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狱中”
在这里红军并未让我们安于现状，不久我们被带到正规的衙门监狱中。监狱是砖结构，窗子装有坚固的条栅。为安全起见四周都是砖墙，留有约五英尺的栅门。木匠被叫来继续加固我和神父的牢门。后来这所房子修得很坚固。夜间，一个卫兵在木栅门外站岗。左边关着我的那些犯人伙伴和新被抓起来的人。
我想起在镇远时，曾在一个礼拜日中午为传播福音到监狱里讲道。后来我常对妻子感叹说：“那些犯人怎么能在那种环境里生活？我想如果是我自己，一定会死在里面的。”但现在上帝的荣耀使我成为这里的犯人，我感到自己有能力面临一切考验。
神父病得很厉害，对米饭没有食欲；我则患上咳嗽，这都是那晚在山路边露营着凉的缘故。医生马上来了，他诊断神父的病不要紧，让伙房为他特制面食。他问：“喜欢咖啡吗？”当看到我们反应强烈时，他答应说送给我们一些。我们兴奋地等着，后来得到了约半磅。一天吴把我叫去，结果只是让我给神父带了一点儿他们从神父的德国姐妹那里缴获的药。这里的桌子上还有一架全新的英文打字机，没人会用，让我教他们。吴后来产生一个想法，他让一个同志看着我，让我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将他们的名字打在一页纸上。
吴的妻子在房内，看上去她的病有好转，但仍很虚弱。她给我一些李子脯，并拿来一个炼乳罐头让我帮忙打开。我告诉她：“如果吃不惯这个味儿的话，可以把它调和到别的东西里面吃。”“法官”还有一个好的留声机，但唱片都是中文的。
一两天后，有人给牢房里的我送了一听炼乳和半听黄油，后来我在街上买了一些吃的，加上它做成“布丁”，在吃饭时慢慢享用。
一天，贺龙的警卫员带着一捆东西来了。他把我从狱里叫出来，把那捆东西放在外面卫兵的床上。那是一些纯毛线，上方的标签证明，这些线来自德国。显然，这是从教堂里缴获的。线有黑、褐、绿、紫、白等几种颜色，警卫员要求我为贺龙的小女婴[1]织毛衣和外套，并允许我自由搭配颜色和选择式样。我需要尺寸，警卫员量去了。一会儿，带着两件灰色的衣服回来了，一件是很小的内衣，一件是外套。他希望立刻拿回去，我马上用纸记下了尺寸，他同时还送给我一个美观的不锈钢钩针。我于是开始编织，经常有人问我：“这是给谁织的？”当知道是为贺龙的孩子织的，士兵们为我高兴。
一个士兵为贺龙孩子的性别而惋惜，“真可惜不是个男孩，不然会像她爸爸那样有一天成为将军的。”
“你受的教育不是主张人人平等吗？”我问他，“为什么女人不能成为将军？”
医生来给神父看病，他用中医手法检查了神父的身体，后来用消毒的器械给神父打了一针。医生还询问了我的病情，除为我们开了一些药外，还命令卫生员给我们增加稀粥。
这里没有蔬菜。红军曾试图向村里的一个挺友好的老婆婆购买。她带我们进到家里，红军提出买一些咸肉，她说她是穆斯林，红军对此不理解；红军又想从她那里买酒，她再次说她是穆斯林，后来士兵们才知道穆斯林是戒酒和不吃猪肉的。这之后，我提醒红军要注意她房中崇拜的宗教信物。
第二天，神父的病有了好转，能够骑骡子了。一个礼拜以来我们都是在这荒凉的山区行进，到处是冰雪。这个礼拜结束时，我们到达了一个镇子。我们住在一个庙里，同志们则又开始搜寻需要的东西。
我以前曾教给我的那些犯人伙伴唱《十诫》，并教过一首中文歌《天堂是我的家》。李经常唱，卫兵也很熟。这《十诫》和共产党的原则较近似，但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不孝敬父老、嗜杀、抢、骗和贪婪，所以他们都需要这《十诫》皈依。当我在共产党人中间时，我的行为感召着他们的心灵，启迪他们对上帝的认识。
尽管我非常希望在这里休息几天，但第二天又得继续行军。进入云南西南部后，由于白天政府军飞机经常出现阻碍了行军速度，因此白天我们大都停止前进，宿营睡觉。
在这些天里，我们大都只吃一顿饭，主要食物是谷物。红军宣扬人人平等，但许多红军和军官都能购买一些好吃的东西。一天在接近宣威时，听到了紧密的枪声，后来报告说红军胜利攻克了那个城市。接着我们沿公路进入城里。
三月二十一日，春季的这一天天气很好，这天是我母亲的生日。这天到来之前，我们还在一片冬天景象的山里辗转。此地的主食是玉米，大米很少，但难以置信的是红军告诉我，七英里外的宿营村子里有大米。我们下山后发现前面是一个平原，田野里的油菜花盛开，地里还种着豆子和其他庄稼。我们经过的房子环绕着果树，那些桃树、梨树和李子树上开满了花，一片美丽的春天景色。这献给母亲生日的美丽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我不由放声欢唱：
蔚兰的天空，绿色的大地，
一派生命气息。
鸟儿飞翔，花儿怒放，
现在我才深感：
我属于上帝，
上帝就在我的心里。
还在山上时，已感到气候变暖，有时我们就宿营在长满了树的山上。云南每年这一季节，满山遍野都盛开着杜鹃花，血红色的花朵非常美丽。由于满山的杜鹃，这山显得非常华丽。行军中我曾对我那个伙伴——神父说“看这些花儿多美”，但他连眼皮也不抬地说：“你怎么还有这份闲情雅致！”
在这里好坏参半。夜幕降临前，我们宿营在一个塔里，里面一片黑暗。我要求睡在门口，以便在夕阳下找虱子。我开始计算那些吸血者的数字，粗算了一下竟有五百多个。
这一段的行军中，政府军在后面紧紧追赶我们，每天行程都很长。晚上沿着山路行进时，有两次经过了看上去像教会建筑的地方。第一次看到那个建筑在远处，为棕色，当我们走到山边时被山遮挡了。后来知道那天我们宿营在一个小河旁的镇子叫羊场。
当时，同样的现实摆在我们两个外国人面前：神父为仍没有收到有关他那方面的任何消息而感到忧虑，我也有同感。神父要求我联名给吴写信，以求红军的资助。我用英文写了一封短信交卫兵传达。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指导员在我们爬山时，每人发了一块银圆。
第二天，我们行军通过山里的村子，但没有看到那座建筑。我对那座建筑是基督教堂还是其他性质的教堂没有把握，因此也就没存有什么奢望。
第二次，我看到一座白色整洁的建筑，像是一所教会学校。这建筑距城市和村庄都很远，卫兵曾说要在此宿营。我考虑恐怕没有哪个基督教教会会花费如此代价建在这里，结果后来知道，这是方会的几个建在苗寨的教堂之一[4]。
后来我们停在一个村子里，那里的邮局证明，此地是方会的教区。我被红军叫去翻译一些英文的《方会时报》。报是最近的，很有趣。当我想要几张消遣时，被拒绝了。同时神父想要法文天主教印刷品也被拒绝了。
飞机越来越频繁地袭扰我们，以致我每天得上下马十几次。而每次上马时，马夫都显得不高兴。不过，我如果不骑马就得累死，从而会连累卫兵因失职而掉“脑壳”。在马夫和卫兵这种对立的局面下，我只得步行一段，让马夫高兴；然后再骑一段，让卫兵满意。有时他俩意见一致时，我就无法骑马了，一般我每次只能骑一个小时左右。
一次，我被带到卫生员那里，即前边提到的那个男孩，他给我一些药。当时，他和几个人在一起，我几乎没认出他。他问：“还认识我吗？”他很高兴，与我聊了会儿家常话，提了些问题，诸如“为什么离家这么远来中国”“哪种宗教最好”“哪个国家有什么”等。
我告诉他：“我不远万里而来是受上帝指派，是为了使人们脱离罪过。我是为神圣的信仰到有罪过的地方去恢复人类的道德，我的希望和幸福就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免除人们的罪恶。”
他没有察觉自己是上帝的罪人，好像也没有感到心灵的压抑。他问：“对于传道，你的国家给你多少钱？”
我解释说：“教会传播福音，在我们那里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的经费来自教会本身，主要用于施舍穷人和病人、教育大众、改善妇女地位，这就是我们的福音的巨大财富。”
军号响了，谈话就此结束。经过一天的艰险行军后，我们到了一个大村子。红军分给我们一所好房子，屋里正中的地上有个坑，里面生着火。房主很好，给我们拿来一些煤取暖的同时，还搬来一个小凳子。一个男孩在窗外端着盘子卖米粉饼，我们买了一些来吃。
这一天，轮到那个像外国人的卫兵看我们。出于他的照顾，我们得到了一些铺草。他拿铺草来时，听到李和孔为争床铺的位置而吵嘴。他没等我说什么，就划分了我们各自的位置。那两个犯人抗议划给我们的面积太大，要求平均，但卫兵没搭理他们。
后来李和孔被连长叫了出去，回来时他俩很激动，说他们被分到士兵们的房中。孔吃了卫兵的这记闷棍，住在卫兵那里，就别想在房中自由行动了。李则被“请”到吴那边的房中，以后行军要走在我们前边。这两个人变得如此不团结，动不动就争吵，因而红军的这种安排是令人欢迎的。那个政府军的传令兵，现在和普通犯关在一起。对他的安排令人遗憾，但这也有助于使他变得老练一些。
原指望这一天能好好歇歇，但实际上只休息了很短的时间。不久军号响了，我们急促地收拾东西，隐蔽到一片竹林里。一架飞机飞进山谷，它很难发现我们在这里。这时一个同志惊慌地跑着找隐蔽处，当他跑到一片开阔的田地里，被飞机发现，于是遭到飞机机枪的扫射。
再碰到李和孔时，他俩已被“教育”得很和气了。李的位置是跟在乔舒亚的后面，他对乔很服贴，试图得到乔对我的那种帮助。
四月十四日中午，我们经过一个村庄，那里有两三处房子卖热大米粥。我很饿，被粥所吸引，停下时，我买了一碗。这时突然命令前进，我没法喝下这滚烫的热粥便把它倒在自己的搪瓷碗里，打算带着走。这时我已掉队，马夫接过盛着热粥的碗让我上马，我上马后赶忙喝下热粥，结果烫得我几乎窒息。但刚出村，队伍又停了。后来我才知道，前方没有更适合住宿的村子。当我们返回原地休息时，飞机飞过上空。飞行员错误地认为我们已离开，就飞向别处寻找。我们继续向前找隐蔽处，后来看我的卫兵在路边找了相当安全的地方，但神父却被带到了更远一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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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
[2] 1936年2月，国民党军队逐渐缩小了对川黔滇根据地的包围，同月26日晚，红二、红六军团及根据地群众在毕节召开了向乌蒙山区进军的誓师大会，翌日军团沿毕节、威宁公路西向安顺进行战略转移。
[3] 为在毕节自愿参加红军的贵州著名人士周培艺，字素园，贵州毕节县人。生于光绪五年（1870）。周氏原为殷实之家，后来逐渐衰落。少年时周在家自学，曾经考取过秀才、贡生。辛亥革命时，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兼枢密院枢密员和立法院议员，是革命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辛亥后，周曾被迫在外流亡十年。北洋政府期间曾出任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兼政务厅长等职。1925年辞职回家，从此脱离政界，在家读书，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著有《贵州民党痛史》等书。1936年1月，作为民主人士参加红军川黔滇川黔根据地建设，任组成“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同年随红军由毕节出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经云南时，曾写信给旧交故友龙云、孙元渡、鲁道元等，争取滇军中立，以使红军能顺利进入四川。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高级参议。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不适宜在陕北生活，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八路军高参身份，带着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返贵州工作。贵州解放后，周素园任毕节县和毕节专区支前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等职。1958年2月1日因病逝世。
[4] 又称耶稣会，天主教教派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依爵为抵制16世纪欧洲兴起的宗教改革而建立，曾一度因遭取缔而转入地下，并转入亚、非、美等洲活动。方会的会士在西方声名狼藉，是阴险、伪善者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