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入冥记

作者:佚名
唐太宗入冥记

唐代变文。敦煌话本小说之一。作者佚名。见敦煌写本斯二六三○《唐太宗入冥记》残卷,原无题,依王国维、鲁迅拟题。其中故事据初唐《朝野佥载》卷六之唐太宗入冥故事发展,但已与原故事大为不同。相传太宗入冥感到“杀人数广,昔日享福,今受罪犹自未了”,再无“生路”,“忧心若醉”。但他遇到了鬼判官崔子玉,此人在阳世任辅阳县尉,当家有五百口人,跃马肉食,全是皇帝所赐。当阎王叫他推勘太宗寿命长短时,他想这是一件“祸事”,“若勘皇帝命绝”,怕他回到长安杀自己一家五百口人,而太宗又怕崔子玉揭他老底,不让还阳,结果双方假公济私,进行一项交易。判官先给太宗加五年寿,太宗除保他全家,又封崔子玉为蒲州刺史,又赐库钱二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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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卷。宋司马光撰。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编辑《资治通鉴》时,使用了大量的古籍材料,一件事情往往有三四种不同的记载,传闻不实或记载不同的材料很多,哪些为真,哪些为伪,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颇费斟酌。所以,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对同一件史事的不同记载,进行详细的考证辨异,将经过考异辨误的可信的材料,用于《资治通鉴》一书中。随着《资治通鉴》的编成,对其所用材料的考异辨误也积蓄其多,于是,司马光将这些考异辨正按照《资治通鉴》一书的体例和内容顺序编成《资治通鉴考异》一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和《资治通鉴》一书一起奏进皇上。此书与《资治通鉴》同时成书,互为参照,对《资治通鉴》中某些重要史事,参考同异,辨证谬误,申明《通鉴》用此舍彼之故。考异所用材料甚丰,包括实录、正史、杂史、小说等,考订也非常精密,开史家前所未有之先例。后来有不少治史学者沿用此书方法,考订史事得失。全书共三十卷。前八卷考证周、汉至南北朝诸史事,自九卷至二十七卷,共十九卷,都是唐代史事的考订内容。其余三卷皆考后梁、后周、后汉史事。此书与《资治通鉴》同时刊行,但别为一书,互为参照读用。元胡三省作《资治通鉴音注》时,开始把此书内容散到《资治通鉴》各有关内容之下,纠正了《资治通鉴》中的某些事实错误,丰富了《资治通鉴》的史实。

台案汇录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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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六卷,为清代台湾关系档案汇录第八集,称为「台案汇录辛集」。所有档案,统由「明清史料」戊编选录。其中主要以清嘉庆年间「艇盗」蔡牵事变为中心,而以道光年间中英鸦片战争期中有关台、澎防御事项为附。计前五卷共收七十六件,全与「蔡变」有关;后一卷收有十二件,即为防御英人关系文件。书末,录附「清史」「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许松年、黄标合传」(附录一)及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所藏抄本「王得禄行述」(附录二)。按此等人物均与蔡牵事变有关,王得禄且预防御英人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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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蜀诸葛亮著。诸葛亮出师征魏,以图中原,出师前上表于后主刘禅。表凡二上,故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之谓。《前出师表》,劝诫后主发扬“先帝遗德”,用贤纳谏,刑赏无私,“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对宫中营中之事做了周密安排,反映了他无限的内顾之忧。《后出师表》,分析伐魏弱不胜敌,“然不伐贼王业亦亡”的危难形势,力陈“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道理。表中有“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前表亦有“臣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等语句。表现了作者尽忠报国的赤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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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卷。清廖平撰。《分撰两戴礼记章句》乃廖平有感而作。廖平以为,郑玄为小戴作注,不注大戴,使东汉以后,惟小戴盛行。实际上,博士旧有二家,小戴出于大戴,单治小戴者非也。廖平以今古为统宗,两戴全录、各以类从,不依旧第,惟注明篇目所出,又因论文繁难,较之《左传》,犹觉信徙,一人之力,难以成就,因而招集十数人分篇治之。故先为发凡起例,其凡例共三类:一曰宗派类,二曰篇章类,三曰义例类。宗派类分十五门,依次为今学、古孝经、古小学、古周礼、古诗、古左传、古国语、古礼、古丧服、古乐、古史学、古学礼、阴阳、经学、儒家附论语。篇章类立二十四事为纲,依次为合篇、分篇、篇章重出,仪节相同、经传注淆乱、注论,杂篇,简册失序、辨经传、脱误、章节、句读、虚字、多立篇目、草仪注、溯原、表四代、表五等、补页、取证、求异、求同、附文、科分。义例类共二十例,依次为今古杂例、互见列,文字异同例、列国不同例、润色例、参差例、传习例、缘经立说例、阴阳五行例、史子纬例、沿革例、宜俗例、意起例,行事私论例,因事改易例、先后例、同实异名例、同实异实例,译改例、傅闻例、迟早例、坠佚例。廖平至晚年,因所见有变,于宗派门类,略有更订,至于篇章义例,则沿袭旧说。论篇章分合,多有臆断之嫌,其他各条,则大体固甚美善,足资研讨。此书有光绪中 《蛰云斋丛书》本,光绪十二年 (1886年) 《四益馆经学丛书》成都刊本,民国十年 (1921年) 四川存古书局《新订六艺馆丛书》汇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