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回到苏格兰 1561年8月
1561年8月19日玛丽·斯图亚特在雷特下船的时候，适逢天昏地暗的浓雾——这一带北部海岸夏天难得是这样。抵达苏格兰的情景和离开亲爱的法兰西的场面迥然不同。离开法国时，在盛大的欢送仪式中，法国贵族的精英都来为她送行：公爵和伯爵们、诗人和音乐家们竞相表示他们的忠诚和谦卑的崇敬。这里可没有任何人等着她。船只靠岸时，围拢来的只是一群惊奇的人：几个衣着粗陋的渔夫、若干无事瞎晃荡的士兵、一些小贩和把牲口赶到城里来卖的农民。怯生生而不是兴高采烈，他们瞅着服饰华丽的命妇和骑士上岸。真是叫人不痛快的欢迎，阴沉而冷淡，就像这北国的心灵！双方都把对方看成是外人。一开头，玛丽·斯图亚特的压抑的心灵便领略到了祖国的可怕的贫穷：渡海五天，仿佛隔了整整一个世纪——从一个辽阔、富庶、安乐、浪费、陶醉于本国文化的国家，来到了一个蒙昧、狭小、悲惨的世界。在这个几十次被夷为平地，被英军和起义军劫掠一空的城市，不仅没有宫殿，连一幢配得上驻跸的巨宅都找不到；女王只得在一个普通商人的房子里下榻，才算有了个栖身的地方。
初始的印象有种特殊的威力，能使人铭心刻骨，永不磨灭。这个年轻女子在法国十三年之后像个外人似的踏上故土时，一股想必她自己也弄不清的莫名其妙的哀伤充溢她的心头。是怀念失去了的家园？是无意识地留恋她在法兰西土地上习惯了的、非常喜爱的温馨和甜蜜的生活？是这异域的灰蒙蒙的天空或者对未来灾难的预感使她感到压抑？谁知道呢——反正照布朗当的说法，女王屏退侍从之后，伤心得潸然泪下。不是像征服者威廉那样，不是以高傲、自信的帝王气度，坚定地、信心十足地登上不列颠海岸；不是的，她的头一阵感觉是惘然若失，是对于隐藏在迷茫溟溟中的事件的不祥的预感和恐惧。
第二天，听说她已抵达的摄政——她的异母兄詹姆斯·斯图亚特（通常叫作梅里伯爵）骑马赶到。他带着几个贵族赶来补救一番，好歹做出些尊敬的样子，把女王送到已经不远的爱丁堡。但是回銮的仪式没有能够搞得气气派派。英国人以一个十分拙劣的借口——说是为了搜捕海盗，扣下了运送她御厩马匹的船；而在这偏僻的雷特，只找到一匹像样的马，鞍辔多少还过得去，于是牵给了女王。至于随驾的妇女和贵族，只得骑乘从城郊各个马厩征发来的普通农村驽马。玛丽·斯图亚特眼泪汪汪地看着这景象，不禁又想到她丈夫的死使她丧失了多少东西，一旦当过法兰西的王后，仅仅做个苏格兰女王是多么没有意思。她的高傲不让她以如此寒酸的行色出现在她的臣民面前，所以她没有到爱丁堡的马路上趾高气扬地兜一圈，而是带着随从拐到城墙外的霍利鲁德堡。她父王建筑的宅邸在苍茫的夜色中连成黑黝黝的一片，只分辨得出圆形塔楼和城墙的齿形雉堞；大块石头砌成的正面，其凝重的轮廓乍看去几乎显得相当壮丽。
然而这些空荡荡、阴森森的房间是以多么凄凉的单调来迎接自己被法国的奢华惯坏了的女主人！没有挂毯，没有喜洋洋、亮堂堂的火光被一面面威尼斯镜子映照得四壁生辉，没有贵重的帷幔，也没有金和银的闪耀。这宅邸已经多年没有作为宫殿使用了。在人去楼空的房间里，早就听不见欢畅的笑声。自从她的父王晏驾以后，没有任何帝王的手触摸过这些建筑，没有修缮装饰过。满目疮痍——这是她的王国自古以来的灾殃。
不过，爱丁堡的老百姓一听说女王驾幸霍利鲁德，尽管天色已晚，仍然立刻纷纷从家里出来，赶到城外去向女王表示敬意。倒也别怪那些高雅而娇生惯养的法国内廷侍臣觉得这样的欢迎太草率和太不像样：这些爱丁堡的市民可没有自己的宫廷乐师向龙萨的女弟子献上甜蜜的颂歌和谱成曼妙乐曲的抒情诗。他们只能按照历史悠久的习俗颂扬他们的女王。找来大量这贫瘠地区唯一盛产的枯树枝，在各个广场升起篝火——他们心爱的美丽火焰，一直烧到深夜。他们一堆堆聚集在女王的窗下，用风笛、牧笛及其他简陋的乐器奏出他们的语言里称之为音乐的声音，而这声音在客人们灵敏的耳朵中却是可怕的喧闹。他们的粗嗓子唱起了赞美诗和宗教颂歌；他们只能用这些来向客人表示欢迎，因为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严禁他们唱世俗歌曲。玛丽·斯图亚特对这样的发自肺腑的迎銮场面倒是感到挺高兴；不管怎么说，她笑了，亲切地向她的子民致意。总之，至少在回銮的最初时刻，女王和她的臣民之间的气氛是融洽的，是此处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
一个政治上经验不足的女王面临着多么巨大的困难，那是女王自己和她的谋臣们都知道的。苏格兰大贵人中最聪明的梅特兰德·列廷顿的一句话竟成了谶语。关于玛丽·斯图亚特的回銮，他这样写道：“它将引起许多奇异的悲剧。”连一个精力旺盛、性格坚毅的男人用铁腕去治理这个国家，也做不到长治久安；何况是一个对治国之道一窍不通且在本国成了外人的十九岁女子呢！地方贫困；贵族腐化堕落，一有缘由就想挑起内讧和战争；不计其数的家族只等机会把它们之间的争执和纠纷变成内战；天主教和新教的僧侣恶狠狠地拼个你死我活；危险的、虎视眈眈的邻邦巧妙地煽风点火，把任何些许的不满鼓动成公开的叛乱；再加上世界列强的不怀好意的阴谋——它们无耻地想把苏格兰拖进它们的血腥的游戏。玛丽·斯图亚特回国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势。
她抵达苏格兰的这一刻，斗争正如火如荼。她从她母亲手里继承到的不是装满钱的银箱，而是一份要命的遗产（真是“祖传的祸害”）——在这个国家特别激烈的宗教怨仇。她这个命运的宠儿在法国逍遥自在的那几年，宗教改革运动高奏凯歌，进入了苏格兰。房屋和园地，城镇和村庄，本家和姻亲，全都出现了骇人听闻的裂隙。贵族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新教徒；城镇信从了新教，而乡村仍奉行旧教；各家族各宗派斗来斗去；两个阵营之间的不和常常由于狂热的教士的煽动而爆发，外国的君主又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不让太平。对玛丽·斯图亚特尤为危险的是，她的贵族中最强大最炙手可热的一部分人啸聚于敌视她的加尔文教派阵营中。垂涎于富饶的教会辖地，那些贪求权势的叛乱分子全都昏了头。他们终于有了机会披着德行的外衣，作为“会众勋爵”和护教的信徒去反对他们的女王；况且，他们稳可以得到英国的援助。吝啬的伊丽莎白已经拿出两百多英镑，想通过混乱和武装征讨促使苏格兰摆脱天主教徒斯图亚特家族的统治。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即使郑重其事地缔结了和约，新教的大部分臣民仍然秘密地为她效力。玛丽·斯图亚特只要改宗新教，就能一举恢复均势。她的一些谋臣也极力主张她这样做。但是玛丽·斯图亚特不愧是吉斯家族出身。由于她母亲的关系，她同天主教最热烈的拥护者有着血缘关系。就拿她本人来说，虽然没有那种法利赛人的虔诚，却也热烈而坚定地信仰其祖其父的宗教。她永远不会背弃她的信仰；即使在极端危险的时刻，出于勇敢的天性，宁肯不懈地斗争下去，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玷辱自己的荣誉，作出一点点怯懦的表示。但是这样一来，她和她的贵族之间便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君主和臣民在宗教信仰上有了分歧，便不会有好结果。天平不可能总是晃悠，不是这一头便是那一头占上风。其实，玛丽·斯图亚特只有一种选择——挺身而出领导本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否则就会作为这运动的牺牲品倒下去。路德、加尔文和罗马之间大势所趋的分裂，按照命运的不可思议的意旨，竟在她的身上得到一个戏剧性的结局；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的个人纠纷、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纠纷，连带着解决了（其意义的重大，也正在于此）英格兰和西班牙、改革和反改革的争端。
这样的局面本来就够棘手的了，由于宗教分裂深入到女王的家庭、她的城堡和她的咨议机构而变得更为严重。她不得不把军国重事都交付给异母兄詹姆斯·斯图亚特，他是苏格兰最有势力的权贵。而他却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玛丽，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把“礼拜堂”视为异端的会所；而詹姆斯则是“礼拜堂”的保护人。四年前，詹姆斯第一个在护教者即所谓“会众勋爵”的誓词上签名。“会众勋爵”以这誓词“摒弃了撒旦的教义，承担起公开抵抗其迷信和偶像崇拜的义务”。他们摒弃的撒旦的教义就是天主教的教义，亦即玛丽·斯图亚特信奉的教义。女王和摄政在他们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无法消除的隔阂。这就不会带来安宁。因为女王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隐秘的愿望——扑灭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她的摄政哥哥则抱定一个宗旨——宣布新教是苏格兰唯我独尊的国教。这样尖锐的思想分歧必然会导致公开的冲突。
这个詹姆斯·斯图亚特注定要在《玛丽·斯图亚特》这出戏中充当一个主角。命运为他在这出戏中安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他也出色地演了下来。她的这个异母兄长是父王和苏格兰名门望族出身的玛格丽特·厄斯金同居多年所生；由于他的血统和钢铁般的毅力，他仿佛生来就是最合适的王储。但是，父王詹姆斯五世当时由于政治上的依附关系，纵使热爱着厄斯金小姐，却不得不放弃把他和她的关系合法化的想法。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也为了改善财政状况，他娶了一位法国公主即后来的玛丽·斯图亚特的母亲。非婚生的灾殃压在野心勃勃的长子头上，永远阻塞了他登上宝座的道路。虽然教皇答应了詹姆斯五世的请求，承认这长子同他所有的非婚生子女一律享有王室出身的权利，但梅里仍然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利继承父王王位的野种。
历史和它的最伟大的摹写者莎士比亚给世人提供了不少私生子精神悲剧的例子。私生子既是儿子又不是儿子。国家、教会和人的律规都无情地剥夺了自然印记在他们的血液中和容貌上的权利。受到人类各种法庭中最可怖最死板的偏见法庭的审判，不是在王宫合欢床上受孕的非婚生子，其权利横遭蹂躏，以便维护其他继承人的利益。而那些继承人往往最为差劲，因为他们的出世不是爱情而是政治谋略的结果。私生子老是被迫害被放逐，注定要在他们本该占有和统治的地方仰人鼻息。但是，如果一个人被公开视为次品而加以屈辱，那么，老是缠着他的次品感会彻底把他葬送，或者，奇迹般地使他坚强。怯懦萎靡的心灵在屈辱的桎梏中会变得更加渺小更加无足轻重；乞丐和食客只会向那些在法律的庇荫下享福的人哀求施舍和慈悲。而对于一个生来意志刚强的人，这却会使他身上原来抑制着的朦胧的力量骤然勃发：如果不是好说好商量地让他获得权力，他就会竭力争取自己成为权力的化身。
梅里是个意志刚强的人。他的贵为帝王的斯图亚特家族列祖列宗的疯也似的敢作敢为，他们的骄傲和威严，在他的血液中猛烈地冲荡。作为人，作为个人，他的卓荦不凡的才智和坚强的意志要比其余那些土匪一般的伯爵和男爵高出一头。他野心颇大，他的计划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个追求权力的三十岁男子像他的妹妹一样聪明，但他的实际的机灵和活动经验远远超过他的妹妹。他居高临下地观察着她，仿佛俯视着一个玩耍的婴孩，不去妨碍她的游戏，除非她的游戏扰乱了他的计划。作为一个成熟的男子，他像她，没有那些热情的、神经质的、罗曼蒂克的冲动。作为执政者，他缺乏任何雄才大略，但善于耐心等待，也就是掌握了成功的真正的秘诀，可以确保成功，比突如其来的、热烈的冲动更靠得住。
一个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具备一种出色的本事——事先放弃实现不了的幻想。对于一个私生子来说，继承王位便是实现不了的幻想。梅里永远成不了詹姆斯六世（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是个清醒的政治家，因此事先便放弃了登上苏格兰王位的野心，以便更有把握当上苏格兰的摄政。他既然已经失去了当国王的资格，他也就放弃了国王的种种象征性标志和外部的光辉，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更牢固地控制政权。他年纪轻轻便开始拼命攫取财富，把财富视为权势的最具体的体现。他从父亲手里取得巨额的遗产，也不放弃外人的丰厚的馈赠，还利用战争和教会领地国有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总之，每次捕鱼都是首先把自己的鱼网装满。他老实不客气地接受伊丽莎白的重金津贴。玛丽·斯图亚特以女王身份回到苏格兰时，发现他是苏格兰最最有钱有势的权贵，已经没法把他摆脱掉。她寻求他的友谊主要是出于必要而不是出自内心的好感。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她极力满足这异母兄对财富和权势的贪欲，百般迁就他那双贪婪的手，不管他要什么，她都悉如所请。算是玛丽·斯图亚特的运气，梅里的手也确实可靠，能够拉紧缰绳，也能够放松。他是天生的国务活动家，恪守中庸之道：是新教徒，却不是激烈的圣像破坏者；是苏格兰的爱国者，但同伊丽莎白关系极好；同列位勋爵是自己人，但必要时也能够吓唬他们。简单地说，这是个冷酷、工于心计、具有钢铁般神经的人，不追求权力的虚面子，因为只有真正的权力才能满足他的心愿。
这样一个魁奇之士，同玛丽·斯图亚特结盟时，便是她少不得的支柱，而一旦同她的敌人携手，那便成了最大的威胁。作为同她有血缘关系的弟兄，他并不反对支持她。因为任何一个戈登或汉密尔顿家族的人处在她的地位，都不会给他如此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权力。他心甘情愿地由她出风头，光彩照人，没有一丝一毫妒意地旁观着她在权杖和王冠的导引下莅临各种典礼，但求谁也别来干预朝政。可是，只要她企图把权力拿到自己手里从而有损他的权威，斯图亚特家族的高傲便按捺不住，同另一个人身上的斯图亚特家族的高傲发生冲突。追求的目标相同而力量相等的同类一旦相残，其怨毒的酷烈，超过任何一种仇恨。
梅特兰德·列廷顿，朝中居第二位的权贵，玛丽·斯图亚特的国务大臣，也是新教徒。但他开始也是拥护她的。梅特兰德这个人才智出众，有文化，观点开明，伊丽莎白曾说他是“大才子”，但不像梅里那么高傲和虚荣。他作为权术家，在政治阴谋和谋略的氛围中如鱼得水。他操心的不是宗教和祖国、王权和国家这样一些固定的原则；他醉心于同时在所有的赌台上下注、醉心于随心所欲地发动或平息阴谋的高超艺术。他出奇地忠于玛丽·斯图亚特个人（四玛丽当中的玛丽·弗莱明成了他的妻子），但他的忠诚和不忠诚一样的不能贯彻始终。女王顺遂时，他为女王效力；女王在危难之际，他便弃她而去。他像风信旗，向女王显示此刻是顺风还是逆风。他是真正的政治家，效力的对象并不是她——君主兼朋友，而完全是她的运气。
总之，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她身边，玛丽·斯图亚特回国后都没有找到可靠的朋友。不过，总算能够得到梅里的帮助，得到梅特兰德的帮助，靠他们施政，好歹还能够同他们达成协议。至于那个出身寒微的强有力者约翰·诺克斯，从一开始就满怀残酷的、嗜血的仇恨同她势不两立，毫无妥协的余地。这个约翰·诺克斯是爱丁堡最得人心的牧师，是苏格兰“礼拜堂”的创始人和首领、宗教煽动的能手。他和玛丽·斯图亚特之间开始了一场殊死的决斗，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为约翰·诺克斯的加尔文主义不仅包括教会的革新，而且还体现陈旧的国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最高级的新教。他以主宰的姿态出现，狂热地要求人人乃至君王都盲目服从他的神权经诫。玛丽·斯图亚特纵然天性宽厚随和，也有可能同英格兰圣公会、路德宗或任何一种不那么严厉的新教发生冲突。而加尔文宗由于它的专横习气，却没有任何可能同一个真正的君主和解。连甘心找诺克斯帮忙竭力暗害玛丽·斯图亚特的伊丽莎白也受不了他那讨厌的妄自尊大。诺克斯的狂热劲头，叫富于人性的、人文主义的玛丽·斯图亚特更是吃不消。玛丽·斯图亚特是个乐观愉快的享乐主义者，缪斯的宠儿，看不惯也理解不了臭名昭著的日内瓦教义——它的冷酷严厉，它对一切生活乐趣的敌视，对艺术的深恶痛绝；看不惯也理解不了它那傲慢的顽固——居然要灭绝笑，把美斥为恶，一心要毁灭一切同美息息相通的事物，毁灭社会生活中一切欢愉的成分：音乐、诗歌、舞蹈，使本来已经够沉闷的生活方式更是加倍的沉闷。
约翰·诺克斯对于爱丁堡“礼拜堂”正是打上了这样阴森的、古板迂腐的印记。他是教会各创始人中最死硬最狂热最无情的；他的峻刻和偏执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加尔文。他过去是个不成器的天主教神父，以一个真正狂热的信徒的一往无前的劲头投身宗教改革的浪潮，追随那个作为异端遭到迫害并且被玛丽·斯图亚特的母亲活活烧死的乔治·威沙特。吞噬了老师的火焰，在学生的心灵中继续燃烧，永不熄灭。他是反抗摄政太后的起义领袖之一，曾被法国援军俘虏，在法国被罚到战船上服苦役。虽然上了镣铐，他的意志却日益刚强，不久便比他的铁枷更硬。释放后投奔加尔文。他在那里领略到加尔文布道的言词的力量，感染上清教徒对幸福而亵渎上帝的生活原则的坚定的憎恨。回到苏格兰之后，他以他素来的绝顶的坚毅深入老百姓和贵族，仅仅用了区区几年，便在国内搞开了宗教改革。
约翰·诺克斯可能是历史上曾有过的宗教狂热分子中最完整的典型。路德有精神松弛的时刻，他可比路德更坚定；同时他也比萨沃纳罗拉(1)更严厉，因为他缺少萨沃纳罗拉的雄辩的才华和神秘的灵感。他直来直去，绝对正直，但他的狭隘束缚了思想，因而成了一个偏执峻刻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只承认自己这种型号的真理，自己这种型号的德行，自己这种型号的基督教，把别的一概认为不是真理，不是德行，不是基督教。任何抱有不同思想的人都被他看成是坏蛋；谁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偏离他的要求，都是撒旦的奴仆。诺克斯身上有着狂躁病患者的那种盲目的天不怕地不怕，有着狂热者发作时的那种亢奋激昂和法利赛人的可憎的骄傲。他的残酷中流露出一种危险的自我欣赏——欣赏自己的铁石心肠；他的偏执透出一种阴森的陶醉——陶醉于自己的绝对正确。这个胡子飘拂的苏格兰耶和华，每逢星期日在圣杰尔大教堂的讲道台上大发雷霆，攻击不来听道的人。他是“杀害欢乐（kill joy）的凶手”，无情地咒骂“撒旦的孬种”——那些不照着他的指点侍奉上帝的逍遥自在的轻浮之徒。这个狂热的老人除了他的信仰的胜利，别无其他欢乐；除了他的事业的成功，不承认其他的正义。每当他得知有哪个天主教徒或他的别的仇人遭到惩罚或者受辱，他总是以一种野蛮人的稚气兴高采烈；如果“礼拜堂”的某个敌人被刺客下了毒手，那行刺自然是天灾甚而是天意。当玛丽·斯图亚特的少年丈夫、可怜的法兰西斯二世“不愿听上帝的话”的耳朵发炎流脓时，他在讲道台上唱开了感恩赞美诗。当玛丽·斯图亚特的母亲玛丽·德·吉斯去世时，他兴奋地宣讲：“求上帝赐给我们莫大的恩惠，让我们摆脱同一血统的其他后裔、瓦卢阿族的所有子孙！阿门！阿门！”他的布道好比大棒子，其中找不到温和以及合乎福音的善良。他的上帝是复仇的上帝，穷追猛打，铁面无情。他的“圣经”是嗜血的、惨无人道的《旧约》。他哓哓不休、翻来覆去地提及牧伯、亚玛力和以色列其他该斩尽杀绝的象征性敌人，以警告真正的宗教的敌人亦即他的宗教的敌人。当他激烈地咒骂《圣经》中的耶洗别女王时，听众不曾有过片刻的怀疑，都很清楚他指的是哪个女王。仿佛蔚为壮观的挟雷带电的乌云遮住天空，不息的雷声和金蛇般的闪电叫心灵战栗不已，加尔文主义遮住了苏格兰的天空，随时准备迸发摧毁一切的风暴。
这个不屈不挠、意志坚定的狂热者只知道发号施令，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同这样一个人是没法打交道的。任何开导他或者哄骗他的企图都只会使他更加激烈，更加尖酸刻薄地讥嘲，更加傲慢。这样的自命不凡的顽固好比是一垛石墙，任何企图达成相互理解的努力都在这墙上碰得粉碎。这一类上帝的使者历来是世界上最难相处的人：他们的耳朵一意倾听神的言语，因而听不见人性的声音。
玛丽·斯图亚特回国不到一星期，便已感受到这狂热者的令人不安的存在。她在接过政柄之前，不仅把信仰自由赐给了她的臣民（以她的天性的宽容，这倒不是很大的牺牲），并且知悉有项法律禁止在苏格兰公开望弥撒（这是对约翰·诺克斯的信徒作出的痛苦的让步。照约翰·诺克斯的说法，“宁可听到一万敌军在苏格兰登陆的消息，也比知道哪个地方做那么一次弥撒好受些”）。但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吉斯家族的外甥女自然要求取得相应的权利：在家庭小教堂做她的宗教所规定的种种礼仪和圣事。议会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一正当的要求。然而，第一个星期日，她家里即霍利鲁德的小教堂正准备做圣事，激怒的人群几乎冲进王宫。圣器执事拿往祭坛的祝圣蜡烛被抢走，被砸得稀巴烂。人群的怒声越来越响，有人要求把“搞偶像崇拜”的神父撵走甚至处死；对“撒旦弥撒”的诅咒越来越清晰可闻。这样下去，再过片刻，宫廷小教堂就会变成一堆瓦砾。幸亏梅里勋爵及时赶到。他身为“礼拜堂”的信徒，却急忙拦住人群，把他们挡在大门口。在胆战心惊中进行的圣事结束后，他把吓破了胆的神父平平安安地领到他的房间，从而制止了一场灾难，总算好歹拯救了女王的权威。但是，庆祝女王回銮的节日的欢乐气氛——约翰·诺克斯嘲讽地称之为“joyousities”寻欢作乐的气氛——霎时间被破坏无遗，让他大为开心的是：罗曼蒂克的女王初次领略到本国现实的阻抗。
玛丽·斯图亚特极度震怒，又是流眼泪，又是狂喊乱叫，借以发泄她的怒气。通过这件事，她的仍然不甚分明的性格又一次得到比较明确的表现。这样年轻，从小被幸运惯坏了的她，其实天性温柔亲切，随和宽厚：她的左右，从朝廷上地位最高的权贵直至侍女和女仆，人人对她的单纯和诚挚赞不绝口。她平易近人，没有一丝傲态，以此赢得了众人的心，使人人都忘记了她那崇高的身份。但是，这诚挚亲切的后面潜藏着她的高傲：意识到本人的高人一等。她的高傲在没人得罪她的时候不易察觉；但是一旦有人胆敢违旨或者抗旨，这种高傲便会十分激烈地发作。这超群绝伦的女子有时能忘掉个人的气恼，但决不原谅别人对她的王权有丝毫的侵犯。
这种压倒一切的侮辱她片刻都不会容忍。诸如此类的大逆不道必须立刻制止，彻底杜绝。她知道该找谁，知道是那个异端教会的大胡子在挑唆民众反对她的宗教，是他把那一帮渎神者派到她家里来的。得好好教训他一顿，马上教训！玛丽·斯图亚特是由法国的绝对专制政体传统哺育起来的，从小看惯了绝对服从，在神恩不可剥夺的概念中长大，无法想象她的臣民中居然有人，居然有那么一个普通老百姓拂逆她的圣意。她万万料不到会有人胆敢公开甚至粗鲁地反抗她。而约翰·诺克斯正是要这样；他急煎煎地想斗一斗：“那出身高贵的贵族女子，她的漂亮脸蛋能叫我害怕吗！我在许许多多愤怒的男子汉面前都不曾低下过头，不曾可耻地胆怯过！”他兴奋地赶往王宫，因为争论（他自以为是为了上帝）是狂热者最喜欢的事情。如果上帝把王冠赐给了帝王，那么，他赐给他的牧人和使者的则是火热的言词。在约翰·诺克斯的眼里，“礼拜堂”的教士要高于国王，因为教士是上帝的权利的卫士。他的事业是捍卫上帝在人间的统治。他毫不犹豫地用他愤怒的重甸甸的大棒子敲打桀骜不驯者，就像远古时代的撒母耳和《圣经》中的法官。于是，出现了一幅与《旧约》一模一样的场面：国王的高傲和教士的骄矜发生正面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不是一个女子同一个男人比个高低。不是的，是两种古老的思想又一次（不知是多少回了！）激烈地交锋。谈话一开头，玛丽·斯图亚特十分温和。她寻求相互理解，强压怒火，因为她希望国家太平。她彬彬有礼地开始谈判。但是约翰·诺克斯压根儿不打算彬彬有礼，他要向这“异教徒”证明他决不向现世界的强者低头。阴沉而沉默，不像是被告而像是原告，他听女王责备他撰写的那本否定妇女有权继承王位的著作《反对骇人听闻的女人统治的第一声号角》。这个诺克斯日后为了这本书低三下四地向新教徒伊丽莎白乞求原谅；而此时此刻，在他的“教皇党”女王面前，却固执己见，含含混混地说了些道理。唇枪舌剑，两人争辩了起来。玛丽·斯图亚特直截了当地问诺克斯：臣民是否有义务服从自己的君主？玛丽·斯图亚特指望他回答：是的，有义务。然而这老滑头没有这么说，而是讲了一则寓言，通过寓言制约了服从的必要性：一个父亲发了疯，想杀死他的儿女，这时候他的儿女有权捆住他的手脚，夺走他的剑。如果王公们摧残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也有权反抗他们的迫害。女王马上感觉到这保留说法隐含着这个神权论者对她的统治权的抗议。
“这么说，”她追问，“我的臣民应该服从你而不是我？是你管我而不是我管你？”
约翰·诺克斯的观点其实正是这样，但他当着梅里的面有所顾忌，不愿意把他的观点说出来。
“不，”他支支吾吾地说，“王公和他们的臣民都应当服从上帝。国王们应该成为教会的赡养者，而女王或王后应该成为教会的乳母。”
“我可不想喂你们的教会，”女王被诺克斯的含糊其词的回答所激怒，驳了他一句，“我愿意关怀罗马天主教会；在我眼里，它是唯一的神的教会。”
总之，这两个对手短兵相接。争论闹僵了，因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狂热的新教徒不可能达成理解。诺克斯的无礼越走越远，竟把罗马天主教会说成是不配做上帝未婚妻的淫妇。当女王禁止他使用这一类侮辱她的良知的字眼时，他悍然回答：“良知需要认识。”——他可是害怕女王恰恰缺乏认识。这么一来，第一次谈话没有取得和解而是加深了彼此间的敌意。诺克斯如今体会到“撒旦是强大的”，年轻的女王绝不会屈从他。“这回解释，我遇到了在这等不成熟的年龄的人身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果敢。从这一天开始，我同宫廷彻底决裂，宫廷也同我彻底决裂。”他怒气冲冲地写道。不过，那年轻的女子也是初次意识到她的王权的限度。诺克斯高傲地昂着头离开王宫，由于反抗了女王而扬扬得意。玛丽·斯图亚特茫然地瞧着他的背影，感觉到自己的无奈，淌下了痛苦的眼泪。这不是她最后一回流泪。她不久便懂得权力不是从娘胎里继承来的，而是要靠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和屈辱去不断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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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罗伦萨僧侣，布道时抨击教皇和教会的腐败，因领导人民起义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