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治新娘拍卖行中的热闹 1563年—1565年
当年，两个年轻女子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新娘：英国的伊丽莎白和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在整个欧洲，未必能找出一位尚未婚配的王公不派人去向她们求婚的——不管是姓哈布斯堡还是姓波旁，不管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还是他的儿子堂·卡洛斯，不管是奥地利的大公，瑞典和丹麦的国王，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是黄口孺子，年轻的小伙子和成熟的男人。政治新娘拍卖行很久没有这样热闹了。同一国之主的女子结婚，仍旧是扩张君权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在专制政体时代，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婚姻关系生发出广泛的继承权。统一的法国、西班牙的全球大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的权势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今，欧洲王冠上的最后两颗宝石又突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伊丽莎白或玛丽·斯图亚特，英国或苏格兰；谁要是通过结婚获得了这个或那个国家，便算赢得了世界霸权。但是这不仅是民族间的竞争，并且是一场宗教战争，是一场征服人心的战争。因为不列颠群岛和它的一个女主一旦归属信奉天主教的并肩王，那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中天平的指针彻底倾向罗马的普世教会，它将重新在世界上占上风。因此，狂热地追逐新娘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家庭事件：其中包含着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决定。
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决定……对于这两个女子、这两位女王来说，这也决定了她们一生的纠纷。她们的命运纠结在一起，牢不可分。倘若两个对手之中某一人通过婚姻进一步升腾，那么，另一人的宝座势必摇摇欲坠；倘若天平的一个秤盘上升，另一个秤盘必然下降。倘若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都不嫁人，一人只是英国女王，另一人只是苏格兰女王，那么，她们之间的虚情假意可能保持平衡。只要一个秤盘重了些，某一人就会强大些，就会胜利。然而，高傲毫无惧色地同高傲对峙，谁也不愿让步，也绝不让步。除非拼个你死我活，才能解决这个僵持的争端。
历史挑选了两位大腕女演员来演出姊妹决斗这场辉煌的戏。这两个人，玛丽·斯图亚特也好，伊丽莎白也好，都是资质卓尔不群，旷世少有。同她们的多姿多彩的形象相比，并世的其他君主们——像禁欲主义者一般顽固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像孩子一样胡闹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无足轻重的奥地利的斐迪南，都仿佛成了二流戏子。他们任何人都远远没有达到与这两个女子互相对抗的那种精神水平。这两个女子都很聪明，尽管如此，却仍控制不住她们的纯女性的激情和乖僻；两个人都很虚荣；两个人都是从小下工夫准备扮演崇高的角色。两个人都具有同她们的名分相当的威仪；两个人都精通为人文主义时代增添光辉的高雅文化。两个人除了本族语之外都能流利地使用拉丁文、法语和意大利语，伊丽莎白还懂希腊文；两个人的书信都以其生动准确的文体高出于她们宰相的平平淡淡的文牍——伊丽莎白的书信同她睿智的国务大臣塞西尔的签呈相比较，要鲜明生动得多；而玛丽·斯图亚特精雕细刻的、独特的文体，一点儿也不像梅特兰德和梅里的淡而无味的外交函件。这两个女子的非凡的才智，她们对艺术的理解，她们的帝王气度，能够使最最挑剔的评论家满意。伊丽莎白敬重莎士比亚和本·琼森(1)，而玛丽·斯图亚特钦佩龙萨和杜倍雷。但是这两个女子的共同点也仅止于个人的高雅文化造诣；她们的内在的对立却被共同点反衬得更加鲜明，而这样的内在的对立自古以来便被作家们理解成典型的戏剧性冲突而不断予以描绘。
她们的对立十分彻底，连她们的生活道路也仿佛图解似地、形象地表现了一点。基本区别如下：伊丽莎白在道路开始时艰难竭蹶，而玛丽·斯图亚特则是在道路终结时困苦潦倒。玛丽·斯图亚特的幸福和权势来得容易，灿烂而短暂，好比晨星在天空中闪现。她生而为女王，少小时即已接受第二次涂油仪式(2)。但她的坠落也是同样的迅猛而突然。她的命运仿佛浓缩为三四次灾难，因而像是一出戏——难怪剧作家们那么喜欢把玛丽·斯图亚特选作悲剧的主角。至于伊丽莎白，她的上升缓慢而牢靠（因此适宜于四平八稳的叙事文）。她什么都不是捡便宜得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从小被宣布是私生女，被她的亲姊姊关在伦勃塔里等待处死，这个早熟的权术家起初不得不耍心眼以捍卫她的生存权利，靠恩典活下去。玛丽·斯图亚特作为国王们的嫡裔，她的不凡是命中注定的；而伊丽莎白则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本事才出人头地。
两条如此不同的生活道路自然是各奔东西。即使有时相遇而交错，也不可能结合。每一次拐弯，性格的每一个特点，都必然反映出本初的区别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本初的区别便是一人生来就头戴王冠，好比有的孩子生来就头发浓密；而另一人则艰难地挣扎，靠耍心眼而取得自己的地位。一个人一开始便是合法的女王；而另一个人却是成问题的女王。这两个女子，谁都是因为本人的命运的特点而发展了她本人的、唯独她具有的品质。玛丽·斯图亚特无功而受禄，什么都轻轻巧巧地得到（唉，为时过早了呵！）由此生出了异乎寻常的轻松和自信，养成了她那最高的禀性——一往无前的勇猛，这既拔高了她，也毁了她。她的一切权力都得自神授，她也只向神负责。她只管发号施令，别人理应服从；即使全世界都怀疑称孤道寡是不是她的天职，她仍然在自己身上，在沸腾的热血中感受到自己的使命。她不大思考，很容易激动；她会在火头上仿佛拔剑一般匆猝、轻率地作出决定。作为勇敢的骑手，她一拎缰绳，猛力一冲，便跳跃任何栏架任何树篱；她也希望在政治上指靠勇敢的翅膀飞越任何障碍险阻。如果说伊丽莎白把治国的艺术看成是下棋，需要殚精竭虑，那么，玛丽·斯图亚特则把它当作最够刺激的娱乐之一，是令人兴奋的人生乐趣，也是一种骑士的赛马。教皇有一次说过，她是“妇人身而丈夫心”，正是这轻率的勇敢，这强烈的利己主义，吸引了诗人骚客和悲剧作家，也促成了她的夭殇。
因为性格非常讲究实际、现实感达到完美程度的伊丽莎白，专门利用她的对手那种骑士般奋不顾身的失误和疯狂，从而赢得自己的胜利。锐利的、洞烛幽微的、鹰隼一般的目光（瞧瞧她的肖像吧），多疑地看着在她早年备尝艰辛的世界。她少小时就已经懂得命运女神的球会滴溜溜地转，忽前忽后：宝座离断头台只有一步之隔，而死神的前沿——伦敦塔离威斯敏斯特宫也是近在咫尺。所以她日后始终把权力视为某种变幻无常的东西，处处感受到威胁。伊丽莎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护持着王冠和权杖，仿佛它们是玻璃做的似的，而且随时会从手里滑出去。真的，她的一生充满了惊惶和波动。一帧帧肖像对她性格的刻画都令人信服地补充了我们看到过的文字描述：没有一帧肖像叫人感到她开朗、豪放和高傲，像个真正的君主。每幅画上，她的那种神经质的面容都显出戒备和怯生生的样子，仿佛在凝神倾听什么，仿佛在等待什么；她的嘴唇从来没有出现过自信的微笑。脸色苍白，身体笔直，神情间缺乏信心，同时又虚荣地昂起头；穿着富丽贵重、镶满宝石的长袍，好像被沉重的金光闪闪的衣服箍得身子僵硬。似乎只要她一人独处，只要从她那瘦骨嶙峋的肩上扒下那件富丽的衣服，只要从她那瘦削的脸颊上拭去胭脂，她的威仪便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苍白的、茫然失措的、老得过早的女人，一个孤单的灵魂，连自己的困难都对付不了，哪能说得上治理天下呢！女王身上的这种畏葸胆怯，自然离英雄气概相去甚远；而她一贯慢吞吞、迟疑犹豫的作风，无助于叫人领略她的帝王威势。然而，伊丽莎白作为君主的伟大，立足在不那么罗曼蒂克的其他方面。她的力量不表现在大胆的计划和决定上，而是表现在锲而不舍地惦记着积累和贮藏、储蓄和聚敛，换句话说，表现在纯市民的、纯粹是治家理财的美德。她的缺点——胆小、谨慎，恰恰在国务活动的土壤上获得丰收。如果说玛丽·斯图亚特是为她自己活着，那么，伊丽莎白活着则是为了她的国家。作为责任心十分强烈的现实主义者，她把当权看成是天职；而玛丽·斯图亚特却把她的名位当作一个不附带任何义务的头衔。两个人各有各的长处和缺点。如果说玛丽·斯图亚特轻率的勇猛成了她的致命伤，那么，伊丽莎白的迟缓犹豫最终却对她有利。在政治上，按部就班的坚韧不拔历来胜似奔腾澎湃的力量，认真制订的计划压倒一时的冲动，现实主义战胜浪漫主义。
但在这场搏斗中，姐妹俩的差异要深刻得多。不仅是作为女王，并且作为女人，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代表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大概是老天要以两个伟大的形象来体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以合乎对位法规律的序列把这种对立充分表现出来。
作为女人，玛丽·斯图亚特是完完全全的女人，地地道道的女人；她的最重大的决定往往是在冲动（出自她女性最深的本源）之下作出的。倒不是说她生就热情得不知餍足的气质，事事由着本能的驱使。不是的。相反，她的女性的矜持也曾维持了很久，这是她的一大特色。她的感情经历了许多年后才爆发。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看到的（她的画像上就是这副模样）是一个可爱的、亲切的、温柔的、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妇人，眼神稍稍有些忧郁，嘴角带着几分稚气的微笑，一个优柔寡断、消极被动的人，一个柔弱得像婴儿的女子。同一切真正的女性一样，她容易受刺激，常常激动，什么事都可能引起她脸红或者面色苍白，时不时会泫然泪下。但是这种热血的瞬间、表面的兴奋，多年来并没有触动她心灵的深处；而这恰恰因为她是个正常的、真正的、地道的女人。她在热恋之中——一生绝无仅有的一次热恋中——表现出了她的强大个性。只有在热恋中，才让人感觉到她身上的女性是多么强烈，多么受到本能和激情的摆布，多么受到性的锁链的束缚。因为在伟大的心醉神迷的一刹那，她的文化修养的外衣仿佛被风暴卷走，这个至今一直很安分、很矜持的人，她的教养、道德、自尊的堤坝突然溃决。面临名誉和激情之间作出抉择的玛丽·斯图亚特像一个真正的女人，选择的不是帝业，而是女人的天性。王袍褪落到她的脚下；赤身裸体而激情满怀的她，觉得自己成了千千万万女人的姐妹，燃烧着给予和领受爱情的愿望。最叫我们钦佩的是，她为了区区几个充分享受人生的瞬间，竟把权力、尊严和名位弃之如敝屣。
相反，伊丽莎白则从来不能忘我地沉浸于爱——这可是有隐秘的特殊原因。据玛丽·斯图亚特在一封著名的揭露性的信中说，伊丽莎白在生理上“同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伊丽莎白不仅不能生儿育女，显而易见，连妇女委身于男子的那种爱的自然行为她都无能为力。她之终身始终是童贞女王，并不是像她所表现的那样出于自愿。虽然同时代人某些关于她生理缺陷的说法（例如据说是本·琼森的话）不尽可信，但人们反正知道有某种生理障碍或精神障碍破坏了她的隐秘的女性生活。这样的一种病态对妇女的身心必定有极大的影响；确实，这个秘密萌发出她心灵中的其他秘密。她性格中一切精神上的不稳定和起伏变化，闪烁的歇斯底里的明暗面，某些喜怒无常和下意识的举动，由冷突然变成热，由“是”突然变成“不”，一切装模作样、温文尔雅和内心的狡猾，都是心底里的自惭形秽使然；她不止一次玷辱了帝王尊严的卖弄风情也多半出于这个原因。这个女人，心灵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没法单纯而自然地感受、思维和行动；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而最不能指望她的是她自己。但是，伊丽莎白即使在最隐秘的方面是个废人，即使受她自己的极度紧张的神经的摆布，即使是危险的阴谋家，却绝不残忍，绝不冷酷无情、灭绝人性。关于她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见解（席勒在他的悲剧里便采纳这见解），认为伊丽莎白是头阴险的猫，把温顺的、手无寸铁的玛丽·斯图亚特当作走投无路的老鼠来玩弄。没有比这样的论调更荒谬更肤浅更庸俗的了。谁往深里观察一番，便会发现真相——这个孤独的女子在她的权势的甲壳里面冻得发抖，只能养几个假面首来折磨自己，因为她没法委身于任何一个男人；然而她身上不乏潜在的狡黠的温暖，同时，她的乖僻粗鲁的举止后面也不乏令人起敬的愿望——想做个善良的、宽宏大量的人。她的胆小怕事的天性憎厌暴力，宁肯玩玩富有刺激性的、“小打小闹”的权术游戏，宁肯搞些不必承担责任的幕后勾当。每一次宣战她都会胆战心惊；每一次宣判死刑她都会良心不安，心情沉重。她千方百计在国内保持太平。她同玛丽·斯图亚特斗争只是由于感受到后者的威胁（事出有因）。即使这样，她也是更愿意避免公开的斗争，因为她天性好赌，是个赌徒，而不是打架的好手。她们两人，玛丽·斯图亚特是由于轻脱，而伊丽莎白则是由于胆小怕事的性格，都宁愿和睦相处，哪怕是勉勉强强的、表面上的和睦。但在那个历史关头，天上的星象不容许暧昧动摇。历史的强大之极的意志并不理睬个别人的神圣的愿望，常常唆使人们和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参加散布死亡的游戏。
因为在历史人物对抗性行为的后面，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巨人般的身影，那便是时代的伟大的矛盾。玛丽·斯图亚特拥护旧教即天主教，伊丽莎白捍卫新教即改革派教会——这并非偶然。在互相抗衡的两派中，她们两人各支持一方，象征这样一个事实：两位女王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玛丽·斯图亚特代表垂死的骑士中世纪世界；伊丽莎白代表成长中的新世界。转折时代仿佛通过这场斗争宣告结束。
玛丽·斯图亚特作为最后一位英勇的骑士，为一去不复返的事物，为必定失败的、毫无希望的事业而斗争、而死亡。她的形象因此而产生罗曼蒂克的魅力。她只是服从历史措置人事的意志，面向过去，在政治上同已经日薄西山的力量（西班牙和梵蒂冈）共命运；而伊丽莎白则有先见之明，把使节派往最遥远的国度俄罗斯和波斯，以准确无误的嗅觉把本国人民的精力引往海洋，似乎预见到未来的全球大帝国的支柱必将建造在新的大陆上。玛丽·斯图亚特固守传统；她对王权的理解超越不了纯粹家天下的概念。据她看来，国家属于君主而不是君主属于国家。她在位期间，玛丽·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的女王而绝不是苏格兰人民的女王。她写过几百封信论及她个人权力的确定和扩大，却没有一封信谈到人民的福利，谈到发展贸易、航海业或军事力量。就像她的诗歌习作和日常生活都用法语一样，她的思想感情中没有任何民族的东西，没有任何苏格兰的东西。她活着并不是为了苏格兰，而引颈就戮也不是为了苏格兰，无非是为了当她的苏格兰女王。结果，玛丽·斯图亚特没有给予本国任何鼓舞创造的力量，只留下了她一生的传奇。
玛丽·斯图亚特把自己置于众人之上，便注定了本人的孤独。尽管她的英勇果敢远胜伊丽莎白，但伊丽莎白不是单枪匹马同她斗争的。自惭形秽的感觉早就促使她巩固自己的阵地，同时她善于团结一帮头脑清楚冷静而可靠的人做她的助手，在这场斗争中她依靠一大批谋士教给她策略和实施的办法，并且在关键时刻引导她避免冲动和神经质的毛病。伊丽莎白得以在她的左右建立一个优秀的班子，以致直到如今，几百年之后，她个人的功劳和整个伊丽莎白时代的集体功勋几乎分不清；使她的名字熠熠生辉的不朽的光荣，同样也环绕着她那些杰出的谋臣的业绩。玛丽·斯图亚特就是玛丽·斯图亚特，仅此而已。至于伊丽莎白，却总是伊丽莎白加上塞西尔，加上莱斯特，加上沃尔辛厄姆，加上全国人民的干劲。你搞不清楚究竟谁是那个莎士比亚时代的天才——是英国还是伊丽莎白；这两者结合成一个出色的整体。伊丽莎白之所以在她同时代的各国君主中出类拔萃，正是由于她不企求做英国的主人，而仅仅做英国人意志的执行者、民族使命的完成者。她捉摸到时代的潮流是由专制制度趋向立宪制度。她自愿承认阶级变动中产生的新生力量、世界空间由于时代的大发现而扩大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生力量，她鼓励一切新事物——同业行会、富商巨贾甚至海盗，因为他们给英国——她的英国打通了称霸海上的道路。她成千上万次为了全民族的福利而放弃了自己个人的愿望（那是玛丽·斯图亚特绝不会干的）。摆脱精神困境最好的出路便是投身积极的生活。伊丽莎白作为女人受到了挫折，便在为本国人民谋福利中寻求幸福。这个无儿无女也没有丈夫的女子，把她的全部利己主义和全部权势欲转换成全民族的利益：靠英国的伟大而在子孙后代的心目中成为伟人；这是她种种虚荣心中最高尚的虚荣心。她只是为英国未来的伟大而生活着。任何一顶别的王冠都不能叫她动心（玛丽·斯图亚特却会兴高采烈地拿自己的王冠去换一顶更好的）。当玛丽·斯图亚特像炫目的流星一般火花一闪，燃尽了生命，那小气的、高瞻远瞩的伊丽莎白却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献给了本民族的未来。
所以，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的斗争必然以后者的胜利告终：后者体现了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而前者却是眼睛向后看，盯着骑士的过去。历史匆匆地向前发展，在新的道路上创造性地考验自己，一切过时的形式都像瓜子皮一样被它抛弃。是历史的意志和伊丽莎白共同取得了胜利。伊丽莎白的生命表现出一个想跻身于世界之林的民族的毅力；而玛丽·斯图亚特的死亡则反映了骑士的过去的覆灭——英勇而扣人心弦的覆灭。这两个人在这场斗争中终究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伊丽莎白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历史上取得了胜利；而浪漫主义的玛丽·斯图亚特则在诗歌和传说中得到成功。
这场斗争透过时空的棱镜呈现在我们面前，显得光辉灿烂；演员的表演也极其感人。只是斗争的手段卑鄙低级，未免令人遗憾。因为尽管人物卓荦不凡，这两个女人毕竟是女人，她们都无法超越女性特有的弱点——不是公开对阵，而是用奸诈的阴谋，用针刺的办法让对手吃些苦头。要是在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的位置上是两名男子，两位国王，就免不了一场流血的冲突，免不了打一仗。野心不可调和地对着野心干，以刚对刚。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的冲突缺乏男子汉的堂堂正正的旗帜鲜明。这是两只猫在打架，藏起了利爪，绕来绕去地兜圈子，互相戒备着对方——是一场笑里藏刀的、在各方面都不堂堂正正的游戏。四分之一个世纪内，这两个女人只知道你哄我，我骗你（同时自己绝不上对方的当）。她们从来不直视对方的眼睛，她们的仇恨从来不曾公开流露。她们讨好地假笑着互相致意，又是善颂善祷，又是曲意逢迎，又是互赠礼品，可是两人在背后都拿着锋利的刀子。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之间的斗争史上确实没有爆发过战争，不曾有过伊利亚特式的著名事件。它不是英雄史诗，倒像是马基雅维里作品中的章节，纵使吸引了心理学家的兴趣，却使道学家厌恶，因为它无非是旷日持久达二十年的阴谋，而不是公开的、铿锵有声的战斗。
不光彩的游戏始于玛丽·斯图亚特的婚事以及求婚的王公们的粉墨登场。玛丽·斯图亚特会接受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她身上的女性尚未觉醒，女性没有参与选择。她会痛痛快快地答应嫁给十五岁的堂·卡洛斯，虽然传闻他是个凶恶的孩子，动不动大发雷霆；同样，她也会轻易地同意下嫁年幼的查理九世。不管老幼妍媸——她的虚荣心使她对此一概无所谓，只要结婚后能让她比可恨的对手高出一头。她对择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而把一切谈判统统托付给她的异母兄梅里。梅里怀着私心而热忱地同各方磋商，因为他的妹妹一旦在巴黎、维也纳或马德里获得了王冠，他便可以甩掉她，重新成为苏格兰的无冕之王。伊丽莎白瞬即探悉（她的密探可没有打瞌睡）这些外国人的求亲，立刻严峻地予以否决。她直截了当地对苏格兰使臣宣称，如果玛丽·斯图亚特接受奥地利、法兰西或西班牙的下聘，她——伊丽莎白将把此事视为敌对行为，但这并不妨碍她在这个时候婉言规劝亲爱的表妹只信任她一个人，“不管别人应许给表妹多么了不起的富贵和人间的荣华”。当然，伊丽莎白一点儿也不反对信奉新教的王子，不反对丹麦国王或费拉拉(3)公爵（懂吗，就是那些身份不够因而没有危险的求婚者）。不过，她最最希望的，莫如玛丽·斯图亚特在“家里”找个丈夫——找个苏格兰或英格兰的贵族。这样的话，她将永远能保证得到伊丽莎白的姐妹之情和帮助。
伊丽莎白玩的自然是恬不知耻的绝非正大光明的游戏，她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不得不终身不嫁的女王，她竭力想使自己对手的极大机会成为泡影。而玛丽·斯图亚特把她踢过来的皮球同样巧妙地踢了回去。不消说，玛丽·斯图亚特从来不曾想到要承认伊丽莎白在她的婚姻计划上有ovcrlordship决定权。但是大买卖仍悬在空中，主要的对象堂·卡洛斯还迟疑着没有作出决定。于是玛丽·斯图亚特虚情假意地感谢伊丽莎白的慈母般的关怀。她决不会“为了世界上的一切舅舅”而拿英国女王的友谊来冒险，擅自作出决定以致开罪于后者（天主不容！）。她决意听从英国女王的任何意见，但请伊丽莎白开导她，哪些求婚者可以考虑（“allowed”），哪些不行。真正是令人感动的顺从，然而玛丽·斯图亚特字里行间仿佛提了一个无可非议的问题：对于她的顺从，伊丽莎白打算怎样奖励？她仿佛在说：“好吧，亲爱的姐姐，你的愿望我照办，不嫁给地位和权势都超过你的人。但是也得请你给我一个保证，同时别拒绝说说清楚我的继承权问题怎么办？”
这么一来，争端照旧僵持在那里原地不动。一旦需要伊丽莎白就继承权问题说个丁一卯二，她便缩进硬壳，怎么也没法叫她开口说句准话。拐弯抹角，含含糊糊，她净在那里闪烁其词：她“真心维护”她妹妹的“利益”，打算像关心亲生女儿一样关心妹妹；情意绵绵的甜言蜜语连篇累牍，但没有一句说到人家心坎上的、算数的、负责的话。活脱像两个正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近东商人，谁也不敢先摊开手心。我叫你挑谁你就挑谁，伊丽莎白说，那我就立你为继承人。先立我为继承人，我再照你的意思挑选，玛丽·斯图亚特回答。谁也不相信谁，因为谁都想欺骗对方。
关于下嫁、新郎人选和继承权的谈判整整拖了两年。说来也怪，这两个骗子都违心地互相配合演出。伊丽莎白正需要糊弄玛丽·斯图亚特，而玛丽·斯图亚特打交道的偏偏是各国君主中脾气最肉的腓力二世，这真是她的不幸。只有等到同西班牙的谈判彻底绝望之后，才能考虑其他人的提亲。这时，玛丽·斯图亚特决心把暗示和哑谜抛到一边，开门见山地逼她亲爱的姐姐说个明白。她命令臣下明确地、毫不含糊地问伊丽莎白，看她认为哪个求婚者合适。
伊丽莎白很不习惯回答这样直截了当的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因为她早就影影绰绰地暗示过她替玛丽·斯图亚特找的是谁。她曾在一封信里暧昧而意味深长地说：她打算向她推荐的新郎，是任何人都想不到她会推荐的。然而苏格兰宫廷装作不懂她的暗示，要求她正面提出建议——把名字说出来！伊丽莎白被逼无奈，再也不能暗示了事。她好不容易嘴里吐出了候选新郎的名字：罗伯特·达德雷。
这时，外交喜剧有顿时变成闹剧的危险。伊丽莎白的建议可以理解成骇人听闻的侮辱，也可以理解成骇人听闻的诈唬。以为苏格兰的女王和法国前国王的遗孀会下嫁她女王姐姐的某个无足轻重的臣民，subject，没有一点儿王室血统的破落贵族——单单这样的设想，拿当时的观念来说，便已近于侮辱。而由于以下的特殊情况，这建议更加显得厚颜无耻：原来整个欧洲都知道罗伯特·达德雷多年来是伊丽莎白的假凤虚凰的情人之一，是她玩爱情游戏的一个搭档。所以，英国女王等于是送掉一件旧衣裳，把一个她自己不愿意下嫁的人送给了苏格兰女王。但是，仅仅几年以前，脑筋迟钝的伊丽莎白还玩过同他结婚的念头（对她来说，确实是玩，这事向来只是玩玩而已）。当达德雷的妻子艾梅·罗布萨特神秘地被人害死之后，她急忙放弃了这个计划，以免别人怀疑她是同谋。这个人两次声名狼藉（主要是因为那件不光彩的事——妻子被害死，同时也是因为他同伊丽莎白的暖昧关系），为这样一个人做媒，提出让他当玛丽·斯图亚特的丈夫，大概是伊丽莎白王朝中许许多多笨拙失当的举措中最最失当的一桩。
伊丽莎白通过这莫名其妙的做媒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未必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谁会去把一个歇斯底里的人物古怪任性的想法翻译成逻辑的语言呢？是不是她作为忠贞的情妇，幻想褒赏她不敢下嫁的情夫，把她拥有的最珍贵的财产——她的王国连同继承权遗赠给他？兴许她只是想摆脱她腻味了的情夫？是不是她希望通过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更加牢靠地控制对手？抑或不过是她在考验达德雷的爱情？是不是她憧憬着一场三角恋爱——一个统一的爱情王国？也可能仅仅是一个花招，想叫玛丽·斯图亚特拒绝，从而说明她的不知好歹？这些揣测都是合乎情理的；但最可能的是这个古怪的女性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可能这次又无非是在玩一场想象的游戏，她可是有把决定和人当作玩耍的脾气。假若玛丽·斯图亚特居然认真对待伊丽莎白劝她嫁给英国女王老情人的建议，难以逆料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伊丽莎白会突然改变主意，禁止达德雷结这次婚；她先以侮辱性的做媒贬损对手，回过头来又用卑劣的拒绝叫对手出丑。
在玛丽·斯图亚特看来，劝她嫁给一个非王室血统的求婚者，几乎是一种放肆的亵渎神圣的行为。她乍听到这建议，在恼怒之下问伊丽莎白的使者：莫非他的女王真的以为她这个奉天承运的君主会看上一个“罗伯特勋爵”？但她强压她的不满，挤出亲切的微笑——像伊丽莎白这样危险的敌人，不必断然拒绝以致为时过早地惹她生气。先得嫁给西班牙或法国的王位继承人，然后再一五一十地为这次侮辱算账。这一回姐妹决斗，一方有个诡诈的举动，另一方必定有所回报——伊丽莎白居心叵测的建议招致玛丽·斯图亚特口是心非地保证她的友谊和感激。总之，爱丁堡没有否定达德雷的求婚资格；天主保佑，女王装作上了钩，让这出好戏接下去演第二幕。詹姆斯·梅尔维尔爵士奉官方之命前往伦敦，说起来是为了谈判达德雷的候选资格问题，其实是为了把这谎言和装假作伪的纠葛搞得更加错综复杂。
玛丽·斯图亚特的贵族中最最忠心的梅尔维尔，是个高明的外交家，但更高明的是他的笔，十分娴熟，简直是生花妙笔，我们因此而特别感谢他。他的访问英国宫廷之行，奉献给世界的是极其鲜明生动地描绘了私生活环境中的伊丽莎白；他的叙述是最最精彩的历史喜剧之一。伊丽莎白很清楚这位社交人物曾在法国和德国宫廷生活过多年；她使出浑身解数，想在他面前炫示一番她的女性的风韵，没有料到他的无情的记录使她那些卖弄风情的蠢事和忸怩作态永载史册。女性的虚荣心常常叫伊丽莎白难堪。眼下也是如此，这个无可救药、一贯搔首弄姿的女人不是用政治智慧的结论去说服苏格兰女王的使臣，却是竭力首先用她个人的美质去叫男人神魂颠倒。她向使臣充分显示了她的风韵。她从不计其数的服饰（死后留下三千袭衣衫）中挑选出最最贵重的服装，忽而英国打扮，忽而法国打扮，忽而意大利打扮，反正都是各国最时髦的款式，前胸后背袒露极多（日后人们纷纷仿效），炫耀她的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一个劲儿地吮吸使臣的没完没了的赞美。不过，使臣的恭维话虽然用的都是最高级的形容词——她漂亮极了，聪明极了，学问也好极了，却仍不能叫她满足；就像有人非得问“墙上的镜子呵，你说说，全国倒是谁最美？”她也非得听苏格兰女王的使臣说，他倾慕她——作为一个女人，胜于倾慕自己的女王，让他说说，她或是容貌或是才智或是学问，是否超过玛丽·斯图亚特。她在他面前解开她异常浓密的稍稍发红的亚麻色波纹发，问使臣，玛丽·斯图亚特的头发是不是更美？这问题真叫女王的使者作难！但是梅尔维尔漂亮地脱了身，以所罗门式的机智答道，在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伊丽莎白，而在苏格兰，也没有人比玛丽·斯图亚特更加美貌。然而，这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说法不能叫那个虚荣心重、卖弄风情的女子满意。她一再在他面前尽情施展她的魅力——坐下来弹竖琴，甚至由诗琴伴奏曼声长歌。梅尔维尔铭记着他的使命是哄伊丽莎白，有意无意地迁就她，承认她的脸蛋比玛丽·斯图亚特更白，竖琴弹得更出色，舞姿更优美。伊丽莎白兴致勃勃地自卖自夸，忘记了他们这次会晤的真正目的；而当梅尔维尔转到这个微妙的话题时，伊丽莎白又演起戏来：她首先从抽屉里取出玛丽·斯图亚特的小像，情意绵绵地吻它。声音里带着哭腔，她说她是多么向往亲身同她亲爱的小妹妹玛丽·斯图亚特见面（其实她一生想方设法破坏她们历次将要举行的会晤）。如果相信这演戏老手的话，那么，她最希望知道她邻国的女王万事如意。然而，梅尔维尔头脑清醒，目光锐利。背得烂熟的台词绝骗不了他。他把所见所闻总结后，报告爱丁堡说，伊丽莎白的全部言行只是为了掩盖真情，表现出极度的虚伪、慌乱和恐惧。当伊丽莎白鼓起勇气问玛丽·斯图亚特对于她同达德雷的婚事有何意见时，老练的外交家既没有说断然的“不”，也没有说明确的“是”。他含糊其词，声称玛丽·斯图亚特还没有好好考虑这个建议。但是他越是支吾搪塞，伊丽莎白便越是纠缠不休。“罗伯特勋爵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说，“我把他当作哥哥那样爱他；如果我决心嫁人，那绝不去找另外一个丈夫。但是因为我不想结婚，没法强迫自己，所以我希望至少我的妹妹选中他，——我不知道还有人比他更配得上和她一起继承我的遗产。我打算过几天封他为莱斯特伯爵兼邓比男爵，免得我的妹妹看不起他。”
果真，几天后——喜剧的第三幕——以盛大豪华的排场举行了封爵仪式。罗伯特·达德雷勋爵向他的女王兼情人下跪，站起来时已是莱斯特伯爵。但是即使在这肃穆的时刻，伊丽莎白身上的女性也免不了同女王开个恶作剧的玩笑，把伯爵的冠冕赐给忠心的臣仆时，情妇禁不住在情郎头上拍了一记；庄严的仪式于是变成了闹剧。梅尔维尔调皮地窃笑了：他已经预见到他将向爱丁堡的女王送去一个多么滑稽有趣的报告。
但是梅尔维尔到伦敦来不单是为了欣赏君王演出的喜剧并且把它记录下来。他在这场乱点鸳鸯谱中也有他的角色。他的外交公文皮包中另有夹袋，那是绝不向伊丽莎白公开的。他的那些为了奉承女王而谈论莱斯特伯爵的闲话仅仅是烟幕，用来掩盖他到伦敦来的真正任务。其实，他的目的首先是采取积极的措施，找上西班牙使臣的门，问清楚堂·卡洛斯的意图到底是什么，玛丽·斯图亚特不答应再等下去了。此外，他另有一项任务——小心谨慎地试探是否可能同一个二流候选人亨利·达伦雷谈判。
这个亨利·达伦雷暂时还只是备而不用。玛丽·斯图亚特把他储备着，她的那些大有希望的计划一旦破产，他便可以派上用场。亨利·达伦雷根本不是君王，连公侯都不是。他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是斯图亚特家族的死对头，被驱逐出苏格兰，所有的领地都被没收。从母系方面说，这十八岁的少年的血管里却流着都铎王室的真正帝王的血。作为亨利七世的外曾孙，他是英国宫廷中名列第一的王子，因而有资格做任何一位女王的配偶。此外，他还有一个优点，那便是他信奉天主教。达伦雷完全可以当第三、第四或第五位候选人，所以梅尔维尔同这候选人的野心勃勃的母亲玛格丽特·伦诺克斯作一些泛泛的、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交谈，以备万一。
但是任何一出成功的喜剧都有一个条件：虽然剧中所有的人物都在骗来骗去，反正总有人碰巧瞥见了隔壁的牌。伊丽莎白并不那么天真，不会认为梅尔维尔来到伦敦只是为了对她的头发和演奏竖琴的精湛技艺恭维几句。她知道，她——伊丽莎白把老情人塞给玛丽·斯图亚特的做法不太会受到苏格兰女王的赞赏，她也很清楚伦诺克斯夫人的野心和行动的本事。她的密探想必也探悉了某些情形。一次在骑士赐封典礼上，亨利·达伦雷作为宫廷第一位王子，在女王前面捧着御剑，伊丽莎白突然一阵冲动，真情流露，没有一点儿不好意思地对梅尔维尔说：“我清楚得很，你们更看得中这个年轻浪荡公子。”面对人家这般毫无礼貌地企图掏他的夹袋，梅尔维尔并没有失去平常的冷静。要是在为难的时刻不会脸不改色地撒谎，那就算不得一个好外交家。他那张聪明面孔做了个鄙夷不屑的鬼脸，轻蔑地瞅着达伦雷（他昨天晚上还为这个人忙乱了一通呢），若无其事地说：“腰这样细，脸这样光滑，又没有胡子，像女人而不像个成熟的男子汉，哪个聪明的女子都不会挑选这样一个浪荡公子做丈夫。”
伊丽莎白是不是被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的高招哄了过去呢？她是不是相信他那装出来的蔑视呢？兴许她在这出喜剧中高深莫测，戏中有戏？反正有一点很让人诧异：先是达伦雷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被允许返回苏格兰；而到1565年1月，达伦雷自己也获准去那里。伊丽莎白或是出于怪脾气，或是出于诡谲，恰恰把最最危险的候选人派到了对手的宫廷。有意思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替达伦雷斡旋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莱斯特伯爵。他也在玩两面游戏，想钻出他的女王布下的婚姻圈套。这出闹剧的第四幕因此而挪到了苏格兰；但到了那里，出乎全体剧中人的意料，精心缠绕的乱麻断了，求亲的喜剧突然结束。
因为在这个冬日，政治——这个尘世的人力，同混沌初开便已存在的原始力发生了碰撞：来觐见玛丽·斯图亚特的候选新郎突然在女王身上发现了女性。在多年耐心的、无动于衷的等待之后，女性终于觉醒。直到现在，她只是国王的女儿、国王的未婚妻、女王和国王的遗孀，是听命于别人的傀儡，是外交交易的顺从。如今，她的情感初次苏醒了。她猛一下扯掉她身上虚荣的疮痂，好比撕开一件把她裹得难受的衣裳，以便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她第一次没有听从别人的意见，而只服从天性的声音——自己的情感的要求和提示。她的内心生活史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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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琼森（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评论家。
(2) 帝后的加冕仪式。
(3) 意大利的一个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