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兵事疏
作者：晁错
晁错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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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惺集
又名。《钟伯敬合集》。诗文集。各本卷数不一。明钟惺(1574—1625)撰。惺有《名媛诗归》已著录。是集天启间成书。钟氏论诗注重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强调独创性,但对诗情理解得过于狭隘,认为只有表现“幽情单绪”、“孤行孤诣”的作品才富于诗意。故其诗多咏物记游之作,善用瘦硬雄健之笔画奇山异水、幽谷险境,以抒发作者与世寡和,孤芳自赏之情,其中有些是托物言志、以物喻人,表现了作者不肯趋附权贵的崇高情怀。
![曝书亭集[四库本]](/d/file/books/3f18829e7ce0bd1b5038665132a51354.jpg)
曝书亭集[四库本]
八十卷。《附录》一卷。清朱彝尊撰。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醧舫,晚称小长庐钓鱼师。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曾参加纂修明史。博通经史,擅长诗、古文。词宗姜夔、张炎,风格清丽。为浙派词的创始者。所作咏物词和集句词,偏重形式。诗与王士祯齐名,称“南北两大宗”。作品清峭而好用僻典。有 《经义考》三百卷、《月下旧闻》 四十二卷及《曝书亭集》、《明诗综》、《词综》等。是集凡赋一卷,诗二十二卷,皆编年为次。始于顺治二年(1645),迄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凡六十五年之作。其纪年皆用《尔雅》岁阳岁阴之名,从古例。词七卷:有《江湖载酒集》、《茶烟閤体物集》、《蕃锦集》等杂文五十卷,分二十六体。附录《叶儿乐府》一卷,则所作小令。朱彝尊未入翰林时,尝编其行稿为《竹垞文类》。王士祯为作序,极称其永嘉诗中 “南亭”,“西射堂”,“孤屿”、“瞿溪”诸篇。然是时仅规模王、孟,未尽所长。至其中岁以还,则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韵,出奇无穷。赵执信《谈龙录》论:“国朝之诗,以彝尊及王士祯为大家。王的才高,而朱的学博”,亦公论。暮年老笔纵横,天真烂漫,随意所造,颇乏翦裁。他的古文写作,根底也很深厚。题跋诸作,订讹辨异,考证源本,见出其作为经学家本事。诗以《风怀诗》为世所称,小诗如《上谷道中》也浑厚可读,有盛唐边塞诗气象。《水龙吟·谒张子房祠》一词,似有对明亡的遗恨寄托。作为浙派词领袖,他的词崇尚空灵,以清丽高秀见长。但过于追求形式,有时不免流于碎巧。《曝书亭集》初有康熙间刻本。后有乾隆间刻本。近代有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清康熙五十三年本影印《四部丛刊》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排印本,民国二十五年 (1936) 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缩印本。此本为四库本，本站也有标点本，可以搜索查找！
浮沚集
南宋哲学家周行己著。陈振孙收编时有集十六卷,后集三卷,共十九卷。集久失传,从《永乐大典》所载,搜罗排比,共得九卷。诗二卷,文七卷。行己之学源于程颐,故集中在理气关系上有所反映。认为万物皆有太极,皆有两仪。太极为“道之大本”。太极与两仪是“一而二”的关系,“太极即两以成体,两仪即一以成用”。太虚之中,“絪缊相荡,升降浮沉,动静屈伸”,“二端散殊”而形成可象之物,“物者阴阳之迹”。又认为,“天下之民目视耳听、手举足运,无非道者;朝作暮息、渴饮饥食,无非道者。”这些思想都具有合理的因素,表明他试图把理学引向合理的轨道。由此引出他的修养论,认为“太极即中”,“中即胜”,君子之道应以“中”作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即不偏于“仁”,也不偏于“知”。学者应从亲贤开始,“能亲贤然后能明善,能明善然后能至公,能至公然后能无累,能无累然后能自立,能自立然后能与人,能与人然后能善世,此学者本末之序也”。还认为“洒扫应对”、“耕稼陶渔”皆可以成圣(以上皆出自卷二)。集中也表达了作者的经世思想,认为“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经国用”(卷一)。得人心有四:“广恩宥”、“解朋党”、“用有德”、“重守令”。经国用则有六:“修钱货之法”、“修吏役之法”、“修转轮之法”、“修居养安济漏泽之法”、“修学校之法”等。该集为研究永嘉学派的源起及理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敬乡楼丛书》均收录。另有武英殿聚珍版。
天道与人文
竺可桢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一位卓越的大学教育家，许多文史工作者在选用素材时，都有“六经注我”或堆砌编排的特点，其最终分析可能失之偏颇。竺可桢选用材料十分讲究，对历史的分析基本上做到了唯材料是举。《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气候变迁的分期，既不是根据温度变迁的周期，也不是根据历史朝代的不同，更不是根据纪年方式的变更。而纯粹是“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把气候时期分为“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仪器观测时期”，这种分期方式与气候变迁本身并无关系，表面上看来极不合自然逻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最方便实用且能最接近客观真实的一种方式，典型地体现了他所反复提倡的“求是”精神。
猛回头
陈天华著。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下半年写成。共四章,初刊于日本东京。文中以弹词手法，描述了外国欺凌中国之惨剧，以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针对“无奈我们的同胞沉迷不醒，依然歌舞太平，大家自私自利，全无一点团结力”，要求我四万万同胞，“除党见，同心同德”。强调“无论是为士、为农、为工、为商，都不可丝毫扰害，都要极力保护”。特别强调“讲公德，有条有纲”，认为公德是立国强身之本，“若是大家都讲公德，凡公共的事件，尽心去做，别人固然有益，你也是有益”，“我看外国人，没有一个不讲公德的，所以强盛的(得)很”。指出“若还不讲公德，只讲自私，不要他人来灭，恐怕自己也是要灭的。”提倡男女平等、改善妇女受奴役的地位，“兴女学，培植根本”。指出“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说，真正害人得很”，认为中国女子没有知识，是根本坏了，因为“往往有大志的人，竟消磨于爱妻慈母，男子半生都在女子手里”。文中还从其他方面论述了爱国主义思想。收入《陈天华集》。
分别缘生经
宋中印土沙门法天译，佛初成道，思念世间苦乐诸法，无有能了知者，梵王便来证成，佛更为梵王说十二缘生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