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伊朗国王巴列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这辈子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我觉得在这部回忆录里必须用一章的篇幅来描写的非家族成员，是伊朗的巴列维国王。虽然我很敬仰巴列维，但我和他只能算是相识。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切而正式，他称呼我为“洛克菲勒先生”，我叫他“国王陛下”。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主要话题是商务。我觉得自己跟巴列维国王的关系将提高大通与伊朗政府打交道时的地位。国王把大通看成是一个金融渠道，对于加快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国家的社会福利有帮助。事实上，我跟巴列维之间的关系与我跟大通有业务往来的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很相似。
我与巴列维的关联性只是在1979年11月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之后才成为公众密切关注的对象。随着“人质”危机的进展，寻找替罪羊的努力开始了。媒体的报道指控我“强迫”吉米·卡特总统允许巴列维国王于1979年10月进入美国治病，从而美国公众对我与巴列维国王的关系以及他的政权产生了不准确的认识。
当媒体得知我和亨利·基辛格以及其他几个人曾经帮助巴列维国王寻找避难场所时——先是在巴哈马，后来是墨西哥——便得出结论说，我们给总统“施加压力”，允许他进入美国。1979年11月18日，伯纳德·格韦茨曼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写道：“8个月来，卡特先生和万斯先生一直在抵御巴列维国王的美国朋友们的游说，比如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们强烈要求不要再把被流放的统治者当成是——用亨利·基辛格的话说——无法找到避难场所的‘飞翔的荷兰人’。”其他人也声称我的动机是贪婪——是出于大通想保留“伊朗巴列维国王数十亿美元资产”的欲望。
事实上，我是在巴列维国王被迫离开伊朗两个半月以后才与他取得联系的，而且也仅仅是因为卡特政府似乎已经不再理睬他。几个月以后，当我得知巴列维国王患了癌症后，便将该事通知了卡特政府，但我与美国政府的交流既简短又正式。
直到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叙述过我介入这一颇有争议事件的全部真相。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宝座要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的干预。在后来40年的动荡中，伊朗的巨大石油储备和毗邻苏联的位置确保了西方各国政权认为保持他的地位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巴列维国王头30年的统治中，英国在伊朗发挥着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正如它在一个多世纪里对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影响一样。这一切在1968年发生了变化：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宣布，他的国家将在1971年以前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军事力量。遏制苏联、保护该地区至关重要的石油储备的任务如今移交给了美国。
尼克松主义——即要求受到美国支持和援助的较小的地区政权承担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相关费用——成了主导性政策，因而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成了“两根顶梁柱”。
巴列维国王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系统地清除了政治反对派，将伊朗的经济事务集中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国王寻求改革他的传统主义的伊斯兰社会：他引进公共卫生系统，在伊朗各地设立公立学校，要求男人和女人接受义务教育，推行全民选举，第一次赋予妇女投票的权利。
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措施遭到了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小商贩的强烈抵制，他们经常猛烈抨击他们眼中由于西方化和繁荣（比如短裙子、牛仔裤、电影和迪斯科）而导致伊朗的伊斯兰文化的堕落。
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大量的石油收入流入伊朗，巴列维国王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港口、机场、电气化、医院和学校。他还强调工业的多元化，产生了令人羡慕的超过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而这种增长至少持续了几年时间。
虽然巴列维国王采取了大量措施将伊朗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但他的政权也有黑暗的一面。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镇压了那些反对政府或者仅仅是要求有一个更加民主的政治秩序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脱离他自己国家的现实生活，他的政权变得越来越僵化、专制。
雪山之会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与巴列维国王只有两次短暂的会面：1965年在德黑兰当了一回听众，1968年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另一方面，大通与伊朗的中央银行马卡兹银行（Bank Markazi）、最大的商业银行梅利银行（Bank Melli）以及十几家其他商业银行一直保持着牢固的代理关系。更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成了主宰着伊朗经济的国有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NIOC）的经理银行。我们甚至还短暂地渗透到了伊朗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内金融系统：1957年，我们与拉扎德–弗瑞勒斯公司合伙成立了一家开发银行。但是，伊朗政府后来严格限制我们的股份比例和机构的业务，扼杀了一个很有希望的机会。
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我想方设法要在伊朗建立直接的商务金融网点，但没有取得成功。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现实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但我们需要巴列维国王的批准才能继续进行。
1974年1月，在第一次“石油冲击”过去刚刚几个月后，当时我们正在前往中东的路上，听说巴列维国王在瑞士滑雪。我和大通的一些同事以及我儿子理查德在圣莫里茨停留，与巴列维国王会面。理查德作了会谈记录。会谈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涉及许多内容。
巴列维国王认为，石油价格的确定基础应当是从页岩开采石油的成本——该价格甚至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人为确定的价格还要高。他指出，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将在有限的时间里消耗完。因此，高价格是好事，因为这样就能迫使全世界开发新的能源。他说，石油最有价值的应用领域是化工业，而我们应当用其他能源当燃料。他强调，石油高价对于工业国家来说有益而无害。
巴列维国王展望了由于石油价格提高而给他的国家——伊朗——带来的辉煌未来。他向我们保证，伊朗将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在25年之内，它会与美国、苏联、中国和巴西并驾齐驱，成为世界五大经济大国。他错误地断言——但我没有向他提出质疑——德黑兰已经取代贝鲁特，成为中东的金融中心，且用不了多久就会挑战伦敦和纽约。
我们的两小时谈话——那是我和他交谈最久的一次——涉及了许多话题，从苏联对伊朗的设想到尼克松总统及其“水门事件”的烦恼。亨利·基辛格曾经告诉我，巴列维国王是个极其精明的人，能够牢牢把握住国际形势。我当然也有同感，但在他就许多问题的判断方面，也不乏傲慢自负；他的断言论据不充分，严重脱离政治和经济现实。
巴列维国王仿佛认为，由于他相信某件事，那件事就自动会成为一种现实。我坐在那里听着他描绘自己对伊朗帝国重新恢复远古时期玛代人及波斯人之辉煌的惊人设想，脑海里出现了“狂妄、自负”的词。他似乎并不关心石油价格的上涨已经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混乱，更不用说自己那些肆无忌惮的提议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了。
巴扎根释放人质的努力是徒劳的。不到两天时间，他的政府便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与霍梅尼基要主义的反美观点更加合拍的政府。新外交部部长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要求引渡前巴列维国王，让其归还其全部财产，并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伊朗事务，以此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
11月14日，巴尼萨德尔威胁要撤回伊朗在美国各银行的所有储蓄——大约90亿美元——除非前巴列维国王被立刻引渡回伊朗。巴尼萨德尔发出声明几个小时后，卡特总统冻结了伊朗在美国以及在美国各银行海外分行机构里的官方资产和存款。当时，大通发放给伊朗政府的待偿还贷款以及其他债权总计3.66亿美元，但我们同时把持着5.09亿多美元的存款。我们立刻遵从了总统的命令。第二天，我们宣布伊朗政府未履行其义务，用他们的存款冲抵贷款，并偿付我们在伊朗的所有债权。
11月15日，我致电卡特总统，告诉他形势已经到了个人无法处理的程度。我说，当时正在接受癌症放疗的巴列维国王意识到了由于他来纽约而导致的问题，觉得他在几天内将能够康复到可以旅行的地步。我请总统派一名高级代表来纽约处理这一局势。总统拒绝了，其理由是他不希望被人们认为自己已经在逼迫巴列维国王离开美国，因为那样会被看成是屈服于伊朗的压力。因此，虽然危机十分严重，总统仍然不愿意为巴列维国王承担官方责任。
两个星期以后的11月30日，事态又一次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我正要在明尼阿波利斯发表演讲时，收到了波提洛总统的一个高级助手的电话，通知我说他已经决定撤回巴列维国王在其签证于12月10日到期后继续留在墨西哥的许可，因为巴列维国王的出现对他的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当我问及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时，他说波提洛总统对卡特总统处理伊朗危机的方式感到恼怒，宁可通过我转达该信息，而不是国务院。我指出墨西哥立场的这种突然转变非常尴尬，因为巴列维国王已经计划回到库埃纳瓦卡，而且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告诉我，该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并请我将该信息转达给卡特总统。我通过白宫的工作人员转达了墨西哥方面的决定。
由于波提洛总统拒绝信守诺言，卡特总统被迫对巴列维国王及其行动承担起责任。我给白宫打电话后不久，总统就派出他的顾问劳埃德·卡特勒来到纽约。有了卡特勒，我终于可以完全抽身出来了。
巴列维国王后来的故事非常悲惨——他在得克萨斯住院，在巴拿马受到虐待，回到埃及后于1980年6月去世。罗伯特·阿莫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逝世，但所有的进一步安排都由卡特政府的白宫负责，作为解救美国人质的一部分努力。
我最后一次见到巴列维国王是在1979年10月23日，也就是他到达纽约的那天。我从后门悄悄地进入纽约医院，以便避开抗议者和媒体。法拉哈·迪巴和前财政部部长胡桑·安斯利跟他在一起。我和巴列维国王只交谈了几句。他显然非常疲惫，看上去瘦弱苍白，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握了握我的手，感谢我在过去几个月给予他的帮助。我祝他身体安康——除此以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便离开了医院。
追忆巴列维国王
在编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我查阅了卡特政府中针对巴列维国王作出关键性决策的要人的著述，包括卡特和万斯。他们的书描写了那些年里美国的整个对外政策，叙述得十分细致，包括他们自己不懈努力，对伊朗新政权——他们对其高度重视——制定的权宜之计。
但是，他们在描述巴列维国王流放期间他们是如何对待他的问题上，却不是那么直截了当。无论是卡特总统还是万斯国务卿都没有提到，在他们决定禁止其入境以后，他们曾经请民间人士转达这一“官方”信息。他们也没有说明在接下来的7个月期间，他们为什么拒绝为巴列维国王提供任何官方支持，为什么与他没有任何官方交流，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几次间接地给他传话说，他们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允许他进入美国。事情的真相是，卡特政府公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巴列维国王还在摩洛哥的时候就与他划清了界限，但却从来没有胆量公开这么说。相反，他们将他抛弃在流亡的“海洋”中“漂浮”，依赖几个民间人士来周济他。
巴列维国王奇异的流浪故事与美国在伊朗的人质的痛苦形成了“呼应”。他们的痛苦后来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因为美国政府冻结了存放在大通和美国其他银行的伊朗资产而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被扣留的444天是骇人的艰苦日子，也是我们国家的磨难，因为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的同胞蒙羞受辱。
但是，即便是事后分析，我也相信我们的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应当屈服于讹诈勒索。它表现的是软弱可欺。由于我们对巴列维国王的怠慢，不仅我们的人质，而且我们的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原则上说，国家必须象征着什么，国家必须信守诺言。我们在巴列维国王的问题上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他作为一个统治者尽管有着他的缺陷，却理应取得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更加荣耀的待遇。毫无疑问，如果巴列维国王在1979年2月或者3月来到美国，伊朗的新政府一定会反应强烈。但是，如果如此处理那种性质的危机，比起抛弃一个最需要我们的朋友，对美国的形象和声誉造成的损伤就会小得多。
至于我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作为一个银行家，我与伊朗这个对大通来说非常重要的国家建立了关系，而在巴列维国王流亡以后，我又致力于维护我们在新政府下的利益。在197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通与伊朗的关系一直很稳定。事实上，这种稳定关系一直持续到使馆于11月初被占领的那一天。在1979年上半年，政府没有减少他们在我们大通的资产余额，事实上他们的存款又恢复到了历史高点——大约5亿美元。卡特对伊朗官方资产的“冻结”保护了我们的利益，但大通里没有一个人在说服卡特政府实施冻结措施方面起过任何作用。1981年年初，作为解救人质的整体交易的一部分，大通（以及美国所有有牵连的其他银行）收回了所有到期的资金，没有蒙受任何损失。
从个人角度说，尽管记者和历史修正主义者一再强调，但从来没有什么“洛克菲勒/基辛格幕后战役”给卡特政府施加“无情的压力”，迫使其不计代价地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事实上，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在许多个月当中，我们很不情愿地为政府充当了替身，因为政府没有负起全面责任。
伊朗危机对于大通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我与巴列维国王的个人关联性却在许多年后才被正确看待。
当公众人物的一个相当令人怀疑的“好处”是，《纽约时报》会定期派一名记者来更新你的——用他们的话说——“传记”。字面解释是“讣告”。1981年，在我作为银行董事长即将退休的时候，有位记者前来更新我的传记。我们谈了整整一个小时，而他提出的问题中，有90%涉及巴列维国王。对《纽约时报》来说，好像我与他之间的交往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重要的事件。1986年，《纽约时报》的另一位记者再次更新我的传记，大概有50%的内容与巴列维国王有关。1996年另一位记者对我传记的又一次更新中，与巴列维国王有关的问题大约只有20%左右了。如果我再活个几十年，估计我就可以完全从与巴列维国王之间的负面报道中摆脱出来了。
与我同行的大通官员阿奇博尔德·罗斯福是克米特·罗斯福的侄子。克米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曾经策划了将巴列维送上国王宝座的1953 年政变。同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过的阿奇博尔德在中亚和波斯湾地区的政治和历史知识丰富得惊人。阿奇博尔德说，他认为巴列维国王在伊朗的“游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