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天绮谈

政治小说,十四回,未完。玉瑟斋主人著。载《新小说》第四至六号,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至六月出版。《回天绮谈》是一部以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英国“自由宪章”运动为历史背景,以配合晚清“宪政运动”为目的的政治小说。《回天绮谈》发表时题"政治小说",记叙的是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英国"自由宪章"运动故事，旨在配合晚清时期中国的"宪政运动".故虽明面写英国，实际是为对照中国现实，表现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学习西方，要求"倡导宪政"的主张，创作动机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共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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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这是一部毛姆读书笔记，内容涵盖毛姆有关读书的所有文字和文章。为什么要读书？怎样读书？读什么书？如何通过读书获得乐趣？这些名作家是如何写出这些名作……毛姆都在书中一一娓娓道来。这也是一部集毛姆阅读、哲思、洞见和评论于一体的传世之作，集结了毛姆的全部读书随笔，包括书与你、书与作家、书与世界、书与我四个部分。不仅有毛姆对诸多名作家与著作的点评、对阅读提出的方法和建议，还有他的自我剖析、生活回忆和文学思考，此外，他列出自己心目中的世界十佳小说名录，并分别佐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考，构成了一部分风格简约、让广大读者受益匪浅的文学回忆录。

蜘蛛网

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戏剧剧本改编的同名小说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往往在身边织了一张大大的蜘蛛网。外交官夫人克拉丽莎既喜欢开玩笑，又充满想象力，经常幻想自己某一天下楼，会在图书室里发现一具尸体。谁料，一语成谶，她竟真的被客厅里的一具尸体绊倒！更糟的是，继女皮帕向她亲口承认自己就是凶手。当晚，她的丈夫将带一名神秘的外国贵宾来家里与首相会晤。为了丈夫的仕途，更为了保护继女，克拉丽莎费力说服家中的三位客人帮忙掩盖这起命案……没想到警方竟不请自来。克拉丽莎不得不开始编织谎言，一张蜘蛛网将众人拉入陷阱……

石遗室诗话

近人陈衍(号石遗)著。32卷。1929年商务印书馆(上海)初版,线装4册。卷首有著者《自序》。诗话第1则说明诗话之作是由于受到郑孝胥和沈曾植的怂恿,相当于自序。第2则叙述了道光、咸丰以来宋诗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第3则说明“同光体”一词的由来,可视为综论。以下便逐一论述了沈曾植、郑孝胥、林旭、陈三立、易顺鼎、叶大庄、陈木庵、杨增荦、江瀚、丁惠康、陈曾寿、沈瑜庆、林纾、秦树声、王乃征、俞明震等近代诗人。陈衍是同光体首领之一,此书是同光体诗派的主要论诗著作,对清末民初诗人,网罗较多,间有论及唐诗者。陈衍诗论中心为“三元说”,认为诗莫盛于开元、元和、元佑。强调宋人都是推本唐人余法而变化之。书中论诗的写作技法多有精妙之言。衍曾为《庸言杂志》、《东方杂志》撰诗话,后加以增订合并而成此书。又有《石遗室诗话续编》十卷。此书网罗清末民初诗人颇多,可与其《近代诗钞》相互补充。

杜甫评传

杜甫传记。陈贻焮撰。此书共为上、中、下3卷，百余万言，分别于1982年、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以杜甫生平为线索，以唐代社会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对杜甫的家世、生活、创作、交游作了深入的研究。书首载南薰殿本杜甫像，宋刻本《杜工部集》书影。正文前有林庚序、傅璇琮序，作者自识，书末有葛晓音跋。《评传》的作者没有把杜甫简单化，既没有像封建社会某些士大夫那样把他看成每饭不忘君的诗圣，亦未将杜甫贬成一钱不值的地主老财，只是如实地根据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种社会条件约束的杜甫介绍给读者。诚如傅序所云:“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介绍杜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冬夜围炉听一老友在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此书精于考订，敢发新见。既注意有分析地吸取清代钱谦益、杨伦、浦起龙、仇兆鳌，以及现代闻一多、俞平伯、冯牧、萧涤非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在深入搜罗、考察史料史实的基础上，对诗人的游踪、交往和杜诗的写作年代等作了不少考订工作。同时在介绍杜诗时，往往能阐发自得之见。如对《自京赴奉先咏怀》作者云:“浑成之作，须浑成之体，庶几得其大致;若详加剖析，反赡觉支离。”《评传》注释部分亦颇为详赡。例如，正文引《资治通鉴》说玄宗“自教法曲于梨”，注释则详引任二北《教坊记·弁言》有关论述以资印证。是书传中有评，夹叙夹议，下笔繁富，富于诗情，“盖脱胎于诗话而取意于章回”(林序语)。

结社集会律

清朝末年颁布的一项单行的行政法规。该法是清末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清政府为加强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而制颁的。《结社集会律》颁布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初九日,计三十五条。该律规定,严禁“秘密结社”,对“各省会党”要严行惩办,并给“政事结社”、“政论集会”、“整列游行”设立了各种苛刻条件及违律罚则。如第十九、二十条规定:“无论何种结社,若民政部或本省督抚及巡警道、局、地方官,为维持公安起见,饬令解散或令暂时停办,应即遵照办理;无论何种集会或整列游行,巡警或地方官署为维持公安起见,得量加限禁或饬令解散”。故清政府的这一《结社集会律》,基本精神是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主义思潮和不断深入的民主革命运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

管子传

梁启超著。成书于宣统元年三月(1909),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7册。全书共分13章,近6万字。序论、时代背景、管仲简历,共5章,约7500字。其余8章论述其政治、经济、政务、军事、教育等思想、政策、活动。全书的重点,在于论述管仲的法治思想与经济政策,这两章约有3.7万字。梁启超在写《管子传》之前,写了《王荆公》,为王安石作传。他在《王荆公·自序》中说,他对王安石非常佩服,所以要为他写传。“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简单而言,就是要借鉴王安石变法革新之经验。在《管子传·自序》中,他说管仲、商鞅、王安石是中国古代之伟人,在西方同期历史上,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商君荆公,为世诟病,……管子亦毁誉参半”。所以他要在写《王荆公》之后,写《管子传》,并且“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梁启超对管仲评价很高,他认为西方政治中讲的“国家思想”、“法治精神”、“地方制度”、“经济竞争”等,在西方也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但在中国的春秋时代,管子就讲过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管子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而且“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梁启超在写法上,不时以当时流行的东西新学的名词术语、理论观点,对管仲的学说加以疏通证明,以便于理解管子的思想。梁启超在书中对管仲的思想,有许多精辟论述,至今对人仍有启发。《管子传》是研究《管子》与研究管仲其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