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边境以南
1981年我从大通退休后，有机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的对拉丁美洲事务的持久兴趣上。事实上，我个人与拉丁美洲的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1946年年初我和佩吉在墨西哥度过的第二个浪漫的蜜月。内尔森曾经为我和佩吉给他在墨西哥活力四射的艺术界朋友们写过介绍信——他在战争期间曾经与那些朋友们一起合作过，因而我们遇到了一些后来成为终身朋友的人。
访问了墨西哥城以后，我和佩吉租了一辆汽车，雇了一名司机，往北参观了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瓜内瓦托和曼萨尼约，然后往南游览了普埃布拉、奥里萨巴和瓦哈卡。那次旅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风景如画的村庄里，身着艳丽服装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到集市，从煎玉米卷到漂亮的手工艺品，很多东西都在那里出售；墨西哥峡谷边缘迷人的西班牙城市普埃布拉盛产美丽的陶器，我们忍不住买了一些。我们还更多地了解到了这块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古老的奥尔梅克文化、玛雅文化以及阿兹特克文化的遗迹随处可见。
巴西的遭遇
到了1948年，我已经开始为大通到拉丁美洲大量出差，开始时是加勒比、巴拿马和墨西哥。逐渐地，我学会了西班牙语，虽不精通，但足够应付工作，并且很快喜欢上了拉丁美洲人热情好客的个性。
1948年，给我第一次为大通出访巴西增添激情的是有机会与内尔森一起访问他非常熟悉且深信其具有无穷经济潜力的国家。我们的旅程从伟大的工业城市圣保罗开始。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他的许多朋友，包括我们的东道主沃尔瑟·莫里拉·萨尔斯。沃尔瑟是个银行家、农学家、政治家、前巴西驻美国大使。他陪伴我们游览了巴拉那州、圣保罗州和马托格罗索州。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珍贵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咖啡是巴西的主要出口产品，而沃尔瑟是巴西最大的咖啡种植商之一。他的种植园——马唐——种植的咖啡树超过100万棵，那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沃尔瑟是位有教养的绅士，对艺术的兴趣十分广泛。他优雅、谦卑，是巴西第三大银行的董事长、主要股东，在巴西各地的工业企业里拥有大量的股份。
在我们为期一周的旅行中，有一站是南马托格罗索州一个巨大的牧牛场，位于同巴拉圭交界的荒芜的边境上。牧场的地理位置在南美洲的中央，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猴子、鹦鹉、美洲豹和美洲鳄等。牧场的英国主人想卖掉它，因为他们的经理被当地印第安人谋杀了。沃尔瑟组织了一个银团要买下牧场，并邀请内尔森加入其中。我迷上了它浪漫僻静的情调以及它的经济潜力，便请求也参与一小股。在后来的20年当中，我多次到过该牧场。
1967年，内尔森需要现金来支撑自己的下一次总统竞选，便请我购买他在牧场里的股份。我略带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将不得不更多地介入牧场的管理，可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与沃尔瑟讨论，我们决定买下银团里其他人的股份，请罗伯特·O·安德森——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他——成为我们的搭档。鲍勃（罗伯特的昵称）除了担任大西洋炼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外，还拥有美国最大的牧牛场之一。他承担起了牧场的经营责任，并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放养的牛群超过了9万头。1980年，我们将牧场卖出，赚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寡头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时代
到了1985年，整个地区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可持续经济增长要求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改革。我相信，美洲学会和美洲协会可以为这个过程作出真正的贡献。
二次进取
1981年，我从银行退休后不久，便再次担任了美洲协会和美洲关系中心的理事长职务。虽然协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有关巴拿马运河问题的全美辩论中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美洲关系中心也已经牢固地建立起纽约市主要的拉丁美洲文化机构的地位，但人们的普遍感觉是，这两个机构都需要重新注入活力，在更加坚固的经济基础上运作。
作为第一步，我们成立了美洲学会来消化美洲关系中心的资产，这样协会就能继续在联邦政府那里游说。这部分工作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两个机构不仅都需要新的方案，而且都需要更新的目的。为此，我们需要拉丁美洲著名人士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在1982年和1983年的南美考察中，我发现我们的两个机构虽然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时间，却几乎无人知晓。虽然我们在各地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那主要是因为我从前在大通的角色。美洲学会和美洲协会在拉丁美洲的知名度很低，要想开展行之有效的工作，这一点必须改变。
为了启动这个过程，1983年年底，我给我在拉丁美洲的许多朋友写信，邀请他们到纽约会面。我告诉他们，我们打算成立美洲学会的理事长拉丁美洲咨询委员会，询问他们的意见。大家的反应都十分积极。不久，理事长委员会成立了，拉丁美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代表参加。
我们首次举行的一个会议表明，很显然我们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债务危机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结果，我找到了前财政部部长助理、国际经济学院——我是该学院理事会的成员——的弗雷德·伯格斯滕，拟审视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看看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弗雷德同意支持这个项目。
调研的结果是1986年出版的《拉丁美洲重新走向经济增长》（Toward Renewe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这是一部标志性著述，致力于消除盛行的经济信条，代之以一系列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最后被称做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意见。该书以大量的调研为基础，用出色的文笔描述了拉丁美洲各国能够重新激活经济增长的各个步骤——降低贸易壁垒、向外国人开放投资领域、国营和国家控制企业的私有化、刺激进取性活动等。换句话说，要终止政府与该地区各国寡头政治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该研究成果产生了强烈的反响。4位作者中的3位是拉丁美洲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声望使得书中的各项建议更加具有影响力和实用性。该书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以及英语出版，因而更容易被我们希望接触的对象所接受，而且理事长委员会的成员们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项目。不仅我们的拉丁美洲成员们坚持为该研究项目提供一半的资金，以表明它不仅是“美国人的阴谋”，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还在出版前审阅了文稿，并作了认真修改。有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召开了公开会议，努力促使该文件引起媒体、政府官员、学术界和劳工领袖们的注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这要部分归功于该研究，即脱离中央集权方式，转而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来刺激经济增长。
走向西半球自由贸易
债务危机的压力迫使拉丁美洲国家采取行动。在哈佛受过教育的墨西哥年轻的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一马当先。德拉马德里的勇敢创举后来被他的接班人卡洛斯·萨利纳斯·戈塔里加以发展和巩固。在这个艰难而微妙的过程中，美洲协会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侄子罗德曼·洛克菲勒——内尔森的大儿子——当上了美洲协会附属机构墨西哥–美国商务委员会的主席。罗德曼以及该委员会的其他美国成员说服了墨西哥商务界和银行界同行放弃他们在传统上对高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要实现这个目标很不容易。墨西哥的成员们接着告诉德拉马德里总统，他们将全力支持墨西哥传统保护主义政策的转向。有了商务界重要人物做后盾，德拉马德里于1986年采取了初步的步骤。这些步骤包括单方面削减关税、出售部分国有公司，并宣布墨西哥将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些步骤从根本上改变了墨西哥与全世界的关系，确定了它自己的未来方向。
但是，智利和墨西哥实施的经济改革要持续下去并为其他国家所效仿，就必须积极改变西半球内部的贸易规则，以加强这种改革。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他们需要一个出口产品目的地，尤其是美国市场。事实上，《拉丁美洲重新走向经济增长》的作者们曾经强烈建议，主要工业国家不仅应当启动关贸总协定新一轮的关税削减谈判，而且还应当避免采取任何新的进口限制措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拉丁美洲各国开始认识到出口市场对于它们自身经济和社会形势的至关重要性的时候，美国却开始为了自己受到威胁的工业而寻求关税保护。
格外坚挺的美元使得美国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于1987年达到了1 60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给许多国内的工业领域（特别是汽车、钢铁和纺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激起了它们对配额、国内立法、贸易报复和直接提高关税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这些致力于维护贸易自由的人不得不与工会、共和党的保护主义右派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进行斗争。
我坚决反对保护主义者的反应，支持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贸易。1989年，我在加拉加斯的一次讲话中，呼吁为了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共同利益，加强努力，促进经济合作。3年以后，在协会组织的华盛顿美洲论坛上——乔治·布什总统作了基调演说，我提议最迟在2000年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
事实上，随着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通过，西半球自由贸易的想法就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可。1994年12月，克林顿总统在迈阿密呼吁召开“美洲高峰会议”，探讨西半球面临的所有问题：毒品交易、环境恶化、人口增长率，以及经济关系。
在高峰会议召开前几个月，我们美洲协会的几个人经常与白宫、国务院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会面，强调峰会是制定“美洲自由贸易区”框架的最佳时机。促使总统推动此事的关键人物是克林顿的总参谋长托马斯·F·麦克拉蒂（麦克）。后来，他成了我们在白宫的联络人。
迈阿密峰会对于为西半球关系更加密切而斗争过的人们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美洲所有31个共和国（除了古巴）的国家首脑签署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框架的备忘录时，我们真切地感觉到，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一起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看来，智利很快就会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加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惜，这些并没有发生。
克林顿总统是带着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获胜的政治“伤痛”来到迈阿密的。随着克林顿总统与国会发言人金里奇之间“决斗”的加剧，党派方面的政治斗争不久就占据了华盛顿的中心“舞台”。此外，峰会结束后不久，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显现，所谓的“特奎拉效应”（Tequila Effect）使整个地区的这些新兴的、脆弱的改革承受了压力。贸易问题迅速被搁置了。
这一形势直到小布什于2001年就任总统时才开始改变。在克林顿政府的最后那些年里，坚决支持保护主义的民主党——他们强调不现实、无法操作的劳动和环境标准——与共和党的孤立主义派系在众议院联手，抵制了大多数贸易议案，尤其是赋予总统就贸易协议问题进行“快速”谈判的授权，而这种授权国会通过简单多数的表决就可以实现，不需要《宪法》要求的2/3多数票。在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扩张方面史无前例的阶段，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2000年年初，当令人担忧的经济衰退的迹象开始出现时，美国没有能够开拓海外新市场的后果开始显现了。
幸运的是，小布什总统大力支持自由贸易，“快速道”（他称之为贸易促进权力）是他的竞选运动平台上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2001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协会年度会议上，总统雄辩地论述了自由市场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至关重要性。总统、国务卿鲍威尔、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以及小布什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都令人信服地指出，美国在促进地区和全球贸易协议方面应当再次承担领导者的角色。
美洲协会在最终成功地取得贸易促进权力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协会与商务圆桌会议、全美制造业协会、农业局以及其他商务团体一起，努力游说立法。虽然国会的投票非常接近（215票赞成，214票反对），贸易促进权力还是比较容易地获得了通过。尽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及因此激发拉丁美洲停滞不前的各国经济再次增长的希望——再一次触手可及了。
巩固美洲学会
为了确保美洲学会的未来，我们需要找到解决其持续性经济问题的方法。年度赤字和捐献的匮乏限制了它的有效性。我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于是，1987年，我们请一家咨询公司帮助设计一个资本筹措计划。
他们的报告并不令人鼓舞。他们声称，拉丁美洲不会出钱，而我们在美国能够指望筹措到的资金最多也就500万美元。我们需要的资金至少翻番，因此我们打发了咨询公司，着手制订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确定了一个1 000万美元的目标，决定请理事长委员会中的拉丁美洲成员提供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本身就是个大难题。有钱的拉丁美洲人才刚刚开始支持民间机构，而且绝不是天主教教堂。要说服他们将很大一笔资金捐给一家设在美国的机构，这可是难上加难。但是，我决心试一下。
慈善资金的成功筹措与管理一家企业有很多共同之处：要求有领导风范、恒心、毅力和创新精神。于是，在美洲学会的筹款运动中，我首先拿出100万美元捐献资金，以表明我自己的承诺，并为他人的捐献设定了等级。接着，因为我知道，初期最重要的是从某个著名的拉丁美洲人那里筹到至少一笔可观的承诺资金，因此我找到了阿根廷最大的水泥公司所有人阿玛莉亚·德福塔巴特。我告诉了她我的捐款情况，阐释了我的想法，并请她捐献相应的数量。阿玛莉亚立刻明白了我这么做的道理，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们的捐款刺激了其他人的捐献。事实上，我们筹集了1 150万美元，比“专家”型顾问们预计的数额超出了很多，其中有整整1/3的资金是拉丁美洲人捐献的，而那些人也更多地介入了学会的事务。
为美洲学会和美洲协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振兴立下汗马功劳的是提供了强有力领导的乔治·兰多。我在乔治从拉丁美洲的一个外交类职位调到另一个外交类职位的那些年就认识了他。他是个不同寻常的外交官——意志坚强、精力旺盛、不拘泥于传统，坚定地相信运用他自己所掌握的所有资源支持美国私营部门的重要性。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很少有职业外交家在全世界促进美国商务界方面扮演过如此积极的角色。
乔治在我担任学会和协会理事长的最后8年中，担任了这两个机构的总裁。我们个人之间的和谐和相互尊重产生了颇为高效的合作关系。对于这两个机构来说，那些年确实是硕果累累。
学会在公园大道的“家”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政府和商务领导人寻求与纽约商务界和金融界直接联系的一个重要论坛。学会还创造条件，让拉丁美洲和美国政治家、商务领导人能够非正式会面，私下讨论具体问题，包括关税、知识产权和直接投资，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骄傲地说，美洲协会和美洲学会在理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是美国促进与拉丁美洲建设性关系的最具有影响力的私人机构之一。
戴维·洛克菲勒中心
1991年，当尼尔·陆登庭就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我欣喜地在一次联谊午餐上得知，拉丁美洲是他的重点之一。我们同意，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最近的邻居了解得极少，非常多的美国大学在为他们的学生们介绍拉丁美洲历史与文化方面仅仅限于“皮毛”。就连哈佛大学在这方面也很疏忽。虽然哈佛大学的有些院系开设了拉丁美洲课程，但没有整体协调，专业很少，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知名度。
尼尔希望提高哈佛大学在这一重要领域里的教学能力，请我给予帮助。由于我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因此我们两人愉快地交流了看法。讨论结束后，他征求了哈佛大学几个学院院长的意见，确保他们支持创建一个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将哈佛大学可观的教学力量全部集中在一起。该中心将设在大学的大楼里，拥有自己的预算和主任。尼尔决定将这个新中心命名为“戴维·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该中心的成本预计为3 000万美元。为了启动该项目，尼尔请我捐献100万美元，与哈佛大学的出资额匹配。我同意了这个提议，并同意以后再捐献1 000万美元，但前提是哈佛大学将从外部捐献渠道筹措剩余的2 000万美元。我们两人同意，最理想的是请拉丁美洲人在中心扮演重要角色，并为该中心的成功作出经济上的贡献。这个目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
中心迅速启动了。拉丁美洲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科茨沃思担任中心的主任。哈佛大学的拉丁美洲学者们——从历史学家到公共卫生专家、动物学家，一共50名学者——如今通过中心而密切合作。结果，拉丁美洲在哈佛大学的教学大纲里的重要性提高了，录取的拉丁美洲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哈佛大学已经成为与拉丁美洲相关的各种学术集会的美国聚集地。
21世纪伊始，我越来越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是否稳定。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结构改革之后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这种增长大幅度地提高了里奥格兰德以南的生活水平——如今已经停滞不前。该地区的两个亮点是墨西哥——后来由比森特·福克斯总统领导——和智利。这两个国家都坚持了他们的前任实施的自由市场政策和民主改革，并取得了成果，尽管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痛楚和混乱。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辉煌前景——至少在我看来——被其他大多数国家悲惨的经济表现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抵消了。这种情形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尤其是阿根廷、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在某些方面，局势与20世纪50年代后期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创建之前，或20世纪80年代初期债务危机全面肆虐前夕的形势非常相像。
但是，在那些过去的危机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之间，存在着两个重大区别。其一是，富有生命力的综合性机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可以应对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这些机构——从货币基金组织到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刚刚问世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已经经历了比索危机和1998年的所谓亚洲流感的严峻考验，履行了各自的职责——尽管也遭受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猛烈抨击。其二是，美国内部对拉丁美洲的认识在加深。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人权和毒品恐怖主义不仅仅是国家问题，而且是整个西半球的问题，只能通过大家的共同行动才能解决。幸运的是，在我与拉丁美洲打交道的50年期间所涉及的那些机构——美洲协会、美洲学会、哈佛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等，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网络的一部分。我敢肯定，这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就能确保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作出迅捷而有效的反应。
拉丁美洲商务组织于1965 年2 月更名为拉丁美洲协会，当时我们正式合并了拉丁美洲信息委员会和美国美洲协会。1970 年，我们将机构的名称改为美洲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