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警察
作者：奥布莱恩
《第三个警察》写于1939至1940年间，直到1967年作者去世一年后才得以出版，是一部关于时间与空间、死亡与存在的暗黑喜剧小说，是一场融合卡夫卡式梦魇和爱丽丝式奇境的夺命之旅。叙述者“我”自十六岁时起便沉迷于对科学怪才德塞尔比的研究，及至而立之年完成鸿篇论著，却苦于无钱出版。“我”受了朋友怂恿，与他合谋杀害了一个有钱的老头儿，到手的钱匣却被他自个儿藏了起来。三年之后终于获知其藏匿之地，然而，寻匣之旅不期然地成了天方夜谭般的荒诞奇遇：虽死犹生地出现在“我”眼前的受害者的“鬼魂”，内心深处开始同“我”对话的“我”自己的灵魂，一个没有宽度、没有厚度的诡异警局，一个笃信“原子论”的警长和他关于“自行车人”的奇谈，以及在位于隔墙里的袖珍警局办公，与被杀害的老头儿有着一模一样面孔的第三个警察……孰真孰假，孰是孰非，作者把关子卖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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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唐文
《先唐文》是清人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一集，1卷，是一部先唐文章总集。其对于研究先唐一代的历史、文化、文学的重要价值，已为学界广泛肯定。
武林藏书录
藏书史著作。丁申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1)丁氏嘉惠堂自刻本，1957年12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丁氏原刻本排印。武林为杭州别称，起于宋代。丁申(?—1880)，字竹舟，浙江杭州人，与其弟丁丙有“双丁”之名。咸同间，“双丁”见文澜阁《四库全书》零落满地，深夜潜身诣阁，从灰焚中尽力抢救，并出资补钞，文澜阁书得以恢复原貌。家有八千卷楼，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又于乡贤著作悉心搜求，合编《国朝杭郡诗三辑》100卷，为杭郡一大地方文献。本书共3卷，卷首、卷末各1卷。卷首记文澜阁始末，卷上为杭州宋至清代官家藏书、刻书、采书及地方进书概况，并载当地藏置的版刻目录。卷中、卷下列杭州历代藏书故实，起于三国时吴国范平，止于清代朱学勤，共68家。卷末载侨居杭州的藏书家周密、鲍廷博等6家，并附释道经版，上乘院、灵隐经藏、吴山火德庙道藏4条。杭州自宋代已为文化中心，至清代藏书、刻书风气更盛。本书保存了杭州地区文献史料，对研究目录、版本及文化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大林和小林
现代长篇童话·张天翼著。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10月初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7月初版时,改书名为《好兄弟》,列入“少年读物丛刊”;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11月出版修订本,再改书名为《大林和小林》。作品描写了兄弟两人从不同思想出发,走了不同的道路,落得不同的结果。生于穷苦农民家庭的大林和小林,在父母死后出门求生。大林一心想“当个有钱人”,“吃得好,穿得又好,又不用做事情”;小林却认为“一个人总得干活”。途中遇见妖怪,为了脱险,他们分头逃跑。小林落到坏蛋手里,经历了种种磨难,终于战胜了坏蛋与吃人的“四四格”,当上了火车司机。他始终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为追求自由幸福而勇敢、坚强地斗争着。大林则遇见兔绅士。兔绅士满足了大林的企求,让他当了大富翁“叭哈先生”的养子。大林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变成了肥胖的寄生虫,最终因贪婪而饿死在富翁岛上。作者以他独特的夸张手法描绘了一个奇幻却又非常现实的童话世界,日本学者伊藤敬一指出:“(周作人的)‘以现实的事物为素材,而整个气氛却是非现实的’这一要求,在中国的童话史上”,“正是由《大林和小林》才开始实现的”。(《张天翼的小说和童话》)。
侠丐木尊者
开封古称汴京，五代、赵宋均曾建都。城北有北宋故宫遗址，居民叫做龙亭，楼阁矗立，下接长堤。堤左右各有一片湖水，俗称潘、杨二湖，昔年水面甚宽。每值端午，必赛龙舟，到日倾城往观，车马云集，为每年一大盛举。承头的人，大都是些喜事土豪富绅以及地方上以豪侠著称的有名人物。开封地势低洼，形如锅底，附近黄河只一决口，便被淹没。近河人民本极迷信龙神，稍微见到异样一点的小蛇，如额有朱点字纹之类，便疑龙神化身，宁受毒噬，不敢伤害，还须花红香烛，盛仪恭送入河。吃河饭的忌讳尤多，简直无可理喻。
北大历史讲座
北京大学为中国之百年名校，师资雄厚，为高等学府。《北大历史讲座》一书收录著名的国学大师胡适、傅斯年、张荫麟、梁启超、吕思勉、孟森、缪凤林、雷海宗、岑仲勉，站在新的高度，用理性的观点阐述历史，如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宋、明清、中国近代史，抓住中国历史转折的拐点，入木三分、浅显易懂的文笔让后人清晰地了解千百年前发生的真实事件。《北大历史讲座》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讲述史事的形式，运用富有思辨性的语言，用全新的视野和历史的眼光，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等多个角度，全方位深入探索中国兴衰的成败得失，既吸取了从前的经验，又为将来指明了方向，敲响了警钟，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阅读和细品。
原强
中国严复著。原发表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津《直报》。系甲午战争后,作者主张自强变法一系列论文中之最重要者。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进化论观点和积极提倡西学思想。阐明国家强弱存亡之大要在民力的强弱、民智的高下和民德的好坏,并据此考察当时中国所处的时势,尖锐指出:中国“民力已苶(nie)、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认为救此危亡,“要政”在效法西方国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改革旧制,更革人心风俗,而其根本则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就是增强人民的体力,禁止吸食鸦片,革除女子缠足的陋俗;开民智,就是设学堂,讲西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新民德,就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强调变法乃“最亟而不可稍或辽缓者”。自强保种又“必朝廷除旧布新”。同时提出自上而下实行改良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作者在该文收入《侯官严氏丛刻》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增添了将近一半文字,主要是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具体的阐述。现收入《严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