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与明国之对战
大凌河城之围
放弃永平等四城之地，未可归咎于贝勒阿敏之怯懦，实亦因明宰相孙承宗之兵略卓越也。崇祯四年，承宗东巡至松山、锦州，辽东巡抚邱嘉禾，议请取广宁、义州、右屯三城，并修复之。承宗曰：“不然。广宁道路隔绝，先据右屯城、大凌河，以次渐进。”旋朝议韪之，遂于是年七月起工，守者为名将祖大寿。大凌河城，即当今之辽西大凌河店，东隔大凌河，望见十三山之秀奇，稍西则径通锦州及松山。八月，太宗往围大凌河城，一面截断锦州之援路。九月，邱嘉禾、吴襄、宋伟等率步骑四万，由锦州来解大凌河城之急，遂进军长山口。距城里许，太宗督兵三万相击，大破之。大寿之弟名大弼者，当时为副总兵，夙有“万人敌”之称，彼以五百骑斫入太宗营，其刃殆及御马之腹，太宗称之为“祖二疯子”。当大凌河城之围急时，彼乃募集死士之能通满洲语者百二十名，易服辫发，乘夜突入白云山之太宗营，诸营惊扰，力战始得退。十月，大凌河城粮食绝，城中商民仅存三分之一，大寿遂降。彼乃诡言“予有妻子在锦州，请往该处而为内应”，太祖乃纵之使还锦州。未几，彼复为明守御锦州焉。大凌河城之陷落，明之廷臣，多论为孙承宗之失策，由是彼遂解宰辅之任。后崇祯十一年中，清兵之攻高阳时，彼率家人守御，城破殉难，年七十有六。
孙承宗像
据吾人之所知，自万历、天启之间，以至明末，其卓越精明之政治家，前为熊廷弼，后则为孙承宗，惜明末未能大用之。自丧辽河以来，孙承宗之措置，正值廷弼失败以后，一切规划，异常艰难，观彼之语天启帝曰：“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武官用兵而使文官招练，以武官临阵而使文官指挥，以武略备边陲，而日增置文官于幕府，以经抚任于边，而战守问于朝，此大弊也。夫今日之天下，宜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勿使文吏沾沾于其上，其边疆之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以确守山海关使毋阑入，徐图恢复之计，为上策”云云。此等言论，诚足倾听。彼实以确守山海关为根本，进而经略四城，且拒王在晋八里铺筑城之说，使筑宁远，致令太祖、太宗不得志，经营觉华岛，而确守渤海湾之制海权，此非借彼之手腕之所致乎？彼之于山海关前后四五年间，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甲胄器械卤盾之具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得十五万两云。辽西一角不入敌地，而山海关之能屹然独立，俟至明国之亡，而始不能支持者，非因彼之遗策耶？《啸亭杂录》之著者，评论永平四城四复之功，谓比韩蕲王之大义镇，岳武穆之朱仙镇，更为伟大。崇祯帝乃视之为寻常一般，仅赏以一锦衣指挥，及后大凌河之役，则立加罢斥，明之亡国，良有以也。
山海关铁炮
清兵犯明国之内地
山海关之方面，既防备坚固，不易得志，太宗乃通过内蒙古，自喀喇沁而入北京东北之内地。天聪八年（崇祯七年）秋，复由四路入侵内地，一自尚方堡出宣府以至大同，二自龙门口入而会于宣府，三自独石口入而会于应州，四自得胜堡而抵于大同，其山西省之东南一带，尽被残破。崇德元年（崇祯九年）秋，命武郡王阿济格越独石口，入居庸关，过昌平，逼北京，过保定，大小五十六战，陷十二城，俘获人蓄十八万。越三年（崇祯十一年）秋，三次命睿亲王多尔衮、克勤郡王岳托，从两路入明之内地，会于北京之南之通州，由此西行至涿州，至此更分数道，一军沿山，一军沿运河，其山河之间，六军并进。在直隶、河南之地方者，则真定、广平、顺德、大名诸城，皆残破；山东省由临清而渡运河，陷济南府，生擒明之宗室德王。当时掳获品则有人口六十四万有奇，白金百余万。至翌年春，归还于盛京。此役也，以附近于保定之清兵，与明国之名将卢象升之战，最为惨烈。盖象升先讨流贼，建有数十次之战功，会丁父丧守制，欲归故乡。崇祯帝不许，使彼董督天下勤王之援兵。及彼上疏，谓“臣本非军旅之才，况因臣父奄逝，长途惨伤，五中瞀乱，今以草土之身，踞于三军之上，非惟观瞻不壮，尤虞金鼓不灵”。既而闻中官高起潜、尚书杨嗣昌均服衰绖临军，因叹息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然象升虽名督师，有指挥天下兵将之权能，实不过宣大山西三路之兵士而已。十二月，彼率疲卒五千，在直隶省巨鹿之蒿水桥，与清兵相遇。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交战八时之久，炮尽矢穷，格斗遂毙。起潜旁观而不能救，象升死于战场，验之，犹著麻衣白网巾之丧服。一卒泣曰：“此吾卢公也！”三郡之民，闻之恸哭失声。自彼战殁以来，清兵如入无人之境云。
卢象升像
松山之战
太宗虽数次向内地攻略，然从他方面而观察，不过类似于流寇之所为，而清国国运之前程，殊无障害。盖太宗屡屡以大军入塞，而不得明国尺寸之地，无非为山海关所阻隔，而欲取山海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为功。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乃命睿亲王及肃亲王豪格攻锦州城，其志在必克。睿亲王等既受命，距锦州城三十里列营，又私许甲士更番还家，由是城中之兵，出入无忌。太宗闻之震怒，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往代之，使逼城筑长围而困之，并绝松山、杏山之援路。松山者，即锦州西南一里余之山冈。明国以此二山为极坚固之保障，久为清兵之碍，因其可由锦州背后为应援也。然其时守锦州城之外城者，适为蒙古兵，知清兵之志在必克，惧而约降，因与祖大寿之兵相格斗。清军乘此追上，遂克其外郭，而蒙古兵数千名皆降。其当时以骁勇著名之祖大弼，适又病，不能军。锦州告急，明国乃使蓟辽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率王朴、唐通、曹燮蛟、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八总兵，以步兵十三万、骑兵四万来援。此为是年五月间事也。然闻宁远城集积之粮饷，当时只可支一年，祖大寿乃使逸卒传语承畴曰：“且勿浪战，但以车营徐徐出堤。”承畴议以兵护送粮饷辎重，先由杏山输于松山，再由松山输于锦州，且步步立营，勿轻出战。兵部尚书陈新甲恐师久而饷告匮，屡请密敕赴战，承畴遂不敢固执前议，乃留粮饷于宁远、杏山及塔山外之笔架冈，率六万兵先进，诸军继之。其骑军则环松山三面，步兵则据城北之乳峰冈，两山之间，列为七营而卫以长濠。
洪承畴之生擒
闻洪承畴之兵，渐动其本营，进驻松山，太宗大悦，昼夜兼程，星驰而至锦州，直以全师进于松山与杏山之间。诸王贝勒共议围敌之策，太宗笑曰：“否否！朕但恐敌人闻朕之精兵至则潜遁耳。倘蒙天之眷佑，敌兵不逃，则朕之破此敌者，有如纵犬追兽也。”然考察太宗用意，盖以绝援军之粮道，为唯一之妙计。彼先以大军横堑于锦州西之大路，直断杏山之饷，并分军击破塔山护饷之兵，遂掳获笔架冈之积粟。明兵既失饷道，又不敢战，遂彻步兵七营，背松山城而阵，夜屡次突营，均不利。太宗恰于此时，察知明军由宁远赍至松山之行粮，不过可支五六日，势必却走，乃于夜间使诸军潜伏于塔山、杏山、小凌河之要隘，邀其退路；又更增兵守备笔架冈之粮饷，亲督大军，横列而待敌至。翌日初更，吴三桂等六总兵果更番殿后，结束阵形而却退。王朴所统之兵先遁，紊列而争走杏山，太宗乘机直纵之而蹑其后，伏兵起而遮断其前路。明兵大乱，十万之兵，弥山满野，且战且走，六镇之兵，皆溃而入杏山，混乱之形，不可言状。曹燮蛟亦于斯时彻兵走入松山城。洪承畴、邱民仰、固垒突围者前后凡五次，皆未遂。燮蛟忽直突入太宗营，未几，负创退还。且太宗又料及杏山之兵，必向宁远退却，乃遣精兵一伏高桥，一伏桑噶斋堡，而俟杏山军之退走，扼险掩杀，王朴、吴三桂等仅以身免，张若麒等则乘渔舟经海道遁走。先后歼殁明兵凡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人，驼马、甲胄、炮械数以万计，自杏山南至塔山，死伤狼藉，海中浮尸如雁鹜；清兵之昏夜中负伤者，不过十余人云。松山城之粮饷及援兵，既绝望，清军复掘外濠而包围之。惟时明之侍郎沈廷扬，因从天津海运粮饷入松山，始得再延数月。至翌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二月，因松山之副将夏承德为内应，形势遽为之一变，洪承畴以下多被生擒。锦州之包围，至一年之久，嗣闻松山陷落，遂降。塔山、杏山又相继而陷。明国大震，崇祯帝急欲媾和矣。
洪承畴（1593～1665），明末将领，后降清，被誉为“开清第一功臣”。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洪承畴于明崇祯年间辑有《古今平定略》，后人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
辽东镇长城之杏山驿路台遗址
然洪承畴之降服，前节业已言及。惟当时两国音信不通，遂以殉难传于明国。崇祯帝为彼曾辍朝赐祭，其子在北京受吊，刻行状分送亲友，诸官遵敕命行祭。嗣接承畴生降之确报，遂罢祭典；然其既发之行状，则己遍于人间矣。康熙二十一年，承畴卒于家，其子再受吊刻行状，不复叙前朝之事。自清朝北京奠都以来，好事者有得其前后两行状合为一本者。洪为福建人，著有《平定略》一书，其材干超迈寻常，惜其行事无终始为可议耳。至彼之被生擒而致宠用，成为国初佐命之勋臣者，实不外太宗之识度高迈所致。盖太宗之视彼，犹之于瞽者之得向导也。
崇祯皇帝朱由检
明帝之求和
松山失陷之影响甚大，固不待论。崇祯帝虑国内流寇之情况，因密示媾和之意于兵部尚书陈新甲，使为画策。新甲乃于是年三月，遣使者至锦州。当时使者之所赍者，不过明帝下新甲之敕书，其大意所云如左：
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之所以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屡次代陈，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而连络恩义云云。
太宗即使洪承畴验其真伪，旋答以虽为明帝亲书，然以其非国书不答。五月，明国更使兵部员外马绍愉、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等八名，僧一名，从者九十九名，差遣至宁远议和好。太宗乃招马绍愉至盛京，绍愉所携来之敕书，其大意如左：
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所奏，乃称前日所谕之休兵息民之事，至今未有确报者，因未差官至沈，未得确音。今准该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确探实情云云。
明国果有媾和之意与否，虽尚可疑；然明帝之心中，固有要求媾和之意也。太宗乃以和战之可否咨臣僚。
和议之不成
六月，太宗举下列之条件，而使马绍愉携归。
一 和好以后，两国吉凶之大事，互相庆吊。
二 每年明国赠与兼金万两、银百两于清国，清国赠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于明国。
三 清朝逃叛人，不论满洲、蒙古、汉人、朝鲜，凡至明国者，明国以之交还于清国；明国之逃叛人之至清国者，清国以之交还于明国。
四 两国之国界，定之如下：宁远与双树堡之中间之土岭，为明之国界，以塔山为清之国界，连山即定为适中之地。
五 互市场设于连山。
六 自宁远与双树堡之间之土岭界，北至宁远之北台，直抵山海关长城一带，清国人之越出者，均按律处死刑。海道则自宁远与双树堡中间之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清国则以黄城岛以东为界，双方越界者处死刑。
此条件在当时清国，尚以为出于抑逊之态度，多数臣僚，以为此等媾和，徒利于明国而不利于清国。据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库尔禅等之言，则谓南朝内情，到处苦于贼盗与饥馑，兵力已竭，粮饷已乏，势将归于瓦解，所恃者惟山海关外九城耳。今更丧其四城，辽东方面之兵将，已亡十之八九。若我国再举兵，则明室必至南迁，是黄河以北，不能不为我清国之有。且南方非练兵之地，南人习武，原不相宜，锦绣江山，岂非全属吾皇帝耶？若欲成立和议，则以黄河为界为上策，以山海关为界为中策，以宁远为界为下策。使彼入贡物而称臣者，上策也；使蒙古各家索其旧额者，中策者；只言贸易者，下策也。虽然，彼清国即可万一侥幸为平和之成立，然当和议之冲者，则因陈新甲之不注意，致令机事外泄，而崇祯帝亦将有威信失坠之虞矣。
明代武官补子纹样
陈新甲之弃市
陈新甲承明帝之意旨，画策媾和，前已述明。惟帝与新甲往来频繁，渐启外廷之揣摩。不期前差遣于清国之马绍愉，关于密约之文书，交付新甲时，经彼览后，毫不注意，置之案上而去，家僮误为塘报，以之附载于抄传，言路哗然，帝甚愠之，敕责新甲。新甲不自引责，反诩其功，帝益怒之，遂于是年七月下之于狱，次弃市焉。新甲既死，明朝遂不复议和。
清军最后之入塞
太宗因不见媾和之进行，遂命贝勒阿巴泰等行最后之犯入内地。同年十月，左翼则由界山毁边墙而入，右翼则自雁门关黄崖口而入，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之兖州而还，陷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宗室鲁王，获人民三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五万。翌崇德八年三月，初入山东之莒州，休养士马，春草满山，解鞍纵牧者月余，南北驿路无一敌人。既而欲作东归，及至四月，阿巴泰之大兵，反从南方而来，自天津至涿鹿，车驼三十余里，渡芦沟桥经旬日犹未毕。所有勤王之兵，尽驻集于通州，不敢阻止，清军遂徐徐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