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走向结局 1585年9月—1586年8月
“该结束了！”——伊丽莎白的一位大臣在火头上脱口而出的铿锵有力的言语，表达了全国的感情。最叫一国民众或一个人苦恼的，莫过于长久的犹豫不决。宗教改革运动的第二位领袖奥伦治亲王被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行刺身亡（1584年6月），这向英国清楚地表明，下一个将轮到谁了。阴谋引发阴谋——该向那个女犯下手了！该收拾那个制造混乱和麻烦的危险的教唆犯了！该“把邪恶斩草除根”了！1584年9月，新教的勋爵们和高官显宦几乎全体出席，在隆重的“大会”上，“以名誉和宣誓向永恒的上帝保证，凡参与反伊丽莎白阴谋者，均将处死”，并将“罪及叛党拥戴的任何觊觎大位者”。然后，议会通过了“女王陛下人身安全法”，使大会的决定变成了法律。从此，谁只要参与谋刺女王或者（这一条尤为重要）哪怕只是原则上同意谋刺，都会死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此外还决议，“被控参与谋害女王者，将由至尊任命的二十四名会审官审判”。
总之，英国政府向玛丽·斯图亚特发出了双重的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女王的名位今后再也不能保护她免受公开的审判；其次，即使谋刺伊丽莎白得逞，她也捞不到任何好处，只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断头台。这是最后一次吹响号角，敦促顽抗的堡垒投降。倘若她继续出谋划策，那就绝不宽贷。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之间含糊其词和虚情假意的敷衍至此结束；一阵强劲的罡风刮来，云消雾散，一切都明朗了。
甜言蜜语的信件和迎合奉承的装假作伪，终于成了明日黄花；拖了几十年的斗争到了最后一个回合hosta al cuchillo，不可能再有任何宽容。这一点，玛丽·斯图亚特根据英国对她采取的断然措施，自己也能判断出来。英国宫廷眼见谋刺案越来越多，越发警惕，决心制服玛丽·斯图亚特，彻底制止她的阴谋和作乱。施鲁斯贝里本质上是个绅士和大贵人，作为狱吏过于客气，于是“立即解职”。这个“解职”，在他不啻是解放；他确实跪在地上感谢伊丽莎白在让他受了十五年的罪之后给了他自由。接任的是个狂热的新教徒埃米亚斯·波立特。从这时候起，玛丽·斯图亚特才有资格说她过的是“奴隶”生活，因为原来那位善良的警卫长把职务交给了一个残忍的看守。
埃米亚斯·波立特是个死硬的清教徒，是符合《圣经》要求但不合上帝心意的那一类卫道士。他绝不隐瞒他的意图，那就是要让玛丽·斯图亚特吃足苦头。有十足的责任心，甚至是得意扬扬地，他把犯人严加管束，毫不心慈手软。他写信给伊丽莎白，说：“倘若她竟能搞密谋从我的手里逃出去，我决不请求陛下对我优容宽大，因为只有我姑息养奸，形同犯罪，此时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冷静、清醒而有条不紊地布置警卫，务使玛丽·斯图亚特根本无法兴风作浪，仿佛这是上帝的嘱咐，是他一生的大业。这个矢志不移的灵魂，从此只有一个好胜的虚荣心——认认真真地履行狱吏的职责。这个“卡敦”(1)，任何诱惑都打动不了他。他的心一次也没有动摇过；有时，一阵温情的人性的冲动突然发作，却片刻也不曾融化过他那阴沉冰冷的面容。对他来说，这可怜的、心力交瘁的女子不是一位命运乖蹇从而叫人分外尊敬的君主，而是他的女王唯一凶恶的敌人，应该严密监视，因为她是公教的反基督者，她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她身体极坏，两条腿患关节炎以致很难站起来；他幸灾乐祸地把这看成是“看守们的好事，因为他们用不着怕她逃走”。他有板有眼、逐项逐条地履行狱吏的职责，为自己的认真负责感到无比得意，以官吏的一丝不苟，每天晚上把一天的观察所得，记入专用的记事本。世界上也许有过比这个超级信徒更残忍更凶狠更不公道的狱吏，但未必能另外找到一个人会像他那样以极大的快感把自己的职责变成公务上的享受以致如痴似醉。他办的第一件事是无情地填平了地道，那是玛丽·斯图亚特此前常常用来同外界联系的。五十名士兵日日夜夜把守着城堡周围的大道小路。她的随从人员以前可以大摇大摆地去邻近的村庄，辗转传递书面和口头的信息，如今也被剥夺了来往的自由。除非得到特准，他们才能够离开城堡，但也得有人护送。玛丽·斯图亚特定期亲自向邻近穷人发放布施，此时也被宣布禁止举行：心中有数的波立特有充分的根据，怀疑此项善行是争取穷人替乱党办事的手段。严厉的措施接二连三。内衣、书籍、任何包裹都经过严密的检查；变本加厉的监视使通信十分困难。玛丽·斯图亚特的两位秘书，瑙奥和寇尔，不得不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再也不用写信或者译解密码信件。伦敦、苏格兰、马德里、罗马，哪儿也没有信息送来；被众人抛弃的女子在孤独中见不到一线希望。不久，波立特又夺走了她的最后的欢乐：把她的十六匹马留在设菲尔德——驰猎和骑马兜风的日子一去不返。最后一个年头，她的生活空间极其逼仄；在埃米亚斯·波立特手里，玛丽·斯图亚特的囚所越来越像单人牢房和坟墓（不祥的预感！）。
为伊丽莎白的名誉着想，我们必定希望她任用一个比较宽厚的警卫长来看管她的同样是女王的姐妹。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她找不到比这个冷酷的加尔文派教徒更靠得住的警卫长了（不管我们承认这一点是多么的遗憾）。这个警卫长担负着切断玛丽·斯图亚特和全世界联系的任务，而他确实是模范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一个月后，她被密封了起来，仿佛生活在玻璃罩里。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一个字从外面传到她的监狱里。伊丽莎白可以放心了，可以为她的好臣仆感到高兴。实际上，她确实动情地感谢了他的勤勉：“我的好埃米亚斯，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感谢你的不懈不怠的热忱和正确无误的行动，感谢你的明智的布置和可靠的措施以完成如此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如果你知道了我的心情，大概能减少一些烦恼，增添一些喜悦。”
然而，说来奇怪，伊丽莎白的两位大臣，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对于能干的埃米亚斯·波立特（“Precise fellow”）却并不太感谢他的过分起劲。把那犯人彻底隔离不符合他们的意图，打乱了他们私底下的计划。不让玛丽·斯图亚特搞秘密活动，有什么好处呢？波立特严格的管理，其实是保护了她，使她避免了她的轻率冒失。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需要的并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玛丽·斯图亚特，而正是她的不规矩。他们有意把那犯人当作英国人心浮动、密谋迭出的根子，要她把秘密把戏继续搞下去，彻底陷在里面。他们认为“该结束了”；他们需要的是公开审判玛丽·斯图亚特，是判处死刑，是处决。囚禁已经不够了。在他们看来，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苏格兰女王，此外别无其他的安全措施；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竭力引诱她落进他们设计的圈套，他们付出的努力绝不亚于一心防止她参与任何叛乱的波立特。他们要达到目的，就需要有人谋害伊丽莎白，需要玛丽·斯图亚特彰明较著、确凿有据地参与罪大恶极的密谋。
谋害伊丽莎白的这种密谋本来就存在。可以说，密谋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仰仗腓力二世的鼎力，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反英密谋中心。巴黎有个摩根，是玛丽·斯图亚特的秘密特务和代理人，靠西班牙的金钱不断搞阴谋，想出各种各样冒险的勾当去反对英国和伊丽莎白。他在这里经常招募青年，并且通过法国和西班牙的使臣在心怀不满的英国天主教贵族与反改革同盟各国的政事厅之间建立秘密的联系。摩根只是不知道沃尔辛厄姆的秘密：沃尔辛厄姆是古往今来最能干最不择手段的警务大臣之一，他派了些间谍，装成狂热的天主教徒，混到摩根身边；另外，恰巧是摩根特别器重的那几个交通，被沃尔辛厄姆收买了过去，领取他的津贴。不管为玛丽·斯图亚特干些什么，英国必定会赶在计划实施之前知悉一切。1585年年底便是如此：英国内阁获悉（上一批阴谋分子在断头台上流的血还没有干呢！），敌人又在策划谋刺伊丽莎白。同摩根进行谈判、被他收罗到玛丽·斯图亚特一边的英国天主教贵族都是谁，叫什么名字，沃尔辛厄姆一清二楚。只要他一动手，使用刑具和火刑，就能及时揭露策划中的阴谋。
然而，这位讲究方式方法的警务大臣采取的办法要巧妙得多，他的眼光要远得多。他自然能够一挥手就立即扑灭阴谋。不过，把几个胆大妄为的贵族或雇佣的冒险家分尸，在政治上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无休无止的叛乱像是多头蛇(2)，砍掉它五六个头，明天又会长出来，而且比原来还多一倍，那又何必去砍它呢？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的座右铭是“迦太基务须摧毁”；他们想“结束”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找个由头，但不能以那种幼稚的搭救玛丽·斯图亚特出狱的企图为借口，而必须是一宗盘根错节、罪大恶极、为她开路的阴谋。因此，沃尔辛厄姆对于所谓的巴宾顿阴谋，不是早早地把它扑灭在萌芽状态，反而千方百计地、人为地促成它：他暗中表示同情，给予资助，表面上假装不闻不问，用这样的办法鼓励扶植。正是靠他的巧妙的反间计，一小撮外乡贵族反对伊丽莎白的拙劣的阴谋，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旨在除去玛丽·斯图亚特的沃尔辛厄姆阴谋。
但是，要援引议会条款合法地杀害玛丽·斯图亚特，有三个条件必须做到。第一，必须促使阴谋分子决定谋刺伊丽莎白，而且必须取得有关的充分证据。第二，必须促使阴谋分子直率明确地把他们的决定通知玛丽·斯图亚特。第三，最困难的是要取得玛丽·斯图亚特的同意，让她直率明确地表示赞成这个罪恶的计划，并且必须出之以书面的形式。没有足够的罪证，岂能处死无辜的人？否则有损伊丽莎白的名声。最好把无辜的人变成有罪的人，最好把刀子巧妙地塞到她手里，让她在自己的心口捅上一刀。
英国国家警务部门坑害玛丽·斯图亚特的圈套一开始就很卑鄙：她的囹圄生活突然有所好转。沃尔辛厄姆自是不难说服虔诚的清教徒埃米亚斯·波立特，让他相信，诱使玛丽·斯图亚特插手阴谋，要比防备她接触形形色色的引诱有利得多。波立特按照英国警察大本营拟定的计划陡地改变了策略。一天，这个向来铁面无情的刻耳柏洛斯(3)来见玛丽·斯图亚特，十分殷勤地向她报告，说是业已决定将她从塔特贝里迁往查特利。不善于看破敌人阴谋的玛丽·斯图亚特，掩饰不住她的由衷的高兴。塔特贝里是座阴森森的要塞，像监狱而不像城堡。至于查特利，不仅地处一望无际、景色如画的平原，而且同若干天主教贵族的领地接壤（玛丽·斯图亚特一念及此，不禁怦然心动）。她和这些天主教贵族很友好，能够指望他们的帮助。到那里，她出门驰猎和骑马兜风比较自由；或许还可以得到海外的消息，甚至凭借她的机智勇敢争取到她如今唯一孜孜以求的自由。
一天早晨，玛丽·斯图亚特惊喜莫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像是魔杖一挥，埃米亚斯·波立特的凶恶的权力出了纰漏。来了一封信，一封密信，一封密码信，是封锁几个月以来的第一封。她的那些朋友多棒，多机灵多能干，终于钻空子瞒过了她的警觉的警卫长！她不曾料想会有这样的喜事：不再与世隔绝，重新感受到友人的关注、支持和同情，重新听到外界救援她的计划和准备情况。但是，仍然有一种神秘的本能叫她小心提防。她复信给她的代理人摩根，谆谆告诫：“你要注意，别卷进任何可能落下罪名的事情。你本来就够叫人疑心的了，可别招致更严重的嫌疑。”不过，后来她知悉了她的朋友们（其实却是杀害她的凶手）的发明，于是她的警惕放松了。原来她的朋友们发明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信件畅通无阻地送到她手里。附近的啤酒厂每星期送一桶啤酒到女王的厨房，供仆役饮用。她的朋友们敢情已同马车夫说妥，让他在装满啤酒的木桶里放进一只密封的木壶。送给女王的密信就塞在这只由整块木头刳成的木壶里。从此联络通畅，信件来来去去同邮递一样的正常。从信里可以看出，那“好人”每星期把宝贵的酒桶送到城堡，玛丽·斯图亚特的管家取出木壶，装进新的内容后，再放入酒桶。雄赳赳的马车夫心中暗笑，他这样夹带私货可是两头落好处：那一头，玛丽·斯图亚特的朋友给他丰厚的报酬；在这一头，管家付给他的啤酒钱要比一般贵一倍。
有一件事玛丽·斯图亚特没有想到：雄赳赳的马车夫因为这不可告人的勾当还向第三方领赏——除了双方雇主，英国警方还要付给他工钱。埃米亚斯·波立特自然是备悉其中底蕴。原来，啤酒桶联络并不是玛丽·斯图亚特友人的发明，而是一个名叫吉福德的人想出来的主意。这个人是沃尔辛厄姆的间谍，在摩根和法国使臣面前冒充玛丽·斯图亚特的代表。他的主意对警务大臣大有裨益：玛丽·斯图亚特阴谋作乱、定期往还的信件全在他的政敌监视之下。玛丽·斯图亚特来来往往的信函，每一封都落到被摩根视为心腹的吉福德手里。沃尔辛厄姆的秘书托马斯·费利佩斯立刻把密码信译出，抄录一份，墨迹未干便塞进信封，急递伦敦。再把原信十万火急地送给玛丽·斯图亚特或法国使馆。收信的人，谁都没有怀疑，信件继续往还不断。
这情势真古怪。双方都挺高兴，自以为骗过了敌人。玛丽·斯图亚特松了一口气。她终于战胜了冷酷的、不近人情的清教徒——那个怪物居然敢检查她的内衣，把她的鞋子拆开鞋底，亦步亦趋地监视着她，紧紧地拴住她，仿佛她当真是个罪犯。她沾沾自喜地想，尽管有他的那些哨兵，尽管有那些结实的门闩和狡猾的花样，她仍然每星期能收到罗马和马德里寄来的重要信件；她的代理人们正在辛勤地工作着，国外为了援救她正在准备军队、舰船和匕首——这些事情，真想叫他知道知道！有时她竟不想掩饰她的喜悦，顾盼之间强烈地流露了出来。埃米亚斯·波立特在他的记事本中以揶揄的口吻写道，他的囚犯自打重新被希望迷了心窍之后，健康状况和情绪明显好转了。确实是正派的埃米亚斯更应该笑。那雄赳赳的马车夫每周一次送来啤酒，忙忙碌碌的管家麻利地把酒桶滚到黑魆魆的地窖，避开众人的耳目，从酒桶里取出珍贵的木壶。每当埃米亚斯注视着这样的情景，不难想见他冷峭的嘴角浮起嘲讽的冷笑。因为玛丽·斯图亚特马上要看的信，英国警察早就看过了。沃尔辛厄姆和塞西尔远在伦敦，坐在办公室的安乐椅里研究玛丽·斯图亚特的来往信函（这些信函的。一字不差的抄件就放在他们面前）。他们从信中得知，玛丽·斯图亚特提出把她的苏格兰王权和英国王位继承权遗赠给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条件是腓力二世必须为她的恢复自由而斗争。他们漾出得意的笑容，心想这样的信不妨交詹姆斯六世一阅，免得他为他母亲的事过于起劲。他们看到，玛丽·斯图亚特在一封发往巴黎的亲笔信中迫不及待地要求西班牙军队在英国登陆。好啊，这样的信件在审案中也用得着。但遗憾的是，在信件中没有找到他们期待的最重要最必需的东西，缺了它就绝不可能举行审判，那便是玛丽·斯图亚特表示同意暗杀伊丽莎白的计划。她还没有触犯神圣的议会条款。要开动审判机器，置她于死地，还缺少一个小小的螺丝钉，缺少一个“同意”——玛丽·斯图亚特明确表示同意对伊丽莎白行刺。为了得到这个必不可少的螺丝钉，在他这一行没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的大师沃尔辛厄姆卷起袖子大干一场。于是产生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但有文件为证的反间行动——沃尔辛厄姆装神弄鬼的绝招，一力把玛丽·斯图亚特扯进警方炮制的罪行——亦即所谓“巴宾顿阴谋”，而这实则是沃尔辛厄姆阴谋。
沃尔辛厄姆的计划看来是个出色的计划，它的成功足以说明这一点。不过，这个计划太卑鄙，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还叫我们感到恶心。沃尔辛厄姆为了达到欺骗的目的，利用了人类最神圣的感情——利用了青年人罗曼蒂克心灵的信任。伦敦为清算玛丽·斯图亚特而选中的工具，名叫安东尼·巴宾顿。他值得我们钦佩和同情，因为他完全是出于高尚的动机才牺牲了生命和名誉。家世清白的小土地贵族，家道小康，同妻子稚儿住在自己的领地上，日子过得挺和美。他的领地叫利奇菲尔德，就在查特利附近。这一下我们恍然大悟，为什么沃尔辛厄姆看中查特利堡安置玛丽·斯图亚特。密探早就向上司报告，说巴宾顿是个热诚的天主教徒，一心拥护玛丽·斯图亚特，屡次帮助秘密传递她的信件——对于高尚的青年，怜悯和关怀他人悲惨的命运岂不正是它的神圣的权利吗？这样心地纯真的理想主义者，圣洁的傻瓜，在沃尔辛厄姆看来，要比雇佣的间谍称心得多：玛丽·斯图亚特对这样的人更容易信赖。她知道，这个正派的、可能稍稍有些古怪的贵族愿意为她效劳，不是贪图什么，也不是出于爱慕。传说巴宾顿当侍童(4)时，曾在施鲁斯贝里伯爵府上见过玛丽·斯图亚特并且爱上了她。这传说应该说是传记作家们罗曼蒂克的想象。他显然从未见过玛丽·斯图亚特。他替她效劳纯粹因为他是个毫无利己之心的骑士，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一个女子的历尽艰险无限钦佩的热心人，而这个女子又是被他当作合法的英国女王的。正处于容易冲动的青春时期，他无所顾忌、冒冒失失、多嘴多舌地在他的朋友中招兵买马；几个天主教贵族参加了他的队伍。在这些感情用事、常常聚会高谈阔论的人中间，比较出众的是一个狂热的神父波拉德和一个姓赛维治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其余都是些乳臭未干、翻不起大浪的贵族小伙子，熟读了普卢塔克的作品，朦朦胧胧地憧憬着建功立业。但是，不久在这些老老实实的幻想家中间出现了新人，远比巴宾顿和他的朋友们敢作敢为，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其中首先就是那个吉福德。日后伊丽莎白给了他每年一百镑的年金以酬谢他的功劳。这些新出现的英雄好汉觉得不能仅仅搭救被囚的女王。他们异常慷慨激昂地、鲁莽草率地坚持要干危险得多的事情——暗杀伊丽莎白，干掉这个“篡位者”。
这些勇敢的、一往直前的朋友自然就是警方雇佣的奸细，是沃尔辛厄姆的特务。无耻的警务大臣让他们打进这帮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中间，不单是为了及时探悉后者的计划，更重要的是要把幻想家巴宾顿推得更远，远远超出他原来的打算。巴宾顿自己开始只是筹划举行一次勇敢的劫狱（所有的文件一致证明了这一点），同他的朋友一道利用玛丽·斯图亚特出堡驰猎或骑马兜风的机会，从利奇菲尔德果敢地出击，把她救出。这些满怀政治激情但本性善良的青年原先根本无意采取暗杀这类无人性的行动。
然而，沃尔辛厄姆并不满足于劫狱；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没有理由援用新的议会条款。他为了实现他的阴险的目的，还需要一宗阴谋，一宗弑君的真正的阴谋。于是他叫他的那些机灵鬼，那些内奸，集中力量说动巴宾顿和他的朋友听从他们的嗾使。最后，巴宾顿决定也考虑沃尔辛厄姆求之不得的暗杀伊丽莎白行动。同密谋分子有密切联系的西班牙使臣在5月12日向腓力二世报告了喜讯：四位能够出入宫廷的天主教贵族，对着耶稣受难像起誓，愿以毒药或匕首杀死女王。我们从中可以推知，内奸干得很出色。沃尔辛厄姆一手导演的阴谋终于出笼。
但是，沃尔辛厄姆的目标至此只完成了一半。绳索只固定了一头，另一头也得系住。暗杀伊丽莎白的阴谋已经布置就绪，但下一步的任务更加复杂：得把玛丽·斯图亚特扯进去；玛丽·斯图亚特对外界围绕她经营的阴谋一无所知，得从她嘴里哄出郑重其事的“同意”。沃尔辛厄姆再度驱使他的走狗潜赴巴黎常设的天主教地下中心，面见腓力二世和玛丽·斯图亚特的总代表摩根告状，埋怨巴宾顿一伙工作不力，对暗杀不起劲。真没有见过这样游手好闲、没有出息的软骨头！不妨催催这些懒散、怯懦的家伙，促他们一把，让他们完成神圣的任务。这件事只有玛丽·斯图亚特能够办到，要靠她给他们说几句话打打气。只要巴宾顿确信他最尊敬的女王赞成暗杀，他的言语就会变成行动。据沃尔辛厄姆的那些奸细说，为了圆满完成伟大的任务，摩根得说服玛丽·斯图亚特给巴宾顿写几句热情的话。
摩根犹豫不决。想必他在豁然清醒的一刹那间意识到沃尔辛厄姆的把戏。但奸细们喋喋不休：无非是请玛丽·斯图亚特说几句无关宏旨的话嘛。摩根最后让步了，但为了防止意外，他亲自为玛丽·斯图亚特起草了给巴宾顿的信稿。对总代表一百个信任的女王，逐字逐句把信稿照抄一遍。
于是乎，玛丽·斯图亚特和密谋分子建立了正中沃尔辛厄姆下怀的联系。一度还算谨慎。那是摩根的要求——玛丽·斯图亚特给新入伙的青年党羽写去的第一封信，措辞十分亲切，但空泛而不落痕迹。沃尔辛厄姆需要的是不谨慎，是明确的表示和赤裸裸的“同意”预谋的暗杀。在他的授意下，特务又做开了密谋分子的工作。吉福德向倒霉的巴宾顿进言：既然玛丽·斯图亚特如此降恩信赖他们，那他也得回报以同样的信任，让她知悉他们的计划——这是他们分内的责任。暗杀伊丽莎白这样危险的事情，没有玛丽·斯图亚特的同意是不行的。他们可是完全有可能通气的呀。不用冒险，可以通过那个雄赳赳的马车夫同被囚禁的女王联络，谈妥一切，取得指示。飘飘然的傻瓜巴宾顿有勇无谋，昏了头，钻进了圈套。他给他的亲爱的女王送去了一封长信，洋洋洒洒，把他们的计划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她。让可怜的女王高兴高兴吧，让她及早知道她重获自由的日子快到了。他毫无顾忌，仿佛是由天使通过肉眼看不见的途径把他的话传给玛丽·斯图亚特；他没有想到警探和奸细正像豺狼一般地窥伺着，监听他的每一句话。倒霉的傻瓜在这封长信中把行动计划统统说了出来。他报告，他将亲自率领十位青年贵族和百把个家丁大胆奇袭查特利，把她接走；同时，六位忠于天主教事业的贵族（都是忠实可靠的朋友），将在伦敦暗杀“篡位者”。这封坦率得近乎疯狂的信，谈到了一片赤诚的决心，谈到密谋分子完全明白他们面临的危险——读这封信，不可能不心潮澎湃。只有冷酷的心，只有无情的灵魂，才会出于怯懦的谨慎而对这样的表白置之不理，才会不赞成。
沃尔辛厄姆正是料准了玛丽·斯图亚特那颗热烈的心、她的那种屡教不改的轻率。如果她不反对巴宾顿那流血的计划，沃尔辛厄姆就算达到了目的，玛丽·斯图亚特从此不用他操心：不必派秘密杀手去对付她，她自己给自己的脖子套上了绞索。
决定命运的信发出了。奸细吉福德立即把它送往政事厅，在那里一丝不苟地译了出来，并且抄录了一份。外表看不出被人做过手脚，信又放进啤酒桶，走老路送往囚所。7月10日，信到了玛丽·斯图亚特的手里。有两个人在伦敦焦急地等待着，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她，看她是否答复，如何答复。这两个人便是暗杀阴谋的策划者和头头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到了最最紧张的一刹那，最最提心吊胆的瞬间，鱼儿已经碰到了诱饵，会不会把诱饵吞下去？还是会滑过去？这一刻确实惊心动魄。对于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的政治手段，我们可以谴责也可以赞扬。这无关紧要。不管塞西尔为了毁掉玛丽·斯图亚特而采取的手段多么卑鄙，他毕竟是个政治家，手段不一，却都是为了贯彻一种主义：对他来说，消灭新教的死对头是迫切的政治需要。至于沃尔辛厄姆，他作为警务大臣，很难要求他摈弃特务活动，而一味使用规矩正派的工作方法。
可是伊丽莎白呢？她一辈子在作出任何决定时都要再三考虑，害怕后世的唾骂；这一回她知不知道她的臣僚暗中正在制造凶恶的机器，比任何斩首机都要诡诈危险一百倍？她依赖最殷的股肱干出这样卑污的勾当，是否得到了她的同意和批准？英国女王在卑鄙地迫害对手的阴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提这样的问题是免不了的。
自然而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她起了两面派的作用。我们确实有许多证据，说明伊丽莎白是了解沃尔辛厄姆的把戏的；从一开始到最后，她对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的反间计每一步每一件事都是容忍的，赞成的，说不定还鼓励过。历史的法庭永远不会原谅她，因为她一切都有数，甚至协同臣僚把她的犯人阴险地骗进圈套。然而，倘若伊丽莎白的行动一贯干脆明确，那么她就不成其为伊丽莎白了（这一点需要反复强调）。这个最最出类拔萃的女人说得出任何谎话，做得出任何背信弃义的事情，但绝不乏良心，并且从来不正面回避高尚的动机。她一贯在关键时刻流露出宽宏大量的心情。这一回她也良心发现，为采用了这样肮脏的手段而自觉愧疚。当她的股肱正在引诱玛丽·斯图亚特上当的时候，她突然走了一步怪棋，有利于那个注定灭亡的受害者。她召见法国公使——查特利的来往函件正是由他负责转手，没有料到替他递送的信使却是沃尔辛厄姆的鹰犬。伊丽莎白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公使先生，您常同苏格兰女王联系。但是，请您相信我，我的国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知道。当初我的姐姐在位的时候我也尝过铁窗风味。所以我很清楚囚犯们会玩些什么花样去收买仆人，同外界联系。”伊丽莎白似乎想用这些话来求得自己的问心无愧。她明明白白地警告了法国公使和玛丽·斯图亚特。她在不暴露臣僚的前提下尽可能说了事情的真相。如果玛丽·斯图亚特到现在还不停止她的秘密联系，那么，伊丽莎白至少可以心安理得地撇清：我到最后一刻还警告过她呢。
然而，倘若玛丽·斯图亚特能够接受忠告，倘若她能够做到小心谨慎，深思熟虑，那她也就不成其为玛丽·斯图亚特了。诚然，她一开始收到巴宾顿的信之后，只写了一行字的答复。据塞西尔的十分失望的使者说，她还没有表明她对暗杀计划的真实态度“her very heart”。她还在游移动摇，不敢相信陌生人；并且，她的秘书瑙奥力劝她别用书面形式对这样危险的题目表态。但，这个计划前景美妙，十分诱人，以致玛丽·斯图亚特割舍不了对权术游戏和阴谋的致命的嗜好。瑙奥担心地写道：“她准备表示同意”。她同两个秘书——瑙奥和寇尔，一连几天待在书房里，锁起门来，详细地逐条答复每一项建议。接到巴宾顿的信后不久，6月17日，她的复信写好，同以往一样，放在啤酒桶里发出。
但是这一回，倒霉的信没有走远，甚至没有照老路送往伦敦的政事厅（玛丽·斯图亚特的秘密函件一向是由它负责破译的）。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焦急地等待着，知道结果后，派遣密码员费利佩斯直接到查特利办案，让他就地在现场见到复信。凑巧那天玛丽·斯图亚特出门乘坐马车兜风，不期遇见了死神的使者。她一眼发现了陌生人。不过，因为这个丑陋的麻子（她在一封信中是这样描写他的）微笑着朝她鞠了一躬（看来他未能掩饰住他的幸灾乐祸），被希望蒙住了眼睛的玛丽·斯图亚特以为他是朋友们派来察看地形，为她未来的越狱作准备的。实际上，费利佩斯出现在这里却是不怀好意，是为了察看别的东西。酒桶里的信件一取出来，他立刻忙不迭地一把抢过去。鱼儿落网了，得赶紧开膛破肚。他全神贯注地逐字译解。先是泛泛的开场白。玛丽·斯图亚特向巴宾顿表示感谢。关于巴宾顿计划的偷袭查特利一事，玛丽·斯图亚特提出了三项响应的建议。间谍的收获委实不小，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不是最关键的东西。蓦地，一阵幸灾乐祸的喜悦叫费利佩斯不禁屏气敛息。他终于译到了节骨眼，白纸黑字赫然写着“同意”——沃尔辛厄姆多方搜觅并且精心炮制了几个月的“同意”、玛丽·斯图亚特对暗杀伊丽莎白计划的同意。巴宾顿报告，六位青年贵族将在宫中对伊丽莎白行刺。对此，玛丽·斯图亚特坦然作了切实的答复，她指示：“可派这六位贵族办理此事。此事一了，不待我的警卫长获悉，迅即将我接出此处。”不需要别的了。玛丽·斯图亚特这几句话已经表明了“her very heart”——她的真实态度。她赞成弑君，沃尔辛厄姆的警察阴谋于是得逞。头头和部下，主和仆，兴奋得互相握手，握他们的肮脏而不久即将沾满鲜血的手。沃尔辛厄姆的亲信费利佩斯写信给主子，得意扬扬地说：“这么一来，她的书面证据够您用了。”埃米亚斯·波立特也预见到犯人将被处死，从此他得以卸脱狱吏的责任，不由得举起双手感谢神恩，他写道：“上帝保佑了我的劳动。他这样奖励了我的忠心耿耿的工作，我真是不胜欣喜。”
如今，极乐鸟已经被赶进了网，沃尔辛厄姆似乎不必再磨蹭。他的计划实现了，他的下流的勾当搞成了。不过，他胜券在握，居然不忙收网，拖它一两天，以便享受一下卑鄙的乐趣，先把他的牺牲品戏弄一番。他听凭玛丽·斯图亚特的信递送到巴宾顿手里（顺便说一句，信已录了副本）。沃尔辛厄姆心想，不妨把巴宾顿的回音也弄到手，卷宗会更充实一些。然而，巴宾顿不知根据什么迹象，猜到他的秘密已经被哪个恶人发现。这勇士突然陷入极度的恐惧，因为即使是最刚强的汉子，一旦感觉到自己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所摆布，神经也会吃不消的。仿佛一只吃了毒药的耗子，他到处乱窜。先是租了一匹马去内地，企图一逃了之，后来忽然回到伦敦，去见一个人（我们不禁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人正是拿他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沃尔辛厄姆——失去了理智，尽管无法解释却又完全解释得通，他逃入死对头的怀抱。明摆着，他是想打听清楚，人家是否怀疑他。冷冰冰、不动声色的警务大臣不露一丝口风，泰然让逃犯离去：叫这傻瓜再去犯点什么事吧。可是，巴宾顿已经感觉到暗中有人搞他。他匆匆给朋友写了张字条，为了壮胆，用了一句豪言壮语：“考验我们信仰的炉火已升起。”同时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安慰玛丽·斯图亚特，请她不要丧失勇气。但是，警务大臣已经有了足够的罪证，于是断然收网。一名密谋分子被捕。巴宾顿一听说，便明白全盘皆输。他要他的朋友赛维治走疯狂的最后一步——立即进宫刺死伊丽莎白。但为时已晚，沃尔辛厄姆的密探已跟踪而至。逃犯只是靠了他们拼死的决心，才在警探追来逮捕他们的紧要关头逃脱。逃吧，不过，逃到哪里去呢？大道小路都有人把守，所有港口都被严密监视。他们身无分文，又没有食物，在圣约翰树林（如今这树林在伦敦市中心，当年可在郊外）里躲了十天。这十天可真惨，真是走投无路。饥饿无情地折磨他们。到头来虚弱不堪，不得不去找一个朋友。朋友给了他们面包，那是他们的最后的晚餐。警察赶来把他们抓走，戴上了手铐脚镣穿过全城。勇敢的青年志士在黑魆魆的伦敦塔牢房里等着受刑，等着判决，庆祝胜利的钟声在他们头顶上响起，响彻整个伦敦。焰火、礼炮、盛大的游行，伦敦市民热烈庆贺伊丽莎白的得救，庆贺阴谋的败露和玛丽·斯图亚特的灭亡。
这时，这个一无所知的查特利堡的囚徒在多年悒郁不能自拔之后，重新又体验到欢欣鼓舞的兴奋。她紧绷着每一根神经。随时都可能有骑士飞驰而来，报告那个“计划已施行”——一两天内，她这个犯人就会被送往伦敦，住进壮丽的城堡。她在心驰神往中仿佛看到全体贵族和市民盛装打扮，在城门口迎接她的御驾，听到喜洋洋的钟声沸天震地（不幸的女子想不到伦敦城内各钟楼为了庆祝伊丽莎白的得救倒真是敲响了钟）。再过一两天，便将大功告成。英国和苏格兰将统一在她的权杖下，天主教将再度君临全世界。
对于疲惫的肉体，对于沮丧的心灵，任何医生都拿不出比希望更有效的兴奋剂。玛丽·斯图亚特同过去一样轻信，一样容易忘乎所以。自从她自以为稳操胜券之后，她完全变了个样。她突然焕发出新的朝气，焕发出第二次青春。近几年来经常虚弱无力，散步半小时后便会诉说腰疼、疲乏、关节痛；如今又能轻巧地纵上马背。她自己也为这突兀的恢复元气感到惊奇，写信给摩根（谁知道死神之镰这时已经对准了他们的密谋）说：“感谢天主，他还没有让我过于不幸，我现在还能弯弓射死麇鹿，还能策马紧紧赶上猎狗。”
所以，一向不太客气的埃米亚斯·波立特邀请她于8月8日去毗邻的蒂克索尔堡狩猎时，她喜出望外（她想，这傻乎乎的清教徒压根儿没有料到他的专事迫害的前程即将告终）。去了一大帮：她的宫内大臣、两位秘书、御医，全都上了马。埃米亚斯·波立特（今天他异常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也带了几名警卫的军官加入欢天喜地的队伍。早晨天朗气清，风和日暖；遍地是绿油油的早苗。玛丽·斯图亚特催动了坐骑。骑马和耳际风的啸声使她心旷神怡，感受到生活和自由的美好。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来，她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年轻过；在忧郁的岁月中，她从来没有像这个美好的早晨那样快活过，心情从来没有这样畅快过。她觉得一切都绚丽而明快。谁要是被希望鼓舞了他的心，谁一定会感到幸福。
大队人马将到蒂克索尔林苑的大门，疾驰减速成缓辔的小跑。玛丽·斯图亚特突然一阵心跳：有许多骑士等在城堡便门前。难道？——叫人心花怒放的早晨呵！——难道真是巴宾顿和他的伙伴？难道信里那些秘密的诺言提前实践了？可也奇怪：守候在这里的骑士中，只有一个人出列，慢吞吞地、异常庄重地策马来到她跟前，脱帽，鞠躬，自我介绍：托马斯·乔治爵士。刹那间，玛丽·斯图亚特刚刚提到嗓子眼的心猛地下坠，空荡荡地没有着落。原来，托马斯·乔治爵士三言两语向她通报，巴宾顿阴谋败露，他奉命逮捕她的两名秘书。
玛丽·斯图亚特开不了口：她没法回答。“行”也好，“不行”也好，提问题也好，发牢骚也好，都会使自己暴露。她对危险或许还没有充分的估计，但看到埃米亚斯·波立特根本不打算送她回查特利，不由得疑惧万分。这时她才明白这次邀请她打猎是什么用意：他们决定诱她出门，以便恣意搜查她的住处。所有文稿当然已翻检一遍，全部外交信函肯定已被没收。外交联系原来是公然由她亲自负责，满怀至尊的安全感，仿佛她仍是一国君主，而不是身在异邦的囚犯。她如今有充裕的时间，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种种错误和疏失，因为她在蒂克索尔被扣留了十七天，既不能写信，也收不到任何讯息。她知道，她的全部秘密都已暴露，全部希望都已落空。她又下降了一级——不单是被囚，而且被押上了被告席。
玛丽·斯图亚特回到查特利时已容貌全非，认不出她就是十七天前那个手执短矛、胯下坐骑大汗淋漓、后面紧紧跟着臣仆的女子。她失去了任何希望，垂头丧气，一脸倦容，老了许多；她被严厉的警卫和敌人团团围着，慢慢地、默默地进了城堡的大门。她见到她的箱笼橱柜都被打开，文稿信件不知去向；此时她是否惊惶不安？仆役已散去不少，剩下的仆役们流着绝望的眼泪，迎接她的归来；此时她是否感到惊奇？不。她知道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成了过眼云烟。突然发生了一件小事，点缀了头几个钟头的麻木的绝望。一楼的下房里，传出一个产妇痛苦的呻吟。那是玛丽·斯图亚特忠实的秘书寇尔的妻子。如今寇尔已被押往伦敦，要他作证害自己的君主，置她于死地。可怜的产妇孤苦伶仃，得不到医生和神父的帮助。女王出于对一个女人和落难者的同病相怜，奔下楼梯去帮助痛苦的产妇。因为神父不在场，她亲自为婴儿施洗，在他甫降人世之初，给了他第一次的基督徒祝福。
玛丽·斯图亚特在她痛恨的城堡里又住了几天。然后来了一纸命令，将她移往另一座城堡，把她更牢靠更严密地关起来。城堡名叫福特林盖。玛丽·斯图亚特转悠过英国的许多城堡，既是那里的贵宾，又是那里的犯人，既享有君王的尊严，又备尝奴隶的屈辱，而福特林盖堡是她最后停留的地方。她的漂泊到了尽头，不安生的女子即将安生下来。
那些为了玛丽·斯图亚特出生入死的倒霉的青年贵族，这几天内的遭遇奇惨。相形之下，我们觉得玛丽·斯图亚特的莫大悲剧还是不幸中的大幸。世界史历来不是站在公正的立场而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写成的——这已经成了风气。世界史只表现大人先生们的苦难，只表现人间强者的盛衰，而对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向漠不关心，仿佛不同的肉体对拷打和折磨的感觉也自不同——今天还有谁记得巴宾顿和他的九位伙伴，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呢？而苏格兰女王的命运却在无数的舞台和画面上，在书本中永垂不朽！巴宾顿他们在三个小时内身受的酷刑，其惨毒远远超过玛丽·斯图亚特在二十年苦难中挨受的肉体痛苦。按照法律，他们只该处以绞刑。但是，阴谋的策划者以为这样处置太轻，便宜了这些阴谋的受骗者。于是，伊丽莎白会同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亲自决定（这是她良心上的又一个污点）处决巴宾顿一伙时，得通过精心的设计，叫他们一再死去活来。在这些信仰极坚的青年志士中，有六人（其中两人是未成年的少年，罪状仅仅是——他们的朋友巴宾顿逃亡时像要饭的乞丐一般敲开了他们的门，而他们给了他两三片面包）先是被绞一分钟，以维护法制的尊严，趁他们还没有断气，解开绞索；然后，这个野蛮时代的极度的残忍，全部倾注到他们的抽搐的、痛苦透顶的肉体上。几名刽子手以骇人听闻的细致，干开了叫人恶心的脏活，不慌不忙地、灭绝人性地千刀万剐，凌迟颤抖的牺牲品。这情景惨不忍睹，连伦敦市井无赖的神经都吃不消，以致当局在第二天不得不压缩刑罚的精彩节目。恐怖和鲜血再一次在刑场上漫溢，仍然是为了那个女子——她具有致命的魔力，能拖几条年轻的生命陪葬。这又是一次，不过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从夏特利亚尔开始的伟大的死神之舞结束了。再也没有人会为她追求权力和威仪的渴望而献出生命。如今她自己也即将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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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罗马政治家，迦太基的死敌，在元老院每次演说，结尾总是：“我认为，迦太基务须摧毁。”
(2) 据古希腊神话，勒耳那水蛇有一百个头，在蛇头被砍之处，还能长出新的头来。
(3) 古希腊神话中把守冥国出口的三个头的恶狗。它任凭鬼魂进入冥国，但谁也不许出去。
(4) 当时的贵族少年往往当一段时间的侍童以学习礼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