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
作者：沈从文
长篇小说。沈从文著。1945 年1月由昆明文聚社初版,列入《文聚丛书》。作品以三十年代湘西辰河中游的小码头吴家坪为背景,描写了辰河岸边兼务果园和水上运输的乡绅滕长顺一家的日常生活。他们辛苦经营的桔园丰收了,却有保安队长来讹诈;他们胼手胝足驾船来往于风波烈日之下,却有水上警察来勒索;他们家有纯洁姣好的女儿夭夭,却有土霸、反动军官来调戏;时局不稳,政出多门,对他们更是难测的威胁。这一切象一片阴影,使人民的生活黯淡无光。人们祈愿有一个公平合理的世道,并深信有一天天下事会由这些“手足贴地的人”来作主。正如作者在《〈长河〉题记》中所说:“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由于作者的一颗心贴着自己的人民和土地,所以他能以饱蘸故乡“哀乐人事”的现实主义彩笔,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真如梦的境界,并在其中歌颂美与善,鄙弃丑与恶,给人们以淳真的欢乐,宽和明净的心地和朴实无华的理想,不失为作者独特的民族的乡土的艺术风格。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下卷中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长河》是沈从文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读过《长河》你才知道什么叫‘美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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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交响曲
《田园交响曲》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创作的中篇小说，与《背德者》、《窄门》组成纪德的“道德三部曲”，发表于1919年。讲述一名乡村牧师收养一个成为孤儿的盲女，不仅对她关心备至，还极力启发她的心智，使她脱离蒙昧状态，领略她看不见的美妙外界。牧师从慈悲之心出发，一步步堕入情网，给妻子儿女造成极大痛苦，但是又不敢面对现实。盲女错把感激之情当成爱情，可是她治好了双眼才看清，她爱的是儿子雅克而不是父亲，她也看清这种爱无异于犯罪，给一家人带来不幸。于是，她只有一死，假借采花之机失足落水。小说刻画了两个鲜活不朽的形象，牧师和盲女。他们的交集、他们的灵魂间精神法则与肉体法则的矛盾冲突，构成了这两个人物丰富的人性内涵。
三宝太监西洋记
《三宝太监西洋记》，全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 义》，别题《三宝开港西洋记》。长篇神魔小说。全书20 卷100回。作者罗懋登。小说依据明朝永乐年间太监郑 和率领船队远涉重洋、游历各国的史实编著。小说主要写郑和率船队拥数万将士前后7次出使 西洋。其间历时28年，通使30个国家，最远至非洲东 部。出使途中历尽艰险。尤其是各种妖魔鬼怪不断骚扰 船队。在张天师和金碧峰长老神力帮助之下，才得以荡 妖涤怪、化险为夷，终于胜利归返。小说描写了各地风 土人情，轶闻趣事。情节中过多的神魔情节的描写是作 者着意模仿《西游记》所致，这极大地损害了小说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艺术上，构思奇巧，情节曲折。但其语 言冗赘，人物刻画也不甚鲜明。《三宝太监西洋记》主要版本有明万历本，咸丰文德 堂明刻写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该书。
敝帚斋馀谈
是书《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著录。今有《砚云乙编》、《申报馆丛书续集》本等，其中《香艳丛书本》题《敝帚斋馀谈节录》。今据《学海类编》本整理。（选录《敝帚斋馀谈》十五则）
竹斋集
诗集。三卷。《续集》一卷。《附录》一卷。明王冕撰。王冕,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诸暨(今属浙江)人。出身农家,白天放牛,晚至佛寺长明灯下读书。后从韩性学,试进士不第,即弃去,读古兵法。曾游大都 (今北京),泰不花荐以翰林院官职,不就。归隐九里山,卖画为生。相传朱元璋攻下婺州 (今浙江金华),授为谘议参军,旋卒。工画墨梅,学扬无咎,花密枝繁,行笔劲健,生意盎然;或用胭脂作没骨梅,别具风格。亦擅竹石。兼能刻印,相传以花乳石 (青田石 一类) 作印材,自他创始。作诗多描写隐逸生活,部分作品也能反映民间疾苦,语言质朴,不拘常格。宋濂为作传,载《潜溪集》中,叙其始末甚备。《明史文苑传》亦同。续高士传以为太祖欲授以参军,一夕卒。《浙江通志》据以列入《隐逸传》。是集凡诗集三卷,乃其子周所辑,刘基序。续集诗及杂文一卷,又附录吕升所为王周行状,则王冕女孙之子骆居敬所辑。王冕天才纵逸,其诗多遒劲之气,不拘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颇为可贵。集中无绝句,惟《画梅》以绝句题之。续集所收,皆自题画梅诗。史称其隐居九里山时,种梅千株,自号梅花屋主。尤善画梅。求者踵至,以幅长短为得米之差。是集收入《四库全书》。
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
拟民歌集。明冯梦龙(1574—1646)撰。一卷。梦龙有《古今小说》已著录。是书摹拟民歌,采用《夹竹桃》调,以顶针格形式,每首末句必用《千家诗》,故名。共收录拟民歌之作一百二十三首,包括前叙、后序各一首,内容多系“郎情女意”、怀人恋旧之情歌,大都以女子口吻唱抒幽期密约,相思爱恋等,其中不乏低级庸俗之作。有明刊本,一九五九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等。
国史大纲
钱穆著。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共分为上下两册,为当时教育部颁大学用书。1974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至1983年出版修订本第10版。1933年,钱氏首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曾先后编写过《通史纲要》、《国史读本》等发给学生课外阅读。1937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钱氏在播迁流离之余,继续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国难当头,感慨倍添,又因联大在流亡中,缺乏图书资料,钱氏于是决定于国难之日作国史,写出一部既有史料又有系统思想的通史著作。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艰难条件下,作者以随身携带积年所藏的通史笔记为基础,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寺中,终于在1939年6月写成50万字的《国史大纲》。书首冠“引论”凡2万余言,突出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他提出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的责任,因此,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层干柱。历史事态之演进,总不出这三者之外。他指出,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时期是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该书出版后,因其境界之高与议论之卓,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至今仍不失为研治中国历史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