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一函三秘诀
作者：黄公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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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作
《我为什么要写作》收录了奥威尔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与文学随笔共19篇，集中描绘了作者不同时期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着重回顾了写作生涯中的种种感想和体会。正如《星期日泰晤士报》书评作家赛里尔•康诺利说：“他所说的和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闪耀着个性的光芒。” 《我为什么要写作》随笔集收录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与文学随笔共十九篇，集中描绘了作者不同时期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如此欢乐童年》），着重回顾了写作生涯中的种种感想和体会（《我为什么要写作》）。不论是描写政治家的谎言、分析英国人的性格，还是揭露战争丑陋的真相，奥威尔的随笔一如他的小说般犀利而有趣。 乔治·奥威尔(1903—1950) 曾担任驻缅英国皇家警察，为支持共和政府而参加西班牙内战，在二战期间参与地方志愿军，并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文章。他著有大量小说和散文作品，代表作有《动物农庄》、《一九八四》、《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缅甸岁月》等。
太上灵宝升玄内教经中和品述义疏
太上灵宝升玄内教经中和品述义疏，原不署注疏者姓名，从内容文字看，似为唐人所作。一卷，收入《正统道藏》太平部。本书是南北朝道经《升玄内教经》卷七《中和品》之注疏。作者以隋唐重玄派哲理疏解原经。条分缕折，发明双遣有无，弃边取中，不滞于善恶之义。如开篇第一段疏文即云：「夫中和经者，盖是登真之妙诀，入道之要方，理贯重玄，义该双遣。」又云：「所言中和者，中是非外之名，和是顺从之目。摄心于内，呼之曰中；顺道无违，乃受和称。」「恩善舍恶，名曰中和。」 此段为全书要旨。
道书援神契
《道书援神契》，道教典籍，元代佚名道士撰述，一卷，明代《正统道藏》收入正一部。此书之序文撰于大德九年（1305年），其书考证道教名物之源，卷首有作者自言：书中援引儒家六经为据，考证道教宫观、醮坛、钟磬、香灯、神祗、饼果（附酒）、帐幕、法服、冠裳、圭简、位牌、符简、步虚、章表、跪拜、法尺、法剑、方彩、禁祝、符文、铺灯、附体、手炉、帝钟、气诀、令牌、幡幢、云璈、祷疾、晴雨（附禳灾）、休粮、道士，以上三十四条名物，据称皆本乎儒家古制。从本书考证可见儒道二教文化确有同根同源之关系。
玄肤论
气功内丹术著作。不分卷。明·陆西星撰。全书共20篇，每篇一论。系统地论述了东派丹法原理和功夫次第，具有代表性。首论三元，认为丹有三元，即天元、地元、人元，而又突出人元。人元又谓之“大丹”，乃“创鼎于外，炼药于内，取坎填离，盗机逆用之谓也”。以后19篇专论人元丹法，从内外药物、阴阳互藏、先后天论、精气神、性命等方面对其丹法作了深刻的探析。书中内丹二诀以练神调息为要，神即是性，性定则神自安，神安则精住，精住则气自生。炼神又分澄神、养神、凝神三部，缺一不可。书中力求使其丹法理论和功诀显明易懂，其丹法思想来自南宗，而仍主以阴阳双修。
空同子纂
一卷。明李梦阳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此书,题“无撰者名氏”。《四库》馆臣认为此书并非李梦阳所作,而是他人节取李梦阳 《空同子》 内容的十分之二三而刊刻售卖,欺蒙世人以获利。但《中国丛书综录》及《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均著录此书为明李梦阳撰。全书只一卷,不分类,采用问答的形式讨论问题,篇幅较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山川、雷电、风雨、气体等自然现象及一些社会问题等。阐释较为清楚,只是内容上基本同于《空同子》。有明刻本、《百陵学山》本、《学海类编》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 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据《百陵学山》 本影印出版 《丛书集成初编》 单行本。
左传补注
六卷。清惠栋撰。此书是惠栋《九经古义》之一。惠栋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自序》)此书所搜集之先秦两汉古训极为宏富，除“春秋”经传之外，诸子有《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尉缭子》、《潜夫论》、《论衡》等十几种，史书有《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世本》等，此外还搜集有《水经注》、京相旸《春秋土地名》、《说文》、《尔雅》、《玉篇》、《经典释文》、《隶释》、金石资料等专门性着作，偶尔亦引用宋儒之说。其考证相当精核，如隐五年《传》“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僖公五年《传》“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道》、《月令》章句，证腊不始于秦。僖公二十二年《传》“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文公十八年《传》“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公二年《传》“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作“示”为误；宣公三年《传》“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伪写；成公十六年《传》“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襄公二十三年《传》“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襄公二十七年《传》“崔抒生成及强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哀公二十五年《传》“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等，如此之类，皆言之有据。惠氏所处之时代，小学尚未发展到高峰，因而惠氏对古训缺乏分辨能力，其考证体现了一种唯汉是从之倾向。如昭公三年《传》“君子不悛，以乐慆忧”，杜预训慆为藏，刘炫训慆为慢，惠氏则据《诗·唐风·蟋蟀》“日月其慆”毛传“慆，过也”，主张训慆为过。杜氏训慆为藏，是用假借；刘氏训慆为慢，则由《说文》引申；而毛氏训慆为过，于诗文义贴切，但非慆之本义。惠氏用毛传，于此则与文义扞格。又如“公即位”之“位”，惠氏认为应从古文作“立”；“屡丰年”之“屡”认为应从《说文》作“娄”，皆是泥古之论。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云：“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非常恰当。此外，此书引证虽富，但疏于材料之鉴别，如其引用《竹书纪年》，未注意古本与伪托本之别，其常引用之《小尔雅》，亦非汉孔鲋所撰。现存乾隆三十七年胡亦常刻、三十八年张锦芳续刻本、《贷园丛书》本、阮刻《经解》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