。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叹往事而寄己意,最后归于“处幽潜德”、“抱奇内光”。文以《移太常博士书》和《与扬雄求方言书》成就最高。前者指斥不立古文经学者为“专己守残”,责让极其深切。后者向扬雄索取《方言》,始赞雄“澹雅之才”、“沈郁之思”,继以“知蓄积、善布施”之理劝其献书,委婉平和,曲尽其意。有清光绪五年(1879)信述堂刻本。
深衣考
清黄宗羲解释、辨证深衣制度的著作。1卷。深衣之制，见于《仪礼》及郑注孔疏。因时代久远，历代注家都不得要领。此书前列已说，后附深衣经文，然后并列朱熹、吴澄、朱右、黄润玉、王廷相五家图说，各指其谬误，总之务在出新。故其文变乱旧诂，穿凿臆测，多有乖谬，学者不可不察。如于上衣下裳之幅数，其说较孔疏之误更甚。又释 “衽当傍” 、“续衽”等，亦无所根据。有借月山房汇钞本、南菁书院丛书本。
乾隆韵事
29章，1978年5月1日出版。康熙废黜太子后，朝中时局混乱。原本寄予厚望的皇四子，竟做出十分不检点的行为，令康熙大失所望。 康熙驾崩，倾国动荡。九王夺嫡中，雍正以异常巧妙的手法继承了大统。但其后他为了铲除异己而发动的大规模的屠戮行动，也让他背负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骂名。 乾隆继位后，大赦天下， 整顿吏治，成为世人口中的明君圣主。机缘巧合下，乾隆赫然发现自己竟然并非太后所生！同时他因为自己无法遏抑的深情，陷入了一段可能撼动朝野的风流韵事中…… 自古以来，帝王总有着一张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历史小说大师高阳以其独到的见解，从历史的脉络中采撷诸说，带领读者一探康雍乾三代惊心动魄的宫廷内幕，也向展示了高高在上的帝王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神针
短篇小说集，收录向恺然所著短篇小说五篇：《何包子》、《秦鹤歧》、《神针》、《梁懒禅》、《杨登云》。合肥何包子，是六十年前驰名南北的捕头，于今已死去四五十年了。而合肥人不谈到侦探与武侠的事情上面去便罢，谈必拉扯出何包子的轶事来，做谈论的资料；不过各人所知道的有详有略，与传闻异词罢了。即此可见何包子的事迹，印入一般人脑筋至为深切。在下屡次听得合肥朋友谈起，情节都大同小异。因其有可记述的价值与必要，所以尽屡次所听得的，破工夫为之记述出来，或有情节为朋友谈论所不及的，就只得付之缺如了。
五十自述
《五十自述》一书是牟宗三先生于1957年完成的作品，其时年四十九，在这本书中除了缕述牟先生自己在混沌中长成的过程，其生命由“在其自己”而“离其自己”，学问由“直觉的解悟”而走入非存在的“架构的思辨”，再落实于“客观的悲情”，体现生命存在的意义外，值得注意者是，牟先生在这本书中以反省察照的自述表露了深刻的人生哲学观，在其淋漓尽致的描述下，让人们正视一代哲学大师的背后，其实隐藏了生命存在的艰辛与苦难，因此，这本书的写作并不止是一本浮面的自传，自传的底蕴里其实深藏着牟先生在五十岁以后，对儒家思想诠释所必需蕴蓄的功力，所以，今日倘欲了解牟先生的学术世界，除了从其由理智的思辨所展开的架构性学问入手外，对其如何由生命存在之“客观悲情”转化为其生命学问之基础，亦有加以正视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