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三代与汉代贵妇的遗体
上一章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三代在平泉都颇有权势之人，一个是出身卑贱的真言系修验宗的修行者。这二人并不共存于同一时代，只是都在东北。他们向往着自己的肉身如同木乃伊般尸身不腐，竟还那样去做了。这样的事在日本（严格来讲在全世界）算是特例吧。毕竟日本人对木乃伊这种东西普遍是没什么概念的。
天明二年（1782年），某艘去江户的船只失了事，漂到了遥远的阿留申群岛中的安奇卡岛，船长大黑屋光太夫被俄罗斯人救起后，又经勘察加半岛、西伯利亚辗转到了圣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4]。时隔十年，大黑屋光太夫终于在宽政五年（1793年）重新踏上了江户的土地。他把此次的漂流经历记录下来，回国后还在将军家前讲起了当时的见闻。就连当时最了不起的学者桂川甫周也将他的故事编撰成书，取名《北槎闻略》。关于这段历史还生出了个有名的小插曲，据说龟井高孝先生发现了此书的抄本后，在昭和二十年印出了活字本。
那本《北槎闻略》中有几处写的是在伊尔库茨克的见闻，有的内容不长，但应与木乃伊有关。
湖边的教堂供奉着一具名为尼古拉的圣徒遗骸，每年四月初会举行祭拜他的法会。虽已坐化七百年，但周身不腐、面目宛若在世时生动，引得世人甚是敬仰，听说不远千里来此拜祭他的人络绎不绝。
若是“周身不腐，面目宛若在世时生动”，那除了木乃伊还能是什么呢？书中的“湖边”说的是贝尔加湖畔。四十三岁那年，我去了俄罗斯旅行，在伊尔库茨克时就想，不知这尼古拉圣徒的遗骸怎么样了，要是还在的话也应去拜一拜的。结果向伊尔库茨克大学的教授、布里亚特民族史及伊尔库茨克地方史的权威库德里亚夫采夫一打听：
贝尔加湖畔确实有一个教堂，信徒众多。那里是一个尼古拉教会，在一个叫尼古拉的村庄里。不过唯一不同的是，那个教会里供的不是尼古拉的遗骸，而是画像。只是那画像现在也不在那个教会里了，而是被移到贝尔加湖畔其他村落的教会里去了。
我开车去贝加尔湖的时候，也去了那个叫尼古拉的村子。村子在安加拉河的河口，是个不起眼的村落，非常安静。如同库德里亚夫采夫所说，那里的教会没有尼古拉的画像。听说离那儿稍远的伊斯特比昂村庄里有个尼克里斯卡娅教会，画像就是被移到那里去了。我向牧师打听了一下遗骸的事，说是尼古拉的画像以前就很有名，但遗骸之类的简直闻所未闻。
于是，我又去了伊斯特比昂村的尼克里斯卡娅教会，可那里也没有画像。据说那幅了不起的画像曾经有过，只是不知何时就不见了。如今挂在那里的圣徒尼古拉的肖像画不过是幅替代品，是那幅伟大画像的摹本罢了。果然，真迹不见了，就只能用仿品充数了。画像中的尼古拉左手托着大地和教会，右手持剑，头戴法冠，肩披法衣，脸上蓄着白胡子，眼神锐利。
由此可见，《北槎闻略》里的记载显然有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桂川甫周将大黑屋光太夫描述的画像，按照自己的理解写成遗骸了。学识渊博的桂川甫周自然知道外国有木乃伊，只是日本没有，所以对木乃伊知之有限的他也无从大黑屋光太夫那儿确认准确的信息。
有个叫玉井喜作的年轻人也写过一本关于伊尔库茨克的游记，里面也把画像写成了木乃伊。明治年间，他跟着商队的商人去了西伯利亚，记录下从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这三十天的经历。游记里有一处叫博森斯克的修道院，距离伊尔库茨克有四公里远，以美丽的塔尖而闻名。那里面就躺着一具高僧的木乃伊，历经数百年仍栩栩如生。
我又请教了库德里亚夫采夫教授，他说从没听过哪里有个叫博森斯克的修道院，说的会不会是滋纳门斯基教会呢？因为那里也有久负盛名的美丽尖塔，还收藏了圣人伊诺肯奇的画像，且那画像也十分出名。如此说来，不是木乃伊而是画像。这次变成作者玉井喜作的失误了，许是他把传闻中的画像误认为木乃伊了吧。
我曾数次在欧洲教会里拜祭过木乃伊。木乃伊大多会横放在祭坛里，参拜者上前用手比画十字后就得离开，我也是如此。不是参观，而是名副其实的参拜，只晓得那里面躺着什么，却没人能看清他究竟是什么模样。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安放着列宁的遗体，每天的参拜者络绎不绝，可那些排着队的参拜者在我看来只像是精巧的蜡人像。
兴许只有在日本才能完全看清木乃伊的真容吧。真言修验宗的行者变成木乃伊，受世人供奉，或是以那样的形式安放于木乃伊堂。修行者在世时也曾被无数世俗烦恼所扰，可他们的木乃伊已经不能称之为遗体了，而是变成了世人敬仰的对象，千百年来受世人供养。于是，他们成了救世的佛。
倘若无人拜祭供奉，这修验宗修行者的木乃伊就只是一具遗体而已。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信仰的真谛吧。
最近（1972年），两千两百年前的一具汉代贵妇遗骸现世了。惊艳了世人的这具遗体是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郊外的古墓中挖掘出来的，发现时仍如在世般丰腴生动。说到遗体的木乃伊化，自然要数古埃及展现出的异常发达的技术，可这具遗体并未经过任何木乃伊化的处理就保存到了现在。中国居然在两千两百年前就具备了这样的技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而此等超乎想象之事今日竟然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了。据说这具遗体几乎完好无损，一起发现的还有丝绸、织锦、斜纹绸、刺绣等色泽艳丽，带有纹饰的织物。陪葬品数目巨大，达到千件以上，既有漆器也有陶器。若想了解两千两百年前的文化，怕是没有比这更好的资料了。不过最兴奋的莫过于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们吧。
从棺椁内部的封泥与题字来看，这具女性遗骸很有可能是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的始封之侯——轪侯之妻。总之，这是一位两千两百年前的贵族夫人，年龄约莫五十岁。
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又在杂志上看到这具遗体及其陪葬品的彩图时，我总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就像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他们都站在各自的立场有所思考，而我亦得站在自己的立场说点什么。
必须去思考什么呢？我探索自己的内心，可触到的又是极其简单朴实的东西。我说不上来那究竟是什么，只是第一眼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便觉得心底某处掠过一缕思绪，那么微妙，转瞬即逝。我试着努力抓住它们，让萦绕心底的小思绪渐渐清晰起来，
躺在那里的女性究竟是何人？人间五十年，死后又沉睡了两千两百年。两千两百年，遥远到模糊的岁月，与之相比，她在世的五十年是何其短暂。不知她在世时过着怎样的生活，肯定有烦恼，有喜悦，也有苦痛吧。尽管如此，她的人生也太短暂了。人们常说“须臾人生”，不过是“暂时”活着，而后久久睡去，那是永恒的长眠。多于在世时间长达四十倍的漫长岁月里，她完好如初地躺在那里。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们，还有侍奉她的男男女女，为保她遗容不变，在她下葬时做了种种努力。这是发自对她的爱，还是一种宗教仪式，抑或是蕴含着某种宗教因素呢？仿佛不这么做就无法让她的亡灵得到安息。而她，亦没有辜负安葬者的期望，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她能够如此完好地沉睡到今天。她活了五十年，死后又躺了两千两百年，我不禁想问，她的人生究竟为何，是应该赞美她活过的五十年，还是应该赞美她躺了两千两百年的遗体呢？活着的时光终是短暂，死后的时光又太过漫长。人们大抵不会去想死后还有什么时光可言。然而这汉代贵妇不同，她死后的时光是用时间单位来计算的。两千两百年的岁月，她都是作为已死之人躺在那里的。
我们在两千两百年后的今天畅想她的人生，她是一位怎样的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并不是荒诞无稽的胡思乱想，裹在她身上的衣物、棺椁里的大量陪葬品，都是走进她生活的绝佳资料。人们凭借这些去判定她五十年的短暂人生。不仅如此，她躺在那儿，却没有让自己失掉身上最珍贵的一切。换言之，她没有让她的容貌、身高、体态以及能联想到她姿容、性格、生活的一切从她身边悄悄溜走。
她究竟是谁，我厘清了闪现在心底的微妙思绪，得出以上种种。即便有“死后经营”这种说法，也未曾见过经营得如此完美的。若是帝王与当权者，他们死后的经营或许关系到国家或其一族的将来与命运。只是不管他们如何经营死后的自己，两百年后、三百年后，也终将湮灭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什么也不会留下。可是，唯这位汉代贵妇成功了，在两千两百年后的今天，她成功地勾起了全世界的好奇心，引来世人遐想她短暂的人生。
我不禁再一次问自己，她到底是谁。记不清是在报纸还是在杂志上，我似乎在哪里见过时光胶囊这个说法。她就好像是放在远古时光胶囊里的那个人，两千两百年后的今天再次现世。如果说这次的现世带给世人的除了震撼以外还伴随着某种悲伤，那一定是人们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去解读这位远古女性的死亡吧。
如何面对死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认知。我曾去过佐渡，见过一排伫立在岩滩崖壁边的墓碑。大浪打来时，仿佛瞬间就要将他们卷走，看起来甚是危险，不禁让人担心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或许真的有一天会被卷走吧。这里是佐渡渔民的安息之所，我看着一排排墓碑，竟一点也不讨厌这样的安葬方式。他们一生与海相伴，最终的归宿再没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在日本人的心里，死亡是交给自然和岁月安排的事。直到现在，人们都会按照惯例以宗教仪式厚葬死者，可又如何呢？数十年、数百年后，也只能顺从自然的安排罢了。最终只有自然和岁月才能净化死亡。人向来不会怠慢对死者的祭奠，可也不至于执拗地想要永远守住逝者之墓，墓终究只是一处埋葬之所。人生自有生死，最后回归自然，这样的信条一直铭刻在日本人的心里。
前年去俄罗斯旅行的时候，我去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浩罕古城。那一回，我在古城郊外的墓地，看到棺型的墓碑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每个墓碑既没有刻逝者的名字，也没有刻他们的生辰、卒年，还真是干净利落啊。为我领路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大约五十岁，我好奇地问他原因，他说自打他出生时就一直是这样，许是从以前就传下来的习俗吧。
那些生生世世都生长在天山费尔干纳盆地的人，或许对死亡的认知是特别的，至少与我们不同。死后自有死后的世界，既去了那里，现世用过的名字就舍去了吧。我倒觉得这样的认知并无奇特之处。也许在他们心中，阴阳二界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我甚至觉得这么想也无甚不妥。
作为旅行者的我始终对那位领路人的解释感到无法释怀，不过就此作罢吧。或许现世中的阶级和贫富之差，到了那边就平等了。所以，墓碑不论样式还是大小，都那么整齐统一。墓地旁就是浩罕汗国时代的皇陵，被高大的挡墙层层围住的皇陵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相较之下，在俄罗斯那些大城市的墓园里，一排排的墓碑上还镶着照片，那些墓主似乎还维系着与现世的牵绊。我看不懂碑上刻的字，只觉得那些文字繁复又冗长。
逝者的安葬方式也好，墓地的营造方式也罢，每个国家与民族自有不同，说不上哪个好或是哪个不好。我以前写过一首诗，这首诗与古代游牧民族匈奴的传说有关。
相传匈奴有个习俗，人死后要先在大草原上挖个洞，再将死者埋进洞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洞竟有几百尺那么深，还要用一匹骆驼来殉葬，骆驼的血就洒在了那上面。可杂草很快就盖过了那里，让人找不到墓的所在。到了第二年，死者的家人牵着骆驼徘徊在大草原上，当骆驼嗅到同族的血就开始咆哮，于是人们就地搭起祭坛，开始祭拜死者。（中略）他们总以为，（中略）落日就是落在那片草原尽头的太阳，天上的雪就是降临在那片草原上的积雪。
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的传说，不知是否真有那样的安葬方式。对骆驼是残忍了些，不过这习俗倒也挺契合匈奴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彪悍民族。或许这样的安葬方式在我们看来极其粗糙，可这烦琐复杂的过程实则蕴含了对死者极致的敬意。
藤原三代的掌权者遵循自己的意愿将死后的肉身木乃伊化，这不禁让我联想到木乃伊，联想到逝者的安葬方式以及死后经营种种，也让我提笔写下这篇名为平泉纪行却不像平泉纪行的文章。藤原清衡、基衡、秀衡，这三位北方的优秀武士到底与那个年代在京都、镰仓的王者有何不同呢？这些不同又是如何影响着他们的命运？我想，这就是我以后平泉纪行的主题了。
埃及帝王的木乃伊、汉代贵妇的遗体虽然死后都被“经营”得很好，但并不一定是出自他们的本愿。兴许在那个年代，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习俗，他们的遗族、遗臣将处理他们的遗体当作例行公事一般出色地完成了。
但是，藤原三代却并非如此，打造黄金葬堂的藤原清衡自不必说，基衡与秀衡各自筑造的寺院比起清衡的中尊寺来毫不逊色。可他们仍将遗体安置在金色堂，那是因为他们已把金色堂视作自己死后的长眠之所。基衡与秀衡无非与清衡一样，以为只要把遗体置于金色堂就能永葆不腐，永世不灭。
自愿将自己的遗体木乃伊化，这在当时必是前所未闻之事。随着时代的变迁，又出现了之前说过的真言修验宗的木乃伊志愿者。可这些人的行为出自于信仰，只能说是一种特殊的自杀方式，不可与藤原三代同日而语。
北方王者的特立独行从何而来呢？是源于“东夷之远酋”的血统吧，要不就是源于当时的“虾夷”习俗。若是如此，就不得不先探究藤原一族与“虾夷”的血统关系。于是，另一个难题又会横在我们面前，这“虾夷”本身又出自什么血统呢？我既非民族学家又非历史学家，实非我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小说家，我也只能先撇开这些难题去追寻藤原三代的秘密了。
若是非要让我先下结论的话，我想北方王者那超乎想象的意志与行为都出自对藤原一族命运的预感，那是无法逃避的宿命。平泉曾经的荣华早已烟消云散，埋于青青夏草之下，只留下美丽的黄金小匣，还有那里面的三具遗体和一个首级。
（《潮》1972年8-11；《历史的光与影》讲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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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州藤原氏是平安末期，藤原北家旁系的一支豪族。1087年至1189年，奥州藤原氏清衡、清衡之子基衡以及基衡之子秀衡三代以平泉（今岩手县南部）为根据地，掌握了包含出羽（今山形、秋田二县）在内的日本陆奥地区（今东北地方）的管领权，后被源赖朝所灭。
[2]特指中尊寺金色堂。中尊寺由藤原清衡始建于长治二年（1105年）。其中，金色堂系清衡为自身所建的葬堂，安置有藤原三代的肉身像。
[3]东京都目黑区洗足地区。
[4]圣彼得堡，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位于俄罗斯西北部，1924年为纪念列宁曾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又恢复原名为圣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