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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往哲记
一卷。续吴中往哲记 一卷。续吴中往哲记补遗 一卷。《吴中往哲记》明杨循吉(1456～1544) 撰。“续记” 和 “补遗” 黄鲁曾 (1487～1561)撰。杨循吉，字君谦，吴县 (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成化年间 (1465～1487)进士，曾官礼部主事，著有《松筹堂集》及“杂著”十余种，《吴中往哲记》记载明初苏州府人物，自“勋德”至“冠衲”分七类，共记41人。黄鲁曾，字得之，也是吴县人，明正德年间(1506～1521)举人，仕履不详。《续吴中往哲记》 自“忠节”到 “散逸”分十七卷记载苏州府人物40人，《续吴中往哲记补遗》自 “审进”到“释行”分十九类记载功苏州府人物31人。三书所列各人物小传，寥寥数语，难见端详始末，且考核时有不精，至为伪谬，难为信史。该书现存有明嘉靖刻本，收《北京图书馆吉籍善本书目》。
独秀文存
陈独秀著。陈氏系安徽怀宁人。《新青年》的创办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独秀文存》收录陈独秀1915年到1922年之间的文章,共三卷,分为论文、随感录、通信三部分。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陈独秀这一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人物的思想主张,而且几乎可以管窥新文化运动中新思想的全貌。书中认为要倡导民主与科学,就必须树立新的思想风范和人格楷模,即进行“国民性质行为改善”,要独立自主而非奴性,要积极进取而非退隐保守,要科学实利而非想象虚文,要强健开放而非懦弱自守。与此新人格、新思想相呼应,陈独秀还努力提倡“文学革命”,倡导“国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新文学,以反对专制的、玄虚的、陈旧的封建文学。书中还有一部分文章是对封建旧思想的申诉,对正统儒学、圣人孔子的批判,表现了作者与封建文化彻底决裂的坚决态度与勇敢精神。书中认为孔子学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是维护封建体制的,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不仅不适合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更与民主共和国的精神背道而弛,不可调和。因此,只有彻底消除孔子学说,才能维护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对待西学与中学、批判与继承、吸收与扬弃等问题上,陈独秀的某些言论过于极端,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声。原书1922年1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后多次再版。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重版,将三卷合为一册,最便读者。
花间集
最早的文人词选集。 选录晚唐五代词五百首,分为十卷。编选者赵崇祚是后蜀宫廷文人,作序者欧阳炯是后蜀宰相,后随国君孟昶降宋,为翰林学士。《花间集》 中十八位作者,除了温庭筠、皇甫松是晚唐诗人,和凝是北汉宰相,张泌是南唐词人,其他都是蜀中文人。不过,《花间集》并非某地词家的总集,而是一个风格流派的专集,这个流派以男女艳情或别绪离愁为中心,在语言上追求艳丽精美、绵密柔媚的风格,后代就称其为 “花间派”。“花间” 一词的含义,古今是相同的,隐喻男女之事。无独有偶,1900年发现的敦煌石室藏《云谣集杂曲子》,其中主要也是歌咏男女相思。事实上,男女之情是古今流行歌曲的永恒主题。不同的是,敦煌曲子词是民间流行歌曲,《花间集》是贵族文人的流行歌曲,讲究含蓄、典雅,类似齐梁之间的宫体诗。从正统的文学观念看,这种 “卿卿我我”的歌咏 “格调” 低下,不足以感发人之善心; 尤其是君臣沉湎于声色之中,更是亡国的征兆。但是,《花间集》却并没有随着后蜀亡国而失传,恰恰相反,这部“香艳” 的词集不但风靡北宋,而且流传到现代。一些 “格调” 很高的词选都被时间之流淘汰,或者少有人问津,《花间集》却成了传世之作。这倒是值得玩味的现象。
金粟词话
词论，一卷，清彭孙遹撰。彭氏论词崇尚自然：“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自然不等于粗率，它正是人工雕琢达到极致的结果。因此，作者认为咏物词最难写，它要“字字刻画”，又须“字字天然”，这样方为“上乘”。至于一些看似小巧的拆字、合字的写法，彭氏极为反对。他说：“山谷‘女边著子，门里安心’鄙俚不堪入诵。”对于李清照的作品，他说李词“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李词的特点就是平淡浅易，但又极精练，正体现了“绚烂之极，乃造平淡”的审美理想。彭氏还认为：“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但他对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的范仲淹《渔家傲》也持肯定态度。并认为“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措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轩一字，辄纷纷有异同之论，宋玉罪人，可胜三叹”。书中亦论及清词，认为云间词派(以陈子龙、李雯、宋徵舆为代表，是清初第一个词派)“能作景语，不能情语”。同时还对清初几位慢词代表作家———龚鼎孳、吴伟业、曹溶的作品作了评价。此书共十八则，文字很少，但许多条言简意赅，亦较中肯。有中华书局1986年排印《词话丛编》本。
所知录
明末清初钱澄之撰。六卷。记述唐、桂二王史事,编年体。永历十五年(1661)撰成,计《隆武纪年》一卷,《永历纪年》三卷,《南渡三疑案》、《阮大铖本末小纪》二卷。作者曾历仕唐、桂二王,所记系据其闻见,并参阅邸抄野乘,颇为可信。
分别善恶所起经
一卷，后汉安世高译。明十善十恶之果报，兼说饮酒有三十六失，后有偈，颂善恶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