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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山西通志
山西地方志。清觉罗石麟等修,储大文(1664—1743)纂。二百三十卷。石麟为正红旗人。监生。历官都御史、山西巡抚。大文字六雅,号画山,江苏宜兴人。康熙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著有《存砚楼集》。修纂者奉旨为《一统志》备采,以其时山西九府十州六十三县地理山川与上下数千年历史人文为内容,参以旧志,另修新志。历时五年,雍正十二年(1734)成书。约五百万字。志分图考(含省、府、州及风景图四十幅)、星野(含天文图十三幅)、沿革、疆域、山川、水利、田赋、风俗、物产、武事、古迹、职官、名宦、人物、艺术、祥异、艺文、杂志等四十门。以详考山西古今地名变迁、巨姓氏族支系和广载典籍书目优于旧志。大文先有《存砚楼集》为考订舆地之力作,故于志山川形势颇得其要领。辨证门以历代地理名著考证阳曲、上党、云朔等上千历史地名的沿革变化。关隘门详列雁门、偏头、壶口、宁武等三千余关堡墩寨。氏族门考其时山西柳、薛、裴、阎、狄、武等四百余巨姓的世系来源及历代迁徙;及以经、史、子、集四类列晋地书籍一千五百余种,均为重要人文史料。有雍正十二年(1735)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嘉庆十六年(1811)校刊本。
佛道散论
宗教哲学学术论文集，作者是蒙文通。本书主要讲述作者对宗教哲学的研究，收入论文十余篇。其中包括深受近代唯识派大师欧阳渐推崇并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两篇佛教方面的文章，以及道教、道家研究的若干篇文章。可以看作蒙文通宗教研究的论文总集，也是他宗教哲学研究成果的代表。
田赋考辨
一卷。清李塨(1659—1733)撰。李塨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举人，晚年授通州学正。李氏与其师颜元主张“经世致用”，世称“颜李学派”。李氏之《周礼传注》等书，《四库总目》已著录。本书系李氏所作四考辨(《郊社考辨》、《宗庙考辨》、《禘祫考辨》及是编)之一。四考辨中《四库总目》仅著录《郊社考辨》。《田赋考辨》对田赋详加考证，并对世人关于《周礼》田赋的八种指摘，依据经文“一一析之以理”。关于《周礼》为伪书之说，李氏认为这是“徒见《左传》杜注一段有‘周礼’二字，误以为《周礼》文，而遽加诋娸”，指出了此说症结所在，见解甚深。又辨“乡、遂公邑赋人不赋车”之说，分析孔颖达疏义及经文甚详，认为孔氏“七十五人出一乘”之说为臆度; 辨车徒之数，反对 “古兵制一车十人”之说，广引《诗》、《书》、《左传》、《齐语》韦昭注之文，证明车徒之数没有一定的制度。李氏所辨多本于经义。其说与毛奇龄相合。有清刊本。
洞天清录
又称《洞天清禄集》。一卷。宋赵希鹄(生卒年不详)撰。赵希鹄，开封(今属河南)人。生平事迹不详。据《宋史·世系表》可知其为宋太祖赵匡胤后人。此书所论皆鉴别古器之事，分古琴辨三十二条，古砚辨十二条，古钟鼎彝器辨二十条，怪石辨十一条，砚屏辨五条，笔格辨三条，水滴辨二条，古翰墨真迹辨四条，古今石刻辨五条，古今纸花印色辨十五条，古画辨二十九条。大抵洞悉源流，辨析精审。如谓刁斗乃行军炊具，今世所见古刁斗乃王莽威斗之类，为厌胜家所用;又谓今所见铜犀牛、天禄、蟾蜍之属，皆古人以贮油点灯，今人误以为水滴等，援引考据，皆为确凿。《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书为“赏鉴家之指南”，其言不虚。明朝宁献王朱权甚重其书，曾为刊版于江西。今传《格致丛书》、《唐宋丛书》、《奚囊广要》、宛委山堂《说郛》、《四库全书》本作 《洞天清录》一卷，《读画斋丛书》、《海山仙馆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美术丛书》、商务印书馆《说郛》作 《洞天清录集》一卷。
苍生司命
综合类著作。明虞抟(1438—1517)辑。八卷，卷首一卷。抟有《医学正传》已著录。卷首，有经论总抄、四言举要、内景图解、风寒感冒、药性五篇。其经论总抄，摘录中医基础理论有关内容，如天地阴阳、人身造化、脉病治法、五脏六腑等；四言举要，以四言绝句，阐发脉理； 内景图解，为人体解剖图说，述脏腑形态及生理功能；风寒感冒，述六经分证论治；药性，述二百四十种药物的性味、功能。继则分为元、亨、利、贞四集，八卷。分载中风、中暑、内伤饮食、七情、痰证等六十八种病证。以内科杂证为主，兼及五官、口腔、外、妇科等病证。每证先列病候，继则博采前哲之论，参以己见，以论述病因、病机、治则、方药。有论有方，纲目清晰，便于检阅。有康熙十六年(1677)徐开先等校订刊本。
西太后艳史演义
章回体小说，全书共32回，以清朝道光十六年到宣统元年为时间跨度，讲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叶赫那拉 慈禧的一生。其中既有慈禧荒淫无度的艳史生活，书中有大量男女床笫云雨之欢、交合之悦的情节和场面（比如慈禧[兰儿]与咸丰、荣禄、洋人等的性爱），基本上是一部黄色淫秽小说；又有社会历史演变的广阔画卷，丰富大气的清末宫廷生活展示，是借“一部风流新艳史”，来“在野史中说法历史”的典型作品。作者通过形象塑造和情节推进，从内因及外因中总结出历史的教训，这是难能可贵的，也因而使这部小说有了它的生命力。不过，该书在写到太平天国时，对农民起义的看法，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性，这是应该指出的。作者在小说中提出“再不革命，是无天理；再不革命，是无国法；再不革命，是无人情；再不革命，这严复提的世界，要变做阿鼻地狱”。这一“革命”思想，使它被列为民国时期禁止出版之书，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大禁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