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03 以梦为马 归去来兮
《琵琶记》的演出
凭一股热心，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
一九二四年秋我到了麻州剑桥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先是和顾一樵先生赁居奥斯丁园五号，半年后我们约同时昭沄、徐宗涑几位同学迁入汉考克街一五九号之五，那是一所公寓。这公寓房子相当寒碜，号称有家具设备，除了床铺和几具破烂桌椅之外别无长物，但是租价低廉，几个学生合住不但负担较轻，而且轮流负责炊事，或担任采购，或在灶前掌勺，或专管洗碗洗盘，吵吵闹闹，颇不寂寞。最妙的是地点适中，往东去是麻省理工学院，往西去是哈佛大学，所以大家都感到满意。在剑桥的中国学生，不是在哈佛，就是在麻省理工。中国学生在外国喜欢麇居在一起，一部分是由于生活习惯的关系，一部分是因为和有优越感的白种人攀交，通常不是容易事，也不是愉快事。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强烈的团体精神，实在是形势使然。我们的公寓，事实上是剑桥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来往过客也常在我们这里下榻，帆布床随时供应。有一天我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扑嗤扑嗤地冒泡，潘光旦带着另外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死乞白赖地要讨一顿面吃，我慨然应允，我在小碗炸酱里加进四勺盐，吃得大家拧眉皱眼，饭后拼命喝水。
平时大家读书都很忙，课外活动还是有的。剑桥中国学生会那一年主持人是沈宗濂，一九二五年春天不知怎的心血来潮，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一樵和我身上。讲到演戏我们是有兴趣的。我和一樵平素省吃俭用，时常舍得用钱去看戏，波士顿的Copley Theater是由一个剧团驻院经常演出的，我们是长期的座上客，细心观摩他们的湛深的演技。我悟得一点诀窍，也就是哈姆雷特奉劝演员的那些意见，演出时要轻松自然，不要过于剑拔弩张，不要张牙舞爪，到了紧要关头方可用出全副力量，把真情灌注进去。我们有一次看了谢立敦的《情敌》，又有一次看了品奈罗的《谭克雷续弦夫人》，看到表演精彩之处真如醍醐灌顶。我们对于戏剧如此热心，所以学生会筹划演戏之议我们就没有推辞。
一樵真是多才多艺，他学的是电机工程，念念不忘文学。诗词小说戏剧无一不插上一手。他负起编剧责任，选定了《琵琶记》。蔡伯喈的故事，流传已久，各地地方剧常常把它搬上舞台，把蔡伯喈形容成一个典型的不孝不义的人物。南宋诗人刘后村的“斜阳古道柳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是大家都熟知的一首诗。明初高则诚写《琵琶记》，就是根据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编的，不过在高则诚的笔下蔡中郎好像是一个比较可以令人同情的读书人了。全剧共二十四出，辞藻丰赡。一樵只是撷取其故事骨干，就中郎一生，由高堂称庆到南浦嘱别，由奉旨招婿到再报佳期，由强就鸾凰到书馆悲逢，这三大段正好编成三幕，用语体写出，编成之后由我译成英文。《琵琶记》的原文，非常精彩，号称为“南曲之祖”，其中唱词尤为典丽，我怎能翻译？但是改成语体，编成话剧，便容易措手了。于是很快地译好，送到哈佛合作社代为复印多份，脚本告成。波士顿音乐院里一位先生（英籍）帮我们制作布景，看到剧本，问我：“这是谁译的？”我佯为不知，他说译文中有些美国人惯用的俗语羼杂在内，例如“Go ahead”一语就不宜由一位文士对一位淑女来讲。我觉得他说得对，就悄悄地改了。
演员问题，大费周章。女主角赵五娘，大家一致认为在波士顿附近的威尔斯莱女子学院的谢文秋女士最适宜于担任。谢小姐是上海人，风度好，活泼，而且口齿伶俐。她的性格未必适于这一角色，但是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她慷慨地答应了。男主角蔡伯喈成了问题，不是找不到人，是跃跃欲试的人大有人在。某一男生才高志大，又一位男士风流倜傥，都觉得扮演蔡伯喈胜任愉快。在争来争去的情形之下，一樵和我商量，要我出马。我提出一项要求，那就是先去征询谢小姐的意见，看她要不要这样的一个搭档。她没有异议。
我们的演员表大致是这样：
蔡中郎 梁实秋
赵五娘 谢文秋
丞相之女 谢冰心
牛丞相 顾一樵
丞相夫人 王国秀
邻人 徐宗涑
疯子 沈宗濂
此外还有曾昭抡、高长庚，波士顿大学的两位华侨女生，都记不得担任的是什么角色了。我们是一群乌合之众，谁也没有多少经验，也没有专人导演，就凭一股热心，课余之暇自动地排演起来。
服装布景怎么办？事有凑巧，前此不久纽约的中国同学会很成功地演出了一出古装话剧《杨贵妃》，事实上我们的《琵琶记》也是受了《杨贵妃》的影响。主持《杨贵妃》上演的都是我们的朋友，如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等，所以我们就驰函求助。杨剧服装大部分是缝制之后由闻一多用水彩画不透明颜料画上图案，在灯光照耀之下华丽无比，其中一部分借给我们了。杨贵妃是唐朝人，蔡伯喈是汉朝人，服装式样有无差别，我们也顾不了许多。关于布景，一多有信给一樵：
一樵：
舞台用品……布景也许用不着我亲身来波城。只要把剧本同舞台的尺寸寄来，我便可以画出一套图案，注明用什么材料怎样的制造。反正舞台上不宜用平面的绘画，例如一个窗子最好用木头或厚纸制一个能开能阖的窗子，不当在墙上画一个窗子的模样，因为这样会引起错误的幻觉。总之，我把图案制就了，看他的构造是简单或复杂。如果不能不复杂，一定要我来，我是乐于从命的。再者也请你告诉我你们在布景和服饰上能花多少钱。
一多问好
事实上一多在布景的绘图上尽了力，但是他没有到波士顿来。来的是余上沅和赵太侔。余上沅是熟人，他是我们同船到美国来的，他的身份是教务处职员奉派随船照料我们的，他来到美国进入匹兹堡戏院艺术学院，翌年到了纽约。赵太侔则闻其名而尚未谋面，一多特函介绍他给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太侔这个人是真正的“a man of few words”（一个不大讲话的人），千万别起误会，以为他心有所愠。果然，太侔一到，不声不响，揎袖攘臂，抓起一把短锯，就锯木头制造门窗。经过他们二位几天努力，灯光布景道具完全就绪。
我们为了慎重起见，上演之前做一次预演，特请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点。他很认真负责，遇到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大声喊停予以解说。对演员的部位尤其注意，改正我们很多的缺点。演到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的时候，这位导演先生大叫：“走过去，和她亲吻，和她亲吻！”谢文秋站在那里微笑，我无论如何鼓不起这一点勇气，我告诉他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他摇头不已。预演完毕，他把我拉到一边，正经地劝我说：“你下次演戏最好选一出喜剧，因为据我看你不适于演悲剧。”话是很委婉，意思是很明显的。我心里想，《琵琶记》不就是喜剧么？我又在想，这一次真是逢场作戏，难道还有下次？
上演的那天早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丁绪宝先生红头涨脸地跑来说：“你们今晚要演出《琵琶记》，你们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么？蔡伯喈家有贤妻，而负义糟糠，停妻再娶，是一位道地的多妻主义者。你们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岂不要遭外人耻笑，误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多妻主义者？此事有关国家名誉，我不能坐视，特来警告，赶快罢手，否则我今晚不能不有适当手段对付你们。”我们向他解释，我把剧本一份送给他请他过目，并且特别声明我们的剧本是根据高明（则诚）的名著改编的。相传“有王四者，明与之友善，劝之应试，果登第，王即弃其妻而赘于不花太师家，明恶之，因作《琵琶记》以寓讽刺”。这样说来，《琵琶记》是讽刺。而且历史上的蔡中郎是怎样一个人姑不具论，单自高明写的蔡伯喈有怎样的谈吐：
“闲藤野蔓休缠也，俺自有正菟丝、亲瓜葛。”
“纵有花容月貌，怎如我自家骨血？”
“漫说道姻缘事果谐凤卜，细思之，此事岂吾意欲？有人在高堂孤独，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兀的东床难教我坦腹！”
“几回梦里，忽闻鸡唱，忙惊觉，错呼旧妇，同问寝堂上。待朦胧觉来，依然新人鸳帏凤衾和象床。怎不怨香愁玉无心绪？更思想，被他拦当，教我怎不悲伤？俺这里欢娱夜宿芙蓉帐，他那里寂寞偏嫌更漏长！”
像这样的句子都可以证明高则诚没有把蔡伯喈形容成为负心人。我最后声明，我是国家主义者，我的爱国心绝不后人。丁先生将信将疑，悻悻然去，临走时说：“我们走着瞧！晚上见！”这一整天我们心情很不安。
这一天是三月二十八日，晚间在波士顿美术剧院正式演出。观众大部分是美国人士，包括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我国的学生及侨胞来捧场的亦不少，黑压压一片，座无虚席，估计在千人左右。先由在波士顿音乐学院读书的王倩鸿女士致开会辞，中国同学会主席沈宗濂致欢迎词，郭秉义先生演说，奏乐。都说了些什么，已不复记忆。上演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不愧为学生演戏。一声锣响，幕起，一幕，二幕，三幕，进行得很顺利，台上的人没有忘掉戏词，也没有添加戏词，台下的人也没有开闸，也没有往台上抛掷鸡蛋番茄。最后幕落，掌声雷动，几乎把屋顶震塌下来。千万不要误会，不要以为演出精彩，赢得观众的欣赏，要知道外国人看中国人演戏，不管是谁来演，不管演的是什么，他们大都只是由于好奇。剧本如何，剧情如何，演技如何，舞台艺术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红红绿绿的服装，几根朱红色的大圆柱，正冠捋须甩袖迈步等等奇怪的姿态……《琵琶记》有几个人懂得，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剧中原有插曲一阕，有赵五娘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唱词阙，意思是由演员自己选择。结果是赵五娘用四季相思小调唱“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是唐朝的贺知章作的，唱的人赵五娘是东汉时人，这是多么显著的时代错误！事后也没有人讲话。
曲终人散，我们轻松愉快地到杏花楼去消夜。楼梯咚咚响，跑上了一个人，又是丁绪宝先生，又是红头涨脸的，大家为之一怔。他走到我们面前，勉强地一笑，说：“你们演得很好，没有伤害国家的名誉，是我误会了，我道歉！”随后就和我们握手而退。这一握手，使我觉得十分快慰，丁先生不但热爱国家，而且勇于认错。翌日《基督教箴言报》为文报道此一演出，并且刊出了我的照片，我当然也很快慰，但是快慰之情尚不及丁先生的那一握手。
闻一多事后写信给我，附诗一首：
实秋饰蔡中郎演《琵琶记》戏作柬之
一代风流薄幸哉！钟情何处不优俳？
琵琶要作诛心论，骂死他年蔡伯喈！
海啸
日出日落，日升月沉的海上生活
一九二三年八月清华癸亥级学生六十余人在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放洋。有好多同学有亲友送行，其中有些眼睛是红肿的，船上五个人组成的小乐队奏起了凄伤的曲调，愈发增加了黯然销魂的情趣。给我送行的只有创造社的几位，下船之后也就走了。我抚着船栏，看行人把千万纸条抛向码头，送行的人拉着纸条的另一端，好像是牵着这一万二千吨的船不肯放行的样子。等到船离开了码头，纸条断了，送行的人群渐渐模糊，我们人人脸上都露出了木然的神情。
天连水，水连天，不住地波声漰滂。好多只海鸥绕着船尾飞，倦了就浮在水上。一群群的文鳐偶然飞近船舷，一闪而没。我们一天天地看日出日落，看月升月沉。
船上除了我们清华一批人外，有三位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一个是许地山（落华生），一个是谢婉莹（冰心），一个是一位“陶大姐”。许地山是福建龙溪人，生于一八九三年，出国这一年该是三十岁，比我们长几岁。他是生长在台湾的彰化，随后到大陆求学的。说来惭愧，我那时候对台湾一无所知，倒是在读英文绥夫特《一个小小建议》中的时候看到萨曼那泽的记述，据说台湾有吃活人的习惯，虽明知那是杜撰胡说，总觉得海陬荒岛是个可怖的地方。所以我看见许地山就有奇异的联想。而许先生的仪表又颇不平凡，蓬松着头发，凸出的大眼睛，一小撮山羊胡子，八字脚，未开言先格格地笑。和他接近之后，发觉他为人敦厚，富热情与想象，是极有风趣的，许多小动作特别令人发噱。他对于印度宗教，后来对于我国道教，都有深入研究。他的文学作品，如《无法投递的邮件》《缀网劳蛛》《空山灵雨》，无不具有特殊的格调与感人的力量。谢冰心，福建闽侯人，一九〇一年生，受过良好的家庭与教会学校的教育，待人温和而有分寸，谈吐不俗。她的《超人》《繁星》《春水》，当时早已脍炙人口。
除了一上船就一头栽倒床上尝天旋地转晕船滋味的人以外，能在颠簸之中言笑自若的人总要想一些营生。于是爱好文学的人就自然聚集在一起，三五个人在客厅里围绕着壁炉中那堆人工制造的熊熊炉火，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不知是谁提议，要出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三天一换，内容是创作与翻译并蓄，篇幅以十张稿纸为限，密密麻麻地用小字誊录。报名定为《海啸》，刊头是我仿张海若的“手摹拓片体”涂成隶书“海啸”二字，下面剪贴“杰克逊总统号”专用信笺角上的轮船图形。出力最多的是一樵，他负起大部分抄写的责任。出了若干期之后，我们挑拣了十四篇，作为一个专栏，目录如下：
《海啸》 梁实秋
《乡愁》 冰心女士
《海世间》 落华生
《海鸟》 梁实秋
《别泪》 一樵
《梦》 梁实秋
《海角底孤星》 落华生
《惆怅》 冰心女士
《醍醐天女》 落华生
《纸船》 冰心女士
《女人我很爱你》 落华生
《约翰我对不起你》 C．Rossetti梁实秋译
《你说你爱》 Keats CHL译
《什么是爱》 K．Hamsun一樵译
在船上张贴壁报，还要寄回国内发表，是青年的创作欲还是发表欲，我也不很清楚。我只觉得在海中漂泊，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一吐为快。《海啸》一诗中最后六行是这样的：
对月出神的骚士！你想些什么？
可是眷念着锦绣河山的祖国？
若是怀想着远道相思的情侣——
明月有圆有缺，海潮有涨有落。
请在这海上的月夜，把你的诗心捧出来，
投入这水晶般的通彻玲珑的无边天海！
使用“海啸”两个字的时候，至少当时的我是不求甚解的。“海啸”用英文讲是tidal wave或tidal bore，是由地震而引起的汹涌的大浪。与“龙吟虎啸”的“啸”迥异其趣，与“琴酒啸咏”之“啸”更大相径庭。风平浪静地在大海上航行，根本没有地震，哪里来的海啸？但是，不。就在我们抵达彼岸的那天，九月一日，早餐桌上摆着一张电讯新闻，赫然写着日本东京大地震，并且警告海上船只注意提防海啸！东京这次地震很剧烈，死亡有十四万三千人之多，我们路过东京参观过的地方大部分夷为平地了。船驶近西雅图的时候，果然有相当强烈的风浪，像是海啸。
美国去来
美国有繁荣也有大患
一个走马看花的人没有资格写游记或是发表什么观感，何况我这一次到美国，来去匆匆，有甚于走马看花者。小学生到郊外踏青，归来之后奉老师之命一定要写一篇《远足记》。我未出国之前，编者先生就约定要我回来之后写一点东西，所以不得不妄谈所见，敷衍成篇，以免于交白卷。
三十几年前我到美国去过一次，去做学生，用的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当时虽然年纪小，心里还是老大的不是滋味。这一回旧地重游，心情当然不同，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可是有时候感觉到在“中华民国”四字之下还有打个括号加个“台湾”的字样之必要，这就使人很不舒服。在美国，我们经常被人称为来自台湾的人。事实上我们是来自台湾，人家给我们的称呼没有错，也不一定是含有恶意，我们也无须随时随地地像赴世运大会的代表团那样的抗议“正名”，可是心里颇不好受。在自己家里，可以关起门来做皇帝，出去走走，便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清醒一下，认识一下自己的真正面目。在地图的比例上，把台湾画得再大一些，也没有什么用处。夜郎王问汉使：“汉与我孰大？”传为笑柄。所不同者是我们本非夜郎，而有时竟比夜郎王更为可哂！让海外的冷风一吹，其不矍然以惊者几希！
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是他们的最大的污点。从前我曾亲身领教过，至今不敢忘。这一次我发觉情形比从前进步很多。虽然小岩事件至今未决，虽然我们的总领事在漂亮的住宅区购买房屋而遭邻人反对，一般的情形较比从前好些。至今是有知识的白人之能记起他们的立国理想者为数渐多。由肤色而引起的差别和歧视，短期间是无法泯灭的，可喜的现象是有知识有教养的白人大概都肯谈这个问题，敢面对现实，愿意谋求补救之道。这就有希望。
美国的繁荣，尽人皆知，三十年来的进步，亦历历可数。最显而易见的是楼加高了，从前的摩天大厦比新茁生的建筑矮了半截。圆形的、八角形的、锥状的、喇叭状的、平顶的、波浪形屋檐的、玻璃墙壁的，形形色色的摩登建筑出人不意地显露在各种场合。马路加宽了，四线式的公路到处皆是，两层花瓣形的平交道使得车辆免于横冲直撞而各行其是，汽车多到无处停放的程度，到城区购物先要老远地就解决停车的问题，找到停车的地方要付费，逾时要罚钱。车的形状、颜色争奇斗妍，有尾鳍翘得高高的，有作硬甲壳虫状的，有的大得像一节火车，有的小得只有三个轮子，翠绿的、酱紫的、枣红的、淡青的……一串串的在眼前穿梭似的驶过。热闹尽管热闹，但是有秩序。美国人的“开车的礼貌”是很值得欣赏的，红绿灯的管制固不必说，没有红绿灯的地方只消竖起一面“停”的牌子，汽车便乖乖地停住，看清楚前后左右确是没有妨碍方才前进。车躲避行人，不是行人躲避车。美国的“市虎”好像是非常驯服的，不大吃人。此外如吃的、穿的、用的，在在都表示富足、新颖、豪华，到处都有可供欣赏的窗橱。那“超级市场”是可爱的，里面干净、凉快，任凭取购，方便无比（扒窃之事偶然也有，但是不多）。
繁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两人领导起来的，是在一个环境里，一个传统中，一种风气下，大家辛苦努力获得的。要保持并发扬这种繁荣，需要继续辛苦努力。美国得天独厚，可是他们的辛苦努力，男男女女，上上下下，认真做事，也是很感动人的。美国的繁荣是普遍的，每一种享受差不多是被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所分享，并没有一个显明的特权阶级骑在人民的脖子上养尊处优。一个人努一分力，便赚一分钱，便有一分享受。因此每个人都在忙，忙着赚钱，忙着享受。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以赚钱多寡为衡量的标准，有一栋漂亮的房子、一辆漂亮的汽车、一件漂亮的皮大衣，便是成功的标志。忙是美国人的特征，因为时间即是金钱，甚至可以说时间即是生命。美国人也知道他们的生活太紧张，所以“度周末”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个节目。不过从我们“闲磕牙”“摸八圈”“一局消永昼”的民族来看，他们的度周末也还是够紧张的。我在海滨闲步，看见一辆汽车载着一家人去野餐，小孩满地打滚，掷棒球，女人忙着做饭，男人手持一根钢叉背着氧气筒扑通一声下海去捕鱼！夙兴夜寐，计较得失，如果与大自然完全绝缘，那种生活是太可怜了。美国人之喜爱旅行野餐，恰好多少补救了一星期孜孜为利的烦屑的生涯。
我们中国人对于勤俭起家的故事常常津津乐道。事实上美国人之在事业上成功而由于勤俭者亦颇不乏其例。但是就一般美国人讲，勤是公认的一项美德，俭则颇有问题。自奉而俭，在美国人看起来，好像是显得寒碜。“追求幸福”是美国《独立宣言》所标榜的一项生活目标。物质方面的享受是幸福的很大的一部分。享受要尽量地使之提前实现，苦痛要尽量地使之延缓，这是美国作风。所以，商业上的“分期付款制”乃应运而生。这种制度，不可小看它，实乃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大基石。分期付款即是欠账，美国人并不以欠账为可耻，只要他如期还账。在美国，几乎没有一样较为值钱的东西不可以分期付款。买飞机票出国旅行，亦可分二十个月付款，其他无论矣。收入较少的人，不必先行省吃俭用的苦苦积累，即可提前享受种种便利。当然，这种制度之普遍通行亦有其客观条件在，诸如社会安宁，币值稳定，相当高的国民道德水准，等等。
敏感的人看了美国的繁荣便不禁忆起古代的罗马。罗马鼎盛的时候，上层阶级真是席丰履厚，在历史上称之为骄奢淫逸，但是平心而论，尼罗皇帝才能举着啃嚼的鸡腿在美国是比较便宜的平民食物，罗马剧场中之风靡一时的赛车比起美国之足球、棒球比赛又当如何？罗马的公共浴池是出名的，比起美国式的家庭浴室设备又如何？在奢侈上美国老早超过了罗马。罗马的繁荣经不起北方人的一击，如摧枯拉朽一般的衰亡了。美国的文明能持久吗？其将来将若何？有心人居安思危，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据我看，美国和罗马颇有不同。罗马有显明的阶级存在，上层是贵族，下层是平民奴隶，而美国是民主的，并无显明的阶级，更无贫富悬殊的现象。美国的生活方式是普遍的，是标准化的，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差不多，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也差不多。美国文明是平均发展的，所以比较健全。共产主义所以不易在美国滋长者亦以此。据我看，美国之大患在于孤立主义，在地理上有两洋使她天然地成为孤立，美国生活方式之美满成功使她在心理上沾沾自喜，唯恐或失，于是养成一种持盈保泰的孤立主义。虽然美国有许多人摒弃孤立主义，事实上孤立主义的幽灵始终在他们心里作祟。泛美主义、美洲门罗主义，都是孤立主义者把围墙往外伸展一步，现在广建海外军事基地、围堵共产世界依然是扩大的孤立主义的措施。在经济开发落后的地区给以援助使之发展起来，乃是缓不济急的，于是仍不得不乞灵于建筑围墙的老办法。殊不知围墙是要被人冲破的，防不胜防。伊拉克是一个漏洞，叙利亚是一个漏洞，古巴是一个更大的漏洞。美国之大患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国外的大敌不消灭，美国没有安全之可言。美国有强大的军力、庞大的经济力量、健全的社会组织，比罗马强得多，但是她是在等着挨打，等着被人破坏，等着被牵入战争旋涡后以核子武器而同归于尽！有钱的怕死，穿鞋的怕光脚的！奈何！奈何！
在美国草草巡游一番，感慨万千，一面惊叹其各方面之长足进展，一面又不禁为其前途深抱隐忧。但是最萦心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祖国的前途。美国的休戚与我们息息相关，可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才是我们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于是摒挡行装，赶快回来。忆起昔人一首小诗：“花开蝶满枝，花谢蝶还稀。唯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
感恩节的生活纪实
吃火鸡是有历史价值的
一
早晨起来用早餐的时候，房东的三姑娘就着我的耳朵低声地说：“梁！——我们今天要吃火鸡了！”这样咬耳朵的举动是不曾有过的，所以我当时颇为吃惊，以为是“有大难将至”。阿弥陀佛，原来是吃火鸡而已。三姑娘把这重要消息泄露以后，便自言自语地说：“我还记得去年感恩节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尝火鸡……”对面二姑娘插嘴了。
“哪里是去年呀？那是前年……”
一多和我从餐室回到房里；一多在里屋画图，我在外屋译诗。约在十二点多钟的时候，一多在里屋叫起来了，“怎么还不吃饭啊？”
“忍着点儿罢！伙计！你不知道今天是吃火鸡吗？”
墙上的时钟敲了一点，我的肚子里同时地“咕噜”地响了一声，如同洗脸盆放水的声音似的。我忍不住叫起来了，“怎么还不吃饭啊？”
“你也忍着一点儿罢！伙计！”
房门上砰砰地敲了几响，我满心欢喜，知道肚子的救兵到了。大姑娘推开门，递给我一盘杏仁胡桃糖果，她说：“这是请你们二位吃的！”嫣然一笑地去了。吃饭还是杳无消息。
一多不住地把糖果向嘴里输入，连说：“蜜枣好吃，蜜枣好吃！”
“你少吃罢！你中了诡计了！今天既吃火鸡，又送糖果，此中必有原故。送糖果者，是预填我们的肚子，免得吃起火鸡来有‘并吞八荒’之虞。”
“对了，对了，我不吃了，外国人是真坏！……”
这时候盘子里还剩了几块红的玫瑰糖，黄的柠檬糖，白的薄荷糖，棕色的蔲蔲糖……
我忽然想“如厕”，厕所的门正在锁着。我于是怏怏不得志。一多笑了。
“哈哈！你又上了鬼当了！今天吃火鸡，所以房东把厕所暂且封闭，这无非是为防备我们的肚子的容量太大的缘故。所以一方面送糖果，一方面锁厕所——双管齐下，以省火鸡。”
三姑娘终于来敲门，说：“请用膳！”
“哎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二
桌上陈列着一只硕大无朋的火鸡。房东度德量力，以为九个人吃这一只鸡未免太暴殄天物，于是请了两位客。房东先生谢了他的耶稣以后，便左手执叉，右手操刀，砉然的一声，大鸡的一根大腿割下来了。接连着砉然了好几声，火鸡遂惨遭裂尸之刑。每人嚼着一块鸡尸，咪咪然，悆悆然，踌躇而满志。
“我的肚子胀得厉害！”
“外边走走去罢，五点钟美术教授还请我们吃晚饭哪。”
“现在什么时候了？”
“三点半。”
我们在散步的时候，一致通过把今天（耶稣诞生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九日）定为《房东家传》里的一个重要日期，为后代子孙便于记忆起见，取名曰“Turkey Day”。并且决定今天经过的记述须占全书的一个chapter。因为吃火鸡绝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有历史的价值的。
三
美术教授是两位五十多岁的姑娘。她们除了请一多和我以外，还请了两位妙龄女郎，K与S，都是一多同班的。
K穿着黄绢的长袍，头发作金黄色，皮肤之白嫩就与蜡一般，举止端详和羔羊似的。
S脸上山陵起伏，凹凸不平，并且下颚比上颚约长七八分的光景，所以樱桃小口总不能十分的合缝。
两位教授坐在桌的两端，一多和K坐在一边，我和S坐在一边。
“幸与不幸，有若此者！”
晚饭吃的东西，仍是以火鸡为主，佐以淡涩的葡萄酒。吃过了晚饭，S先告别了。两位教授和K姑娘和一多和我便移到客厅，用扑克牌“算命”；
K的命（fortune）大致是：
“不久将遇到一个红头发的男子，结果是嫁了他……”
一多的命大致是：
“不久将接到月费；又接到一封信，信里面有关于一个黑头发的女子的消息……”
我的命大致是：
“也许今天晚上就掉到爱情里了……但是不能成功。结果还是娶一个黑头发女子……”
命才算完，门外忽然停驻了一辆汽车，车里跳出一个红头发的男子，原来他是来接K姑娘去看电影。于是一多和我便看着K和红发男子双双地走了出去！
四
夜里十一点，一多和我才回到家里。
“黄衣女郎怎样？”
“好啊！……我坐在她旁边，细看她的手臂简直光润极了，没有那可怕的黄毛……娇小玲珑，温文尔雅！”
“我正有同感！那个红发怪真可恶！……”
早晨吃剩的一盘糖还在桌上，一多抢着把两块黄色的糖放在口里吞了，拍着掌说：“啊！啊！我把黄衣女郎吃去了！”他说着，又把一块红的拿起来用力地向地上摔了下去，“摔死你这红发怪！”
“啊，啊，Don"t get sentimental！！！”
我坐在摇椅上，一声不响，连着吸了三支烟，只觉得心里闷得难过。
唐人自何处来
同胞之爱
我二十二岁清华学校毕业，是年夏，全班数十同学搭乘“杰克逊总统号”由沪出发，于九月一日抵达美国西雅图。登陆后，暂息于青年会宿舍，一大部分立即乘火车东行，只有极少数的同学留下另行候车：预备到科罗拉多泉的有王国华、赵敏恒、陈肇彰、盛斯民和我几个人。赵敏恒和我被派在一间寝室里休息。寝室里有一张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没有被褥，我们二人就在床上闷坐，离乡背井，心里很是酸楚。时已夜晚，寒气袭人。突然间孙清波冲入室内，大声地说：
“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发现满街上全是黄发碧眼的人，没有一个黄脸的中国人了！”
赵敏恒听了之后，哀从中来，哇的一声大哭，趴在床上抽噎。孙清波回头就走。我看了赵敏恒哭的样子，也觉得有一股凄凉之感。二十几岁的人，不算是小孩子，但是初到异乡异地，那份感受是够刺激的。午夜过后，有人喊我们出发去搭火汽，在车站看见黑人车侍提着煤油灯摇摇晃晃地喊着“全都上车啊！全都上车啊！”
车过夏安，那是怀俄明州的都会，四通八达，算是一大站。从此换车南下便直达丹佛和科罗拉多泉了。我们在国内受到过警告，在美国火车上不可到餐车上用膳，因为价钱很贵，动辄数元，最好是沿站购买零食或下车小吃。在夏安要停留很久，我们就相偕下车，遥见小馆便去推门而入。我们选了一个桌子坐下，侍者送过菜单，我们捡价廉的菜色各自点了一份。在等饭的时候，偷眼看过去，见柜台后面坐着一位老者，黄脸黑发，像是中国人，又像是日本人，他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
我们刚吃过了饭，那位老者踱过来了。他从耳朵上取下半截长的一支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上写道：
“唐人自何处来？”
果然，他是中国人，而且他也看出我们是中国人。他一定是广东台山来的老华侨。显然他不会说国语，大概是也不肯说英语，所以开始和我们书谈。
我接过了铅笔，写道：“自中国来。”
他的眼睛瞪大了，而且脸上泛起一丝笑容。他继续写道：
“来此何为？”
我写道：“读书。”
这下子，他眼睛瞪得更大了，他收敛起笑容，严肃地向我们翘起了他的大拇指，然后他又踱回到柜台后面他的座位上。
我们到柜台边去付账。他摇摇头、摆摆手，好像是不肯收费，他说了一句话好像是：“统统是唐人呀！”
我们称谢之后刚要出门，他又喂喂地把我们喊住，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把雪茄烟，送我们每人一支。
我回到车上，点燃了那支雪茄。在吞烟吐雾之中，我心里纳闷，这位老者为什么不收餐费？为什么奉送雪茄？大概他在夏安开个小餐馆，很久没看到中国人，很久没看到一群中国青年，更很久没看到来读书的中国青年人。我们的出现点燃了他的同胞之爱。事隔数十年，我不能忘记和我们作简短笔谈的那位唐人。
回忆抗战时期
乱世羁旅，千古同嗟叹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同事张忠绂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遂约定翌日早班火车上见面，并通知了叶公超先生同行。公超提议在火车上不可交谈，佯为不识。在车上我和忠绂坐在一起，公超则远远地坐在一隅，真个的若不相识。在车上不期而遇的还有樊逵羽先生、胡适之太太和另外几位北大同事。火车早晨开行，平常三小时左右可到天津，这一天兵车拥挤，傍晚天黑才到天津老站。大家都又饿又累。杂在人群中步行到最近的帝国饭店，暂时安歇一夜，第二天大家各奔前程。我们是第一批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界中人。
我从帝国饭店搬到皇宫饭店，随后搬到友人罗努生、王右家的寓所。努生有一幅详细的大地图，他用大头针和纸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红的代表我军，我们每天晚上一面听无线电广播，一面按照当时战况将红旗白旗插在地图上面。令人丧气的是津浦线上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后退。我们紧张极了，干着急。
每天下午努生和我到意租界益世报馆，努生是《益世报》总编辑，每天要去照料，事实上报馆的一切都由总经理生宝堂先生负责。平津陷落以后报馆只是暂时维持出版，随时有被查禁之虞，因为我们过去一向主张抗日。到报馆去要经过一座桥，桥上有日寇哨检查行人，但不扣查私人汽车。有一天上午生宝堂先生坐车过桥去上班，被日兵拦截，押往日军司令部，司机逃回报馆报告，报馆当即以电话通知努生勿再冒险过桥，报馆业务暂时停顿。生宝堂夫人是法籍，由法人出面营救亦无下文。从此生宝堂先生即不知下落。不知下落便是被害的意思。抗战期间多少爱国志士惨遭敌手而默默无闻未得表彰，在我的朋友中生宝堂先生是第一个被害的。
情势日急，努生、右家和我当即决定，右家留津暂待，努生和我立即绕道青岛到济南遄赴南京向政府报到，我们愿意共赴国难。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到了南京我很失望，因为经过几次轰炸，各方面的情形很乱。有人告诉我们到中研院的一个招待所去，可以会到我们想见的人。努生和我去到那里，屋里挤满了人，忽警报之声大作，大家面面相觑，要躲也无处躲，我记得傅孟真先生独自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楼梯底下，面色凝重地坐在那里。在南京周旋了两天，教育部发给我二百元另岳阳丸头等船票一张，教我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于是我和努生分手，到长沙待命去了。
说起岳阳丸，原是日本的商船之一，航行于长江一带。汉奸黄秋岳（行政院参事）走漏消息，日本船舰逃出了江阴要塞，岳阳丸是极少数没有逃出的商轮之一，被我扣留。下关难民拥挤万状，好不容易我挤上了船，船上居然还有熟人，杨金甫、俞珊、叶公超、张彭春等，而且船上居然每日开出三餐“大菜”。国难日殷，再看着船上满坑满谷的难民，如何能够下咽。
三天后，舟泊岳阳城下。想起杜工部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抵长沙后，公超与我下榻青年会。我偷闲到湘潭访友，信宿而返。时樊逵羽先生也到了长沙，在韭菜园赁屋为北大办事处，我与公超遂迁入其中。长沙待命日久，无事可做，北大同人亦渐多南下。我与樊先生先后相继北上，盖受同人之托前去接眷。我不幸搭乘顺天轮，到威海卫附近船上发现霍乱，遂在大沽口外被禁二十一天之后方得上岸。
一九三八年七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我被推选为参政员，于是搭船到香港飞到汉口。从此我加入参政会连续四届，直到胜利后参政会结束为止。参政会是战时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象征，并无实权。其成员包括各方面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秦邦宪、陈绍禹等人也在内。我在参政会里只做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那便是一九四〇年一月我奉派参加华北慰劳视察团，由重庆出发，而成都，而凤翔，而西安，而洛阳，而郑州，而襄樊，而宜昌，遵水路返重庆，历时两个月，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时值寒冬，交通不便，柴油破车随时抛锚。我们临时决定，团员六人分为两组，一组留在洛阳，一组渡黄河深入中条山。我自告奋勇渡河，上山下山骑马四天，亲身体验了最前线将士抗战之艰苦。
我对抗战没有贡献，抗战反倒增长了我的经验和见识。我看到了敌人的残酷，士兵的辛劳，同时也看到了平民尤其是华北乡下的平民的贫困与愚暗。至于将来抗战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没有人不抱隐忧的。
我在汉口的时候，张道藩先生（时任教育部次长）对我说，政府不久就要迁到重庆，参政会除了开会没有多少事做，他要我参加教育部的“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会分四组：总务、中小学教科书、青年读物、民众读物，以中小学教科书为最繁重。道藩先生要我担任教科书组主任，其任务是编印一套教科书，包括国文、史、地、公民四科，供应战时后方急需。因为前后方交通梗塞，后方急需适合抗战情势的教科用书，非立即赶编不可。我以缺乏经验未敢应命，道藩亦颇体谅，他说已聘李清悚先生为副主任，李先生为南京中学校长，不但有行政经验，而且学识丰富，可资臂助。我以既到后方，理宜积极参加与抗战有关之工作，故亦未固辞。委员会设在重庆两路口附近山坡上，方在开办，李先生独任艰巨，我仅每周上班一天，后因疏散到北碚，我亦随同前去，就每天上班工作了。事实上，工作全赖清悚先生一人擘画，我在学习。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很需要技巧，不是任何学者都可以率尔操觚的。因为编教科书，一方面需要学识，一方面也要通教育心理，在编排取舍之间才能合用。越是低级的教科书，越难编写。
教科书组前后罗致的人才，国文国语方面有朱锦江、徐文珊、崔纫秋，公民方面有夏贯中、徐悫、汪经宪，史地方面有蒋子奇、汪绍修、聂家裕、徐世璜、桑继芬等数十位。有专门绘图的人员配合工作。全套好几十本书分批克期完稿付印校对，然后供应后方各地学校使用，工作人员紧张无比，幸而大致说来未辱使命。首功应属李清悚先生。时间匆促，间或偶有小疵，我记得某君在参政会小组会议中大放厥词，认为这套教科书误人子弟，举一个宋朝皇帝的名字有误为例。我当即挺身辩护，事后查明原稿不错，仅是手民之误，校对疏忽而已。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做的。在抗战之前数年，国防会议曾拨款由王世杰先生负责主编一套中学教科书，国文由杨振声、沈从文二先生主编，历史由吴晗先生主编，公民由陈之迈先生主编，仅完成一部分，交教育部酌量采用。国文历史部分稿件，我曾与清悚先生共同看过，佥以为非常高明，但不适于抗战时期，决定建议不予采用，而重新编写，对于此事甚感遗憾。清悚对于吴晗先生之历史尤为倾服，因为其中甚多创见，可供教师参考。陈之迈先生之公民则未曾拜读。
委员会后来与设在白沙之国立编译馆合并，我因事忙辞去教科书组主任。这时候抗战已渐近胜利。有一天王云五先生约我到重庆白象街商务印书馆晤谈，我应邀往。云五先生的办公室只是小屋一间，四壁萧然，一桌二椅两张帆布床。一张是他自己睡觉用的，另一张是他的儿子王学哲先生的。抗战时期办公处所差不多都是这样简陋，而云五先生尤其是书生本色，我甚为钦佩。他邀我为商务印书馆主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他说他看了我主编的教科书，认为我有了必要的经验。据他揣想，胜利之后一定有新的局面展开，中小学教科书大概可以开放民营，所以他要事先准备一套稿件，随时付印应市。他很爽快，言明报酬若干，两年完成。我们没有任何手续，一言为定。我于是又开始约集友人编纂再一套教科书。这一套书与抗战无关，较少限制，进行十分顺利，如期完成。不料抗战胜利之后，大局陡变，教科书仍由政府办理。我主编的一大箱书稿只好束之高阁了。
抗战八年，我主编了两套中小学教科书，其中辛苦一言难尽。兹举一例。小学国语之国定本，是由崔纫秋女士执笔的，她比我年长，曾任山东模范国小教师数十年。国语第一册第一课是“来，来，来上学”。有人批评，这几个字笔画太多，不便初学。这批评也有理，我们只好虚心检讨。等我为商务印书馆主编教科书的时候，我就邀请一位批评我相当严厉的朋友来执笔，这位朋友是著名的文学家，没想到一个月后把预支稿酬退回，据说第一册第一课实在编不出来。于是我又请李长之先生编写，几经磋商，第一册第一课定为“去，去，去上学”，是否稍有进步，我也不知道。正说明编教科书实在不易，不亲自尝试不知其难。
国立编译馆迁到北碚与教科用书编委会合并，由教育部部长自兼馆长，原馆长陈可忠先生改为副馆长。合并后的组织是：总务组、人文组、自然祖、社会组、教科书组、教育组，另设大学用书编委会、翻译委员会，全部人员及眷属约三百人。我任社会组主任兼翻译委员会主任。这两部分的职务也不轻。
社会组主管的是编写民众读物及剧本的编作。所谓民众读物就是通俗的小册子，包括鼓词、歌谣、相声、小说之类，以宣扬中国文化及鼓励爱国打击日寇为主旨。在这方面，我们完成了二百多种，大量印发各地民众教育机构。不知道这算不算“抗战文艺”，大概宣传价值大于文艺价值，现在事过境迁，没有人再肯过问这种作品了。主持民众读物计划的是王向辰先生，笔名老向，河北保定人，在定县平教会做过事，深知民间疾苦，笔下也好。在一起编写民众读物的有萧柏青、席征庸、王愚、解方等几位先生。在戏剧方面，除了阎金锷写了一本中国戏剧史之外，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修订平剧剧本，把不合理的情节及字句大加修订，而不害于原剧的趣味与结构，这工作看似容易，实则牵涉很多，大费手脚。参加此项工作的有姜作栋、林柏年、陈长年、匡直、吴伯威、张景苍等几位。共完成了七十余种，由正中出版者计四十四种，名为《修订平剧选》。我们也注意到场面，所以有“锣鼓经”之制作，请了专家师傅于大家下班之后敲敲打打起来，一面用较进步的方法做成纪录。大家学习的兴致很高，事后也有了实验的机会。
编译馆为了劳军演了两次戏，一是话剧、陈绵译的法国名剧《天网》，演出于露天的北碚民众会场，由国立剧专毕业的张石流先生导演，演员包括王向辰、萧柏青、沈蔚德、龚业雅和我。演出效果自觉不佳，可是观众踊跃。又一次是平剧，我们有现成的场面，只外约了一位打鼓佬。行头难得，在后方只有王泊生先生山东实验剧院有完整的衣箱，时王先生不在北碚，我出面向王夫人吴瑞燕女士商借，这衣箱是从不外借的，吴瑞燕女士竟一口答应，无条件地借给我们了。演戏两出，一是《九更天》，陈长年主演，他是剧校出身，功夫扎实。一是《刺虎》，由姜作栋演一只虎，他的脸谱得自钱金福亲授，气势非凡，特烦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演费贞娥，唱做俱佳，两位表演大为成功。两剧之间由老舍和我表演了两段相声，也引起观众的欣赏。这些活动勉强算是与抗战有关。
翻译委员会虽然人手有限，也做了一点事。一项繁重的工作是英译《资治通鉴》。和人文组主任郑鹤声先生往复商酌，想译一部中国历史，不知译哪一部好，最后决定译这编年体的《资治通鉴》。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二人负责翻译，杨先生是牛津留学生，戴女士是著名汉学家之女，二人合作，相得益彰。戴不需上班，在家工作。这在编译馆是唯一例外的安排。《资治通鉴》难译的地方很多，例如历代官职的名称就不易作恰当的翻译。工作缓缓进行，到抗战胜利时完成三分之一弱，以后是否继续，就不得而知了。此外如李味农先生译毛姆孙的《罗马史》，孙培良先生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王思曾先生译萨克莱的《纽康氏家传》，都是有分量的工作，虽与抗战无关，却是古典名著。
讲到抗战时期的生活，除了贪官奸商之外，没有不贫苦的，尤以薪水阶级的公教人员为然。有人感慨地说：“一个人在抗战时期不能发财，便一辈子不能发财了。”在物质缺乏通货膨胀之际，发财易如反掌。有人囤积螺丝钉，有人囤积颜料，都发了财。跑国际路线带些洋货也发了财。就是公教人员没有办法，中等阶级所受打击最大。
各公共机构都奉命设立消费合作社。编译馆同人公推我为理事会主席，龚业雅为经理，舒傅俪、朱心泉、何万全为办事员。我们五个人通力合作，抱定涓滴归公的宗旨为三百左右社员谋取福利。我们的业务繁杂，主要工作之一是办理政府颁发的配给物资。米最重要，每口每月二斗。米由船运到北碚江边，要我们自己去领取运到馆址分发，其间颇有耗损。运到之后，一袋袋的米堆在场上成一小丘，由请来的一位师傅高高地蹲坐在丘巅之上，以他的特殊技巧为大家分米。尽管他的技术再高，分配下来总还差一点，后来者就要向隅。为避免这现象，我决定每人于应领之分取出一小碗，以备不足。有时因为分配完毕之后又多出一些，我便把剩余部分卖掉，以所得之钱分给大家。如此大家都没有异议。每次看到大家领米，有持洗脸盆的，有拿铁桶的，有用枕头套的，分别负米而去，景象非常热闹。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尔。米多稗及碎石，也未便深责了。
油也是配给的。人只有在缺油的时候才知道油的重要。我小时候，听说乡下人吃“钱儿油”，以木签穿钱孔，伸入油钵中提取油，以为是笑话。现在才知道油是不容耗费的物资。领油的人自备容器，大小形状各异，挹注之间偶有出入势所难免，以致引起纷争，我们绝对容忍只求息事宁人。油不仅供食用，点灯也要用它。灯草油灯是我小时最普通的照明用具，如今乃又见之。两根灯草，一灯如豆，只有在读书写作或打麻将的时候才肯加上几根灯草。
重庆有物资局，供应平价物品，局长先是何浩若先生，后为熊祖同先生，都是我的同学。最重要的物品之一是布匹。公教人员入川，没有多少行装，几年下来最先磨破的是西装裤。臀部打的补丁到处可见。后方最普通的衣料是芝麻呢，乃粗糙的黑白点的布料。我们从物资局大量购入布匹，以及牙刷毛巾肥皂之类的日用品。运到之日我书写物品价单，门前若市。对我们中国人，糖不是必需品，何况四川也产糖，只是运输不便。我们派专人到内江大量采购，搭小船运来，大为人所艳羡。
合作社不以牟利为目的，可是年终还有红利可分。平素收支分明，但是月底盘货清账，有时常有亏空，账目难以平衡。算盘打到深夜，无法结账，我乃在账簿上大书“本月亏空若干元”，作为了结。这是不合法的，但是合作事业管理局派员前来查账，竟以此为“不做假账”之明证，特予褒扬，列为办理最优。我们办合作社，都没有任何报酬，唯一安慰是得到了社员的绝对信任。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事诚有之。但这是以某些特殊阶级为限，一般公教人员和老百姓在物资缺乏物价高涨的压力之下，糊口不易，遑言紧吃？后方的生活清苦是普遍的事实。
遇到敌机空袭采取避难措施，一般人称之为“跑警报”。
北碚不是重要的地方，但是经过好几次空袭。第一次空袭出于意外，机枪扫射伤了正在体育场上忙碌的郝更生先生。那时我正在新村的一小楼上瞭望，数着敌机编队共有几架，猛听得咝咝的几声划空而下，紧接着就是嘭嘭的几声响，原来是几颗燃烧弹落下了，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我在楼前还拾得几块炸弹残片。又有一次轰炸北碚对岸黄桷树的复旦大学，当时何浩若先生正和复旦文学院长孙寒冰先生在室内下象棋，一声爆炸，何浩若钻到桌下，孙寒冰往屋外跑，才出门就被一块飞起的巨石砸死！经过几次轰炸，大家渐有经验，同时防空洞的挖掘也到处进行。编译馆有两个防空洞，可容数百人。紧急警报一响，大家陆续入洞，有人带着小竹凳，有人携着水瓶，有人提着饭盒，有些人手里还少不得一把芭蕉叶。有人入洞前先要果腹，也有人入洞前必须如厕。如果敌机分批来袭，形成疲劳轰炸，情况便很严重。初，记不得是哪一年，大概是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吧，五月三日重庆在轰炸中死伤了一些人，翌日我乘船去探望住在戴家巷二号的一位好友。到达重庆之后，我先在临江门夫子庙一带巡视，看见街上有一列盖着草席的死尸，每人两只光脚都露在外面。在戴家巷二号坐了不久，警报又呜呜响，我们没有躲避，在客厅里坐以待弹。果然一声巨响屋角塌了下来，尘埃弥漫，我们不约而同地钻在一张大硬木桌底下。随后看见火光四起，乃相偕逃出门外，只见街上人潮汹涌，宪兵大声吼叫：“到江边去，到江边去！”我们不由自主地随着人潮前进，天已黑了下来，只有火光照耀，下陡坡看不见台阶，只好大家手牵着手摸索下坡，汗如雨下，狼狈至极。摸索到了海棠溪沙洲之上，时已午夜，山城高耸一片火海。竹筑的房屋烧得噼噼啪啪响，有如爆竹。希腊《荷马史诗》描写脱爱城破时的景象不知是不是这个样子。看着火势渐杀，才相率爬坡回去。戴家巷二号无恙，我在临江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保留的一间房子则已门窗洞开全被消防水浸。这便是有名的五四大轰炸。
经此一炸，大家才认真空防。我既已疏散到北碚，没事便不再到重庆。重庆有一个大隧道，可容一两千人避难。有一次敌机肆虐，日夜不停，警宪为维持秩序在洞口大门上锁。里面人多，时间一久，氧气渐不敷用，起先是油灯一个个地熄灭，随后有人不支，最后大家鼓噪，群起外涌，自相践踏，出路壅塞，活活窒息而死者千人左右。警报解除后，有人在某部大楼上俯瞰，见有大车数十辆装运光溜溜的尸体像死鱼一样。这一惨案责任好像未加深究，市长记大过一次。
本来我在致力于莎士比亚的翻译，一年译两出，入川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可得，仅完成《亨利四世》下篇一种。从广告上看到《亨利四世》上篇之新集注本出版，我千方百计地恳求有机会出国的至亲好友给我购买一册，他们各自带回不少洋货分赠给我，但是不及买书一事。抗战时期想要一本书，其难如此！在偶然的情形之下，我译了《咆哮山庄》小说一册，又译了伊利奥特的一个中篇《吉尔菲先生的情史》。此外便是给刘英士先生主编的《星期评论》写了一些短文，以后辑成《雅舍小品》。抗战八年之中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就记忆所及，略如本文所述。惭愧惭愧。
南游杂感
甘心做一个上海的乡下人
一
我由北京动身的那天正是清明节，天并没有落雨，只是阴云密布，呈出一种黯淡的神情，然而行人已经觉得欲断魂了。我在未走之先，恨不得插翅南翔，到江南调换调换空气；但是在火车蠕动的时候，我心里又忽自臲卼不安起来，觉得那座辉煌庞大的前门城楼似乎很令人惜别的样子。不知有多少人诅咒过北京城了，嫌它灰尘大。在灰尘中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我，却在暂离北京的时候感到恋恋不舍的情意！我想跳下车来，还是吃了一个星期的灰尘罢，还是和同在灰尘中过活的伴侣们优游罢……但是火车风驰电掣地去了。这一来不打紧，路上行人可真断魂了！
断了一次魂以后，我向窗外一望，尽是些累累的土馒头似的荒冢，当然，我们这些条活尸，早晚也是馒头馅！我想我们将来每人头上顶着一个土馒头，天长日久，中国的田地怕要完全是一堆一堆的只许长草不许种粮的坟头了。经济问题倒还在其次，太不美观实在是令人看了难受。我们应该以后宣传，大家“曲辫子”以后不要在田里筑起土馒头。
和我同一间车房的四位旅客，个性都很发达。A是一个小官僚，上了车就买了一份老《申报》、一份《顺天时报》。B、C、D，三位似乎都是什么一间门面的杂货店的伙计。B大概有柜台先生的资格，因为车开以后他从一个手巾包里抽出一本《小仓山房尺牍》来看。C有一种不大好的态度，他喜欢脱了鞋抱膝而坐。D是宰予之流亚，车开不久他就张着嘴睡着了；睡醒以后，从裤带上摘下一个琵琶形的烟口袋，一根尺余长的旱烟杆。这三位都不知道地板上是不该吐痰的，同时又是不“强不知以为知”的，于是开始大吐其痰。我从他们的吐痰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特备的国粹，“调和性”。一口痰公然落到地板上以后，痰的主人似乎直觉地感到一些不得劲儿，于是把鞋底子放在痰上擦了几下。鞋底擦痰的结果，便是地板上发现平匀的一块湿痕（痰是看不见了，反对地板上吐痰的人也无话可说了，此之谓调和）。
从北京到济南，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着，我并没有什么不满，因为我知道这叫作“民众化”！
二
过了济南酣眠了一夜。火车的单调的声音，使人不能不睡。我想诗的音节的功效也是一样的，例如Speuseian Stanza，前八行是一样的长短节奏，足以使人入神，若再这样单调下去，读者就要睡了，于是第九行便改了节奏，增加一个音。火车是永远的单调，并且是不合音乐的单调。但是未来派的音乐家却是极端赞美一切机轮轧轧的声音呢。
一睡醒来，大概是安徽界罢，但见一片绿色，耀人眼帘，比起山东界内的一片荒漠，寸草不生的情形，真是大不相同了。我前年过此地的时候，正是闹水灾，现在水干了，全是良田，北方农人真是寒苦，不要说他们的收获不及南方的农家的丰富，即是荒凉的园境也就够难受的了。但是宁至沪一带，又比江北好多了，尽是一片一片的油菜花，阳光照上去，像黄琉璃瓦似的，水牛也在稻田里面工作着，水清山秀，有说不出的一股和畅的神情。似泰山一带的山陵，雄险峻厄，在江南是看不到的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想近水的人真是智，不说别的，单说在上海由四马路至马霍路黄包车夫就敲我两角钱！
三
我在上海会到的朋友，有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除了达夫以外，都是没会过面的文字交，其实看过《女神》《三叶集》的人不能说是不认识沫若了。沫若和仿吾住在一处，我和达夫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正在吃饭。饭后我们便纵谈一切，最初谈的是国内翻译界的情形。仿吾正在做一篇论文，校正张东荪译的《物质与记忆》。我从没有想到张东荪的译本居然会有令人惊诧的大错！
谈起国内翻译界的情形，真令人悲观了。沫若说：“某君把Thou art，译作‘你这艺术家’。”据我所知道的，《小说月报》第二号上，郑振铎把一个法国诗人误作一个英国批评家，沈雁冰把法文的“新”字译作“小说”，然而郑先生还正在大论其古典主义，沈先生还正在大介绍其欧美杂志！《小说月报》在我们中国新文学界总算数一数二的出版物，情形如此，别的还说什么！
上海受西方化的程度，在国内要首屈一指了。就我的观察所及，洋服可以说是遍处皆是，并且穿得都很修洁可观。真糟，什么阿猫阿狗都穿起洋装来了！我希望我们中国也产出几个甘地，实行提倡国粹，别令侵入的文化把我们固有的民族性打得片甲不留。我在上海大概可以算是乡下人了，只看我在跨渡马路时左右张望的神气就可以证实，我很心危，在上海充乡下人还不要紧，在纽约芝加哥被目为老憨，岂不失了国家的体面？不过我终于是甘心做一个上海的乡下人、纽约的老憨。
除了洋装以外，在上海最普遍的是几句半通的英语。我很怀疑，我们的国语是否真那样的不敷用，非常常引用英语不可。在清华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时常中英合璧的说话，是不大好的；哪里晓得，清华学生在北京固是洋气很足，到了上海和上海学生比比，那一股洋气冲天的神情，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望其项背的了。
四
嘉善是沪杭间的一个小城。我到站后就乘小轿进城，因为轿子是我的舅父雇好了的。我坐在轿子上倒也觉得新奇有趣。轿夫哼哈相应，汗流浃背，我当然觉得这是很不公道的举动，为什么我坐在轿子上享福呢。但是我偶然左右一望，看着黄色的油菜花，早把轿夫忘了。达夫曾说：“我们只能做bourgeoisie的文学，‘人力车夫式’的血泪文学是做不来的。”我正有同感。
嘉善最令我不能忘的两件事：便桶溺缸狼藉满街，刷马桶、淘米、洗菜在同一条小河里举行。这倒真是丝毫未受西方化的特征。二条街道，虽然窄小简陋，但是我走到街上心里却很泰然自若，因为我知道身后没有汽车、电车等等杀人的利器追逐我。小小的商店，疏疏的住房，虽然是很像中古世纪的遗型，在现代未免是太无进步，然而我的确看出，住在这里的人，精神上很舒服，“乐在其中矣”。
这里有一个医院，一个小学校，一个电灯厂，还有一营的军队。鸦片烟几乎是家常便饭，吸者不知凡几。生活程度很低，十几间房子租起来不过五块钱。我想，大城市生活真是非人的生活，除了用尽心力去应付经济压迫以外，我们就没有工夫做别的事了。并且在大城市里，物质供给太便利，精神上感到不安宁的苦痛。所以我在嘉善虽是只住了一天，虽然感受了一天物质供给不便利的情形，但是我在精神上比在上海时满意多了。
五
我到南京，会到胡梦华和一位玫瑰社的张女士，前者是我的文字交，后者是同学某君介绍的，他们都是在东南大学。我到南京的时候是下午，那天天气还好，略微有些云雾的样子。梦华领我出了寄宿舍，和一个洋车夫说：“鸡鸣寺！怎么？你去不去？”车夫迟疑了一下，笑着说：“去！”我心里兀自奇怪，我想车夫为什么笑呢？原来鸡鸣寺近在咫尺，我们坐上车两三分钟就到了，这不怪车夫要笑我们，我们下了车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梦华说：“我恐怕你太疲倦了……”
鸡鸣寺里面有一间豁蒙楼，设着茶座，我们沿着窗边坐下了。这里有许多东大的学生一面品茶，一面看书，似乎是非常的潇洒快意。据说这个地方是东大学生俱乐的所在了。推窗北眺，只见后湖的一片晶波闪烁，草木葱茂。台城古迹，就在寺东。北极阁在寺西，雨渍尘封，斑驳不堪了，登阁远瞩，全城在望。
南京的名胜真多，可惜我的时间太短促了。第二天上午我们游秦淮河，下午我便北返了。秦淮河的大名真可说是如雷贯耳，至少看过《儒林外史》的人应该知道。我想象中的秦淮河实在要比事实的远要好几倍，不过到了秦淮河以后，却也心满意足了。秦淮河也不过是和西直门高梁桥的河水差不多，但是神气不同。秦淮河里船也不过是和万牲园松风水月处的船差不多，但是风味大异。我不禁想起从前鼓乐喧天灯火达旦的景象，多少的王孙公子在这里沉沦迷荡！其实这里风景并不见佳，不过在城里能有这样一条河，月下荡舟却是乐事。我在北京只在马路上吃灰尘，突然到河里荡漾起来，自然觉得格外有趣。
东南大学确是有声有色的学校，当然他的设备是远不及清华，他的图书馆还不及我们的旧礼堂，但是这里的学生没有上海学生的浮华气，没有北京学生的官僚气，很似清华学生之活泼朴质。清华同学在这里充教职的共十九人，所以前些天我们前校长周寄梅到这里演说，郭校长说出这样的一句介绍词：“周先生是我们东南大学的太老师”……实在，东大和清华真是可以立在兄弟行的。这里的教授很能得学生的敬仰，这是胜过清华的地方。我会到的教授，只是清华老同学吴宓。我到吴先生班上旁听了一小时，他在讲法国文学，滔滔不绝，娓娓动听，如走珠，如数家珍。我想一个学校若不罗致几个人才做教授，结果必是一个大失败，我觉得清华应该特别注意此点。梦华告诉我，他们正在要求学校把张鑫海也请去，但因经济关系不知能成功否。
下午梦华送我渡江，我便一直的北上了。我很感谢梦华和张女士，蒙他们殷勤的招待，并且令梦华睡了一夜的地板。
六
我南下的时候，心里多少还有几分高兴，归途可就真无聊了。南游虽未尽兴，到了现在总算到了期限不能不北返了。在这百无聊赖的火车生活里怎样消遣呢？打开书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躺在床上，睡也睡不着。可怕的寂寥啊！没有法子，我只好去光顾饭车了。
一天一夜的火车真是可怕，我想利用这些时间去沉思罢，但是辘辘的车声吵得令人焦急。在这无聊的时候，我也只好做无聊的事了。我把衣袋里的小本子拿出来，用笔写着：“我是北京清华学校的学生某某，家住北京……胡同，电话……号，In case of accident，please notify my family！”事后看起来，颇可笑。车到了泊头，我便朗吟着：
列车斗的寂然，
到哪一站了？
我起来看看。
路灯上写着“泊头”
我知道到的是泊头。
无聊的诗在无聊的时候吟，更是无聊之极了。唉，不要再吟了，又要想起那“账簿式”的诗集了！
我在德州买了一筐梨（不是“八毛钱一筐”）。但是带到北京，一半烂了。
我很想在车上做几首诗，在诗尾注上“作于津浦道上”，但是我只好让人独步，我实在办不了。同车房里有一位镇江的妇人，随身带了十几瓶醋，那股气味真不得了，恐怕作出诗也要带点秀才气味呢。
在夜里十点半，我平安地到了北京，行李衣服四肢头颅完好如初，毫无损坏。
华北视察散记
奔赴华北前线的种种见闻
一、我们六个人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我在四川北碚，接到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通知，要我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这一视察团的组织是根据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的一个决议案，其任务为“宣达中央意旨，慰问军民，并视察军民状况及其他文化、宣传、交通、经济等事项”，并赋权议长组织之。当时的议长就是蒋介石先生。议长核定该团组织规则九条，并于二十九年一月指派李元鼎、邓飞黄、梁实秋、卢前、于明洲、余家菊六人为团员，以李元鼎为团长，邓飞黄为副团长。我接到这通知之后，犹豫了一阵，复函婉辞，秘书长王雪艇先生来书劝促。我自抗战以来，只身南下，辗转入川，所谓共赴国难只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是蛰居后方，徒耗食粮，真正的是无补时艰。如今有机会到华北前线巡视一遭，至少可以看看华北一带军民的实际状况，可以增长见闻，总是有益之事，所以我终于接受了这一指派。
我们预定行程，是由重庆到成都，经宝鸡到西安，赴延安，入山西，访郑州，而经洛阳、南阳以至宜昌，遵水路返回陪都。这一行程包括了整个的华北前线在内，预定需时两月。现在我先介绍我们六个人。
团长李元鼎先生，这时候适在陕西原籍，我们到了西安才看到他。他是年逾古稀的一位老者，貌清癯，留着稀疏的几根胡须，手持着一根旱烟管，风度潇洒而和蔼近人。我记得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陕西人，我的家乡和于右任先生故里是邻近的，俗语说‘十陕九不通，一通就成龙’，哈哈，我们陕西没有人才。”几句话说得又诙谐又自负。我们在西安勾留数日，每晚都有机会听李先生讲荤素笑话。李先生是审计部长，一点官僚习气都没有，具备陕西人特有的古朴、傲岸的作风。
副团长邓飞黄先生，字子航，是湖南桂东人。此人短小精悍，为人厚重。他从前曾在冯玉祥幕中，故与旧西北系军人颇多相识。他幼时清苦，在北师大读书，后赴英国深造，有新式的政治头脑。旅中朝夕同处，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深知他是一个开明的人，对于时事诸多不满。他喜太极拳，清晨脱衣练拳，无间寒暑。有一天雪后风寒，他打完拳回来，头上热气上升，汗涔涔下，他对我说：“身体是最重要的本钱，无论要做什么事，先要保住这一笔本钱。”我至今服膺他这一句话。团中诸事实际上是由他主持，任劳任怨而气度恢宏，故能使全体合作无间。
卢前先生，号冀野，南京人，他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我就和他相识。他胖，很胖，能诗能文能曲能唱，而又滑稽突梯，又健谈，又广交游，又喜欢狂吃狂饮。在川时难得吃到活鱼，饮宴遇到烹鲜，辄除其小帽起立鞠躬，对着鱼头轻呼“久违了”！于是动手取食，如风卷残云，几根山羊胡子都沾上了鱼汁鱼刺。遇到烤鸭时则下手扭断鸭颈，连头带颈而大嚼。黄酒三五斤，能立罄无醉意，谈笑自若，旁若无人。席上有冀野，则无不欢乐。他是吴梅教授的弟子，善度曲，对于词曲一道之爱好无以复加。曾为国立编译馆编刻《全元曲》，雇刻工，监督刻版，成若干种，不幸于胜利后停顿未竟全功。但已有《饮虹簃刻曲》六十一种行世。在华北途中，每至一处，不免登临古迹，晚间回到旅舍就看到冀野摇首吟哦，撰小令一首，以纪其事。他才思敏捷，能出口成章，而词意稳切。朋友们半开玩笑地送他一个绰号曰“江南才子”。在我的朋友当中，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像莎士比亚剧中的孚斯塔夫。抗战时他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和我同事，时相过从，兼任国立礼乐馆的礼仪组主任，尝自谓“礼失而求诸野”，因自额其书斋为“求诸室”。冀野风流自赏，实在他是一个忠厚善良的人，像他这样类型的文人，如今已不可多得。他参加本团工作，为我们的寂寞旅途平添无限情趣。
余家菊先生，字景陶，湖北人，是教育学专家，早年著有《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为青年党领导人之一。余先生勤于治学，著作丰富，特立独行，不肯俯仰随人，外圆内方，君子人也。患目疾甚剧，常策杖而行，咫尺之外常不能辨识人物。善医，常自处方煎药。我在途中看到他不止一次地开药方。冀野常揶揄他说：“公医，公疾，公自医，公薨。”他也不以为忤，一笑置之。他经常长袍一袭，自奉甚俭，不失书生本色。
于明洲先生，东北人，我不知道他的经历，听人说他是在东北办党务的人员。最奇怪的是，我们长途行旅共同起居几有两月之久，我们没有变得更熟一些。于先生有晚睡晚起的习惯，好几次大家登车待发，于先生尚在盥洗未毕。在这次行旅中他显得最孤独。
最后是我自己。我是在都市中生长大的人，虽然也曾奔走四方，但是从未深入民间，没有体验过民间疾苦，在人生经验上可能我是比较最贫弱的一个。所以我这次踏上征途之后，遇有比较吃苦的任务，总是自告奋勇地参加，未敢自逸，无非是想多得一点阅历。对政治我一向有兴趣，可是自从抗战军兴我就不曾继续写过政治批评的文字，理由很简单，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国民参政会之成立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这次视察归来，参政会副秘书长雷儆寰先生对我说，“没想到你们清华毕业，留学生出身的人也能有如此的表现！”是夸奖的话，但是想到清华毕业、留学生出身的人平时给人家以什么样的印象，真是不胜惶悚。
除团长李元鼎先生外，我们五个人于一月三十日自重庆出发，一辆破烂的大汽车停在秘书处门口，照料我们上车的是雷儆寰先生，他的高大的身躯和爽朗的声音好像是给我们不少的鼓舞的力量。我们除了六个团员之外，还有秘书刘仰山，干事余策源、王有家、张微星，书记于振融。而最不可以忘记的是工友卢水山，他是从前在军中跟随过邓子航先生的一名马弁，是途中照料我们的极得力的一个人。别的不提，单说他的打铺盖卷儿的本领就令人叹服。我们每夜要摊开铺盖卷儿，早晨要捆绑起来，他的手脚利落，一霎间就整理得井井有条。我至今不能忘记他的姓名和他那修长结实的身躯。我们为什么要带这样多的随从人员，我也不晓得，大概官方组织非如此声势浩大不可。
我们搭乘的这辆汽车，也是不能令人忘怀的，是标准的抗战汽车，烧的是酒精，也许是柴油，走起来噗噗的响，阵阵的喷黑烟，车身稀里哗啦地乱颤。每人一个铺盖卷儿、一只手提皮箱，高高地堆在车中间，人分两旁坐下。司机旁边的座位是唯一的雅座，当然是副团长的宝座。这辆车随时随地可以抛锚，所以预计两天到成都，可是谁也没有把握。
一声令下，我们上了征途。像奇迹一般，整天没有抛锚，当晚到达内江，下榻中国银行。经理是我的老学长孙祖瑞先生，他请我们出去吃饭，盛情可感。所谓下榻，实际上并没有榻，是大家集体睡地板。不过地板确是很平稳的，所以也很舒服，尤其是在车里摇滚了一天之后。一夜无话——不，也还有一点穿插，余景陶先生夜半如厕，归来时找不到房门，绕室三匝，不得其门而入，最后入得门来又钻错了被窝。
由重庆到成都这一条公路很特别，路基特别高，原来是预备修铁路用的路基，因军阀割据之故弃置不用，改成了公路。国家不统一，一切建设不易成功，此为一例。
车过内江，开始抛锚，到达成都附近已是夜晚。由山陵地带俯瞰成都平原，一片灯火，蔚为壮观。成都有“小北平”之称，不但地势平坦，房屋街市亦略有北平规模。在成都我们休息两天，拜会地方长官，主要的是为接洽车辆。行营主任贺国光将军以盛筵招待，宴后招瞽者唱“道情”。所谓“道情”，原是散曲之一种，我只看过郑板桥作的道情，却未听人唱过。瞽者敲着竹筒，声调激亢，虽然听不出词句的意义，看他唱得有声有色，亦不觉为击节动容，而且负鼓盲人的风致，也古朴得可爱。有一晚李幼椿先生设宴招待，用名厨“哥哥传”，是“姑姑筵”的嫡传，当然菜色甚精，主客尽欢。不过细察其烹调方法，精细则有之，特殊则未必，大抵仍是淮扬一派作风，一般川菜莫不皆然。成都小吃素负盛名，如吴抄手、赖汤圆之类，则皆因时间关系过门而不入。武侯祠我们去瞻仰过，远望胜过近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浓密的一片柏树林确是气象不凡，内部规模平平，和大名垂宇宙的诸葛并不相称。其他如浣花溪的草堂寺以及薛涛井，我都是亟想一观的。但因团体活动，时间有限，失之交臂。为同人所泥，在少城公园倒盘桓了半天之久，不能不说是憾事。
二、闻道长安似弈棋
我们从成都匆匆出发，目的地是西安。我们乘的是一部军用大卡车，当然是上了年纪的，而且是什么世面也都见过的，稀里哗啦地向东北绝尘而去。
颠簸了一天，夜宿绵阳。绵阳古称绵州，在涪江西岸。我们读杜诗，记得杜工部送严武入朝，曾在此地的江楼饮宴唱和，现有杜公祠堂在此，可是我们没有工夫去参观。绵州的“大曲”也是有名的，我们也没有兴致就地品尝。一觉睡到天明，听到鸡鸣，我披衣外出入厕。这时候残月在天，寒霜满地，走在小桥上，可以听到一层薄霜咯吱咯吱地响，我登时想起了温飞卿的名句“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无意中在此得到了印证。“古今胜语，多由直寻”，这样的句子必是由实际体验而得。当时那一派荒凉、清苦的景象，使我久久不能忘，是艺术模仿自然，还是自然模仿艺术，似乎不易分辨出来。
从绵阳前进，山势渐陡，渐入佳境。在梓潼一带，有参天松柏夹道矗立，有人指点说这是“张飞柏”。是谁种的无法考证，看那苍龙蜿蜒的姿势，总该是几百年前旧物。树的大小和北平中山公园的柏树林不相上下，但是因为生在大山旷野，饱受风雨摧残，枝干显得更欹斜古怪一些。迫近剑阁的时候，汽车开始了我们想象中的正常的表现，三步一停，五步一歇，到达剑阁时干脆抛锚。本想一气到广元，结果是一天的途程分两天走。但是我们沿途有了比较充分的流连风景的时间。到剑阁时已薄暮，剑阁县城外只有一条狭窄的街，崎岖难行，是县城最热闹的所在了，经警察指点，要住得舒适些，只有进城去借住国民学校的教室，这不是我们所愿的，于是就在城外找了比较大的一家小店，门前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字样，这一联是《西游记》里的句子，在四川普遍使用，词虽鄙陋，但是朴素得可爱。我们确实是“未晚先投宿”了，司机趁此大修车机。我们走进小店，我和邓飞黄分得一室，进得屋来第一桩事是派卢水山去买纸糊窗户，因为窗户有棂而无纸，在这“壁立千仞”的地方，凉风飕飕，油灯无法点燃。倦极而寐，忽被床下鼾声惊醒，我唤起我的同伴，他也茫茫然，于是点起灯来一照，原来是一头大肥猪在床下酣睡，我们对店家说好说歹才算把猪请了出去。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这剑门关就在剑阁北三十里。所谓“一人荷戟，万夫趔趄”，确是很好的形容。其实不仅剑门一处如此，我们横越巴山山脉，所见削壁叠嶂，目不暇接，其险其壮似乎只有在山水画中的《蜀道图》约略见之。看了这一带的风景之后，可以体会到一部分中国山水画的布局以及皴法都是相当写实的，并非全是臆想虚构。这一条道路，已经不像李白《蜀道难》所说的“朝避猛虎，夕避长蛇”，但亦不像方孝孺《蜀道易》所说的“操舟秣马，夕往而朝还”。我们的汽车一路服服帖帖，穷一日之力而达广元，再一日而抵汉中。
由汉中到宝鸡，要翻过另一座大山——秦岭。《史记》说“秦岭，天下之大阻也”。韩退之吟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时际，大概也还视为畏途。山的气势是雄伟的，但不峻险。我们到达宝鸡的时候是将近午夜，而且又值阴年除夕，很不容易找到一家澡堂下榻。在北方内地旅行，住在澡堂里算是比较舒适的享受。听澡堂主人说只能供给我们清汤挂面，我便独自溜到街上，黑茫茫中在铁路边遥见一灯如豆，就在一间草棚里，和一群铁路工人同桌吃了三十个热腾腾的韭菜馅水饺，这是我生平最快意的一次年夜饭。第二天一清早搭乘火车前往西安。突然间坐上火车，别是一番滋味。
在西安我们住进西安招待所，我和邓飞黄任谁都不愿住第一号房间，因为那是邵元冲先生遇难处。北地苦寒，所以第一桩事就是置冬装。我定做了一件灰布棉外套，其厚无比，又买了一顶飞机驾驶员用的带毛的皮帽子。有了这样的装束，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前线出出进进了。西安是好多朝代的都城，气象自然不凡，城墙很整齐，街道也很宽敞，就是人少，有一股说不出的荒寒之气。有一次赴彭昭贤先生宴，乌鸦晚噪，声大无比，院里几株大树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乌鸦，真是一幅古木寒鸦图。又有一次赴张伯英先生宴，院子里廊檐下全是一些古碑断碣。这都给人以萧瑟之感。
我们到达西安之后，团长李元鼎先生也来了，开始展开工作。我们先向蒋鼎文将军献旗，再向胡宗南将军献旗，我们遗憾的是，胡将军称病未能亲自接见我们。听说胡的部队是中央军队最精锐的一部分，装备也特别精良，我们很想能瞻仰他的风采。我从他的左右及部下的口里听说，胡将军很有办法，“只要中央令下，几日内即可收复陕北”。对于这样的豪语，我们自然只有钦佩。最近有人告诉我，胡将军当时并未生病，只是不喜接见宾客。
献旗是例行工作，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预定的延安之行。延安是个神秘的地方，有人视为不堪一击的一个窟穴，也有人视为“圣地”，更有些多事的外国记者为之渲染。中共的军队改编为八路军，至少在名义上是国军的一部分，我们视察慰劳华北军民自然不能把延安遗漏。我个人更想亲自看看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一次，我在重庆和刚自延安访问归来的左舜生先生谈起，他告诉我一件小事，他说延安没有官僚气，任何衙门没有岗卫，老百姓可以昂然直入和官员谈话。左先生是反共的人，由他口里说出的这样的话是很能引起我的兴趣的。现在我有机会访问延安，当然高兴，于是我们拜访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一位副处长是不久以前在北大毕业的，他认识我。我从北碚来时，还携带了俞珊女士托我设法转交给她弟弟俞启威（后改名黄敬）的一封私信。这位副处长告诉我俞启威在河北打游击，信可以设法代转，于是我把信交给了他。我们的谈话很融洽，他答应转报延安，为我们洽商行期。我们在旅寓等候了好几天，接到重庆转来毛泽东致参政会电，电文大概是这样的：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
我们研究电文，颇感困惑。我和余家菊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又答应给我们高粱酒与小米饭吃，不知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延安为什么欢迎青年党的左舜生不欢迎余家菊。至于我，在参政会和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辩的事是有的，至于“拥汪主和”则真不知从何谈起，这只是文人笔下只顾行文便利不惜随便给人乱戴帽子之又一例证而已。于接到重庆的指示之后，我们集议决定放弃延安之行。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不得亲眼看看那一边的实在情况。
我们到西安西边的咸阳去参观“劳动营”。咸阳是有名的地方，秦始皇的陵寝在那里，阿房宫的遗址也在那里，但是我们没有工夫去凭吊，只遥远地展望了一下埋葬秦始皇的一座大土丘！咸阳在渭水北岸，一片沙砾黄土，景象荒凉。劳动营就是集中营，主持人是蒋坚忍将军。据说里面集中受训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各地知识青年奔往陕北在半途中被截留来的，一种是从陕北出来准备到各处工作的知识青年在半途中被截留来的，数目我已不记得，大约是以千计的。营里面实施军事管理，整齐清洁，尚无虐待之事，设备当然是谈不到。我看他们睡觉的地方就是在地上铺块席子，泥砖作枕头，我心里还是很难过。我们被安排与几位学员代表谈话，当然未能深谈，但已可发现他们精神是愉快的，他们有笑脸。这样多的青年被关闭在一个营地里，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而且是一件悲惨的事。我是一直在学校里教书的人，经常与青年接触，“不满于现状”的情绪到处弥漫，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向往陕北。
华清池不能不去巡礼一番。池在临潼，在西安之东不远，风景无足观，但泉水极佳，清莹透底，热得有一点烫。后山坡上一块岩石刻着“浩然正气”四字，一行人等都忙着在那下面拍照，不知大家是否都会想想西安事变之前因后果。华清池的庭园布置颇为俗恶，一点也没有保存我们中国园林之曲折掩映的妙趣。倒是途经灞桥，虽然一片荒凉，可是那座七十二孔的破桥，岸上那株衰柳，还依稀留着一点情调，令人生出思古之幽情。西安城南之终南山，我们并未深入，所以没能发现其中有什么“钟灵毓秀，宏丽瑰奇”之处。半路上探视武家坡传说中之王宝钏的窑洞，洞在西安东南十二里的曲江池畔，只是土坡上掘成的几个破窑，窑门口有一副对联：
十八年古井无波，为从来烈妇贞媛，别开生面。
千余载寒窑向日，看此处曲江流水，想见冰心。
里面四通八达，面积倒也不小，供着王宝钏、薛平贵的泥塑像，香火缭绕，俗不可耐。慈恩寺之大小雁塔是唐玄奘建，据说从建筑学的眼光看，此塔有独到之处。后来进士们于杏园宴后到此题名，说起来是儒林佳话，其实是可嗤的陋行。碑林是大可观赏的地方，可惜这时候大部分石碑上都糊了泥土，为防敌机轰炸之故，我们空走一遭，精品全没看到，但是看到了于右任先生早年书翰数通摹勒石上，字大不逾寸，豪放之中有妩媚，我觉得比他的大字还好看。碑林外面卖拓片的很多，价奇昂。对于这种“黑老虎”，我未敢问津。
在西安盘旋一周，陕北之行即作罢，我们打算派代表进入山西会见阎锡山先生。经联络之后，知道路途难行，阎先生亦来电劝阻，我们便决定东发，一部分过黄河进入中条山，一部分先到洛阳守候。就这样，我们结束了西安的七日之旅。
三、跃马中条
我们在西安遇到李兴中将军。他刚从中条山下来，从他口中我们得知中条山形势的大概，所谓“九沟十八坡”，大起大落，山势颇为险峻，除骑马外别无其他交通工具。我听了之后惶惶然，因为我只骑过驴，没有骑过马。但是我已经自告奋勇要参加中条之行，只得前进，不能退缩。
从西安乘火车至华阴，改乘军用大卡车至阌底，绕过潼关，因为敌人自风陵渡隔河炮轰潼关，火车不易闯过。这一段路好生难行，既非山路，亦非平原，说它是山路则根本不见一块岩石，说它是平原则明明高岗深谷令人目眩，只有一片黄土，两辆卡车过处，黄尘滚滚，不辨咫尺。这种黄土断崖只有黄河沿岸见之，没有一株树，没有一棵草，全是黄土泥。一天走下来，鼻、口、耳、眼全都灌进了黄土，最大的享受是一盆热洗脸水。但是最令人难忘的景象是匍匐在黄土道上的零零落落的伤兵，我们匆匆一瞥，随后他们就消逝在黄尘弥漫之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伤兵脸上的颜色是白蜡一样，胳膊、腿细得像直棍，衣裳当然是又脏又破。这些伤兵显然没有受到照顾，实在令人惊讶，后来听到一些军中人员讲起，抬一个伤兵到后方，需要四个人的力量，所以轻伤而有痊愈希望者便设法抢救回去，伤重而无生望者便顾不得了。不知所说有多大的真实性，无论如何，总是很惨！
从阌底又搭上火车，到郏县，邓飞黄、卢冀野和我三个人下车准备进入中条，其余的几位直赴洛阳等候我们。郏县是个小地方，我们在专员公署休息片刻之后便徒步走向河边。途中经过一个小镇，有一家门口贴着红纸招贴，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捷报恭喜贵府大少爷高中本县第一中学第八名及第……”像这样的捷报我看见有好几张。时在民国三十年，居然还能看到类似《儒林外史》里所描写的景象！
我们走到黄河边，横在前面的滚滚浊流声势浩大，焦黄的泥水拍在焦黄的泥岸上，发出不断的澎湃之声。这时候天是阴沉沉的，大风过处又挟带着黄沙，可见度不高，瞳矇叆叇之中显得异常的凄凉。我不禁想起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
寥寥十六字活画出一出渡河的悲剧，不身临黄河边，便不易体会出这首诗的气氛。正指顾间，一声欸乃，一艘木船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船夫一面摇橹一面呼唤，那呼声很细弱，但是很凄厉。这时候，岸上遥遥出现一队人，担着大筐小篓络绎而来，原来是一些伙夫，担着的是鸡鱼蔬菜，其中有一个说了：“今天为什么买这么多东西？”另一个说：“司令部又来了什么客人。”另一个说：“中央来的！”事后证明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吃的，慰劳前方者反被前方慰劳！中条山上没有什么出产，“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首阳山即霄首山，亦即中条山，可见自古以来就是挨饿的地方，到如今一切补给还要从河南送去。这艘木船是长方形的，齐头齐尾，宽宽大大的，所以斜岔里向上游行驶，再斜岔里向下游漂送，很稳地到达了对岸上自古有名的茅津渡。
登岸后就看见一簇人马在迎接我们。我们每人分得一匹马，都是些矮小的战马，鬃毛粗乱，浑身泥土，但是都精神抖擞，大有“哀鸣思战斗，回首向苍苍”的气魄。冀野踏蹬上马稍为费一点事，一个马夫很难地把他推上马背。大家都骑上了马，有人开始拍照，分拍、合拍，然后才前呼后拥地结队前进。起先由马夫牵着马走，随后就由自己掣着缰绳。我骑的一匹马很好，踟蹰嘶鸣，意气俊逸，我觉得很是愉快。走着走着到了一片池沼，水不深，所以马涉水而过，但是马夫要绕路而行。冀野离了马夫即已六神无主，他的那匹马可怜负载过重，气喘汗流，一见水便低头饮水，冀野向前一扑抱住了马颈怪声大叫。这一叫，不打紧，他的马惊了。一马惊逸，所有的马跟着飞奔。我只觉得耳畔风声呼呼，好像是要腾骧于四极之外。这时节冀野早已滚鞍落马。我两腿夹紧马腹，手里握紧缰绳，风驰电掣一般向前冲去。邓飞黄在后面高呼：“不要紧，放松缰绳！”我放松缰绳，无效。他在军队里工作过很久，骑马是常事，应该有些经验，但是不大工夫，扑通一声他也从马上滚了下来。后来据他说是自动放弃坐骑的。我一马当先，越跑越快，当时心想辜鸿铭所译的那篇《疯汉骑马歌》，其实那汉不疯，是马使得他狼狈不堪而已。使我格外着慌的是前面的一片酸枣林，密密麻麻，在里面驰骋需要不时地俯在鞍上躲避那多刺的树枝。最后遇到一条沟堑，马一跃而过，而我却飘飘摇摇地落在沟里了，头一昏，眼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只见大家围绕着我，我浑身酸痛，一瘸一拐地随着大家步行前进。那几匹惊逸的但是识途的马早已返还了营部，营部的人一看这几匹背上无人、鞍辔不整的马飞奔而至，心知不妙，派人出来营救，把我们迎到营部。
在营部睡了一夜，浑身骨骼好像是散了一般。这是在中条山之麓。头一天在平地就出师不利，我们颇为丧气，不知入山之后又当如何。翌晨出发，营部官长特别体贴，给冀野预备了一匹骡子，据说这骡子脾气最好，力气又大，脚步又稳，任重道远，非它不可。不料这骡子又高又大，无论如何冀野爬不上去，后来爬上路边巨石，站在石头上才一步跨上鞍。他块头太大，踞在鞍上格外显着头重脚轻，走起来摇摇晃晃。入山后不久，他就面色铁青，大汗淋漓，两腿抖颤得像肉冻，随行人员发现后喊停。我们三个人席地会商，一致决议，派两名卫兵护送冀野返还营部，然后单独渡河先去洛阳，我和飞黄继续前行。冀野舍了骡马，徒步走了回去，五步一歇，十步一停，好容易走到营部，原来招待我们过夜的房屋是暂借来的，此际早已还给乡民了。
在“九沟十八坡”毕竟名不虚传。山与山不同，有的山是层峦叠嶂，有的山则深岩邃谷，有的多嶙峋怪石，有的擅林泉之胜，中条山全不是这样。中条山是一座包着黄土泥的大山，偶然看见一些岩石，不大看见树。我们上坡骑马，一步一步地向前拽，下坡就要揪着马尾巴一步一步地往下溜。沿途看见不少失足堕涧的死马。这时候是隆冬天气，北风怒号，砭人肌肤，戴上皮帽子就汗流如注，摘下皮帽子就汗滴成冰。路边偶然有一片枯黄的半截的草茎，大风吹上去发出尖锐的啸声，所谓“疾风劲草”，大概就是这个景象。
骑行一天，精疲力竭，好容易挨到了师部所在地的郭原，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师长姓张，忘其名，福建人，面瘦削黝黑，久历戎行，经骑甚丰。他的司令部设在一个窑洞里，这窑洞与武家坡的那个不同，这个是在山壁上挖出来的，从外面看门窗户壁俱全，完全像是普通房屋，里面甚为深邃，当然黑暗一些，但是据说冬暖夏凉。时值新春，山中乡民嬉戏，有锣鼓声，数十人在广场上列队游行，有二人执国旗前导，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真是“不知有汉，遑论魏晋”！
过一天继续前进，山势愈陡。两腿在鞍上摩擦过久，皮肤瘀血，后来血涔涔下。舍骑步行，则膝盖如针刺。沿途休憩，耽误不少时间，眼看着日薄崦嵫，而前途茫茫。大家鼓勇赶路，翻过一坡又一坡，几次下坡时连人带马一齐滑溜，幸喜及时稳住，一失足便不堪设想。暮霭苍茫中迎面忽然人影幢幢，一队人马之中还有两部很特殊的轿子，是把硬木制的太师椅捆绑在两根大木棍上，由四人肩抬着，是集团军司令部派来迎接我们的。我由马上移到太师椅上，那份舒适真不可以形容。但是我心里又难受起来，太师椅本身很重，木棍又粗，抬的人实在吃力，昏黑中一脚高一脚低的奋步疾走，吁声、喘声和踏枯叶声织成一片，走不远就换一回班。一轮明月在松树林后升起，松干像是铁栅栏。忽听得几只喇叭吹出了欢迎的调子，俄而两排士兵夹道举枪，原来我们已抵达了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的望原。
总司令孙蔚如将军，陕西人，原隶杨虎城麾下，身躯魁梧，而谈吐儒雅。席间把酒畅谈，感慨万千。据他相告，当局有令，重武器一概不准过河，孤军远戍，不能发生什么作用。天气清朗时，从望原即可遥望连城附近敌人建筑的飞机场，有时还可以看到飞机起降，但是无可奈何。我们既不能出击，又未必能固守，一切给养全要由河南接济，形势自然令人苦闷。我看士兵用膳，全是干饭，没有喝稀饭的，这是差堪欣慰的一件事。
由望原前进可抵曾万钟部所在地，因时间不许，翌日循另一小径下山，直趋另一渡口，过河至会兴镇上火车赴洛阳。在过河之际得睹一奇景，在木舟上观看砥柱山。据《水经注》说：“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像是矗立在水中央的几根大石笋，在那里兀立不动。从前只知道“砥柱中流”四个字，现在看见了实景。
四、郑洛道上
洛阳自古是帝王都，所以古迹甚多，但大都芜没，也就显得十分敝坏，兵马倥偬之际益发荒凉。市区狭隘，站在城中四下一瞥，全城景色尽收眼底。《世说新语》所说潘岳“少时挟弹出洛阳道”，那情景简直不可想象。倒是西工一带地势宽敞，当年吴佩孚开府洛阳驻节于此，鹰扬虎视，气象不凡。我们抵达洛阳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卫立煌将军赠旗。地点就是西工。
卫立煌将军是战区司令，面团团，短小精悍，留着一撮短髭，穿着一双马靴，脸仰着的时候多，但偶然也有笑容。这是我所有的全部印象。在赠旗的那一天，西工大操场上搭起一座高台，悬挂着布帷，大风吹得布帷噗噜噗噜地响，台上是受旗的卫将军和我们团员，台下是密集的队伍。一切进行如仪，但是中间也有小小的纰漏。主席邓飞黄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读《总理遗嘱》时突然忘词，我在旁提词三数次才得勉强完成这一节目。此行赠旗十余次，以这一次为最尴尬。
赠旗任务达成之后，另一任务就是到郑州一行，自告奋勇的仍然是邓飞黄、卢冀野和我三个人。三月三日，大雪初霁，我们率领随员侍卫分乘两辆军用卡车东行。起初是一路观赏风景，颇不寂寞，尤其是遥望北邙山，虽然未能“陟彼北邙”，但也不免心伤，不禁想起沈佺期的诗句：“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唯闻松柏声。”生死存亡成一鲜明对照，真可令人发一深省。石崇金谷园的遗址未能凭吊，但是在白马寺却停留了一下。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驮经而来，舍于此，故名白马寺。这是中国最早的僧寺，现在只剩下几块地基石在荆棘丛生中约略可辨而已。过偃师时，望见嵩山。车过巩县，渐形崎岖，路上积雪甚厚，上坡下坡时汽车不住地吼哮颤动，有时候需要我们下车推送。猛然间，车轮陷在一条充满雪泥的辙道里，车轮空转而车身不动，大家束手无策。遥见山冈上有一茅屋，我踱了过去，里面有一老者，屋里有锅灶之类，像是卖饭所在。我正饥肠辘辘，问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他说：“挂面。”挂面之外就只有盐。盐水煮挂面也很不错，但见老者拾起脸盆就往外跑，因为此地无水，他需要跑到一个雪深未融的地方去取雪，把雪煮成水之后才能煮面。雪液烹茗，文人雅事，雪水下面，闻所未闻。雪水是混浊的，煮出面来可想，但是饥者易为食，也很满意。食毕，但见汽车旁边挤满了人，原来侍从的人们已找到了当地的保甲长，征调了几十个老百姓牵着他们的耕牛而来。一头头的耕牛用皮带子紧在车轴上，一个人高高站在汽车顶上。一声吆喝，长鞭一挥噼啪作响，几十头牛连同几十头牛的主人一齐往前拽，汽车于撼顿颠踬之中居然前进无阻。这样行了一程，才算脱险。苦了那群乡人，在保甲长的逼迫之下毫无报酬地每人流一身臭汗踏两脚烂泥！原来计划当天就可以到达郑州，抵汜水时即已天黑，觅得一家澡堂勉强过了一宿。
郑州可以说是当时最前线的一个据点。驻守郑州的是集团军司令孙桐萱将军，他本是旧西北军韩复榘的部下。郑州的形势很特殊，按理应该是最紧张的一个地方，但是相反，由于种种微妙的关系，那地方成为走私的孔道之一，市面相当繁荣。走私的人有不寻常的身份，横行无阻。饭馆、戏班、妓娼、鸦片烟，整套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是什么力量屏障着这畸形的繁荣？主要是我们的那一条黄河。在敌人长驱西进的时候，我们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的堤防，这一个决口使得黄河在豫东泛滥，淹没了好几县，一向为患的黄河这一回建立了殊功，阻止了敌人的侵略。在战略上讲，这是绝对正确的措施，在执行的时候，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期减少这一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安抚流亡，那是另一问题。黄河水挡住了敌人的铁骑，却挡不住无孔不入的走私客。走私货的大宗是外国香烟。我们到了郑州之后就被招待去参观花园口的黄河入口处，吉普车行一小时余而达。只见一片汪洋，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看不见一个屋顶，看不见一株树巅，徘徊无语，愀然久之。
我们在郑州受到最豪华的招待，下榻处是铁路饭店，每人分配到一栋独立的小洋房，彼此不得交谈，反倒觉得寂寞。据招待人员说，和我们同时到达郑州的有一位声势显赫的主管水利的大员，司令部打算为我们合并举行一次欢迎晚会，我们期期以为不可，婉言谢绝。其实对于这位大员，我们素昧平生毫无恩怨，只是听说此公从前治黄时，曾捉得一条水蛇当作龙王供奉，腾笑朝野，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好的口碑，所以我们觉得其人可嗤，羞与为伍。晚会虽未合并举行，但是我们还是接受了单独的一场盛大招待，主要的是一场河南梆子戏，戏唱得很好。不过偌大的戏院里，主客各据一张八仙方桌，此外便全是席地而坐的士兵，我们有如坐针毡之感，而且有些耳目声色之娱，放在一个理应“刁斗昼夜惊”的地方，也令人心里不安。
在郑州盘桓两三日，只遇到一次空袭警报，我们步入了很单薄的掩蔽体，结果发现是一架侦察机，虚惊一场。临去时孙桐萱将军送给我一顶俘获的日军钢盔，戴在头上分量很重，里面还染有血渍。这是抗战期间我所有的一件最有意义的纪念品。这一顶钢盔后来我在一次义卖中捐献劳军了。
从郑州回到洛阳之后，我们还有几天闲暇，正好游览名胜。洛阳之南有洛水、伊水，横跨在洛水之上的是有名的天津桥，汉唐以来代有修缮，我所看到的则是近年补葺的，桥面上铺着木板，桥栏也是一副寒碜相，但是想起邵康节天津桥上散步闻杜鹃，还是不禁神往。再南行至伊阙，伊水过处，两崖对峙如阙，故名。此地形势甚佳，庙宇亦多，有所谓龙门十寺，游观之盛以香山为冠。我们在西崖遥望，可以看到香山寺，那是白居易与僧如满结香火社处，据说上面有香山居士墓，可惜我们未能攀登。西崖是龙门龛，大小洞窟不计其数，伟大庄严不及云冈，但是玲珑剔透为云冈之所不及，而且到处有文字刻石。云冈没有碑刻，直到后来日本学者搜查窟顶才略有发现：龙门石刻早已天下闻名。我小时候的习字帖就有“龙门二十品”在内，号称魏碑，全是些北魏时代的造像记述文字，如杨大眼魏灵藏之类，或则沉着劲重，或则端方峻整。我总嫌其刀斧痕太重，不喜临摹。现在我到了龙门，所有精品均早已被人挖去，劫余残迹，一片凄凉。
五、从卧龙冈到长坂坡
从洛阳南行，经叶县，这虽是个小县城，但东通漂河，是华北沦陷区与后方之间的交通大道，所以相当繁华，沿途所见尽是载旅客的柴油车在黄尘滚滚中吼哮着行进。我们下车打尖，眉发皆黄。薄暮时抵南阳。
南阳这一区域，号称宛属，在河南是世外桃源。据说这地方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地步，没有土匪骚扰，百姓乐业，人户丰赡，至少我亲眼看到各地的路途非常整洁，绿树成荫，路面平坦，路旁很少荒地，人民脸上也较少菜色。这治绩应归功于一位传奇性人物别廷芳。我们到南阳的时候别廷芳早已故世，他的儿子在继续着做宛属的事实上的统治者，他的名义是别动队司令。这样一个民团组织的领袖人物竟发挥着无比的影响力量，远不是一般的正式的地方军政长官所能梦想得到的！这道理在哪里，是颇值得深思的。听说别廷芳有一句口号：“人不离枪，枪不离乡。”这就是保境安民的思想，也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逼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思想。
南阳是汤恩伯将军驻节的地方，我们到达的时候据说正值公出。招待我们的是警备司令孔繁×将军，他送了我们每人一份岳飞书诸葛武侯前后出师表的拓片，《后出师表》是否武侯所作，字是否武穆所写，都没有关系，总是有意义的纪念品，而且字迹龙飞蛇舞，亦颇不俗。在等候汤恩伯将军的时候，我和邓飞黄又有唐河之行。
唐河在南阳东南，在颠簸的路上走了半日始达，访孙仿鲁（连仲）将军于其司令部。所谓司令部，就是几间租用的农村的民房，简单朴素之至。可是我们很高兴，因为这才像是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将官所应有的指挥所。勇敢善战的孙将军有北方人的高大体格和朴实的性格，而且保持了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不扰民。他麾下的伤兵没有被遗弃在战场上的，但是从不动员民众来做抬架的工作，都由士兵们自己担任，这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孙将军的司令部有一项极出色的设备，那就是浴室。他有洗澡的癖好，无论走到哪里都设法布置洗浴的方便。唐河没有自来水，于是在室外高高装起两只木桶，内储冷水热水，室内水龙头扭动即有冷热水汩汩而出。室内裱糊一新，四白到地。手巾完全消毒，用纸包好。尤其是有两名河北定兴县的工人专司搓澡修脚，手艺之精无以复加。这一大奢侈，司令部中高级官员均可享受。我们抵达后，浑身灰尘，孙将军就要我们入浴。我起初谦逊不遑，实际上也是在乡村中不敢轻易尝试；经一再敦促，才敢从命，竟得到出发以来所未曾有过的舒适的洗浴，至今不忘。西安的珍珠泉（澡堂）、临潼的华清池，都不能给我以更深刻的印象。
我们翌日回到南阳，只剩下游览可做了。先是逛街，无足观，驰名的南阳玉，都是些乌黑墨绿的货色，而且珞珞如石，既无玢豳纹理，复少莹拂之功，我国手工艺之江河日下，此其一例。卧龙冈在城西南七里，相传是诸葛亮结庐隐居之处，我们当然是要去一看，虽然我们明知诸葛高卧隆中应该是在襄阳而不是南阳。所谓卧龙冈，气势确是不凡，一片平原突然隆起一条土冈，长约百丈，高约三两丈，不懂风水的人也会觉得此地钟灵毓秀，饶有奇气。不过按照《大清一统志》所说的什么发脉于嵩山，蜿蜒数百里至此而蠕结的话，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明明就是一条土冈，根本谈不到脉。冈上有庙，入口处有石坊，榜书“千古人龙”四个大字。是一个道士观，庭院湫隘，烧香的、求签的以及卖饮食的小贩都应有尽有。道士出来奉茶，语言无味，俗不可耐。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旁院的刘备三顾茅庐的塑像，完全是按照皮黄戏里的模样塑造，羽扇纶巾的孔明坐在小小的茅庐里，刘备长揖不起，恼煞了外面的张飞，他满面愠怒之色！塑像还涂了鲜明的油彩，更增加了庸俗的气氛。一个大名垂宇宙的人物，其相传结庐之处竟变成这样的情况，没有一点肃穆清高的情趣。祠内有几副楹联，颇有趣。一云：
一心在先帝后帝，何必问襄阳南阳？
又云：
巾扇任逍遥，试看抱膝长吟，高卧尚留名士迹。
井庐空眷恋，可惜鞠躬尽瘁，归耕未遂老臣心。
再一联云：
立品于莘野渭滨之间，表读出师，两朝伟业惊司马。
结庐在紫峰白水之侧，曲吟梁父，十载风云起卧龙。
不知何人手笔。
由南阳南行，入湖北境到老河口。老河口据汉水之滨，是一商旅重镇，李宗仁将军坐镇于此。我们为了赠旗得有数面之雅，他在应对之间显得是近于木讷敦厚的类型，没有给我们特殊的印象。
再南行到襄阳。在此我们不曾歇宿，可是我看到了一个奇景。黄昏时候，在城外步行，听得江水呜咽，半涸的河床之中仍有激湍，两岸全是沙砾，落日欲没，斜辉照着对岸樊城的城垣，那城垣上的雉堞并未夷毁，清清楚楚地衬映在一片绚烂的夕阳之下，这一幅又鲜明又冷漠的图画永远不能在我心头磨灭。襄阳城是冷清清的，真像是一个“鬼城”。不知道这城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襄王云雨今何在，江水东流猿夜声”，可怜如今猿也没有了。偶在道边见有农人发掘，有甚多铜器出土，青绿斑斓，不似赝制。我以二元代价购得铜镜一面，径三寸许，有蚺虎蟠腾的图案，翻制甚精，是明宋间物。这是我华北视察之余，行囊中唯一购置之物。
再往南行到快活铺，是张自忠将军驻防处。他的司令部设在一间民房内，是真正的“茅茨不剪，采橼不斫”的民房。他请我们吃了一餐最简单而又招待最殷勤的饭，四盘菜一个火锅，或以青菜为主，或以豆腐为主，其中亦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尤其豪华的是每人加一枚生鸡蛋放在火锅里煮。我们吃得满头冒汗，宾主尽欢。这是我们出发以来所受到的最真诚最朴素的招待。张将军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面色略带苍白，一套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装饰。他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当晚我被引进一间民房睡觉，一盏油灯照耀之下，只见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就是我的睡铺，而且是既暖和又松软的睡铺。夜里听见炮声响，是敌人隔河放炮，怕我军月夜偷袭之故。第二天冰霰纷纷，寒风刺骨，我们在一个扩大了的打杀场上召集千名士兵，行赠旗礼，没有乐队，只有四只喇叭，我还奉命讲了几句话，我很激动，力竭声嘶。礼毕，张将军率队肃立道旁，送我们登车而去。
从快活铺西南行，途经荆门，遥遥看到群峰插天。李元鼎先生在车上低声诵起“群山万壑赴荆门”之句。其实那是指荆门山，不是荆门县。荆门县还体会不到“群山万壑赴荆门”的意境。车到当阳县东北，地形陡变，土色是黄红色，冈陵起伏，坡度不高而坡幅甚大，下坡时汽车关上油门，长驱直下，有一泻千里之势。这样的坡不知经过了几个，路旁有亭翼然，我们停车休息，看见亭内有碑一座，上面有四个大宇：“长坂雄风”，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坂坡。不禁想起当年张翼德“拒水断桥，瞋目横矛”的景况。车过当阳，不久就抵达宜昌，陆上行程至此到达最后一站。三月十七日乘船西上，归返重庆。
溯江西上，在我是第二次。这一次船大人少，得以饱览三峡景色，尤其是经过滟滪堆、瞿塘峡的时候，断崖蔽日，激濑奔腾，迎面下驶的木船摇旗鸣锣，生恐浪沉，真是险象环生。我们在船上的几天虽然舒适，亦甚忙碌，忙写报告。我们从各地带回的资料甚为丰富，爬梳整理颇费斟酌，大部分撰写工作是由邓飞黄和我分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