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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直解
军事理论书。明刘寅撰。三卷。寅,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洪武间进士。《三略》,旧题黄石公撰,已著录;刘寅为其作注,遂成此编。寅注以黄老思想为准,参校诸本,考其异同,时有发挥,故《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务在沈(沉)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其所注之书皆名《直解》,《尉缭子直解》已著录,此又其所注书之一种。今本《三略直解》分上、中、下三卷。卷上首有一段文字叙《三略》作者及授受源流,谓 《三略》本太公书,而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 (张良),其说本宋真德秀,误袭旧说,了无新意。然辨宋张商英 《素书》之伪,诚为至当。故《四库提要》评其前谓《三略》真出太公云云,“则其诬与商英等矣”。
囤鱼肝油者
孙了红著。悬疑推理类小说。据说是这样：一个素不害病的人，不害病则已，一旦害病，要比一般人更重。不知道这种说法，到底是否有理。而这一次，我们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却遭遇到了类如上述的事情。这个故事中的主角，连名带姓，叫做余慰堂。这里并不说他真的害什么病，而是记着他所遭遇到的一件事。我们这个主角，一生所走的路，都是平坦顺利的路，从来不曾遇到一件事情，可以称为奇事。然而这一次，他竟遇到一件事情，比任何人所遇到的奇事还要奇。你们曾在古书上，看到过那些借尸还魂之类的故事吗？那些不很可信的故事，大半含着一些骇人的意味。根据传说，有些人在某种情形之下，自己的灵魂竟会走进另外一个躯壳而演出许多骇人听闻的奇事！
天女散花
清代白话长篇神魔鬼怪小说。全称《幻情小说天女散花》,又名《奇情小说天女散花》。十二回。不题撰人。成书于清末。现存主要版本有上海振圜小说社石印本;1924年求石斋书局石印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明清神话小说选》排印上海振圜小说社石印本,1992年辽沈书社“中国神怪小说大系”《天女地魅》排印求石斋书局石印本。唐僧师徒取经归来后,又至西天佛国,得如来佛祖加封。佛祖请诸佛献策,剿灭妖魔鬼怪。大首罗汉建议请瑶池天女下凡,见妖魔剿灭警化,见善良散花消灾。天女领旨,往甘露寺极乐花园采了十万八千朵仙花,同四位仙娥携带花篮腾云向东而去。
雨村曲话
古典戏曲论著。2卷。清人李调元著。这部论著上卷重在议论元代作家、作品，下卷重在议论明、清作家、作品，但多摘引前人的论述以表达自己的戏曲见解，其中作者亦有不少发挥。在上卷中他高度赞扬了《西厢记》的艺术成就，认为其“宜乎为北曲压卷也”。他认为《琵琶记》“体贴人情，描写物态，皆有生气，且有裨风教，宜乎冠绝诸南曲”。这些评论都体现了李调元的识见。下卷中，在评论明、清人作品时他指出：“曲不欲多，白尤不欲多骈偶”。“曲始于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盖作曲自有一番才料，其修饰词章，填塞故实，了无干涉也。”他指出“自梁伯龙出，始为工丽滥觞”。他批评吴音一派“竟为剿袭”，“不惟曲家本色语全无，即人间一种真情话，亦不可得”。他还记录了李渔、洪昇、孔尚任剧作在当时盛行的情况。对同时代的曲作，他以为蒋士铨曲“为近时第一”。他的这些见解都有可取之处。《雨村曲话》曾收入清乾隆时李调元自己辑刻的《函海》，此本在清代嘉庆、道光、光绪年间都曾一再校刊。另外又有清末无名氏《曲话三种》所录抄本。《曲苑》、《重订曲苑》、《增补曲苑》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本皆源于《函海》本。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
白寿彝总主编，共12卷、22册，1400余万字，系统地论述了自远古时代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本书开创了一种新的综合体史书体裁，其中包括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图版语表体、史论体及章节体。全书从1979年开始，在数万名专家学者20年的努力下，于1999年全部出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部头最 大、水平最高的一部通史著述。《中国通史 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下）》本卷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分为甲、乙、丙三编，甲编序说，叙述了文献资料情况及学术界的研究概况；乙编综述，概略地勾画了这一时期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丙编典志，对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外国对华投资、国家垄断资本、民族资本、新民主主义经济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作了重点论述。下册丁编主要是人物传记，收入了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及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卓有成就者的传记。另有科技方面的专题论述，对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的近代发展情况作了系统的介绍。
两汉笔记
《四库简目》：《两汉笔记》十二卷，宋钱时撰。皆评论《汉史》，前数卷，论颇苛刻，类胡寅《读史管见》，后数卷乃渐近人情。其谓井田封建必不可行，识在南宋讲学诸人之上。《四库总目》：《两汉笔记》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钱时撰。此书皆评论《汉史》，嘉熙二年，尝经奏进，前有尚书省劄称十二卷，与此本合。叶盛《水东日记》以为不完之本，非也。其例以两《汉书》旧文为纲，而各附论断于其下。前二卷颇染胡寅《读史管见》之习，如萧何收秦图籍，则责其不收六经。又何劝高帝勿攻项羽，归汉中，则责其出于诈术。以曹参文帝为陷溺于邪说，而归其过于张良。于陆贾《新语》，则责其不知仁义。皆故为苛论，以自矜高识。三卷以后，乃渐进情理，持论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于张良之谏封六国后，论封建必不可复，郡县不能不置，于董仲舒请限民名田，论井田必不可行，于文帝除肉刑亦不甚以为过。尤能涤讲学家胸无一物，高谈三代之窠臼。至其论董仲舒对策以道之大原不在天而在心，则金谿学派之宗旨。论文帝以客礼待呼韩邪，论光武闭关谢西域，皆极称其能忍善让，则南渡和议之饰词。所谓有为言之者，置而不论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