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朝纪
作者：王泌
王泌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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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社会
美国杜威著。该书是根据他对芝加哥实验学校学生家长和赞助人的几篇演讲汇集而成,1899年出版,被认为是他的教育著作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书。在书中,作者从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引起的社会生活的根本变化,以及教育应当怎样适应这种变化出发,要求教育加强与社会的联系,谋求在儿童观、教材观和教学方法上的彻底改造。作者认为脱离实际的、狭隘的旧教育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把各种主动作业、自然研究、科学常识、艺术、历史等引进学校,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引导和训练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作者反对旧教育的消极的“儿童观”,认为它使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课程和教师身上,主张进行“哥白尼式的革命”,把学校的重心转移到儿童生活上来。杜威尖锐地抨击了传统课堂教学方法,称之为“静听”的教学,很少给儿童活动的余地。主张教学应以儿童的本能活动为中心,围绕儿童的活动来组织教学。杜威的教育思想反映了美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教育上相应的革新,对美国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敦煌往事
《敦煌往事》的日版书名为《敦煌物语》，是日本知名作家、夏目漱石弟子松冈让致敬敦煌的心血之作，为日本“敦煌热”三大标志性作品之一。 全书围绕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中被发现的的经卷文物展开，以史实为基础，讲述了英、法、日三国探险队在敦煌盗宝的经过，如实记录了 “文化侵略古战场”的敦煌往事。 作者笔下既有对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华尔纳等盗贼行径的批判，也洋溢着对敦煌的挚爱与痴情。
思想录
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著。中译本全书名为《思想录——论宗教和其它主题思想》,这是作者生前尚未完成之作,主要部分写于1659年9月至12月,以格言、笔记的形式写成近千条。全稿由其亲友整理,波·罗雅尔(Port Royal)修道院删定出版于1670年。后来又经过许多学者的整理、注释,其中以布伦士维格(LeonBrunschvicg)本最为精审。将其归类整理分为十四篇。全书写于帕斯卡皈依宗教之后,反映出他对宗教和人生哲理的思考。认为理性就是人的尊严,人之所以高贵在于人有思想,人虽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却没有认识到永恒的绝对不矛盾的真理,因而人应当信仰上帝,这将使人的认识更为深刻。在道德上主张以上帝的意志作为评判善恶的标准,人应当遵守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两条原则,人性有两方面,人应当束缚自己的欲望,信仰上帝将会使我们幸福。主张中庸、节制。在书中他还以大量篇幅探讨了宗教、教义等问题。这本书反映了17世纪科学与理性力量,正在从宗教中强大起来的社会状况,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本人的思想方法使全书带有一种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的悲观色彩。但这本书仍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与蒙田《散文集》和培根的《论说文集》并称为三大哲理散文。
蜀乱述闻
自东南军起，四川独称完富，是以调饷恒仰于蜀。乃咸丰九年，忽有蓝、李之乱。蓝、李者，蓝朝鼎、李永和。居南昭通大关，以私贩鸦片，往来叙州，为老鸦滩汛弁所觉，以赂免。宜宾典史于育金羡之不满所欲，则告县令汪觐光、千总胡安邦，诱新场烟贩至郡，置之狱。其党初谋劫狱，既闻奉批照屯积例斩，于是其党聚众起事。时承平日久，州县不知兵，奸民和之，遂陷筠连、高县、庆符。知县武来雨仰药死，势益披猖。时有凤山将军署总督、檄提督马天贵守叙府之真武山及吊黄楼，至石梯桥，遇蓝、李，败死。蓝、李长驱而西，杀都司余振海于犍为之箭板场，副将张万禄败死于荣县之黄石坡，遂据五通桥为巢穴，掠盐丁为兵。
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一名《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长篇小说。清张竹坡(1670—1698)评。竹坡名道深，字自得，号竹坡，铜山(今江苏徐州)人。此书为《金瓶梅》评本，评者继承冯梦龙“四大奇书”之说，称此编为“第一奇书”，故名。张氏以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底本，用眉批、行间夹批、行内夹批形式揭示《金瓶梅》之艺术成就。以为该书为“世情书”、“史公文字”，而非淫书。充分肯定该书描绘市井社会逼真如画，刻画人物“各不相同”，艺术手法丰富多姿。书前有《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冷热金针》等总评文字，每回前有“回评”。张氏因袭崇祯本对《金瓶梅词话》本有所改动，并在语言上对崇祯本小有润饰、改动，如改“胡僧”为“梵僧”、“虏患”，为“边患”，“金虏”为“金国”之类，或可能出于清初政治之考虑。日本人鸟居久靖谓“此书居于第一奇书中的善本”(《金瓶梅版本考》)。有康熙三十四年(1695)本。一九八七年齐鲁书社出版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本。
论语笔解
二卷，旧题唐韩愈、李翱同注。唐以来对此书说多异同，参校各说，疑此书为韩愈注《论语》前所作的笔记心得，李翱亦间有讨论，附于其间，后人得之，刊刻而成，而以韩曰、李曰分别两人之说。韩愈、李翱学术观点相近，二人所解基本看法相同。韩、李讲性，因而多用以解说《论语》，如解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说：“天命之谓性，《易》者，理性之书。先儒失其传，唯孟轲得仲尼之蕴。”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该书则解释说，不闻并不是没听说，而是“少克知”之义。孔子是讲性与天道的，只是弟子中少有知道的。韩、李的笔解，实是为自己的性命说，从孔子那里去找证据。有《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