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可怜的鲁迪！你的幼稚的魔力的胜利是短暂的，因为它陷进了一个更加深邃、包藏着更大灾难的魔力的力场，它将迅速地被这个力场折断、扯碎、消灭。不幸的“你”啊！这个蓝眼睛的小人物为自己赢得了这个他不应该赢得的“你”，那个勉强与他以“你”相称的人，那个人不得不对自己随着这个“你”所遭遇的这种——或许也——给他带来愉悦的耻辱进行报复。这种报复是不由自主、不假思索、眼露凶光和神秘莫测的。读者诸君，您别急，我这就一一道来，我这就一一道来。
在1924年的最后几天里，那部成功的小提琴协奏曲在伯尔尼和苏黎世重演，在瑞士“室内乐团”的两场演出的框架之内，该团的指挥保尔·萨赫尔先生，以十分优厚的条件向施维尔特费格发出邀请，同时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即作曲家如能亲自到场，那可将会赋予这些演出以特别的声望。阿德里安起初并不同意；鲁道夫见状，自然懂得该如何去求他才能让他回心转意，这个年轻的“你”那个时候有的是力量，足以去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开辟道路。
这部协奏曲被安排在包括德国古典主义和俄罗斯当代音乐在内的演出节目单的中心位置。它的，思想的和压倒一切的，特质，借助于独奏者全力以赴的献身精神，在那两座城市，在伯尔尼音乐学院大厅和苏黎世音乐厅里，再一次得到展现。评论界注意到某种风格上，甚至是水平上的不统一，观众同维也纳的相比也稍显冷淡，不过，他们对演员们还是给予了热情的喝彩，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两场晚会上都坚持要作者本人出场，而这位作者呢，也很给他的演奏者面子，手拉手地同他一起多次向喝彩的观众致以谢意。这两次罕见的场面，这种孤僻的人亲自把自己暴露在人群面前的情形，我是没有机会看到的。我被排除在外了。第二次，在苏黎世，经历这件盛事并就此向我作出描述的人是让内特·硕伊尔，她当时恰巧就在这座城市停留，并且还在那家私宅里碰到阿德里安，而他和施维尔特费格正好就在宅中小住。
他劝我要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他说，他就快四十岁了，仅这一点就足以提醒他不能耽误终身大事了。他要我别再追问了，说我以后就会明白的。他的这个想法意味着他要摆脱他同施维尔特费格之间那种鬼鬼祟祟的关系，为此我感到高兴，我甚至难以掩饰这种高兴，我乐于把他的这个想法理解为他为此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手段。那个拉小提琴的和吹口哨的家伙对此将作何反应，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不会令人感到有何不安，因为此人的那种小青年式的虚荣心已经得到满足，他已经拿到了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我想，在他取得了胜利之后，他应该还是愿意重新在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生活里占据一个比较理智的位置的。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只是，阿德里安在谈及他的这个想法时所用的那种方式很是奇怪，好像它的实现就只取决于他一个人的意志似的，好像根本不用去管人家姑娘家同不同意似的。好一个自以为可以尽管去选择，可以尽管去说出他的选择的自信啊，而我又是多么愿意接受这样的自信啊！可是，我这心里却又由于这种自以为是的幼稚性而不免战战兢兢起来，在我本人看来，这种幼稚性就是一种构成他气质的孤独和陌生的表现，从而令我开始违心地怀疑起来，怀疑这个男人是否真的具有那种吸引女人来爱自己的天分。如果让我掏心窝的话，我甚至会怀疑他本人是不是也真的相信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他只是故意装出一副他肯定会成功的样子，但我尽力不让自己去这样觉得。至于那个被选中的姑娘对于他安在她个人身上的这些想法和意图是否暂时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觉察，这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这一点，我一直都是不清楚的，即使是在布里恩大街的那次社交晚会上认识了玛丽·戈多本人之后，我仍然没有弄清楚。她是如何令我喜爱，从我前面对她所作的描述之中便可看出。不仅是她目光里的那种柔和的夜色，我知道阿德里安见到它的反应该有多么敏感，她那迷人的微笑，她那富于音乐性的嗓音令我为她陶醉，还有她那友好而又聪慧的稳重性格，完全置女人娇气于度外的朴实客观，坚定不移，是的，那种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所特有的干脆利落。只要一想到是她要成为阿德里安的生活伴侣，我就会感到愉快幸福，我认为自己非常能够理解她在他心里所引起的那种感觉。他的孤独所畏惧的那个“世界”——或许也是人们从艺术和音乐的意义上称之为“那个世界”的东西，那种德意志以外的东西——正在通过她，以庄重无比的友善形象，向他迎面走来，唤醒他的信任，在他心里播种取长补短的希望，鼓励他去加入，难道不是吗？他是以他那由音乐的神学和数学的数字魔术所构成的清唱剧世界为出发点去爱她的，难道不是吗？尽管就我所见，这两个人只有过昙花一现的私下接触，尽管如此，一想到他们将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想到将要有这样的图景出现，我仍然不免会激动不已，同时也充满期盼。有一次，在社交聚会的人员组成发生变换，约莫由玛丽、阿德里安、我，还有一个第四者，共同结为一组时，我几乎是立马就抽身而去，而且，我同时还巴不得那第四者也和我一样知趣，赶紧找个地方离开。
施拉金豪芬夫妇举办的这次晚会并不是晚宴，而是一种九点钟开始的配有茶点的自助冷餐招待会，地点则是紧邻立柱沙龙的那间餐厅。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所办社交聚会的景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有什么叫做利德泽尔的男爵跑来这里为所谓的“优雅”摇旗呐喊了；这个弹钢琴的骑士在历史的沉沦中被人遗忘了，而且，席勒的曾孙，格莱辛—茹斯伍尔姆先生，也不再露面了，原来，他老人家聪明反被聪明误，搞诈骗败露，所以没脸见人，只好貌似自愿坐禁闭似的，躲在他那下巴伐利亚庄园里不出来了。整个事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据说，这位男爵有一件珠宝，他给它上了很高的、超出其价值的保险，他把它包得严严实实地给一个外地的珠宝商寄去——可当包裹寄达人家那里的时候，人家珠宝商却发现里面除了一只死老鼠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只老鼠很不能干，它没有能够完成那个寄包裹的人准备要它完成的任务。后者的用意很明显，即这只啮齿目动物应该是会咬破包装跑出来的——以此造成这样一种假象，即那件珠宝通过天知道怎样形成的破洞掉出来不见了，于是乎，那笔保险金就可以到手了。可是，这畜生不仅没有把事办成，反倒落得个暴死，没有搞出那个出口，而那个出口原本是可以解释那件根本就没有放进过包裹里去的珠宝的丢失的——这个恶作剧的发明者以最可笑的方式发现自己露馅了。他有可能是从一本文化史的书里偶然看到这个把戏的，从而成为阅读该书的一个牺牲品。不过，从非常普遍的意义上来讲，或许这个时代的道德混乱也对他的这个愚蠢的念头同样负有责任。
不管怎样，我们的娘家姓普劳斯西的女主人都不得不作出一些牺牲，不得不几乎是完全放弃她以前的那种要把世袭贵族和艺术家气质结合起来的理想。某些曾经的宫廷贵妇的到场令人回想起过去的旧时光，她们和让内特·硕伊尔用法语交谈。此外，还可以看见戏剧明星们身旁冒出那么一两个天主教民族党的，是的，甚至还有一个有名的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以及这个新国家的几个大大小小的官员，其中自然是不乏自家人的，如一个特别忠诚的、时刻准备着冲锋陷阵的冯·施腾格尔先生——然而，某些不遗余力地讨厌这个“自由主义的”共和国的分子，也是有的，那种要为德国雪耻的意念和代表着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的意识被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写在了脸上。
结果不是别的，只能是：旁观者会发现，同玛丽·戈多和她的好姑妈更多地呆在一起的人是我，而不是阿德里安，他无疑是专程为她而来的——不然的话，他干吗要来呢？——刚见面的时候，他也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地再次对她致以问候，但这之后他就基本上只与他亲爱的让内特，以及那位精通并崇拜巴赫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聊天。即使完全撇开对象的赏心悦目不算，就凭阿德里安出于信任所告诉给我的那一切，人们就很容易理解我为什么这样专注了。鲁迪·施维尔特费格也和我们在一起。伊莎波姑妈很高兴又见到他。跟在苏黎世时一样，他常常把她逗得哈哈大笑——也把玛丽逗得抿嘴微笑，但他却无法阻止一场持重的交谈，这场交谈主要以发生在巴黎和慕尼黑艺术界的事情为中心，也捎带涉及了一点欧洲政局、德法关系，而在这场交谈的最末了，阿德里安才以起身告辞的方式站着参与了几秒钟。他总是必须去赶他的那趟11点的开往瓦尔茨胡特的火车，而这一次的社交晚会，他一共只呆了不到一个半小时。我们其余的人比他多呆了一小会儿。
这是，如前所述，一个星期六。几天后，星期四，我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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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2] 一种德国特有的带有说白的歌剧。
[3] 巴黎旧时的一座剧院，曾被视为19和20世纪通俗戏剧的象征。
[4] 维托里奥·里蒂（1898-不详）：意大利作曲家。
[5] 卡洛·哥尔多尼（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现代喜剧创始人。
[6] 多米尼科·奇马罗萨（1749-18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7] 法国城市，位于巴黎西南，自1756年起成为法国著名的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