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续）
难道这就是我要在我这位已经作古的朋友的传记中对他那部令我万般厌恶、反感和回避，却又百般爱戴和仰慕的作品所说的全部吗？不，还不是。我的心里对它还有一些话要说，但我旋即又决定，那些性质和特征，它们令我——当然是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方式——感到压抑和恐惧，更好的说法是：以一种令人害怕的方式激起人的兴趣。我说了，我旋即又决定，在对这一切进行刻画描述时结合那些抽象的苛求，这些苛求是我在西克斯图斯·克利德威斯先生家里所举行的那些讨论会上所遭遇到的，关于这些讨论会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就已经有所提及。正是我在这些晚间聚会上的新奇经历，连同我同时对阿德里安那部孤独作品的参与一道，使得我的精神感到过度紧张，我那时就生活在这种过度紧张的气氛中，而这些新奇经历还真是让我的体重减轻了整整十四磅。
克利德威斯，版画家，书籍装帧艺术家，东亚彩色木刻和陶瓷收藏家，对于这个领域，他也应这个或那个文化团体之邀，在帝国的各个城市，甚至在国外，作些内行和聪明的报告，他是一位矮个的、不显老的男士，他的说话方式表现出强烈的莱茵黑森地区风格，他的思想异常活跃，他不受传统僵化的思想意识约束，而是以纯粹好奇的方式去窥探时代的种种运动，并声称其中一些传到他耳朵里的东西是“极其重要的”。在他的操劳之下，他那位于施瓦宾区马尔提乌斯大街的、其接待大厅挂有迷人的中国（出自宋代的）水墨彩画的居所，便成为举足轻重的或是消息灵通的以及参与精神生活的头头脑脑们的聚集之地，而这其中也囊括了全慕尼黑城所有的头面人物，而且，他另外还在那里安排富有哲理的绅士晚会，一种不超过八到九个知名人士的私密圆桌会议，这些会议在晚餐之后大约九点的时候开始，由于这些会议纯粹是以自愿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为目的的，所以东道主亦无须另外再为招待来客而破费颇多。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种思想交流也不会将其富有才智的高度紧张保持到底；又鉴于克利德威斯的社会倾向和局限，故而参加者的思想水平仍然显得有些参差不齐，所以，仅仅出于这个原因，这种思想交流就常常会偏离正题，沦落为舒适惬意的日常闲聊。这不，参加这些会议的就有黑森拿骚大公世家的成员，是两个正在慕尼黑念大学的友善的年轻人，他们被主人不无羡慕地唤作“美王子”，由于有他们在场，即使只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家要小太多，交谈的时候肯定就会有所顾及。我不想说，他们干扰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常常会无忧无虑地进行一些内容较为高深的谈话，根本不问他们能否听懂，每当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做个谦虚的面带微笑的或是认真的挂满一脸惊异的听众。对我个人而言，更败兴的却是那个已经为诸位读者所熟悉的荒谬骑士的在场，这个叫做哈依姆·布赖萨赫尔博士的家伙，我早就承认我对他难以容忍，但他的敏锐和觉察能力在这样的场合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的。而同样让我感到生气的是，工业家布林格尔也属被邀之列，受邀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税率等级高，他跟着一起凑热闹，对最重大的文化问题大放厥词。
我虽然心里窝火，表面上却万万不可做那败兴之人，我不仅有办法不让人看出我内心怀有一丝反感，而且我还尽我所能地强迫自己和大家一起高兴，更何况这种赞同并不是毫无顾忌，而是暂时的，只是笑着表示对现存的和即将来临的事物的一种愉快的认识。我大概提过一次建议，“如果我们愿意严肃片刻，”我说道，“来思考一下，会不会有那么一个思想家，尽管他很关心集体的困境，但他却能够更好地把真理而非集体作为自己的目标，因为真理，甚至是严酷的真理，是间接和持续地服务于集体的，而且这种服务要胜过那种思想所提供给集体的服务，这种思想自以为应当以牺牲真理为代价，实际上却通过这样的否定以无比阴森恐怖的方式从内部瓦解着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的基础。”可是，人家对我的这个建议却是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这可是我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事情。我现在也承认，这个提议是不得体的，因为它和当时的思想氛围格格不入，因为它里面注入了一种当然是为大家所熟悉的，简直是太熟悉的，熟悉得令人感到乏味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只会对新事物构成干扰。我当时做得比较好的是，我和被刺激起来的一桌人一起去考察和探究这个新事物，而不是以死气沉沉的、其实也是相当无聊的方式去反对它，我让我的想象紧贴讨论的进程，并在这个讨论的框架内去了解那个即将来临的、已经暗中形成着的世界——无论我此时此刻内心的情感如何。
那是一个既旧且新的，一个革命复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与个性观念相连的价值，比如：真理、自由、权利、理性，要么完全被驳倒和抛掉，要么就具有了一种与上几个世纪完全不同的意义，为此所采用的办法是，它们被从苍白的理论中解放出来，被充满活力地相对化，和级别高得多的权力、权威、信仰专政的主管机关联系起来，绝不是以一种发动的、昨天或前天的方式，而是以等同于充满新意地让人类退回到中世纪神权政治状态和条件的方式。这样一来就显得不怎么反动了，就好比一个人行走在一个球面上，而他走的这条路就是一条天然的环行路，是一个圆圈，他自然而然地就会再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去，因此你很难说他绕圈子是倒退一样。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倒退和进步，新和旧，过去和未来合二为一，政治上的右也越来越多地和政治上的左重合起来。这种缺失前提的研究，这种自由思想，它们远远不能代表进步，更多的只是属于一个落后的和无聊的世界。这种思想被赋予了使暴力变得合理的自由，就像七百年前理性曾经可以自由讨论信仰、证明教条一样：它就是为此而存在的，今天的这种思想也是为此而存在的或者将在明天为此而存在。然而，这种研究可是有前提的——不消说，它是有前提的！这些前提是权力、集体的权威，而且还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以至于科学根本不会去想“自己难道不是自由的吗”这个问题。它在主观上完全是自由的——在一种客观约束的范围之内，这种约束是如此根深蒂固和自然而然，以至于绝对不会被当作枷锁来感觉。为了让自己搞清所要面临的东西，也为了消除自身对此所怀有的那种恐惧，人们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不要忘记，确定的前提和神圣的条件的绝对性从来就不曾阻碍过想象力和个体的勇敢之想法。相反：恰恰是由于教会从一开始就把精神的统一和封闭作为绝对理所当然的东西灌输给了中世纪的人，所以中世纪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充满想象力的人，这个程度要远远大于个人主义时代的市民，因此中世纪的人能够独自更有把握和更加轻松地让自己在个人的想象力的天地里驰骋。
哦是的，权力可以让我们的双脚走在一片坚实的土地上，它是反抽象的，而我做得很好的地方是，我和克利德威斯的朋友们精诚合作，我们一起去想象这既旧且新的事物将会如何在这个和那个领域里从理论上彻底改变生活。例如，教育学家都知道，在当今的小学教学中已经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放弃最先学会字母，放弃一个音一个音地去读，而是转而采用单词学习法，把书写和具体观察事物结合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抽象普遍的、语言上不受约束的拼音文字的偏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是对原始民族的音节文字的回归。我在心中暗自思忖：单词何用之有，书写何用之有，语言何用之有？极端的客观性必须以物为准绳，以后者为唯一准绳。这里我想起斯威夫特[4]的一篇讽刺作品，说的是一帮喜欢改革的学者决定，为了爱护肺部，也为了摆脱空话，根本废除用语言说话，而只用出示物本身来交谈，不过，这些物，为了便于理解，人们必须尽可能悉数把它们背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这个地方非常滑稽，尤其是因为，奋起反对这一革新并坚持要用语言闲聊的不是别人，正是妇女、暴民和文盲。当然喽，我的这帮讨论者在亲自实施他们的建议上倒是远不及斯威夫特笔下的那些学者走得远。他们更多表现出一种保持距离的旁观者的表情，他们关注这种普遍且已清晰凸显的意愿，即：为了一种被认为是必要的和合乎时宜的简单化的缘故，断然抛开所谓的文化成就，而这种被他们认为是“极为重要的”意愿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刻意的再野蛮化。我没听错吧？当这帮绅士在上述关联中突然把话题扯到牙医学，而且还是非常具体地指向阿德里安的和我的那个“死牙”的音乐象征时，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同时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我现在真的认为，我当时跟着一起笑的时候是满脸通红的，当时，我们正在一片愉快的欢笑声中讨论牙医们日益增长的趋势，即把那些神经已经坏死的牙齿断然拔掉，因为医生们已经决定把它们视为感染的异物——在十九世纪的牙根治疗技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并日臻完善的发展之后。说得好——而尖锐指出下面这一点并赢得大家一致赞同的正是布赖萨赫尔博士：这种卫生学观点多少应当被看成是前面那种首先存在着的抛开、放弃、偏离和简单化的趋势的一种合理化——在卫生学的理由陈述过程中任何意识形态怀疑都是适宜的。无疑，较大规模地不维持病人的生命，杀死没有生存能力的和弱智的人，如果有一天人们会转而去这样做的话，那么，恐无疑也是会从民族和种族卫生学的角度来陈述理由的，而实际上恐怕这里所涉及的——人们根本不打算否认这一点，相反，人们还强调这一点——则是远远要深刻得多的决定，是对所有的曾经是资产阶级时代杰作的人之娇弱化的拒绝：是人类本能地让自己进入状态，以应对艰难的和较为阴暗的、嘲笑人道的时势，以应对一个全面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会远远地退回到中世纪基督教文明那里，而且，它更将会把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形成之前的、古希腊文化崩溃之后的那个黑暗时期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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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文为Unruhe，有“不安、骚动”之意。
[2]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3] 乔治·索列尔（1847-1922）：法国社会哲学家，著有《暴力论》（1908）一书，是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暴力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暴力在历史进程中起创造性作用，社会变化是暴力的创造过程。也有人认为，索列尔关于暴力和社会神话的学说使之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开路先锋之一。
[4] 约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以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最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