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套索收紧 1568年7月—1569年1月
一俟玛丽·斯图亚特轻率地答应接受“公正”的讯问之后，英国政府立刻动用它拥有的各种权力，要把讯问搞得十分的不公正。列位勋爵获准亲身出席，控告材料准备极为充分；而对待玛丽·斯图亚特，却只准她派两名代表。她只能在场外通过中间人控告造反作乱的列位勋爵；而后者既可以大喊大叫，又可以小声商量。英国政府用这样一些花招，马上迫使她转攻为守。伊丽莎白的保证一一落空。她曾经口口声声说她的良心不容许她在审判结束前同玛丽·斯图亚特见面，可她却毫无顾忌地接见犯上的梅里。谁也没有考虑到要照顾苏格兰女王的“荣誉”。诚然，想把她推上被告席的意图暂时还得保密（国外知道了可该怎么说呢！），表面上还维持着官方的说法——责令列位勋爵就他们的叛乱作出解释。不过，英国女王假惺惺地要求列位勋爵答复，其实只是企盼他们解释一件事：他们举兵反对他们的女王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得把谋杀案的来龙去脉重新翻腾一遍。这样一来，就使讼争的矛头对准了玛丽·斯图亚特。如果列位勋爵的指控有分量，那么，伦敦立即找到了逮捕玛丽·斯图亚特的法律根据，毫无道理的囚禁会被全世界认为确有道理。
然而，这场名为会议的假审判（把它叫作审判委实有亵渎司法的危险）渐渐变成不合塞西尔和伊丽莎白口味的另一类闹剧。虽然安排两方围坐一张圆桌，让他们互相控告，但双方都不大愿意罗列各种各样的文书和事实来彼此攻讦。他们这样做自有原因。原告和被告其实是共同作案的（这场诉讼的可笑，也正在于此）。达伦雷被害，双方都有份，罪孽相当，所以他们都宁愿闭口不谈丑恶的内情。莫顿、梅特兰德和梅里固然可以拿出首饰箱和那些信件，振振有词地控告玛丽·斯图亚特参与同谋，至少是隐匿包庇；而玛丽·斯图亚特也能够理直气壮地揭露列位勋爵：因为他们事先完全知情，他们以默许纵容了那次谋杀。玛丽·斯图亚特肯定听博斯韦尔说过，哪些勋爵同他订过盟约，也许手上还有那份盟约呢；如果列位勋爵竟敢把那些不堪入目的信札拿出来，那就是逼她揭发事后起劲地鸣冤叫屈的勋爵，把他们的假面具撕下来。正因为这样，两方自然都害怕掐对方的脖子。正因为这样，双方有共同的利益——把这件肮脏的案子和平了结，别去惊动九泉之下可怜的达伦雷。“让死者安息”是双方虔诚的口号。
于是乎，出现了完全出乎伊丽莎白意料的怪现象：开审时，梅里只是控告了博斯韦尔——他知道，这个危险人物远在天边，不可能把当初同他有过密约的人供出来。梅里以难得的分寸感放过了他的妹妹。苏格兰的列位勋爵似乎突然忘却，仅仅一年以前，他们曾在议会的公开会议上指控她犯有同谋罪。总而言之，高贵的骑士们并不是像塞西尔所期待的那样威风凛凛地出场，没有把那些不成体统的信件甩到堂上。其次，这出别具一格的闹剧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特点——英国的问官们也是罕见的沉默寡言，唯愿少问些问题。天主教徒诺森伯兰勋爵对玛丽·斯图亚特似乎比对他的伊丽莎白女王更亲。至于诺福克勋爵，出于后文中要提到的个人动机，也倾向于双方和解。拟议中的协议已大致有了个轮廓：玛丽·斯图亚特恢复尊号和自由，而梅里保留他唯一看重的东西——不折不扣的权力。总之，伊丽莎白原来盘算以雷轰电闪从精神上彻底消灭玛丽·斯图亚特，如今却是天朗气清，关起门来推心置腹地谈话。预计会就各种各样的文书和事实进行激烈的争论，结果却是友好和睦融洽。才过了几天——这起审理委实奇怪！——原告和被告，问官和法官，都已忘记了上头的指示，出人意料地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准备漂漂亮亮地结束这场被伊丽莎白作为对付玛丽·斯图亚特的国家大事来设计的争讼。
还是那个苏格兰国务大臣梅特兰德·列廷顿，充当了宝贵的中间人，理想的媒婆，起劲地跑来颠去，穿针引线，把事情办妥。当初在那不光彩的达伦雷事件中，他起过极其暧昧的作用，作为一个天生的权术家扮演了两面派的角色。列位勋爵在克雷格米勒觐见玛丽·斯图亚特，建议她同达伦雷离婚或者另外想个什么法子摆脱他。当时，梅特兰德代表众人发言，是他含含混混地说了一句：“梅里肯定不会挑眼。”另一方面，玛丽·斯图亚特同博斯韦尔结婚也是他做的安排，那次声名狼藉的劫持，他也“偶然”在场，到最后关头才投靠列位勋爵。倘若玛丽·斯图亚特同列位勋爵非要火拼一场，他夹在中间必然会被搞得焦头烂额，所以他甘愿卖一番力气，不择手段，但求达成息事宁人的协议。
开始，他吓唬玛丽·斯图亚特，叫她相信，如果她固执到底，列位勋爵为了自卫，什么都干得出来，到那时她免不了丢人现眼。梅特兰德一心要向玛丽·斯图亚特证实他绝非妄言，说明列位勋爵确实掌握着致命的武器，足以葬送她的名誉，为此他悄悄叫他的妻子玛丽·弗莱明抄了一份主要罪证——首饰箱内的情书和十四行诗，把这个手抄件交给了玛丽·斯图亚特。
把玛丽·斯图亚特尚未知悉的控告材料偷偷交给她，当然是梅特兰德对付他同侪的一着棋，严重违犯了诉讼法。列位勋爵当即回敬，也违犯了种种规章条例，用个比喻的说法吧，在法庭的桌子底下，把“首饰箱信件”交给了诺福克和其他英国问官。这是玛丽·斯图亚特一个重大的挫折。因为，刚刚倾向双方和解的众法官，如今对她起了反感，尤以诺福克为最。潘多拉的盒子(1)突然打开，臭气熏天，叫他极度厌恶。他立即向伦敦报告（也违犯了规定，这个古怪案子全乱了套。）：“显而易见，女王对博斯韦尔怀有热烈而肮脏的情欲，嫌弃后来被害的丈夫并且参与了谋杀，每个正人君子都会为之不寒而栗，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深恶痛绝。”
诺福克的报告对玛丽·斯图亚特自然是大为不妙，然而对伊丽莎白却是个特大喜讯。这么一来，她终于知道，有这么一份控告材料足以断送她对手的名誉，而且随时可以抛到桌面上；于是她再也安生不下来，非要把这材料公诸于众才罢休。玛丽·斯图亚特越愿意和解，伊丽莎白便越加执拗地要叫她公开出乖露丑。诺福克的敌意以及他被那臭烘烘的首饰箱信件激起的真诚的愤怒，看来必定会使玛丽·斯图亚特黔驴技穷，陷于彻底的绝望。
但是，在政治上同在赌桌上一样，只要对方手上还有一张牌，就不能认为已经彻底绝望。梅特兰德在关键时刻又搞了个叫人伤脑筋的小动作。他找上诺福克的门，两人单独谈了好大一晌，最后（怪极了！），你看到史料准会大吃一惊，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出现奇迹了，扫罗变成了保罗(2)，愤怒的、义愤填膺的诺福克——这个已对被告产生了偏见的法官，突然成了她的热忱的辩护人和同情者。本国的女王力争公开审理，他却悍然不顾，致力于保护苏格兰女王的利益：他劝她不要扔掉苏格兰的王冠，也别放弃继承英国王位的权利；他给她鼓劲，给她打气。同时他又劝阻梅里出示信件，结果（怪极了！）在诺福克同梅里谈了一番私房话之后，后者也改变了意向，变得温顺随和，同诺福克完全一致，同意把一切都诿罪于博斯韦尔，千方百计替玛丽·斯图亚特开脱。似乎一夜之间气候陡变，和煦的清风徐来，冰雪融化，再有一两天，这奇怪的法庭便会春光明媚，友情洋溢。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促使诺福克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是什么叫伊丽莎白的法官不顾她的旨意，从玛丽·斯图亚特的敌人变成了她的贴心朋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梅特兰德贿买了诺福克。但是，仔细一想，这推断似乎不能成立。诺福克是英国最有钱的贵人，他的家族仅仅稍逊于都铎王族。要贿买他，不仅梅特兰德的金钱不够，贫穷的苏格兰全国都凑不起这笔款子。然而，第一个感觉往往是最正确的；在这件事上也是如此。梅特兰德确实是贿买了诺福克。他给这个年轻鳏夫的贿赂足以打动最有权势的人物，那便是——更大的权势。梅特兰德建议诺福克公爵娶玛丽·斯图亚特女王为妻，从而取得英国王位的继承权。王冠始终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把懦夫变得勇敢，把最最淡泊的人变得野心勃勃，把最最明智的人变得愚蠢透顶。如今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诺福克昨天还在说服玛丽·斯图亚特放弃她的王权，今天他却力劝她坚持她的权利。他不反对同玛丽·斯图亚特结婚——完全是出于觊觎王位的野心，希冀取代曾以叛国罪处死他的祖父和父亲的都铎王族。为人子孙者，背叛了曾屠戮自己家族的眼前当权的王族，我们能说他有罪吗！
诺福克昨天还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奸杀罪震惊万分，为她的奸情“秽迹”愤怒异常，突然之间，他居然打算要娶她为妻。这种做法在我们这些具有现代感情的人看来，自然是荒谬绝伦的。在这件事情上，卫护玛丽·斯图亚特的人当然另有一种他们的设想。据他们说，在这次单独的谈话中，梅特兰德证明信件全属伪造，说动了诺福克，使后者终于相信女王的清白。但是各种史料都没有这样的记载，而且几星期后诺福克在伊丽莎白面前申辩时，再一次说玛丽·斯图亚特是杀人犯。倘若我们把我们的道德观套用到往昔，套用到四百年前的时代，那显然是反历史主义的：人命的价值在各时代、各地域绝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每个时代对它各有各的估价：道德永远是相对的。当代对政治谋杀比十九世纪宽容得多，而十六世纪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太吹毛求疵。那个时代的道德基础不是《圣经》而是马基雅维里主义，本来就不讲究德行。在那个时代，谁要是一心想登上王位，是不会难为自己，心慈手软地左顾右盼的；他不会拿着放大镜去打量王座前的丹陛是否染上了鲜血。《理查三世》里有一场戏——王后嫁给了那个显系杀害了自己丈夫的凶手。那出戏可是当时的作品，观众从来没有认为那出戏不可信。为了当国王，弑父鸩兄，把成千上万无辜的牺牲品拖进战争，毫不犹豫地消灭异己。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未必有哪个王族不曾犯下诸如此类的罪行。看在王冠的份上，十四岁的孩子同五十岁的贵妇结婚，稚气未脱的黄花闺女嫁给头秃齿豁的糟老头子。没有人追求道德和容貌，追求高尚和端庄——痴呆的，有残疾的，瘫痪的，梅毒病人，精神病患者，罪犯，谁都可以成为结婚的对象。那么，我们又何必苛求于诺福克呢？诺福克虚荣心切，野心勃勃，而年轻貌美且又热情奔放的女王也不反对他当自己的丈夫，那他又何乐而不为呢？被野心弄得昏昏然的诺福克不去考虑玛丽·斯图亚特以往的所作所为，更多着眼于她将来对自己能够有些什么作为。这个鲁钝得近乎不正常的人已经想象着自己进了威斯敏斯特，坐在伊丽莎白的宝座上。于是局面陡变，梅特兰德灵巧的手松开了缠绕着玛丽·斯图亚特的套索。她本来以为会面对一位严厉的法官，结果却找到了一个未婚夫和助手。
但是，伊丽莎白并不是枉有那灵敏的耳目和警觉多疑的头脑。“君王都长着硕大的耳朵，远远近近的声音都听得见”——她有一次向法国公使这样吹过。她从百十个不起眼的迹象中感觉到，约克城里正在酝酿一场可疑的、对她没有什么好处的风波。她首先召见诺福克，讪笑着问他是不是动了结婚的念头。诺福克绝非英雄好汉。福音书中的鸡响亮清脆地叫了起来(3)：像一个正在淘气的孩子被人当场抓住一样的惊慌失措。那位再世的彼得——诺福克立即背弃昨天还在苦苦追求的玛丽·斯图亚特。全是谎话和诽谤，他决不会娶一个荡妇和杀人犯。他以矫揉造作的激昂说道：“每天上床睡觉时先得摸摸枕头底下是不是有把淬毒的匕首等着我。”
伊丽莎白不露声色，心里有数。她后来得意地说，“他们把我当傻瓜，以为我什么都琢磨不出来。”这女人内心怒不可遏，随便揪住了一个趋炎附势之辈的脖子，他立刻吓得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秘密全都抖搂出来了。如今她要亲自管管了。按照她的旨意，会议在11月25日从约克城移到威斯敏斯特的画廊。这地方离她的房门才两步路。她死死盯着；在她的目光如炬的眼皮底下，梅特兰德玩花样要比在约克郡困难。约克郡距伦敦毕竟有两天的车程，远离了她的警卫和间谍。此外，由于问官们辜负了伊丽莎白的希望，她增派了些比较靠得住的人，其中首先是她的宠臣莱斯特。如今，缰绳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里，诉讼进行极快，直奔规定的目的。她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训示她的老食客梅里出来“申辩”，附带了一个颇具危险性的嘱咐——在“最叫人憎厌的指控”面前也不能退缩。换句话说，别不好意思，尽管拿出“首饰箱信件”来证明玛丽·斯图亚特和博斯韦尔通奸。伊丽莎白完全忘记了她曾经郑重其事地向她亲爱的表亲起过誓，说在法庭上绝不会涉及任何“有损她名誉”的事情。列位勋爵却有些不自在。他们还在那里拖延着，犹豫不决，没有立刻痛痛快快地拿出信件，而只是做一些泛泛的暗示。因为伊丽莎白没法公开给他们下命令，除非甘冒暴露私心的危险，所以她进一步采取更加虚伪的手段。她装得十二万分地真心相信玛丽·斯图亚特的清白，认为恢复她的名誉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把事情彻底调查清楚。俨然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姐姐，急切地要求把一切据以“诽谤中伤”的物证统统呈报给她。她竭力要让信件和爱情十四行诗出现在法庭上。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列位勋爵终于让步。梅里到最后一分钟还演了一出闹剧。他摆出一副反抗的架势，不是亲手把信件抛到桌子上，而是拿出信件挥舞，然后急忙揣起来，让秘书“强行”从他手里把一捆信件和诗稿全部抢走。于是乎，伊丽莎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信件出现在法庭上，当众开读，先是读了一遍，次日在扩大会议上又读了一遍。虽然列位勋爵当初曾宣誓证明信件真实无误，但伊丽莎白意犹不足。仿佛预见到几百年后玛丽·斯图亚特的辩护士们会提出异议，声称这些信件纯系伪造，伊丽莎白命令当着委员会全体成员把这些信件同苏格兰女王写给她的亲笔信作极其认真细致的比较鉴别。作这番查证时，玛丽·斯图亚特的两名代表退出了会场（又一个足以证明信件确系真迹的重要论据）。他们理直气壮地声明，伊丽莎白曾经保证绝不允许发生败坏玛丽·斯图亚特名誉的事情，如今她自食其言。
但是，又怎么可能要求一切都遵守规矩呢，这场审理本身就完全不合规矩——主要的被告不准到庭，而伦诺克斯这样的原告却可以大放厥词。玛丽·斯图亚特的代表刚刚走出大门，问官们便一致作出“初步决议”，说是伊丽莎白以暂不延见玛丽·斯图亚特为宜，直至后者将各种罪名洗刷干净。伊丽莎白达到了她的目的，终于炮制成功她极端需要的借口，可以合理合法地不再理睬那流亡的女子；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编造理由，以便把那女囚继续置于“体面的保护”——这是比令人反感的字眼“囚禁”较为委婉含蓄的说法——之下。伊丽莎白一个忠实的拥护者帕克大主教得意扬扬地大叫：“我们的好女王终于逮住了狼！”
旨在折辱苏格兰女王的“初步”决议起了作用：丢人现眼的玛丽·斯图亚特只得低下头露出脖子，等着刀斧一般的判决。已经可以正式把她定为杀人犯，引渡给苏格兰，听凭约翰·诺克斯无情的摆布。但是在这一时刻，伊丽莎白高抬了贵手，阻止了致命的一击。她一贯如此，每当要作出最后的决定，不管那决定是好是坏，这个叫人不可理解的女人便失去勇气。这是她绝不缺乏的人性的宽宏大量的流露呢？还是姗姗来迟的悔意？——懊悔她不该违背照顾玛丽·斯图亚特名誉的王者之言。是玩弄权术的伎俩呢？还是各种极其矛盾的感情混乱的交织？——这类神秘性格的人物常有这样的事——这都很难说了。反正伊丽莎白再一次退缩，放弃了彻底收拾对手的机会。她没有让法庭作出严厉的判决，而是推迟决定，先同玛丽·斯图亚特谈判。伊丽莎白内心只盼这个刚愎、执拗、不安生的女子别打扰自己，她只要贬辱玛丽·斯图亚特，叫她老老实实。所以她给玛丽·斯图亚特出了个主意：让她在宣判前对物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此外，通过第三者通知被告，如果她自愿逊位，将判她无罪，并且允许她自由居住在英国，由英国政府供养。与此同时，她又拿公开处决来吓唬她——还是那种鞭子加饼干的办法。英国宫廷的代表诺立斯报告，他已尽力而为，务期把那女囚吓得死去活来。总之，又是威胁又是利诱，这是伊丽莎白的惯伎。
但是，威胁和利诱对玛丽·斯图亚特都没有奏效。像以往一样，危险的灼人气息只能激发她的勇气，她的自制力将随之增强。她不想要求重新审议物证的真伪问题。纵使为时已晚，她总算明白她上了天大的当，于是回到了原来的立场，拒绝同她的臣属举行平等的谈判。她身为女王，一句话的分量就该超过敌人的全部证词和物证。玛丽·斯图亚特断然拒绝人家向她建议的交易——用逊位的代价来换取法官的慈悲，她压根儿不承认这些法官的权力。她横下一条心，冲口而出，对中间人说了几句话，日后她以整个生命和死亡证明她所言不虚：“别说了，别让我放弃我的王冠！要我同意，我宁愿死，但直到最后，我说的话都将是苏格兰女王的话。”
总之，没有能够把她吓唬住：伊丽莎白的不三不四的决定碰到了玛丽·斯图亚特不屈不挠的决心。伊丽莎白又一次动摇了。尽管被告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法庭仍不敢作出公开的判决。伊丽莎白过去和后来往往这样，这回也是这样——本人的愿望有了结果，自己却害怕了，退缩了。最后，判决不像开始打算的那样吓人，但却是极其阴险的首鼠两端，同整个审判一样的卑鄙。1月10日，法庭严肃地作出了乖谬的裁决。一方面说，未发现梅里及其拥护者的行为有悖名誉和责任的情事。这等于是彻底宣告列位勋爵掀起叛乱无罪。另一方面，恢复玛丽·斯图亚特名誉的结论则要含糊得多：列位勋爵提出的大量罪证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不足以改变英国女王对她妹妹的良好看法。乍看来，可以把这一结论看作是对被告的平反，是承认指控站不住脚。但，结论里埋了根很毒的钉子——“bene sufficiently”。这里的用词暗示罪证严重且形形色色，但缺乏“充分”，而只有“充分”，才足以说服像伊丽莎白这样善心的女王。如此这般，塞西尔就能够实现他的计划了，无须画蛇添足了。玛丽·斯图亚特的嫌疑仍旧没有消除，有充足的借口把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拘禁在那里。伊丽莎白胜利了。
但是，这是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只要伊丽莎白把玛丽·斯图亚特拘禁在那里，英国就好像有两个女王，除非死掉一个，否则国无宁日。法度的紊乱从来都会引起秩序的混乱；靠手腕取得的东西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伊丽莎白剥夺玛丽·斯图亚特自由之日，便是她自己失去自由之时。伊丽莎白把玛丽·斯图亚特当作敌人对待的同时，也给后者制造了放手采取敌对行动的理由；食言而肥，等于也允许后者违背誓言；自己说谎，不啻承认后者说谎正当。伊丽莎白没有顺从她最初的、自然而然的冲动，为此将在多年内不断付出代价。她很晚才认识到，在这件事情上，大度即是明智。假如伊丽莎白为玛丽·斯图亚特举行一场不花多少钱的、冷淡的接见仪式之后，放她离开英国；她的生命将在荒漠中无声无息地枯萎。确实，那个女子被人鄙夷不屑地请她开路之后，她又能到哪儿去呢？日后，任何一个审判者，任何一个诗人都绝不会替她说话。出了那么些秽闻，脑门上打上了烙印，而伊丽莎白的宽宏大量将会使她更形猥贱；她只能漫无目的地漂泊，在各国宫廷之间转悠。回苏格兰的路已给梅里切断了；法国和西班牙都不太欢迎这位不安生的客人。兴许，由于生就热情的性子，她会不断卷进情海风波；也可能，她会去丹麦追随博斯韦尔。她的名字会湮没在时间的尘封中，至多作为一个和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结婚的女王被人提及，得不到多少尊重。正是伊丽莎白那历史性的不公正救了她，使她免于这种默默无闻的、凄凉的命运。多蒙伊丽莎白的关照，玛丽·斯图亚特的星辰才得以闪射出往日的光辉。伊丽莎白竭力贬低她，结果反而抬高了她的身价，给失去王冠的她奉上一顶殉难者的桂冠。玛丽·斯图亚特之成为传奇人物，并不是靠她本人做过的什么事，而是靠人家对她的不公正。另一方面，英国女王在关键时刻失去了表现真正恢宏大度的机会，这比任何事情都更为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道义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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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出古希腊神话，比喻为灾难的渊薮，招来不幸的礼物。
(2) 据《圣经·新约》记载，使徒保罗原名扫罗，曾反对并迫害耶稣的门徒，在经历了一次耶稣所作的奇迹后，皈依耶稣并受洗，改称保罗。——原注
(3) 《圣经》典故：耶稣被杀前夕，门徒彼得向他表忠，耶稣说，“今夜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当晚耶稣被捕，彼得向差役起誓，说他“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