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两位表哥
爸从青岛回到天津不久，我的两位冯姓表哥也来了。爸请他们一起吃晚饭。家人都很高兴，因为有将近两年没见他们了。
妈在厨房忙开了，她知道两位表哥口味高，得让他们吃好、喝好。
“张妈，洗酒杯了吗？老爷可不许酒里掺水，一滴都不成。”
“记着哪，”张妈说，“我看这酒不够喝的，莲花白还剩一点儿，双溪陈酿也只半瓶，大表少爷又那么能喝，还得再打一坛子陈酿和虎骨酒。”
妈让张妈从地窖里拿一坛子陈酿，她说虎骨酒冬天喝好，这会儿都打春了。虎骨酒由黄榅桲和几种草药酿成，能舒筋活血，强身健体。
张妈拿了两大坛陈酿。酒坛用竹网包着，上面有两个竹提手，拎起来像个大篮子。坛口封了几层纸，上面糊着一层厚厚的泥。据说这种泥是精心调合的，专用来封酒，可使酒香不跑。
双溪陈酿有股特殊的香味，介于水果香与花香之间。我爱看他们先洗了手，然后小心地揭去封泥，刚一拿开盖子，屋里便溢满一股沁人的奇妙酒香。每当我嗅闻着山上浓郁的野花香和阳光送来各种植物的馨香时，总不禁联想起这种奇特的香味。
“我先尝尝，”妈接过一小杯酒。我见她的嘴唇红润好看，知道酒一定很香。妈把杯子递给我，说：“你着急了是不是？去摘些“笑兰＇的嫩花苞，撒在上面，等明儿早晨，就会香味扑鼻。若放在枕头底下，准保你梦着酒仙。”
妈说话常能丰富我们的想象。
妈耐心地看张妈把坛子里的酒倒进瓶子。这种酒瓶多由白镴或白银制成。中国黄酒用大米酿造，味似葡萄酒，喝前先放在热水里温一会儿。它常用来佐餐，能喝酒的人一顿饭就能喝上五六十杯。
两位表哥是大妈的侄子，都很有才华。我们在北京住时，他们常来。大表哥康贤比二表哥康光年长两三岁。他当过驻欧洲几个国家的总领事，通晓数国语言，回国时才三十五岁。虽然他常穿中山装，可他留的胡子和油亮的分头总让我们觉得他是个洋人。而且，他还爱拄着根文明棍，说话时横在手里，好像随时要打谁，有时令人讨厌。他进屋便脱了帽子，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倒使我们有机会戴着它玩。不过，我有点替他的秃头顶感到难过。
康光当时只有三十岁。他个子比康贤矮些，讲话很快，与论敌争辩，言辞犀利，诙谐睿智。他虽然年纪尚轻，可资历不浅，在北京上层社会很有地位。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而后因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相交甚厚，曾作为清朝末代皇帝的特使到南方与革命党人谈判。后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他是签名印在中国银行票据上的第一人。而且，他还和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配过戏。两位表哥天资聪颖，学知渊博，深得亲朋好友的敬重。
康光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已经功成名遂，但待人谦逊，从不倨傲。对孩子总是亲切和蔼，每次来我家，都问我们晚上去不去看戏，如果去，他便去买票。
两位表哥到的那天晚上，爸还没回来。妈在客厅里招待他俩，她已盼了好久。他们把妈看成是自己的姨妈，因为他们知道，妈同大妈是好友，而且抚养妈的潘家与他们冯家是亲戚。妈有什么问题决定不下来，都要问他们。她常对我们说：“这事得等你们表哥来了再定，他们见过大世面。”
“表妹，来跟我们说说话，”两位表哥热情招呼我们，“我们有好长时间没见了。”
“你们俩都坐我边上，”康贤表哥说，“都三年了，我记得上次见你时，你还梳着两条小辫，像个小娃娃。时间过得真快，现在都成大姑娘了。我听说，你还是个学生运动的头头。我是老了，从欧洲回到北京那天，去看姨妈，你在摇篮里睡得正香呢。”
“你们男人还那么怕老？”妈问。
“西方人不爱说出自己的年龄，”康贤说，“如果跟中国人似的，头一次见面，问一位英国或法国小姐多大了，非露怯不可。即便是个男人，第一次见面就问岁数，人家也不高兴。”
“西方人可真有意思,”妈叹了口气,“那他们也一定觉 得我们可爱，是不是？”
“听说你们都在为学生运动出力，”康光转向妈，说，姨妈，真该祝贺您，眼下要想超过别人，除了学习，还得干点实事。竞争比我们年轻时重要多了，男女都一样。”
“梅表妹，听说你想上洛克菲勒医学院，这主意不错，”康贤打断话头说，“我前天去东城，看到了富丽堂皇的北京协和医院，翠绿的琉璃瓦，大理石的柱子和台阶，门窗漆得鲜艳猩红，华美壮观。我要是年轻十岁，变着法儿也得进去享享福。你想，从外面看，辉煌如皇宫，里面都是现代化的设备，热澡、冷浴、空调、电气炉子，中餐、西餐，随你吃。”
我和梅听得入了迷。妈一直在想孩子的入学问题。
“看不出你这么喜欢协和医院，”康光开玩笑说，“干脆你假装生病，我把你送进去享清福。”
“只怕你嫂子不干,”康贤打趣说,“你没听说,那儿的护 士都很漂亮，她们全是大家闺秀，风韵迷人，思想开放，会讲外语，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姑娘。”
“你对协和医院这么了解，好像跟那儿呆过。你不怕我们把你说的告诉太太？”妈说。
“我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去过一两次，是看一位病友，只能呆一刻钟，就这些。”
我们都笑了。这时，爸进来了。
“什么事这么开心？”爸把帽子和外衣交给妈说。“接着说，我就爱跟家里听你们说笑话，整个下午跟那帮诗人在一起，无聊透了。”
爸躺在长沙发上，这是他从以前天津德国租界的家具店买来的。他想躺着舒舒服服地听我们聊天。
“哪来的那些无聊的诗人？是银行家还是军阀？”康光问。
“都有。他们以前只想赚钱，钱赚多了，就来买名誉。他们觉得写诗不错，可以扬名，还以为写诗同赚钱一样有天分。”
“我敢说那些人的诗乏味之极，真庆幸回家能摆脱那帮所谓的诗人。”康贤说。
“够扫兴的，瞧这一包都是他们的诗。”爸说。
“姑夫，我要是你，就把这包扔到火炉里。”康光叹了口气。
“九姐去年跟三妈去了上海，上了个特别时髦的学校。那个学校还教英语、法语，每年都培养出一大批时髦小姐，能歌善舞，有的还弹得一手好钢琴。”
“这种学校是专为时髦女孩开的，”表哥说，“重复你的话，对国家一点用没有，对九妹也没好处。”他转向妈说：“我看让梅表妹去学医，她将来准是个好医生。”
康光的判断十年之后得到证实。九姐成了交际花，与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并不幸福。梅成了著名医生，同一位知名科学家结婚。我真为她骄傲。
康贤回北京前，又来看我们。那是个下雪的星期天，除了爸，我们都在家。花园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硕大的假山石看去好似北极的一个小岛。家里的两条蒙古黑犬那天可着劲儿地撒欢，在花园里蹿上跳下，雪地上留下斑斑点点的狗爪印。我爱看狗在一起戏闹，更爱看它们撕咬。客厅里飘散着梅花、水仙和菊花的香气。猫咪躺在俄式大火炉旁，沉沉地打着鼾。妈正在竹绷子上绣着花，绣针穿过绷子的声音正好与猫的鼾声合拍。这种静谧的和谐，常使我想起北京。
突然，我们听到火车驶过。我们家离车站只有二里地。妈放下绷子，叹了口气：“我就是受不了这汽笛声。”
“那干吗不回北京？”康贤从屏风后面转出来说。他先进了爸的书房，爸不在。“她们该在北京上学，你和姑父也都没必要住这儿，尤其是姑父，成天跟那帮军阀费唾沫，能受得了。他们现在正想拉他入伙，对他没好处。我劝劝他跟你们一起回北京。”
“就怕小六从南方回来不让他走，她儿子跟这儿上学。”妈说。
“我看姑父对那孩子根本不上心，不爱搭理他。那孩子太笨，考试两次不及格了。让他们娘俩呆在天津，甭管他们。”
听康贤这么说，我特别高兴。但看出，他对爸感到惋惜。
爸回来以后，康贤跟他谈了好长时间。爸听得很专心，并说来年（那年是1929年）回北京。他让康贤在我们回去前跟北京找一处小点的房宅。
我和梅姐听到爸的决定高兴坏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俩跑到花园，跟那两条大狗可着假山石上下追着玩。花园里装上了电灯，照得通明。小树、山石、花坛和西式台阶、阳台上，披着一层白雪，银装素裹，晶莹皎洁，真是迷人。我以前竟从未注意过。
“住在北京，能去西山看雪景了。”我说。“下雪天，我们去长城吧。”梅姐说。
“看那无垠的山峦披着白雪，天放晴了，还能看到野鹿奔逐跳跃。白鹤、金鹰从紫禁城飞到郊外。”
“春天来时，御花园里有美丽的孔雀伴行漫步。”“怎么会呢？”我问。
“你不知道御花园已经开放了？”
我在脑子里编织了一幅美丽的地毯，上面有辉煌的宫殿，富丽的园林，到处是鲜花、孔雀、白鹤、金鹰。金鱼在荷塘戏水，牡丹花色彩艳丽，雍容华贵，芳香怡人。在戏院、茶馆、寺庙和各种市集，都能见到一张张亲切和蔼的笑脸。环绕京城北部的西山、长城，给人一种安全感。这是春天的画卷。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