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世界历史上的幸运和不幸
我们习惯于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用幸运和不幸两个概念来加以区分，并且想当然地把这种划分法强加到以往的时代上。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评价与自己相关的人或事的时候，我们的年龄以及阅历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到了生命的暮年时，我们才能够对所接触过的人和经历过的事做出最终的判断。此外，这个最终的判断又依我们寿命的长短，即我们有生之年是四十还是五十岁，可能会截然不同。对我们来说，这个判断性的结论只有一个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真实性。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他早年的愿望过了若干年以后在他自己看来显得多么愚蠢。
尽管如此，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对世界历史中的事件以幸运和不幸的标准来进行评判；相比之下，现代的人们更愿意使用这种评价方式。
当然，这种做法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比如在《布希莱阿斯的轮唱曲》（Skolion des Hybreas）中，作者对那个以亲民的方式行使统治权的阶层表示了赞许；马基雅维利（Macchiavelli）歌颂了1298年〔1〕，其目的无非是把这一年与随之而来的突变进行对照。出于类似的目的，朱斯廷格（Justinger）以同样的方式描写了1350年前后伯尔尼的局势。上面举的两个例子都有地域的局限性，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一些人的所谓的幸运是建立在另一些人的苦难之上，因此可以说，这种结论至少是幼稚的，而且也不是基于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考察角度。
我们习惯于用如下的口气下结论：
希腊人战胜波斯人，以及罗马战胜迦太基是幸运的事。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是一场不幸。
不幸的是，恺撒没有来得及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罗马帝国之前就被人谋杀。
不幸的是，在民族迁徙中，数不清的人类精神的高级创造物被毁坏。
幸运的是，在上述一系列的迁徙过程中，新的、健康的民族为人类注入了生命力。
幸运的是，欧洲在公元8世纪没有完全被伊斯兰教征服。
不幸的是，德国皇帝在与教皇较量的过程中败北，以至于教会此后得以掌握如此令人可怕的权力。
不幸的是，宗教改革只波及到半个欧洲，并且新教而后又分裂为两个教派。
幸运的是，西班牙以及后来的路易十四妄图称霸世界的计划未能得逞。
毋庸置疑，越是接近现代，人们对以往的人和事做出的评判就变得越发多样化。其实，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一旦有条件纵观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就能够对事情的前因后果有更加详细的了解，从而做出相对恰当的结论。
我们认为某个时代的人或者某个国家的人民幸运，其实，这可能是我们视觉上的一种错误。我们把这种幸运借用人生的青春时期，用春天以及日出等图像来加以比喻和形容。这就好比我们想象自己处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一个舒适的居室，好比看到傍晚时分遥远的小屋烟筒中冒出炊烟的时候，我们就联想到小屋的主人所享受的天伦之乐。
我们有时把整个时代看做是幸运的或者不幸的。属于幸运的就是那些所谓人类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最好的例子当然是伯里克利时期，因为在这个时代，雅典无论在国家、社会、艺术、诗歌等方面都获得了整个古典时代最高的成就。其他一些例子，如一个贤明的皇帝统治时期，未能得到人们普遍的承认，因为把它们看做是人类历史上的顶峰时期未免有些片面。不过，雷南仍然认为1815年到1848年之间的三十多年是法国甚至整个人类经历的最美好的年月。〔2〕
在某些时代，社会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这样的时代被看做是人类特别不幸的年月，而且当时的战胜者们所感受到的喜悦通常不被考虑进去（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对以往的人和事作如此这般的评价是近来的事，只有在最近兴起的历史研究中才成为可能。在古典时代，人们相信在远古时期存在过一个黄金时代，此后便江河日下。赫西奥德用灰暗的色彩描画了他所处的那个铁器时代（das eiserne Zeitalter）。目前，有一种肯定当代和未来的理论十分时髦，它认为时光越来越好（所谓的进步）。有关史前的考古发现说明，历史之前的人们在浑浑噩噩之中，怀着动物特有的恐惧心理过着野蛮人的生活。对某一个民族来说，历史上的一些年月相当于它的青春，但是对整个人类来说，到那个年月为止，时光已经流了许多且许久。
那么，究竟是谁有责任或者有权利给已往的人和事下一个断言呢？
我们现在所持的许多观点，其形成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愿望和推断，另一个则是那些被无数人反复阅读过的历史学家的言论，其中有些是有据可查，而有些则是那些读者的创造。
人们并非无所目的地传播这类观点。在大众媒体中，他们把这类观点用作赞成或者反对当代某些思潮的证据。它们实际上属于舆论中迂腐的那一部分，并且很清楚地打上了相关时代的烙印（经常显得很激烈和粗俗）。这些观点无疑是阻碍我们真正认识世界历史的死敌。
现在，让我们具体地分析此类错误观点的来龙去脉。
首先，有些错误观点产生的原因是人们缺乏耐心。当我们现有的知识或者我们所下的工夫还不足以对过去某个时代做出一个评价的时候，如果写历史的人和读历史的人过久地因这个时代而绞尽脑汁，那么他们就很容易因为不耐烦而下结论。我们有时希望历史的流速快一些，比如我们宁愿牺牲古代埃及第二十六王朝之前的某些朝代，以便让开明的阿美西斯（Amasis）国王早一点登上舞台，并给埃及带来进步。在米底（Medien）王国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有许多国王在位，但是对那些不太出名的国王我们无法耐下心来。我们有一种感觉，好像那个让人充满幻想的伟大的居鲁士（Cyrus）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总而言之，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对那些能引起我们兴趣的人和事有一种偏爱，而且还自以为这些是历史上幸福的人和幸运的事，同时把那些无趣的人和事当做不幸的人和事。在那些遥远的年代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只不过它们是我们超强想象力的结晶。
有时，我们感觉自己的观点仿佛以从前的某一个说法为根据，而实际上，那只是我们进行回忆时过分仓促造成的。
我们同情以往为了更高的目标而长期作过斗争的某个时代、某个民族、某个党派，某种信仰，我们觉得它们是不幸的。如今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即希望那些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不经过艰苦的斗争就能达到各自的目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这样的愿望推广到过去，希望从前的人也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好运。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情古罗马的平民和梭伦（Solon）之前的雅典人，因为他们曾经与贵族及其残酷的债权进行了长达几世纪的斗争。
只有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胜利才成为可能，而且获得胜利的人和事也才能有机会展示自身强烈的生命力和高贵的价值。
但是胜利的喜悦又是何等短暂，我们又多么容易丢弃一个老朽的东西，却死守住一个同样老朽的东西不放！随着民主获得胜利，雅典在政治上陷入软弱无能的状态；罗马得以征服意大利，并且直至世界，而代价是被征服民族不可名状的苦难以及自己内部严重的腐败。
见识了以往的宗教战争以后，很多人觉得那些斗争其实都可以免掉。令人气愤的是，真理只能借助外力才能站住脚，而一旦这个外力不够强大的时候，它只能遭受被压制的厄运。不可避免的是，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真理也会失去它内部的纯洁性和庄严性，因为代表和拥护这个真理的人们所持的目标有其时间性。宗教改革运动得以在世俗的政治领域站住脚跟，而运动的支持者试图以物质的形式与极端追求物质利益的敌人作斗争，为此，他们不得不让各国政府充当代理人。殊不知，这些掌握世俗权力的人所关心的是教会的财产，而不是宗教事务。我们不能不说这种结局是一场悲剧。
至于从宗教争端中生成的新的生命，它只有借助斗争，而且不仅仅是口诛笔伐，才能成为全面的和充满生机的生命；只有斗争才有可能让双方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问题上，只有通过斗争，相关的人才有可能清楚自己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目的。
首先，天主教经过斗争重新成为一种宗教，可以说它经历了一场正本清源的洗礼。接着，人们的精神从许多方面得到了唤醒，宗教矛盾渗透到国家生活和文化中间，并且与它们构成了各种联系和对立。最终，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精神也变得空前地丰富。假如一味地强调对新的宗教无条件地顺服，那么这些变化就不会出现。
我们接下来谈如何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评价。问题在于，人们以现今教育的普及程度、文化的大众化程度以及生活的舒适程度来衡量以往民族的幸福程度和伦理道德水准。以往的民族哪个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如此苛求的人只好怀着极其或者些微的同情把他们打发掉。有那么一阵子，“现代”这个词成了进步的同义词，人们非常可笑地表现出一种狂妄，好像这种前进步伐正在迈向人类精神的完满，甚至人类伦理道德的完善。在评价这个所谓进步的时候，人们的安全感理应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尺，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如果没有安全感，以及上面提到的文化，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无异于成了空中楼阁。从前的人过着纯朴的和富有生气的生活，他们尚保持了本种族体质上的高贵之处，并且共同对抗外敌。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他们的这种生存状态称为文化，何况他们的感情达到了更加纯真的境界。说实话，人的精神很早就已经达到了完备的状态！至于探寻人类道德的进步，我们可以把这项任务交给巴克尔。巴克尔很天真地道出了他的惊讶，说他没能发现道德进步的迹象，不过，道德的进步所涉及的实际上是每个人的生活，而不是整个时代。即使在久远的古代就已经有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而献身的情况，从那以后，我们人类又取得了什么进步呢？
作为对以上内容的总结，下面我们将要谈到人们在对以往的人和事进行评价时的口味问题。正因为人们在评论过去的时候讲究特定的口味，所以他们一般把这样的时代及其民族视为幸福，即那些强烈地展现某些特定因素的时代以及与其相关的民族，而这些特定的因素恰好是那些进行评论的人们看来最为珍贵的。一般来说，情感、想象力或者理智构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主导因素，因此，以下的时代及其民族都有可能被冠以幸福的桂冠：占人口多数的人非常严肃地进行超验性的活动的时代及其民族；艺术和诗歌占主导地位，并且许多人有时间和机会进行脑力劳动的时代及其民族；尽可能多的人收入丰厚，而且人们孜孜不倦地从事本职工作的时代及其民族。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上述三个判断都非常片面，它们都未能考虑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对于做出上述判断的人说来，假如真的让他们到他们认为幸福的那个时代去生活，他们会马上发觉太多的不如意。
还有一些评价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同情而做出的。有的人只是把历史上共和制的那段时间看做是幸福的，而有的人只把君主制那段时间视为幸福；有的人认为只有出现激烈运动的那个时段才是幸福的，而有的人则把平静的年月看做是幸福。作为典型的例子，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吉本（Gibbon）如何把一个好皇帝统治的年代视为人类最幸福的时段。
显而易见，这些评价相互矛盾和抵触。当人们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对以往的时代是否幸福进行衡量的时候，类似上面所说的针锋相对的局面便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人们在对历史上的人和事进行评价的时候很注重安全问题，当涉及到文化的情况下尤其为甚。在强调安全感的情况下，所有的幸福需要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把个人的意志置于受警察保护的法制之下；其次，要根据具有客观性的法律条款来处理所有的财产问题；再次，要尽最大可能地保证人们的收入和交易。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其实主要建立在这种安全感上面，有了这个普遍的安全感，个人就不必为了自己的房子和财物而烦恼，至少从道理上可以这样讲。有些事情政府都做不到，但是保险公司却能办得到，那就是通过每年花上一些钱来把可能的不幸卖掉。当人们的生存状态很理想或者他们的养老金很可观的时候，一旦他们不参加保险，他们甚至会招来众人的谴责。
在过去的许多时代里，上面所讲到的安全根本无法保证。假如把这个安全问题忽略不计，那些时代会让自己的光辉永远四射，并且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占据一个极高的地位。
不仅在荷马所描写的那个时代，而且在荷马所生活的时代，拦路打劫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可以礼貌地且毫无顾忌地向陌生人咨询有关抢劫的要领。那时候，出于自愿的杀手和被逼无奈的杀人犯随处可见，而且他们在国王们那里成为座上客，甚至奥德修斯（Odysseus）在他虚构的人生经历中也加进一个谋杀的情节。此外，那个时候的习俗多么简单，又多么高贵啊！那时候，史诗是许多歌手的共同财富，他们随处走随处唱的歌谣成了整个民族可以毫不费力地享受到的乐趣，而且这些人永远是人们羡慕的对象，因为他们拥有无穷的创作热情，还有各种各样的感受、超常的力量和可贵的天真。我们只需想一想瑙西凯厄（Nausikaa，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一个公主，曾帮助遭遇船难的奥德修斯——译注）就可以了。
对于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于过安静和谨慎的生活的市民来说，他们恐怕没有一个愿意生活在伯里克利掌权时期的雅典，生活在那个躁动不安的状态之中；即使他们不属于占人口多数的奴隶阶层，也不是某个阿提卡同盟国的公民，而是自由的和拥有完全公民权的雅典市民，他们也会觉得死一般的不幸。在雅典，个人要对国家承担各种义务。为了保证每个人完成他的义务，国家习惯性地采用抢劫和法庭审判等手段，而且雇用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小人和告密者。尽管如此，当时的雅典人一定以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好和更有安全保障。
现在很时兴根据伟大这个标准来对历史进行评价。〔3〕不可否认，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和个人手中掌握了迅速膨胀和高度发展了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是以无数人受难为代价的。人们只知道尽力地把一个统治者以及他周围人的身价抬高〔4〕，往他们身上贴各种伟大、宽容的标签，其结果是，后来的人们真的以为那些伟大和宽容的美名是他用行动换取的。人们甚至还假定，一个民族即使看一眼属于自己的天才，他们也会从他身上得到祝愿和祝福。
至于上述那些数量巨大的受苦受难的人，人们会泰然处之，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不幸。这些人还以这样的事实当做自己的借口，即持久的和给人带来好运的局面都是经过可怕的斗争以后才逐渐形成。通常说来，那些对历史作评价的人都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局面产生以后才出生的，并且生长在那种局面之中，所以，他们下结论时当然会持宽容的态度。
最后，我们还应当让笔锋触及到所有的人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评论时都不能避免的问题，即每个人的结论里面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一个因素，那就是自私！一些人下结论时说“我们认为”，而另一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也以“我们”来标榜自己。如果说得绝对一点，这种评价方式等于给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机会，就如同从事不同种植活动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上天降雨，或者让它送来阳光。
我们在内心深处无比自私，而这种自私又极端可笑。我们首先把那些与我们自己有点儿相似的人视为幸福；那些与我们现在舒适的生存条件有关联的力量和人则值得称赞。
似乎整个世界以及世界历史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才存在。每个人都以为他所处的时代实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他不愿意承认他的时代不过是时间长河中转瞬即逝的一个波浪而已。假如他有理由认为他基本实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那么他看重自己所处时代的态度不言而喻；假如他希望他所处的时代有所变化，那么他就会相信这种变化不久会出现，而且他还能为此做些贡献。
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个人，他不仅是为了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缘故而生存，他的存在也是为了整个过去和整个未来。
就这个巨大的和严肃的整体而言，某个民族、时代或者个人对永久的或者暂时的幸福和舒适的要求都显得不足挂齿，因为所有人的生命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时间和地域上会出现一些波动，当波及到我们人类虚弱的器官的时候，我们的器官就把这些波动感受为上升和衰弱、裨益和危害，而事实上，这些波动都属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我们应当想办法把“幸福”这个表达法从人类生活中剥离出去，然后用另外一个表达法加以替换，而“不幸”这个表达法则应当继续使用，其原因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说明。自然界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生存就不能避免令人心惊胆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也延伸到了人类的生活和历史中。
“幸福”这个词已经遭受了玷污，由于人们的滥用，它已经变得模棱两可。假如让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对幸福这个词的定义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其结果会是什么呢？
首先，只有童话才把永远不变的状态当做一种幸福。在孩童天真无邪的观念里，幸福就是永远享受（在奥林匹斯山和极乐乡那里才有的）节日的欢快气氛。不过话说回来，童话也并非自始至终把同一种状态看做是幸福：当那个邪恶的魔术师倒地而死，那些可恶的女妖受到了惩罚，而且当阿卜杜拉（Abdallah）和法蒂姆（Fatime）这一对国王和王后在王位上幸福地生活到一百岁的时候，童话想象的翅膀离开了这对幸运的夫妻，并且把我们的兴趣引向其他幸福的夫妻身上，比如哈桑（Hassan）和苏雷卡（Suleika）或者雷娜（Leila）。这样说来，《奥德赛》的结尾显得真实多了，因为主人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一个接着一个，他似乎面临着没有尽头的考验。
把幸福与特定的持续存在的状态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必须说，保持一种状态就意味着僵硬直至死亡；生命只能孕育在运动过程中，不管这种运动有多么痛苦。当然，原始的或者自然的状态除外，因为在历史开始的那段时间里，这一天与另一天，这个世纪与下一个世纪之间没有多少差别。尤其是把幸福当做一种实实在在感觉的观点值得质疑，幸福只不过是疼痛暂时缺席的结果，我们顶多可以把幸福与轻微的成长的感受联系起来。
无疑，有些民族静止不前，他们几百年保持同一个整体的形象。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对自己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足。这种情况多数是专制所导致的。一般说来，刚刚（可能费尽了周折以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和社会不得不抵制反对势力卷土重来，而且为了保护自身可能会不择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专制的形成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对第一代来说，这种生存环境无疑是不幸的，而第二代则生长在这个先决条件之下，不久之后，他们便把他们无法或者不想改变的状态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直至把它当做一种幸福加以歌颂。当西班牙人在物质上极端贫穷的时候，他们只要想到卡斯蒂利亚这个崇高的名字，他们就禁不住激情满怀。很多人意识不到，来自政府以及宗教审判的压力根本未能让民众的内心屈从，西班牙最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也是这个时期诞生的。
如此稳定不变的民族和静止不动的时间，其存在的意义可能在于把先前时代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加以保护，然后把它们完好地作为发酵剂传给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的静止并不是绝对的、致死的，而是可以比作能够驱除疲劳和养精蓄锐的睡眠。
有些时代、民族和个人则截然相反，他们需要时不时地把他们的力量，甚至他们全部的力量，通过剧烈的运动释放出去。这些剧烈运动的作用是把旧的毁坏，为新的开辟道路。在这些剧烈的运动中，他们除了偶尔感受到短暂的胜利的喜悦之外，他们甚至享受不到任何幸福，更不要说长久的幸福，因为那些胜利本身就是暂时的。他们层出不穷的力量的源泉在于永远不满足，他们新迈出的步子还没有站稳，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迈出下一步。
不管他们这种努力的结果有多么重要，不管这些结果的历史意义有多么重大，实际上并且从时间上讲，它总是披着人类最深不可测的自私这件外衣登场，那就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把自己的满足建立在别人的顺服上面，不仅如此，因为不可能赢得对方真正的顺从和尊重，它会采用任何形式的暴力。〔5〕
无法否认的是，暴力这个邪恶的东西，即强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弱者身上的权利，构成了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在原始的生存竞争中就已经形成，它充斥了整个自然，包括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而且扩散到人类世界，其表现形式是谋杀和抢劫，排斥、灭绝或者奴役弱小的种族，抑或同一个种族内相对弱小的民族，排斥、灭绝或者奴役同一个国家和民族内相对弱的社会阶层。〔6〕
比别人更强还远远不等于比别人更好（Der Starkere ist als solcher noch lange nicht der Bessere）。在植物世界里，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品种差却对周围不管不顾的植物得以广泛传播。在人类历史中，高贵的往往由于在数量上占少数而居下风，这种例子简直举不胜举。但是，当一个比较低级的文化占上风，并且因为自己占绝对多数而肆无忌惮地使用各种权利的时候，情况就特别危险。那些被战胜的民族或者国家更高贵、更优秀；而对那些胜利者来说，他们虽然只是受统治欲望驱使，但是却促成一个新的未来。问题是，这些胜利者对即将来临的未来丝毫没有概念。在这种时候，只有让国家免受一般道德准则的约束，而把个人置于这些道德准则的约束，那个逐渐逼近的未来才可能有一线希望。
罗马帝国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个最好的例子。萨莫奈战争结束以后不久，罗马人就以最令人恐怖的手段开始征服东方和西方，并且以血流成河的代价完成了扩张活动。另外，从根本上讲，萨莫奈战争是罗马贵族与平面之间的斗争。
至少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罗马帝国扩张活动中似乎能辨认出世界历史潮流涌动的目的，那就是创造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并且借助这个文化让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宗教传播开来。后来，这两个元素传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