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灾难
在孔子时代之前后，古代中国政治分权化的进程已经臻至顶点。天下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混乱局面，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了进行补救和纠正的必要性，而事实上，就有许多人试图利用不同的方法从事重新统一中国的事业。孔子希望出现一个由受过教育启蒙的人们志愿组成的联盟。他的理想酷似现代民主的理想，但是，因为教育还不普及，而且他在当时也设计不出把民主政治付诸实施的机制，所以，这个希望也就未能实现。而墨子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更无济于事。
可是，有另外一些人提出了更为实际一些的计划，他们就是著名的法家人物。之所以称之为法家，是因为他们强调了法律在治世中的作用。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称呼可能是把他们称为极权主义者，因为他们倡导最强有力的集权管理，并希望使个人完全从属于国家。
被称作法家的思想家们实际上并未组成一个学派，相反，他们也相互批评，在一次有名的场合，他们甚至相互消灭。 [207] 某些被认为是法家的书籍在成书日期和作者归属上都是可疑的，并且内容也很驳杂，以至于在这些著作的不同部分中包含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甚至有儒家的）。从这些书中挑选出各种材料，就可能得到不同的法家思想。在此，我们首要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法家思想，它在公元前3世纪逐渐体现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它的这个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将把以法家哲学家韩非子名字命名的那部书的真实部分（就它们能被确定的而言）作为我们主要的材料依据。 [208] 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帝国的建立者及其主要法家谋士都深受韩非子思想的影响。
法家思想确实有一些基本的主旨和动机。法家思想家们声称，他们为产生一种有益于人民的政治秩序和一个有纪律的社会而忧心忡忡。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的此类动机无疑是相当真诚的。在位的君主被以下事实所吸引：法家思想给他们提供了进行绝对的专制控制的理由和方法。在法家思想中，道家的思想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可能是法家人物中最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子就经常引述老子的话，而《史记》则认为，韩非子的思想是立足于道家思想的。 [209] 道家和法家思想都是儒学的大敌。我们已经看到，尽管道家思想从逻辑上讲应该拥护无政府主义，但事实上它却在放纵统治者。根据道家思想，只要君主是个道家式的圣人，就可以发挥肆无忌惮的暴君式的上帝的作用。道家思想中的一些狂热而神秘的文词暗含的正是这种极权主义倾向（这也可以在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见到）。法家人物在道家的此类主张中找到了那种他们翘首以待的语言。在后来中国人的“皇帝”的概念中，就认为皇帝是握有令人敬畏的权力的神秘圣人，并占据着“龙”位等，这些观念并非来源于儒学，而是来自经由法家传递的道家思想。
进而言之，道家和法家思想的联姻与人们长期以来寻求以简易之道行事的倾向是一致的。法家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极其讲求实际和现实主义的，但法家人物并不是不喜欢把他们的原则呈现为形而上学的权威并使它们具有近乎魔力般的效应。中国历史上最堪称为法家人物的秦始皇，就埋头于道家的迷信和魔法之中。 [210] 这种人不可能不被法家的主张所吸引，因为法家宣称，君主一旦使用了他们的方法，就可以“躺在床上，听着丝竹之乐，而帝国却治理得很好”。 [211]
人们普遍认为，公元前3世纪的儒家是有着复兴古道之愿望的思想派别，而儒家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自己也这样认为。相反，自称为果敢的创制者的法家却具有新时代的新措施。 [212] 这种观点部分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家的许多措施的确是新颖的。它们的某些经济政策，诸如允许买卖土地等，倾向于给予平民个人较大的行动自由。 [213] 不过，关于平民个人总体上的自由，法家的态度明显是反动保守的。正是儒者才是个人新自由的卫士，而这种自由在封建主义臻至顶峰时根本不为人们所知晓。另一方面，法家则认为，儒家倡导的这种自由是具有政治颠覆性的。韩非子非常清楚地表示，他反对持有这种自由观的学者。韩非子特别提到了儒者，他认为，儒者“通过修养仁义而得到信任，并得到了政治地位；他们通过修养文学知识而成为著名的教师，因为具有威望而受到提拔；可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成就。但结果却是，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长处却得到了官职，没有贵族爵位却得到了提拔；政府遵循这种政策治国的时候，国家一定会陷入混乱，而国君也就处在危险之中了”。 [214]
法家希望取消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因为在这种封建制下不可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不过，法家人物为君主们寻求的这种极权主义者的权力事实上最近似于封建诸侯使用在他们的无依无靠的和愚昧无知的农奴头上的权力。因此，像道家人物一样，法家人物也希望“削弱人民”，并使他们保持在一种简朴的愚昧无知的状态中。 [215] 从这一点上来看，当《老子》讲“人民难于治理的原因是他们知道得太多”时，它的判断是实事求是的。 [216]
但是，对于当时的思想启蒙（道家和法家将此相当正确地归罪于儒者）的毒害却使得中国较文明的地区被完全彻底地摧毁了。然而，尽管法家竭尽全力，日历并不能永远地倒着翻下去。约略地看一下历史就可发现，极权主义很难有真正的光芒四射，除非人民会长期地对无情的纪律和暴虐的统治俯首贴耳。所以，法家思想未能在中国最有文化素养的地区（这里已有了新自由思想的发展）兴盛起来，这并非出自偶然。三位最著名的法家人物中，韩非子的出生地虽然是中原地区的韩国，但韩国却位于孔子学说的作用范围以外的西方，而商鞅的许多思想据说也是得自于这样的中原国家。 [217] 第三位法家人物李斯的出生地则是在部分地仍处于野蛮状态的楚国。但是，只有在边远的西部国家秦国，他们的学说才完全被赏识和实施。
因秦始皇的“焚书”而丧失的文献数目可能被夸大了， [238] 但是，在秦王朝的统治下，当政者对儒学的迫害很可能把儒学的影响力增强为一场运动，而不是相反。然而，法家对儒学的真正伤害并不是进行镇压，而是对它的曲解和滥用。人们已经认识到，就其性质而言，在汉代权威的儒家正统学说中，法家思想的分量并不少。其实，荀子就已经在主张政治独裁主义，赞成以惩罚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这种思想显然是倾向于法家思想的。这就说明，法家思想长期以来就不断地渗透进儒学之中了。
不过，这种思想渗透的进程并非一边倒的。在《韩非子》中，有些与法家哲学相反的章节可能是儒生加入的。 [239] 但是，法家人物也玩这种游戏，并且是颇有技巧的。尽管孔子在《韩非子》中不断受到批评，但在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中也出现了后来的法家式的孔子，而且，一位孔子弟子的讲话也很像法家人物的口吻。 [240] 尽管这些故事中至少有一个明显是虚构的， [241] 但它们却还是使许多儒生深信不疑。在一个故事里，讲述法家观点的孔子出任了卫国之相，这无疑使得儒生们对这种故事更是割舍不得了。 [242]
可是，法家的真正成功是他们思想中的渣滓进入了儒家文献的中心地带。不过，这些内容到底是法家插入的东西，还是儒生中的法家倾向的表现，人们还难以确定。例如，《尚书》中的一部分篇章是后来编辑的，并且包含了某些相当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资料。 [243] 然而，对于法家人物的这方面的言行（包括就地处死一个敌人）的唯一解释就是，他们想要彻底歪曲对方的思想。比如，他们让孔子被认为是《荀子》后几篇中的一篇的作者， [244] 这毫无疑问是一位法家人物窜改了《荀子》原书。法家的伎俩是大家所熟悉的，即孔子在此被荣冠以鲁国“司寇”的头衔。
学者们早已认识到了这种伪造，但是，某些法家式的侵入并不明显。《礼记》（我们将在后面作详细讨论）中有一篇题为“中庸”的文献。尽管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此篇至少有一部分是后来集成的， [245] 但它还是享受了最大的声誉，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因为正是在宋代，它被当成是“四书”之一，而“四书”则是近代儒家正统思想的特别圣经。《中庸》所云“夫子”指的是孔子，书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夫子说：“如果一个无知的人喜欢运用他自己的判断，如果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愿意自作主张，如果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要回到古人的道路上去，那么，灾难肯定会降临到这种人的头上。只有天子才有资格评判礼仪，制定标准，并创制文字。在今天的帝国里，所有的车都使用有同样间隔距离的轮子，书籍都用统一的字体书写，而行为也都遵守统一的规范。” [246]
这显然是把秦代的法家思想塞进了孔子口中，并出现在最神圣的儒家经典之中。其中最后一句的用词是用来描述秦始皇的标准化措施的，这种句子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中国之前几乎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247] 而孔子也从来没有做出过“只有天子才有资格评断礼仪”之类的断言的。事实上，孔子根本没有正面谈到过当时还在世的帝王。相反，孔子深知，在任何文化问题上，所有的世袭贵族都需要别人的指导，这是他们的可悲之处。只有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拥有政治权力的统治者才被认为是所有东西的裁决者。同样，对“没有社会地位而愿意自作主张”的人的谴责也是纯法家的。孔子说过，他自己年轻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贱，“吾少也贱”），然而，他拒绝使他的意志或他弟子的意志屈从于任何一个君主。而那种认为孔子不赞成“回到古人道路上”的人，确切来讲正是被韩非子和李斯反复谴责的那样去做的儒生。 [248]
《孔子家语》也认为孔子讲了与《礼记》同样的话；所有方面都差不多，除了以下一句，即孔子被引述为赞扬了这样的人：“生活在今天，却把他们的心思放在古道上。” [249] 到了这个地步，问题是如此地复杂，以至于没有人能说清楚孔子在此类问题上到底说过些什么，或者没说过什么。法家的影响甚至反映在《论语》中的孔子所作的一些表述之中。
《论语·季氏十六》说：“夫子说：‘大道在帝国流行的时候，礼、乐和征伐就由天子来主持；而当帝国缺乏大道时，这些事情就由诸侯来组织。这种情况发生时，在十代之内，这样的诸侯们很少有不失去他们的国家的。如果这些事情是由诸侯的大夫组织的，在五代之内，这样的大夫很少有不失去他们的权力的。当大夫的家臣掌握了一国的权力时，他们通常在三代之内就要垮台。大道在帝国之内流行时，政府就不会掌握在大夫手中；大道在帝国之内流行时，普通人民就不会议论公共事务。’” [250]
尽管这一章所强调的封建等级制度不是法家的特性，不过，法家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在这段讲话中，再次出现了这样的极权君主，他的政治权力使他成为“礼、乐”和所有其他事物的裁决者。所有的权力和文制上的创新都以他为中心，并根据等级制度传给他的属下。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学识的和有德行的大臣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在这样的章节却识别不出来。在《论语》的其他地方，孔子倡导教民以大道，而在这一章，民众甚至不谈论国家事务。 [251]
这一章的语言以某种方式露出了真相，证明它无疑是后来增补进《论语》的。 [252] 然而，在当今，即使是一些具有鉴赏力的学者也认为，这一章在确定孔子思想的具体方向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章还要对以下这些思想负主要责任，这就是有些人所认为的：孔子在尽力复兴周天子的权力，他也赞赏帝国的独裁主义，他本人更是封建主义的卫士。 [253]
《论语》的另一章显然也是后加的，这就是《子路十三》讲述“正名”的那一章，在其中，孔子被认为是讲述了“正名”的学说，并着重强调了政府要使用刑罚。不用说，这一章不是法家人物所写，就是受到了法家思想的明显影响。 [254] 对于《季氏十六》“生而知之”章来说，这种论断也可能是真实的。孔子在这一章被认为是这样说的：“生来就有知识的那些人是最高层次的；通过学习而求得知识的人居其次。” [255] 这一章显然是在宣传这样一种思想：圣人们（包括孔子在内）生来就魔法般地具备了一切知识。这与孔子自己所强调的依靠经验、反思和不懈地学习而求得知识的主张是非常不同的。可是，法家人物瞧不起学习，并表示不信任这样的人，他们唯一有资格受人尊敬的就是他们的学识。韩非子写道：“一个人有没有才智，依靠的是他的本性。……智慧并不是某种靠向他人学习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256] 这与上述《论语》讲述“生知”的那一章极其相似，而《论语》这一章可能就是在法家的影响下写成的。不过，《论语》此章在儒学内部成功地树立了圣人生来无所不知的观念，这个观念完全摧毁了孔子自己的知识论基础。 [257]
至于法家学说以其整体的严密性渗透进儒学的日期，这是我们不可能确定的。但是，这种渗透显然一直持续到了汉代。不过，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到了法家完成了他们的破坏工作之时，孔子思想的真实性质已经是彻底地晦暗不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