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内传

作者:班固
汉武帝内传

历史小说。又称《汉武内传》、《汉孝武内传》、《汉武帝传》。成书在齐、梁以前。旧题东汉班固撰,实为六朝人伪托。一说东晋葛洪作。一卷。写汉武帝出生、求仙、殡葬等奇异故事。着重描写西王母、上元夫人降临汉宫,武帝接待等情节,宣扬修炼、符箓之事。此书所载故事和《汉武故事》、《十洲记》等书的内容颇为相似。西王母降临汉庭的故事,基本上和《汉武故事》相同。据学者研究。此书当出现于二书之后。有《说郛》、《墨海金壶》、《粤雅堂丛书》等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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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著,1953年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由693节组成,下卷由14节组成。该书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代表作,也是分析哲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以全新的方法处理语言的意义问题,对于分析哲学中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语言意义转到注重生活实践,注意语言的日常用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维特根斯坦放弃了早期以逻辑分析语言,提示其真实结构的方法。他从观察人们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入手,把使用词的整个过程想像成是一些游戏中的一种,孩童通过这种游戏学习他们的母语。作者把这些游戏称为“语言游戏”,有时把简单语言说成语言游戏。在这种语言游戏中包含有无数多种句子,这些句子也有无数多种用法。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们会看到一些新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而另外一些则要被人遗忘。提问、感谢、咒骂、问候-把语言中工具的多样性和它们使用的多样性,把词类和句子的多样性与逻辑学家关于语言所说的话作比较,结果是很有趣的。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在于词的用法是多样的,维特根斯坦把词比作各种工具借以说明它们功用的各不相同。语句也是游戏中最根本的因素是遵守规则。每一种遵守规则的方式都是一种解释,但我们应该把“解释”一词局限于用对于规则的一种表达来代替另一种表达。哲学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语言的误解。既然语言的意义在于用法,那么当语言休息时,即在不使用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我们尊重语法的用法,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使用语言,就不会出现问题。哲学不可以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

中断的友谊

中断的友谊

《牛虻续集:中断的友谊》主要内容:读完《牛虻》后,大家总感到美中不足,不知道牛虻是怎样在南美洲度过十三年的。每当读到《牛虻》第二卷卷首“十三年之后”,人们不禁都要关切地提出这个问题。作者仿佛猜透了广大读者的心思,于《牛虻》问世十三年后的1908年,又动笔写了《中断的友情》一书,描写牛虻在南美洲的悲惨遭遇及回巴黎后参加意大利亚平宁山区的暴动等不平凡经历。

山家清事

山家清事

宋·林洪撰。所谈之事,亦俗亦雅,将相鹤、种竹、酒具、泉源、插花、诗筒、食豚……统统列入清事范畴。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宋代唐慎微撰著的本草著作。简称《证类本草》、《经史证类大本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共32卷。成书于元丰六年(1083年)。此书系将《嘉祐本草》、《本草图经》两书合一,予以扩充调整编成。共载药1748种。药物分类大体沿袭《新修本草》旧例,仅将禽兽部细分为人、兽、禽3部。各药先出《本草图经》药图,次载《嘉祐本草》正文及《本草图经》解说文字,末附唐慎微续添药物资料。约成书于元丰五年至元符元年之间(1082—1098)。艾晟于大观二年(1108)予以校补,首刊于昆陵 (今江苏武进),此即 《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政和六年 (1116) 医官曹孝忠奉诏校勘 《大观本草》,更名 《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简称 《政和本草》)。《大观本草》和 《政和本草》形成了本书两大系统的版本 (共40余版次)内容大同小异。

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

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

五十二卷,宣统元年(1909)始修,由江苏通志局主持,缪荃孙任总纂。大事志。仿于阮文达广东通志之前事略,其后江西通志等皆因之,吉林通志则更名曰大事志。实则志与史相表里,前事略等,即如一省之本纪。今拟仿吉林诸志之名,曰大事志。几历代立国建都置州郡方镇按抚制置司行省及督抚部院等,一应关国家盛表系生民休戚者皆入之,是为全书之纲领。如尹氏江南通志之诏谕一门,可节录入大事志。山西通志大事记如代魏、北汉建都山西,方域即以之纪年,此亦仿之。

旧京琐记

旧京琐记

夏仁虎(1873~1963),字蔚如,号枝巢子。别号啸庵、枝巢、枝翁。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清朝举人。光绪二十四年来京作官即迁居北京。由于他久居京师,又活动于政界,有广泛的社会阅历,所以对当时京城的掌故旧闻、风土习俗、名胜古迹、城厢市肆以及清末朝流、宫闱、仪制、考试等比较了解。其中记述张幼樵、李越缦等清流和京官清苦,生活之需多仰给于外官之冰炭敬与别敬,而大宗收入为印结费等情况,都是第一手的材料。《旧京琐记》分俗尚、语言、朝流、宫闱、仪制、考试、时变、城厢、市肆、坊曲十卷。单从门类就可以看出该书的内容相当广泛,具有古代笔记之“广”和“杂”的特点。本书的资料来源多取“琐闻逸事、里巷俳谈”,“向壁虚构,则非所敢”。由于这些内容多为作者所见所闻,所以较为可信,给我们今天研究北京的历史、掌故、风俗等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