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强迫中的痛苦
一个红军士兵因前一天晚上违抗命令或吵嘴的缘故而受到惩罚。他被关进了我们的房间。虽然如此，他却并未因受惩罚而影响呼呼大睡。他充分利用这一时间休息，一天后就“获释”了。我们刚要为空出的床位高兴，接着又有两个犯人挤占了那个空位。
新来的两个犯人，一个身体很虚弱，手被捆着，他挣扎着恳求带他来的那个红军给他碗水；另一个犯人即将获释，他扶着同来的伙伴让他躺在地上。押送他们的红军官员拒绝给捆着的犯人水喝。“行行好，给我一口水喝，给我一口水喝吧！”我实在看不下去，请求卫兵用我的碗给他盛点儿水。卫兵身旁有个水桶，他答应了。当我靠近那个犯人给他水时，他急不可待，用捆住的双手捧起碗，几口就喝了下去，接着又乞求喝水。当再次用这种困难的方式喝水时，水洒了，他也一下子摔到地上，不知是死还是活。我翻开他的眼皮检查其瞳孔，并用草在他眼前晃动，发现他几乎没有反应；就让卫兵去请带他来的那个红军。那个红军来后，似乎见多不怪地说，“他没事，明天早上就会好”。过了一会儿，那人长长吐了一口气，醒了过来。他告诉我们他因拷打而全身疼痛，即便获释，也会因这些伤而活不了多久。
“新伙伴”的到来令人烦恼。我分给那个被捆的犯人一些铺草过夜，为此卫兵很生气。我指责他没有同情心，但卫兵提醒我注意不要对红军的敌人有过多情感上的暧昧，告诫我我对这个犯人的所作所为极不明智。我坚持自己的做法，卫兵也没有阻挡。第二天早上，那个犯人被带走了，可能是被处决了。
同屋的犯人中有一个是中年农民，红军对他罚款8000元。“我们明天将离开去石阡，钱不交来，你就得跟我们走。”红军告诉他[1]。
那个人怕得要死，红军让他给能帮他的朋友写信，以便在红军离开此地前交足8000元。只有两天了，那个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看着他怎样凑够这笔钱，他拼命地哀求他的朋友。
“把猪和桐油卖了。”
“家里什么也没有，猪因过年（中国的春节）已宰着吃了。”他的朋友对那个可怜的人说。
几天后，他被红军带上了路，一直到后来他实在走不动时，红军才答应了他的哀求，放他回家了。
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红军毫不在乎。他们让这些犯人流血、受辱或丧失财产沦为乞丐。这期间几个妇女被同样地勒赎罚款后才释放。当她们离开时，家产已荡然无存。
从这里出发的第一天，沿途风光很美。路边可见小小的村庄，路在山谷里顺着溪水而下。有时我们踏着石头渡过小溪，一不小心，跳错石头，就会湿了鞋子。走了几英里后，我们又开始爬山。一连三天都在山里行进，每天的路都不长，大约只有二十英里左右。
走了一段路后，我得知不久将会有新的伙伴，即前面所传闻抓获的外国人。卫兵知道我曾在那一带住过，向我打听是否去过石阡。当我告诉他有关情况时，他紧接着问：“那里房子好不好，那个地方怎么样？”
提到下一站石阡是非常令人兴奋的，那里有温泉。石阡城外的断岩处有三个温泉：最上面的那个虽然小一点儿，但温度高，主要供官员享用；中间的供一般人洗澡用；最下面的那个则是归妇女专用，除了洗澡之外，妇女还在里面洗衣服。温泉的水很充足，泉水经过这些澡塘后流向下游。有墙围绕着洗澡处，以便人脱衣服；同时修有通到水里的石阶。
第二天继续行进，在山谷的村庄旁我们看到了一条公路。路很宽，两边有沟和防护墙。走在这里简直像国王出巡，但我们是个例外。我们转入另一条路，这路是贵阳至旧州的。我们似乎正向贵阳前进。我开始为省会的朋友们担心。后来我们又转向另一条通往扎佐的路。远远可以看到座落在一片美丽平原上的那个城镇。这时红军的将军们停下来讨论下一步行军路线。待命时，我看到一个政府军尉官在卫兵的押送下被带到这里，红军围着他了解前方的事态及被俘经过。他后来被押在我们身后。队伍迂回了一个大弯，然后通过一片稻田，走上一条通向那个城镇的公路。
城里的主要建筑是我很熟悉的天主教堂。过去我从遵义来往于省会时都要经过这里。这时神父指着建筑的外墙令人惊奇地说：那也是一个教堂。我们渐渐靠近，看得也越来越清楚了。我对两个教堂如此靠近而惊奇。神父说：“那个位于墙外的可能是属于天使姐妹会的。”当经过时，神父让我注意看大门上的灰色天使塑像（做工极差）。这是一个新教派，它的教堂建设尚未完成。
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里面的一些房间以前我经过这里时曾住过。女老板待我像客人一样，并同意卖给我们一些面条、猪肉和鸡蛋。她后来认出了我，说：“你以前在这里住过吧！”我点头证实了她的记忆。
被俘的政府军尉官被分在了我们的房子中，他满脸忧愁地说：“我活不过这一年了（春节）。”我试图让他高兴，后来发现他最大的问题是爱情。他的未婚妻在贵阳，他们正打算结婚。他俩是新式的一对儿，女方受过教育，过去他们经常通信。他现在缺少衣服和铺盖，只得靠别人行善了。我送给他一件上衣，并让他时常使用我的毯子。
这里距省会只有一站路，我们都希望第二天能向那里进发，但早饭后我们转向西南，走上另一条公路。我发现队伍正向修文那个小城进发。有人说这是因躲避飞机而向贵阳迂回前进。在上午这段好时光里，我们大约走了十英里的路。公路直通山上修文城的城门，远远看上去庄严的修文城几乎与天相连。
刚要进城，突然命令防空，大家都疏散隐蔽；但等了大半个小时，没有看到飞机，我们才开始进入城中。这时防空号又急促地响了。一架飞机盘旋在城的上空，并扔了一颗炸弹。不久当我们重新列队时，防空号再次吹响。卫兵把我推到一个庙里隐蔽，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中午。后来饭好了，我们才到外面街上吃饭。天黄昏时，我们再次出发，继续向西。我们离开了公路转向一条贵阳至黔西的土路。经过两天的行军，我们到达了贵州的主河——鸭池河边，但没过河。队伍离开公路沿河行进。最大的困难是河边缺少容纳这支大军宿营的地点，许多人只好露宿。我们被安排到一个灶房的地上睡。在公路上时，红军曾缴获了一辆长途汽车。大多数士兵都没见过汽车，有一些人以为这动不了的汽车像一个活动房。由于车不能开，大家很失望。
红军搭了浮桥渡过了河[11]，马由马夫赶着从水里游了过去。后来我们沿着一条路向山上爬时，马夫又采取让马和我分离的老办法。我只得步行。到山顶时，我累极了。卫兵们很关心我，直接了当地说：“下山时你可以骑马走。”我们在山顶等着马夫，直到我骑在马上才松了一口气。卫兵担心我掉队，竟在后面恶作剧式地用皮带打马快走。马对下山要快跑的抽打很不情愿，在原地转圈；卫兵继续抽打。这时“吴法官”看见了，警告那个卫兵：如果因抽马发生了什么事，就要他的命。晚上我们到达了一个大镇——威信。这天是礼拜日。当在街上等待分“卧室”时，一个边吃边卖葵花籽的小孩跑来，他父母是天主教徒，他以为我也是神父。
第二天，我们到了黔西，被带到衙门里待了几天。开始住的房子很好，但没有家具。地上散落了一地文件，我那些同伴都好奇地拾起来读，并从中得到趣味。房中有长条形的窗子，外面是主要的过道。人们从窗外的过道出出进进。有时那些穷人会在此受到招待，诸如分发衣服什么的，场面很嘈杂，许多人挤在那里以便得到东西。有人不知道我们是犯人，有时竟向我们讨要食物和衣服。过去这里教堂的教士克罗夫特对这些穷人很关心，克罗夫特的名字在城内外几乎家喻户晓。有人告诉我，他刚刚离开此地，撤到大定去了[12]。得知他从红军的突袭中脱险，我感到宽慰，我希望他能在大定和他的德国姐妹那里暂避一时。
在这里住下后，红军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住在衙门里的吴恰如其分地成了这个政府的首席法官。中国的衙门通常就是审训犯人的地方。这一天杀了猪，我们停留在这里第一次吃肉。城里的摄影师被叫来为红军卫兵们照相[13]，他们中的一个借了我的钢笔，这成了大家照相时不可缺少的装饰，而摄影师为自己的生意忙着干活；这表现了人的天性。
大定[14]距黔西两站路，已证明也归于这个红军政府管辖之下了。后来我们沿着公路向大定进发，被红军押着走的还有包括妇女在内的几个需交纳罚款的新犯人。第二天行军时红军与政府军发生了遭遇战。靠近城市时，我们离开公路迂回到另一条山路上。爬到山顶，大定远远在望。下山的路很难走。上帝指派那个像西班牙人的卫兵与我同行，纵然我自己能走，但他出于关心怕我摔倒，扶着我走下山来。
进入大定，我和其他几个犯人被带到天主教堂管事的房中。晚上，我、神父、孔、李被从各自的房中叫出来，集中到旁边的一间有家具的房中过夜。房中有两张中式大木床和一个茶几、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这些家具都涂有明亮的大漆；地上有一个炉子，里面烧着煤。安顿下不久，房子主人的孩子来了。他很友好地给我看一些明信片。在这里住下后，大家很喜欢和孩子玩。一天，一个很小的女孩子拿来一本内地会印刷品《主的伟大》，让我读给她听，上面有图和文字，介绍教会的历史发展和慈善事业。我的那些伙伴们也都用心听着，我回答关于上帝的信仰、祈祷等问题，这使他们感到兴奋和鼓舞。到现在虽然没有《圣经》，但这份宣传品却使我感到极大的满足。这里面引用的章句，后来我又一遍遍地背诵。
第二天晚上，两个犯人加入到我们中。他们是政府军的官兵，一个三十岁左右，另一个是十五岁的孩子，他是政府军连长的勤务兵。没等到天亮，我们就成了熟人。他告诉我，他的连长因害怕落在红军手中不会有好结果，而在被红军抓获前自杀了。
一个卫兵来到我们房中，递给我一个从贵阳送来的包裹。包里有一双羊毛袜子，一件毛衣，一些巧克力、牛肉干、方糖和咖啡，以及一听炼乳；我愉快地与神父共享这些朋友的赠品。
能在这里等待一段时间令我感到快慰。后来我们调整了住房，搬进一座庙中。我住在左边的配房，从这里能看到院子中士兵们的活动。房子很长，有床、条几等几件家具，以及做工很讲究的窗；但上面贴的窗纸都破了。从破窗孔中能看到其他房子里犯人被带进带出院子的情形。我们大多时间在房中烤火。
红军告诉我们，这里烤火的燃料只有煤，煤燃烧的时间长，但不易生着。其他犯人不会点，我先前曾烧过煤炉子，用一些木柴和纸就引燃了煤。
红军在此继续招募新兵，一些新参军的人是苗族。一天晚上，这些苗族新兵唱起他们民族的歌；与我们宗教歌曲比，苗歌也相当淳朴。大定周围有一些苗族部落。
住下后的第一天，我就听说中间人回来了。中间人在吴部下的陪伴下来到我的房间。我兴奋地发现来人竟是我过去在贵阳认识的乔舒亚。我们在一块儿亲密交谈。乔是阿昌族[15]，家距大定三十英里。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为贵阳的教会所雇用。他告诉我到这里的困难经历。我感谢他给我带来的包裹。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带的东西很多，但被没收了一大部分。从他那里我得知贵州的朋友一切都好。我们会面的时间很短，后来乔到街上买了些饼干和糖送给了我。在这中国的春节期间，我正处于缺这少那的困境中，这些东西真是一份厚礼。
一天，一个卫兵将一本书扔给我说：“这是你们福音堂里的书。”接过一看，是本中文的《新约》[16]，书后附有赞美诗。谢谢上帝，我得到了日夜渴望的东西。这是一个多月来我心灵不断祈祷的回音。孔、李也凑过来看。神父出于他们信仰，对此不屑一顾。
在这里待了不长时间后，我们再次奔上征程，沿着公路向毕节进发。我们行进的速度很快，中午就走完了一半的路。早上出发时，经过乔那里身边时，他正在捆扎笨重的行李，我们又谈了几句。交谈中我得知了世界上诸如荷兰发生的一些事。乔还将他的两块银元送给我，告诉我他回去的路费够用的。这些事他都明明白白地告诉卫兵，因为他受到卫兵们的严密监视。后来卫兵看到我们已破坏了队列，于是将他带开了。在行军中，天空阴云密布，雷声隆隆。我非常担忧地祈祷，不要在我们行进时下雨，后来果然云开雾散。不过灾难又来了，路上我们有一两次隐蔽在沟内躲飞机，看着飞机在天上盘旋真是又新奇又害怕。第一次，炸弹呈抛物线状被扔到了前面很远的地方，后来飞机又扔了两三颗炸弹。飞机数量少，速度快，无法按预定计划阻止红军前进。飞机飞走后，有几个人被炸死了，但我们安然无恙。到达宿营地后，我们停在街上等待分配住房。通常，这时我们身边会围上一群人，与我们进行有趣的对话。有些当地人很好，给我们端来水并拿来椅子；一个卖大个儿甜梨的小贩，还减半价卖给了我一些梨。
我们被分派进一间可能是新婚夫妇住的房间，里面的东西全都是新的，刷了明亮的油漆；床很精致；乌黑发亮的条几带有雕花嵌板，上面放着一些装饰品；椅子和小茶几都非常新。大约一小时后，几个人又被带进房间里。床划给我们两个外国人，另外的犯人睡在地上，头枕着条凳。过去住的地方都是小凳子，现在房中有椅子，我在上面坐了一会儿，并像绅士一样轻松地吃了一顿饭。红军仍按习惯围成圈蹲着吃，菜则放在一个小凳子上。条几上的抽屉，在我们来这里前已被抢空了，但这不妨碍卫兵和犯人继续找东西。在一个抽屉里，他们发现一双仿象牙筷子；后来大家又争夺房中的瓷碗。一些刺绣用的纸样子，被一个红军犯人铺在自己的草床上了。
两个失职的士兵现在沦为犯人，关在我们这里。当我们坐下围着铜火盆烤火时，我拿出《新约》来看。这时孔讲起了在家乡一次庙会上听外国人讲的故事。大意是一个老人有两个儿子，年轻的那个儿子拿着老人的钱去上海，但将钱全挥霍了，回家后仍得到了父母的宽恕。这个故事我知道，就是“败家子”的故事。孔很有兴致地复述这个故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那种环境里没人感到有趣。
住房又一次调整。卫兵们为调到一个好住房而忙碌。我问一个换班的卫兵：“我们下一站将去哪里？”他告诉我：“进城后将住在毕节三个衙门中的一个。”
我收拾好铺盖走出房间。神父的脚痛，走起来有些跛，为了不失去作为神职人员的尊严，神父找了根竹棍拄着。一所房子远处看去令人印象深刻，走近了却发现房子很旧。窗下和门边让两个犯人占了，对面还住了几个。我们的位置正是风口。房顶没有天花板。第二天，卫兵用纸糊了窗，屋里稍微暖和了一点儿。
在房中，一个卫兵拿给我一本英文书，问我能不能看懂里面的内容。书的封面被撕去做了草鞋带，同时他还从上面撕下了几页纸。我告诉他我能看，并认出这是一本英文的《新约》。他觉着没用就送给了我。当我翻开看时，发现里面竟也附有赞美诗。
* * *
[1] 这个人以及下文提到的妇女等，结合文中内容判断，这些人显然不是薄复礼所说的纯粹的“农民”和“妇女”。根据当时红军的政策，他们应属于恶霸地主、富农和反动坏分子等。
[2] 进来的外国神父为汉斯·凯勒，亦译作克尔纳，中文名字耿友华，时为天主教贵州东路教区石阡教堂司铎，1936年1月21日红军攻克石阡时被俘，薄复礼获释后，于同年在红军西进准备自丽江强渡金沙江的转战中，汉斯·凯勒病死在云南姚安县，红军以漆木棺材装敛埋葬于该县城郊。
[3] 英文“孔”和“凯”发音近似，均拼写为Keng。
[4] 指海曼，红军扣押时认定他的中文名字为成邦庆。
[5] 1936年1月20日红二、红六军团撤离石阡。
[6] 为找到中国教徒杨某和吴某，他们于1935年底自湖南出发，1936年1月在贵州找到红军。
[7] 位于今贵州瓮安县境内。
[8] 位于今贵州瓮安县境内。1936年1月23日红二军团部队占领猴场，翌日占领瓮安县城。
[9] 朱德等所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此地的时间是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在猴场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等大多数委员抵制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李德要求回头东返的错误要求，由此地出发突破乌江天险，扭转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10] 两人的具体情况不详，似乎应为中华内地会早期到贵州传教的牧师。
[11] 便水战斗后，红二、红六军团进抵石阡、江口。由于国民党军以十五个师的兵力围截，加之该地人烟稀少，粮秣匮乏，军团决定放弃原拟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进，力争向黔西、大定、毕节方向发展。2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连克扎佐、修文重镇；2日以缴获的电线绞成铁绳搭建浮桥，强渡乌江上游的天险鸭池河，将敌人彻底阻隔于鸭池河畔；3日红军攻克黔西，至9日实现了向黔、大、毕战略转移的目的，在大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川黔滇根据地。薄复礼所说的“浮桥渡河”，即指这一事件。
[12] 今贵州大方县。
[13] 此地应在黔县县城，据悉：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留下的若干珍贵照片即拍摄于此。在大定（今大方）县城，红二、红六军团部分干部也摄有传世照片。
[14] 大定和毕节的兄弟会、女子会同属内地会。
[15] 阿昌族为古代氐羌部落的一部分成员南迁后形成的一个跨境民族，中国境内的阿昌族人大多居住在云南省德宏州。
[16] 《圣经·新约》与《圣经·旧约》等均为基督教圣典，但后来天主教崇尚《圣经·旧约》。汉斯·凯勒为天主教徒，故对《圣经·新约》避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