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霍利鲁德的险恶之夜 1566年3月9日
情感炽盛的时候，它无所图报，慷慨大方，不动摇，也不怀疑——这是情感的特性；而如果这个人器宇恢宏，那更是一心忘我，牺牲自我。玛丽·斯图亚特新婚的头几个月，她一门心思把一腔情愫倾注在年轻丈夫的身上。天天都给达伦雷意外的新欢乐，或是送一匹马，或是一套富丽的服装。她已经给了他最丰厚的一笔礼——国王的尊号和她那颗充满活力的心，如今又加上了数以百计的柔情缱绻的礼物。“极尽女人揄扬男子的能事，”英国使臣向伦敦报告说，“他荣宠已极。……各种各样的美誉，各种各样的褒奖和荣衔，她罄其所有都奉献在他脚下。对每个人，她都以他的眼光来品评——那是不言而喻的，她连自己的意志都给了他呢。”玛丽·斯图亚特始终保持她那种激烈的性格，干什么都不会三心二意，总是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浸沉在里面。当她献出她的爱时，绝不畏畏缩缩、犹犹豫豫，而是没头没脑地，以不可遏止的冲动不断地给予，没有止境也没有分寸。“她什么都听他的，”伦道尔夫接着写道，“他对她可以任意摆布。”爱得炽烈，她整个儿地消融在顺从和神魂颠倒的温顺中。只有无边的高傲，才会在一个热恋的女子心灵中转化为无边的温顺。
但是，伟大的奉献对那些受之无愧的人才有好处，对受之有愧的人却有危险。坚强的性格由于权力的增长而越发坚强（因为权力是他们天然的癖好），而软弱的性格却会在受之有愧的幸福的重负下毁灭。成功在后者身上激起的不是谦逊而是傲慢；所有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他们都幼稚地看成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不久便看得很清楚，玛丽·斯图亚特轻率而恣肆的慷慨注定要虚掷在一个庸碌、虚荣的毛头小伙子身上。这样一个人怎么配命令女王——有巨大的灵魂和巨大的心的女王呢？还不如找个家庭教师教导他。达伦雷一发现他获得了多大的力量，便变得厚颜无耻、傲慢自大。他把玛丽·斯图亚特的恩典当作她奉献给他的贡品；而她那王者之爱的伟大给予，也被他视为男人的理所当然的特权。他成了她的主人之后，便以为有权利看不起她。渺小的家伙，“蜡做的心”——玛丽·斯图亚特后来自己也鄙夷不屑地这样说他。被宠坏的孩子，在各方面都是得寸进尺，摆出了不起的派头，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诗情和翩翩的风度都被抛到了一边，如今他再也不需要这些了。他企图在御前会议上发号施令，咋咋呼呼，满嘴粗话。他结交一帮酒鬼，纵饮无度。有一次，女王想叫他离开这帮狐朋狗友，他居然破口大骂。女王在大庭广众间受到侮辱，不禁掉下了眼泪。玛丽·斯图亚特赠给他国王的名号，仅仅是名号，他却当真，自以为真是国王，执意要求得到与名号相当的权力——the matrimonial crown；这个嘴上没毛的十九岁孩子觊觎把苏格兰当作他私人领地来统治。然而，人人都明白，他那咄咄逼人的粗鲁中并没有丝毫阳刚之气，他的吹牛中也没有一点儿坚强的意志。玛丽·斯图亚特摆脱不了羞辱的感觉：她白白糟蹋了她最美好的初恋，糟蹋在这个忘恩负义的二流子身上，她常常有这种感觉，但悔之已晚，她后悔没有采纳忠谏。
说实在的，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最大的屈辱莫过于感觉到自己过于匆匆委身于一个不值得她爱的人。一个真正的女人犯了这样的错误，绝不原谅自己，也绝不原谅那个罪人。但是把两个恋人结合在一起的伟大的激情不可能立刻让位给简单的冷淡和麻木的客气：情感一旦烧起来，就会阴燃下去，只是改变色彩而已。没有了爱和情欲的火焰，却会弥漫着恨和蔑视的毒烟。历来一冲动便无法遏制的玛丽·斯图亚特刚刚体味到这个二流子的渺小，立刻收回了她的恩典。兴许转得陡了些，猛了些。一个比较审慎比较有心计的女子大概不会这样干的。她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她在最初浸沉于激情时送给达伦雷的特权，又一项项收了回去。她当初曾奉献给十六岁的法兰西斯二世真正的共同执政权matrimonial crown，如今却无从谈起。达伦雷不久便愤怒地发现人家再也不请他去出席国务会议；他的纹章也不得绘上王徽。跌落到女王的丈夫的地位之后，他在朝中已经不起他梦寐以求的首屈一指的作用，顶多是个一肚子委屈的说教者的角色。用不了多少时间，廷臣们也感染到对他的蔑视：他的朋友大卫·李乔再也不把国家重要文件拿给他看，不向他请示，便把函件用铁钤记封上，钤记上有女王的龙飞凤舞的签字。英国使臣已经不再尊称他为“陛下”；至迟在圣诞夜，也就是蜜月之后才半年，他向伦敦报告了苏格兰宫廷中的“奇怪的变化”。“不久前，这里还是满耳朵的‘国王和女王’，可如今他只被称为‘女王的丈夫’。达伦雷原先已习惯于在诏书中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女王的前面，如今他不得不满足于排在女王的后面。前些时铸造了有双人肖像的货币‘亨利和玛丽’，可是现在已不再流通，被新币取代。夫妇间似乎有些冷淡。但是，如果这仅仅是恋人的怄气，或者像老百姓的说法，一家人的吵吵闹闹，就不必太重视，除非事情有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事情竟是进一步发展了！傀儡国王在他自己的宫里不得不忍受痛苦的屈辱；这且不说，他还得忍受秘密的、最敏感的屈辱——一个受气丈夫的屈辱。政治里不能不说谎，玛丽·斯图亚特多年来已经习惯了政治里的谎话；但在情感的范围内就不一样了：她的十分诚实的天性容不得虚假。自从她明白自己糟蹋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激情之后，自从求婚时期那个臆想的达伦雷现出原形，又成了个愚鲁的、虚荣的、厚脸皮的、忘恩负义的小伙子之后，肉欲的沉溺便让位于厌恶。对这个人冷淡之后，她再也忍受不了他的亲近。
女王一发现自己已怀孕，便以种种理由规避夫妇间的绸缪。一会儿是生病，一会儿是累了，她老是有理由摆脱他。他们夫妇生活的头几个月（愤怒的达伦雷自己揭露了这些隐秘的细节），是她的情欲要求旺盛；而现在，她却屡屡拒绝，使他感到受了侮辱。所以，在他最初征服这个女人的最隐秘的领域，达伦雷也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为这侮辱最叫人痛苦）自己极其不幸，被人遗弃。
达伦雷缺乏精神上的自制力，未能掩饰自己的失败。他傻乎乎地、愚蠢地逢人便哭诉自己的贬抑。他诉苦，痛哭流涕，捶胸顿足，赌咒发誓要狠狠报复。但是，他越是大声嚷嚷自己的委屈，他的威胁叫人听起来便越加妄诞。过了几个月，别看他还有国王的名号，这个不久前的神明在廷臣的眼里已经威信扫地，成了一个乏味的、牢骚满腹的食客，人人都竭力避开他。谁也不再向他弯腰鞠躬——别提弯腰，当这个苏格兰王亨利有什么愿望，有什么请求或者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便会被众人讥笑。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被人恨倒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遭到人们的蔑视。
玛丽·斯图亚特对她第二次婚姻的极度失望，除了人性的一面以外，还有政治的一面。她原来指望依靠全心全意忠于她的年轻丈夫彻底摆脱梅里、梅特兰德和列位男爵的监护。但是，蜜月过去后，这幻想也随之而烟消云散。她当初为了达伦雷而疏远了梅里和梅特兰德，如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玛丽·斯图亚特不管怎样失望，以她坦诚的心灵，必须找个人来让自己信任。她不断寻找一个诚心诚意替自己办事的助手，一个可以绝对信赖的心腹。最好任用一个出身微贱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信，哪怕他没有梅里或梅特兰德的气派，但求他具备苏格兰宫廷更加需要的长处、任何一个好仆人不可或缺的优点——绝对的忠实可靠。
命运使然，她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萨伏依王国的使臣莫雷塔侯爵当初带了许许多多随员来到苏格兰。其中有个黝黑的皮埃蒙特青年大卫·李乔，二十八岁左右，黑眼睛，殷红的嘴唇，是位出色当行的歌手。大家知道，诗人和音乐家是玛丽·斯图亚特的罗曼蒂克宫廷里最受欢迎的客人。玛丽·斯图亚特继承了父母对美艺术的热爱。年轻的女王在她的阴沉沉的环境中，最大的安慰和欢乐莫过于听一曲精彩的演唱，欣赏小提琴或诗琴的乐音。当时，富内教堂凑巧需要一个男低音。因为戴维(1)（这意大利人在朋友中间被叫作戴维先生）不但唱得好，而且还会拿诗谱曲，所以女王请使臣割爱，让他的“buon musico”在御前供奉。莫雷塔没有反对，而李乔也挺乐意接受那每年能有六十五镑收入的职位。他作为“歌手大卫”登记在册，列入宫内仆役编制，算是一名侍仆。这丝毫没有贬低他的身份——直到贝多芬时代，音乐家们，哪怕是那些不朽的大师，在王公的宫廷里都形同仆役。连沃尔夫冈·阿马代·莫扎特和白发苍苍的海顿，虽然饮誉全欧，却也不得同贵族和显宦一道在王公的餐桌上用餐，只能同马夫、使女在不铺桌布的木板上吃饭。
然而，李乔不单天生一副柔和悦耳的嗓子，还有极其管用的头脑、明晰活跃的心智和精细的审美力。他精通拉丁文（一点也不亚于英语和法语），同时具有文才——他一首传流至今的十四行诗证明他具有真正的诗才和形式感。不久李乔得到一个机会得以离开仆役的下房。女王的机要秘书罗勒对待苏格兰宫廷流行的传染病——英国的贿赂，缺乏应有的抗力，于是只得匆匆忙忙把他撤职。这样，机灵的李乔便爬上了女王御书房里空出来的位子。从这一时刻起，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一个普普通通的司书成了女王的心腹。玛丽·斯图亚特再也用不着向这个来自皮埃蒙特的秘书口授信件，而是由他自己斟酌着起稿。过了几个星期，他的影响便已经在苏格兰事务中显露。女王和天主教徒达伦雷仓促成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杰作。女王异乎寻常地坚决拒绝赦免梅里及其他反叛者，遭贬的贵人们把这归咎于李乔的阴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李乔这个人，很难说他到底是不是罗马教皇派在苏格兰宫廷的特务，可能仅仅是人们的猜疑。他虽然是天主教和教皇的狂热的信徒，对玛丽·斯图亚特却比苏格兰的任何人都更忠心。真正的忠心是能够得到玛丽·斯图亚特赏识的。谁要是让她觉得靠得住，便能得到她的恩宠。她公开地，过于公开地抬举李乔，赐给他贵重的衣服，把御玺交给他掌管，让他参与国家机密。弹指间，大卫·李乔已经成了最显贵的要人之一。他能大大咧咧地坐下来同女王和她的女伴们一道用餐。一如当日的夏特利亚尔（命运不幸的相似乃尔！），他自愿担任matre de plaisir吃喝玩乐大臣，协助在宫内举行音乐会及其他风雅的娱乐；臣仆渐渐变成了朋友。这个出身寒微的外国人常常在女王的内宫里坐到深夜，同女王单独谈话，令宫中的侍仆们万分嫉妒。衣着宛若公侯，傲慢得令人望而生畏，身居高位，而不久前还只是个微贱的江湖客，穿一身跟班的制服进宫执役——无非是会唱歌罢了！如今可了不得，苏格兰任何事情不向他报告请示都不行。不过，李乔尽管高踞众人之上，仍是女王最最忠心的臣仆。
女王亲政还有一位可靠的栋梁之臣。不仅仅是行政权力，她把军权也交给了稳妥的人。她在军事方面的股肱也是个新人——博斯韦尔勋爵。他是新教徒，却从青年时代便捍卫她的母亲玛丽·德·吉斯的利益，反对新教同盟，触怒了梅里而不得不逃离苏格兰。他在死对头倒台后回国，率领他的党羽投奔女王，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刀山火海都敢闯的勇悍的刀客，铁铸的武士，爱和恨同样的炽烈，博斯韦尔统率着一支borderers边防军。再说，他自己本身就顶一支坚不可摧的军队。感激的玛丽·斯图亚特赐给他海陆军提督的官衔，知道他为了捍卫她和她坐朝的权利会同任何敌人打仗。
依靠着这两个忠实的骑士，二十三岁的玛丽·斯图亚特牢牢地控制着权力——军政大权。她终于冒险单枪匹马治理这国家，一个人对着大伙儿干。这个鲁莽灭裂的心灵，它可没有不敢冒的险！
但是，每当苏格兰的君主生出神明独运的念头，列位勋爵便会尥蹶子。这些桀骜不驯的人，女王居然不巴结他们，不在他们面前发抖，那是最最叫他们不痛快的。身在英国的梅里和其他被贬谪的贵人渴望回国。他们四处行贿，暗中捣鬼，不惜金银，但玛丽·斯图亚特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坚定。贵族们一怒之下，幸臣李乔首当其冲：怨声和愤怒在各城堡悄悄流传。新教徒们愤懑地感觉到霍利鲁德正在编织最最微妙的马基雅维里式外交阴谋网。他们八成是猜测而不是明确知道苏格兰参加了大规模的反改革密谋。玛丽·斯图亚特在同天主教同盟勾结时，可能确实承担了某些义务。第一个对此要负责的，是女王十分赏识的外来人幸臣李乔；而这位李乔在朝中没有一个同情者。真奇怪，聪明人往往毁于自身的不智。李乔不懂得韬晦，反而（这是暴发户们永恒的错误）虚荣地炫示他的力量。高傲的贵人们眼见这个滑头跟班，这个没有家世也没有门第的外来的江湖乐师连续好几个钟头坐在同女王卧室毗连的内宫里，拿知心话来逗她开心——眼见这种情形，他们的自尊心受到的刺激或许最为强烈。他们越来越苦恼，怀疑这些秘密谈话的目的是要扑灭改革运动，在国内确立天主教的统治。为了及时挫败这卑鄙的计划，几位新教徒勋爵进行了秘密的串连。
苏格兰的贵族数百年来相沿成习，只用一种手段对付不合心意的对手，那便是凶杀。唯有把那编织无形蜘蛛网的蜘蛛捻死，唯有把那个机灵的、抓不住辫子的意大利冒险家干掉，他们才能重新攫取权力，玛丽·斯图亚特才会软下来。消灭李乔的计划在苏格兰贵族的脑子里孕育大概已经相当久了。在凶杀案发生前几个月，英国使臣向伦敦报告：“或者是上帝提前把他召回去，或者是他们被打入人间的地狱。”但是阴谋分子们久久不敢公开发难。他们不久前的叛乱被玛丽·斯图亚特迅速坚决地平定，如今他们一想起来还不由得两腿直打哆嗦；他们绝不愿意也落个梅里及其他流亡者的下场。他们同样害怕博斯韦尔的铁腕，知道他镇压起来手脚麻利；也明白这傲慢的幸臣不会自贬身价，同他们秘密勾结。所以他们只是发发牢骚，偷偷在口袋里握紧拳头，直到有人想出了一个计划——真是魔鬼般阴险的点子——别把杀害李乔说成是造反的举动，恰恰相反，要把它形容成完全合法的、真正爱国的行为；为此，要利用达伦雷作为掩护，把他奉为阴谋的盟主。乍看起来，这主意挺荒唐！把王国的主公拉进反对他自己配偶的阴谋，让国王去反对女王！但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主意完全可行，因为达伦雷如同任何一个弱者一样，对于他来说，最强有力的动机是他未能满足的虚荣心。何况李乔爬得太高，失意的达伦雷不会不对往日的朋友满怀怨毒和仇恨。这外来的江湖客主持各种各样的外交谈判，而他——苏格兰王亨利却连知道都不知道。这个宠幸在女王房里坐到深夜一点、两点，夺走了丈夫的合法的时间；他的权力与日俱增，而他——达伦雷本人的权力却在整个宫廷的众目睽睽之下一天天削弱。玛丽·斯图亚特不愿意让他做并肩王，不愿意把matrimonial crown交给他，达伦雷把这归咎于李乔的影响。他的埋怨也许有道理。对于一个一肚子委屈、精神又不特别高尚的人，光这一条就足以煽起他的仇恨。况且列位勋爵还火上加油，给他虚荣的伤口撒上最恶毒的毒药，他们去刺激达伦雷最敏感的心病——一个男人的被伤害的荣誉感。他们激发他的妒忌心，千方百计向他暗示女王不仅和李乔同进膳，而且还共枕席。虽然他们拿不出证据，达伦雷却非常轻易地上了圈套，因为玛丽·斯图亚特近来屡屡回避履行为人妻者的责任。难道（真叫人受不了！）她觉得这臭乐师比他强？虚荣心受到伤害，又没有勇气公开地、明确地提出指责，便容易无端猜疑：一个人要是不相信自己，就会不相信别人。列位勋爵用不了多少时间便达到了挑拨达伦雷的目的，叫他怒火中烧，丧失理智。不久，达伦雷深信自己“身受奇耻大辱，以一个男人而论，莫此为甚”。于是，本来不可能办到的事情竟成了事实：国王答应领导这场反对女王即自己妻子的阴谋。
这臭乐师李乔究竟是不是女王的面首，始终是个无法破解的谜。玛丽·斯图亚特当着宫廷上上下下，毫不隐讳她对机要秘书的垂青，这反倒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怀疑。即便男女之间意气相投同肉体的交欢只有隐隐约约的一线之隔；在激动的时刻，或者行为稍不检点，这界限很容易消失——即便假设如此，也很难认为已经怀孕的玛丽·斯图亚特是个不贞的妻子，认为她坦荡而无所顾忌地同李乔交朋友无非是她高明的伪装。如果她同自己的秘书在行为上有亏心事，那么她自然而然要避免任何会引起别人怀疑的事情：避免同他一道通宵达旦地欣赏音乐或打牌，避免同他在书房里关起门来起草外交公文。但是这一回同夏特利亚尔那一回一样，害了玛丽·斯图亚特的，恰恰是她的那些最使人产生好感的品质——对闲言碎语的蔑视，不愿意理睬流言蜚语和诽谤诋毁的真正王者气度，发自内心的率真。轻率和勇气往往共存于同一性格之中，就像美德和幼稚，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只有懦夫和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才连罪孽的影子都害怕，每有动作，都要左顾右盼，再三斟酌。
但是一个女人只要被人议论，哪怕这些议论是最最荒唐的无稽之谈，一旦开了头便再也无法收场。被好奇之风鼓动着，经过众口相传，这些议论会滋蔓膨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亨利四世还捡起这些诽谤；他奚落玛丽·斯图亚特当时怀在腹中的儿子詹姆斯六世，说：“他不如叫所罗门更恰当，因为他也是‘大卫之子’(2)。”总之，玛丽·斯图亚特的名声再次遭到严重的玷污，况且仍然不是因为她有错，而完全是由于她的轻率。
挑唆达伦雷的阴谋分子自己也不相信他们捏造的说法——一个鲜明的证据是两年后他们庄严地把那个所谓的“野种”立为国王。傲慢的列位勋爵未必会向一个江湖乐师的私生子宣誓效忠。满腔仇恨的欺骗者们当时就知道真相，只是为了激发达伦雷的怨毒才造谣中伤。而达伦雷本来就已经憋不住，本来就因为受到相形见绌的折磨而心乱如麻，如今勃发的怀疑更使他昏了头。他怒不可遏，像头公牛冲向人家在它鼻子跟前挥舞的红布，挑起布，一头冲进人家布置好的陷阱。他不动动脑筋，便被人家拉进了反对他妻子的阴谋。一两天之后，达伦雷比任何人都更加渴望杀死他的老朋友李乔；而在此前不久，他还同李乔在一起吃饭睡觉，连他赢得王冠也颇多得力于这个意大利江湖乐师。
苏格兰的贵族把这件政治凶杀当作盼望已久的盛典，认认真真地筹划准备，丝毫不仓促行事，不是那种五分钟的热度。这伙同党事先交换了保证书（在这种事情上不能相信人格和良心，因为他们彼此实在太了解了），他们一本正经地签字盖章，倒像是立什么公证文书，而不是骑士的誓约。所谓“covenant”或“bond”的盟约，就是采取这种不讲情面的办法，像做买卖似的，写在一张羊皮纸上。显贵的乱党们在盟约中指天誓日地保证彼此忠诚，至死不渝，因为他们唯有结成团伙，唯有结成会党或家族那样的关系，才敢起来反对他们的君主。在苏格兰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阴谋分子得到了空前的殊荣：一个国王在他们的“盟约”上签了字。达伦雷和列位勋爵签订了两份合乎规范、郑重其事的盟约。在这两份盟约中，失意的国王和失势的列位男爵签订了一项项条款，承担起向玛丽·斯图亚特夺权的义务。在第一份“盟约”中，达伦雷保证：不论结局如何，他负责阴谋分子完全不受惩罚（shaithless），答应亲自在女王面前为他们说情，替他们说话。其次，他答应，一旦他获得国王的权力，获得玛丽·斯图亚特至今坚决拒绝给他的matrimonial crown，他便让那些被驱逐出国的勋爵回来，并且赦免他们的罪愆，此外，他负责保护“礼拜堂”的绝对安全。至于阴谋分子，他们在第二份“盟约”（用生意人的说法，则是“契约”）中，保证承认达伦雷的全部权力，甚而即使女王去世（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他们并不是盲目预测这种可能性的），他的权力也不变。似乎明确的言词蕴含着弦外之音，达伦雷听不出来，英国使臣却品出了条约字里行间包含的意思——设法彻底摆脱玛丽·斯图亚特，通过“事故”除掉女王和她的意大利人。
这张可耻的契约墨迹未干，他们便已派出使者去英国通知梅里，让他准备回国。在阴谋中出力不小的英国使臣也赶紧把邻邦女王面临血腥的横祸一事禀报伊丽莎白。“我确实知道，”他在2月13日——即在凶杀案发生前很久便在报告中这样说，“女王为她的下嫁感到遗憾并且憎恨他以及他们那一帮子人。我也知道，他怀疑有人在打他的主意，他和他的父亲在匆匆炮制一桩阴谋——他们企图违反她的意旨进行夺权。我知道，如果他们一切顺利，国王同意至迟不晚于下星期干掉大卫。”但是从种种情形看来，伊丽莎白的这个坐探还知悉阴谋分子更秘密的意图：“我还听说了更可怕的事情，据说凶杀也将施之于女王本人。”这封信确凿地表明了阴谋的目的远远超出阴谋分子们告诉蠢才达伦雷的内容，原来伪称只对李乔一人使用的刀剑也指向玛丽·斯图亚特，她的生命也遭到威胁，危险大概不比她的秘书小。疯了似的达伦雷——一个懦夫一旦感觉到自己背后有某种力量支持他，其凶残会超过任何人——渴望狠狠地报复那个从他手里夺走了国玺和他妻子的信任的李乔。为了折辱不听话的妻子，他要求当着她的面杀人——一个懦夫的荒诞不经的念头，竟想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打掉倔强的妻子的傲气，用野蛮的暴力场面来叫蔑视他的女人服帖。按照国王本人的愿望，果真决定在怀孕的女王的内宫里动手，选定3月9日为最合适的日子。他们的意图固然卑鄙，但行动的凶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知道这项阴谋的一切细节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不过忘了给“妹妹”打招呼）；梅里在边界上准备了若干鞍鞯现成的快马；约翰·诺克斯正在草拟布道词，把将要发生的凶杀吹成一项怎样颂扬都不为过的事业。然而，被众人背弃的玛丽·斯图亚特却丝毫没有料到人们正在策划这次凶杀。达伦雷近来是出奇的温顺（他的弄虚作假使他的背叛显得加倍卑劣）；没有任何征兆向她警告，预报那个恐怖之夜、那个决定她今后漫长岁月的劫运之夜——随着3月9日黄昏的消逝而到来的那个夜晚。李乔固然收到了一封笔迹陌生的警告信，但没有重视它，因为达伦雷想麻痹他，午饭后邀他打了一场球；意大利人高高兴兴、漫不经心地答应了老朋友的邀请。
黄昏来临。玛丽·斯图亚特像往常一样，吩咐晚饭安排在二层楼上她卧室旁边的小塔楼房间里。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在这里相聚的都是一些最亲近的人。当时，几个贵族和玛丽·斯图亚特的一位异母姐妹，照平常的样子，比肩促膝地围着一张沉甸甸的橡木餐桌坐着，银质枝形烛台上燃着蜡烛。大卫·李乔坐在女王对面，服饰华丽，宛若大贵人，戴一顶法国款式的帽子，穿一件毛皮镶边的花上衣；他妙语连珠，逗大家开心。晚饭后，他们欣赏了一会儿音乐，或许还有什么花样娱乐了一会儿。蓦地，遮掩女王卧室门的帷幕撩起，国王兼女王的丈夫达伦雷走了进来。起初谁也没有诧异。众人站起身，在拥挤的餐桌旁，挨着他妻子，给这位稀客让了个座位。他小心翼翼地搂着她，在她的嘴唇上亲了一个犹大的吻。喧闹的谈话并没有停止，众人欢声笑语，杯盘丁当响着。
正在这个时刻，帷幕再一次被撩起。这一次，大家都跳了起来，诧异、恼火，又感到恐惧：门口出现了一个全副武装、手执利刃的阴谋分子——帕特里克·鲁瑟文勋爵，像个黑色天使。这个人，大家都怕他，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巫师，今天，他那苍白的脸更是煞白如纸。他正有病，发着烧，但他从病榻上挣扎起来，不愿错过如此光荣的事业。他的充血的眼睛无情地扫视着众人。不祥的预感袭上女王的心头（因为除了她的丈夫，任何人都不准使用螺旋暗梯进入她的卧室）；她威严地问，是谁准许他不经禀报擅自入内的。鲁瑟文沉着镇静地说，不论是她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到这里来只是为了“那个懦夫大卫”。
在那顶豪华的帽子下面，李乔面如死灰；他战战兢兢地抓住桌子。他明白自己会出什么事。只有他的主子，只有玛丽·斯图亚特能够救他；国王根本不打算让那个在御前咆哮的无赖出去，自管自坐着，漠然而尴尬，仿佛这件事同他没有关系。而玛丽·斯图亚特果真为李乔说话。她问，李乔的罪名是什么，他犯了什么罪？
鲁瑟文只是鄙夷地耸耸肩，说：
“问您的丈夫。”
玛丽·斯图亚特不由得向达伦雷转过身去。但是在这关键时刻，这个数星期来一心策划凶杀的人立刻缩成一团。他不敢公开地、干干脆脆地站到自己的同党一边。
“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讪讪地嘟嚷着，掉过了眼睛。
但是帷幕后又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和武器的铿锵声。阴谋分子们鱼贯登上狭窄的暗梯，他们的铠甲此时此刻已经像一垛铜墙铁壁，挡住了李乔的出路。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玛丽·斯图亚特同他们谈判，以搭救她的忠臣。如果大卫犯了什么罪，她亲自把他送上法庭，让他在议会里向贵族们答辩；而眼下，她命令鲁瑟文等人离开她的内宫。但乱党们兀自不理不睬。鲁瑟文向半死不活的李乔走去，想抓住他，这时候，一个阴谋分子用绳圈套住意大利人，把他拖往门口。在混乱中，餐桌被打翻，蜡烛灭了。少气无力、手无寸铁的李乔绝不是英雄和武士，一把拽住女王的衣裳，在群殴中发出疯狂的凄厉的尖叫：
“圣母，我要死了，求你主持公道，公道！”
一个阴谋分子举起手铳，瞄准女王。他本来自然是会按照阴谋的计划扳动枪机的，但他旁边的人把他的手往上托了一下。达伦雷双手抱住孕妇的臃肿的身子，直到其他人把凄厉地尖叫着、拼命挣扎的牺牲品拖出房间后才松手。李乔被他们拖过女王卧室的时候，最后一次挣扎，抓住了床脚。有心无力的玛丽·斯图亚特听到他喊救命，但是李乔的手指被残忍地砍断了，他被拖到毗连的大殿里。阴谋分子兽性大发，向他扑去。原计划大概只是把这个秘书看管起来，第二天在市场上当众绞死。但是阴谋分子激动得昏了头，争先恐后地收拾这个毫无招架之功的意大利人，一再拿刀子捅他，淋漓的鲜血刺激了他们，狂暴得忘乎所以，直至鲜血流了一地，他们还不住手。一直到五十多处伤口淌血的抽搐的身体一动也不动、生命的最后一丝气息消散之后，他们才放过他们的牺牲品。他们把一团令人毛骨悚然的肉泥从窗口扔到院子里，那便是玛丽·斯图亚特忠实的朋友的尸体。
玛丽·斯图亚特听着她的忠实的仆人死前的声声哀号，几乎要发疯。但她那不灵便的身体挣不脱可恨的丈夫铁箍似的围抱，不过，她用自己倔强的心灵的全部力量，抗议她的臣下在她的宫中给予她的闻所未闻的侮辱。达伦雷能箍住她的胳膊，但堵不住她的嘴。她气喘吁吁，在丧失理智的狂怒中啐了他一脸，来发泄她极度的仇恨。她骂他是叛徒，是叛徒的儿子，并且责备自己不该把这样的小人捧上宝座。如果说，在今天以前，这女性的心里对丈夫只有模模糊糊的反感，那么，这反感如今变得更加强烈，凝聚为永恒的、历久不变的蔑视。达伦雷拼命向她剖白自己的无辜。他一个劲儿地责怪她：这几个月来，她多少回不让他亲近；她同李乔这个外人在一起的时间远远多于同他这个丈夫相处的时间。但达伦雷的辩解只是白费了口舌。鲁瑟文这时走进房间，由于干那桩血腥的活儿而疲累不堪，跌坐到椅子上。玛丽·斯图亚特对他也没有放过，威胁说要严办他！达伦雷倘若能从她的眼神看出她的感情，一定会害怕她眼睛中燃烧着的露骨的深仇大恨。说实在的，他只要稍微有些眼力，稍微聪明一些，便必定会充分察觉到她的誓言包含的危险——玛丽·斯图亚特赌咒发誓，说她从此再也不认他这个丈夫，这一刻叫她撕心裂肺的痛苦，如果不也让他尝尝滋味，她决不罢休。不过，达伦雷感受不到这危险，他只能体味渺小浅薄的情感和动机，而理解不了她的高傲受到致命伤害的那种心情。他根本没有想到她在这一刻已对他作出了判决。这个没出息的家伙，人人都能牵着他鼻子走的卑微的叛徒，他看到这个筋疲力尽的女人，这一刻不再吭声，听任别人把她送进卧室，仿佛软弱无力，以为她的傲气已经被彻底打掉，以为她会重新向他屈服。但他不久便知道，能够做到无声的仇恨，实在要比最激烈的言词危险一百倍。谁要是狠狠地侮辱了这个烈性女子，谁就会遭到狠狠的报复，谁就注定要灭亡。
女王内宫中意大利人叫救命的喊声和刀剑的叮叮当当声，惊动了整个城堡的上上下下：女王的忠臣博斯韦尔和韩特莱手执利剑急急忙忙离开自己的卧室。不过，这是阴谋分子意料之中的事，所以他们的武装仆从团团围住霍利鲁德，守住城堡外的要道，不让任何人从爱丁堡城里赶到霍利鲁德城堡来救援女王。博斯韦尔和韩特莱只得跳窗——既是为了求援，也是为了逃命。他们一路疾驰，到城里报警，说女王有生命危险；城里的卫戍长官立刻命令敲响警钟，惊惶的市民匆匆出城，急于要见到自己的女王，要同女王说话。但是出面的不是女王而是达伦雷。他捏造了一番鬼话，声称什么事情也没有，无非是城堡里抓住了一个外国间谍，企图把西班牙军队引到苏格兰来，但已经把他收拾了。卫戍长官自然不敢怀疑国王的话，老实的市民们安静下来，各自回家。而此时此刻，徒劳地竭力想同她忠心的臣仆通个气的玛丽·斯图亚特正严严实实地被反锁在自己的卧室里。宫廷命妇也好，宫女和女仆也好，都到不了女王的跟前；霍利鲁德城堡大门和城堡内每一道门，都设着三人岗哨。这一夜，玛丽·斯图亚特生平第一次从女王变成了囚犯。阴谋得逞了，干得很漂亮。她最得力的臣仆的稀巴烂的尸体躺在内院的一摊鲜血里。苏格兰国王率领一帮她的敌人以实现他的夙愿，攫取原来应许给他的王冠，而她却没有走出卧室房门的权利。一眨眼，她便被别人从令人晕眩的高处扔了下来，一筹莫展，众叛亲离，没有助手和朋友，只被仇恨和讥讪所包围。在这恐怖之夜，她似乎一切都崩塌了。但在命运的打击下，一颗火热的心只会变得更加坚强，只会得到锻炼。历来一贯如此，每当她的自由、她的名誉和王冠孤注一掷的时候，玛丽·斯图亚特便会从自身内部汲取强大的力量，那是她全体助手和臣仆所能提供的力量加在一起都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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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人的名字“戴维”，相当于意大利人的“大卫”。
(2) 据《圣经·旧约》列王纪，以色列王所罗门是大卫王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