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生平纪事
孔子的先祖是谁，我们无法确知。《左传》的确有过孔子的详细家族世系，但这并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记载。在论及孔子的先人时，这本书的细节未免太多了，以至于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因为比《左传》更早的著作并未提及类似的细节。《左传》的这项记载中的其他地方也很值得怀疑，特别是认为孔子是商朝天子之直系后代的说法。 [1]
孔子出生在鄹地，这是鲁国的一个城邑，位于现今山东省曲阜西南部附近。传统上认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至少很接近事实。 [2] 没有一部早期著作提到他父母的名字。 [3] 这种情况支持了传统的说法：他很早就成了孤儿。对于他自己的家庭，我们知道的是，他有一位兄长和一个侄女，而他本人则是一子一女的父亲。 [4] 孔子在世之时，他的儿子（孔鲤）就去世了。至于他的妻子，我们却无从知晓。以上所述就是早期文献的记载。然而，后来的传统说法却为这位圣人附加上了君子所有的必备物，甚至包括休妻。 [5]
要确定孔氏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相当困难的。 [6] 孔子自谓“少也贱”，年少时地位卑贱。 [7] 这就说明，他显然也没有可观的财产。 [8] ——从《左传》上看，孔子是鲁国唯一的孔姓著名人士，尽管这个姓氏在其他几个国家大名鼎鼎，其中一个国家是宋国。传统说法认为，孔子的先人早在他之前三代就从宋国迁出。可是，这种说法是相当靠不住的。然而，孔子的祖先极有可能是贵族，但也只是低级贵族。那时的中国，从贵族降为“贫民”是瞬间之事，大世家的后代很可能就在耕种田地。 [9] 这并不是说孔子是农夫。他受过教育，还有闲暇追求诸如射箭和音乐之类的消遣，这就最好地解释了传统说法，即尽管年轻的孔子身处穷困之中，但却具有贵族的血统。
至于孔子受教育的过程，史料记载留给我们的几乎是一片漆黑。孔子弟子子贡说，他的先生“无常师”， [10] 意思是说，孔子没有固定不变的老师，但这并不一定说孔子是无师自通。孔子年轻时曾是从事文书杂务的低级官员，并且很可能因此而受到过正规的基础教育。孟子说：“孔子曾做过仓库管理员，他说：‘我的账目肯定是清楚无误的。’他也曾负责饲养牲畜，他又说：‘我的责任就是使牛羊肥壮。’” [11]
尽管孔子从不有意掩饰他卑贱的过去，但长大后还是觉得有些羞愧。 [12] 然而，没有这些早期的生活起伏，他就不可能成为那么伟大的人物。实际上，这些经历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的文化史。早年的奋争使孔子接触到了普通大众，并对他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从未从孔子身上消失，并从一开始就使儒学蕴染上了这种色彩。正是普通人的处境使孔子拿定主意：就他所能做到的，要使每个有才能的年轻人都能获得有所作为的机会，而不要在意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多么卑贱。当孔子后来宣布在他的课堂上从不拒绝任何一个有大志的学生（无论他多穷），并断言每个青年都应该受到尊重，直到他们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时候， [13] 他便是既讲述了一位伟人的高尚原则，也（无疑是不自觉地）证明了他自己年轻时的奋斗目标是正确的。
孔子胸有雄心大志。因为他没有继承到有影响的社会地位，所以，他只得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适合于从事任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事情。在当时，最有指望的前途之一是政治阴谋，但是，孔子既无此能力，又无此天赋。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孔子也从来没有屈从于任何政治阴谋，孔子也不赞成为战争而战争。这就剩下了多种正统的出人头地渠道中的唯一路径，即设法赢得某位国君的欢心。但不幸的是，孔子对此更是一窍不通。
孔子从来就不会阿谀奉承。相反，当孔子的一些朋友颇费周折地使一位实权人物对孔子产生了好感，并撮合成双方的一次会面时，孔子却抓紧这种天赐良机去指出那个有希望成为他的政治赞助人的错误和克服错误的办法。这种做法是否有助于政府的道德进步并不好说，但它对孔子的政治事业却是无益的。进而言之，孔子并不擅长与“识时务”的人谈话。他不关心，也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愤懑之中的刺耳之言。不过，孔子的一些弟子可比他强，比如说像子贡这样口才非凡的弟子就被当权者所欣赏，并且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这是毫不奇怪的。孔子经常责备辩才，以至于我们不能肯定但却怀疑他是否无意中羡慕那些拥有这种才能的人。 [14]
我们只有他们会谈的只言片语。叶公问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的回答是，一个真正良好的政府要关心它的臣民，以至于不仅让他们感到愉悦，还要让别国之民也希望受其管辖。 [126] 假如我们相信《左传》，孔子的这种说法与叶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也讨论了伦理问题，即一个人是先忠于家庭还是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所长期争论的难题。叶公主张先国家，孔子主张先家庭，而两位可敬的君子最终接受了这种不一致。 [127] 确实，叶公拿这位流浪哲学家和自命的政治家没法子。叶公问子路，他的老师是哪种类型的人，子路不知如何作答。子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他是这样一种人：那么倾心于启发那些渴望知识的人，以至于忘记了吃饭；那么陶醉于他的所作所为，以至于忘掉了忧愁；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老年已经悄然而至了。’” [128]
孔子日渐衰老，但他并没有中止他的政治求索，也没有返回鲁国。很可能就在此时，孔子又一次受到了他最想得到的东西——官职——的诱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又是个复杂的问题。这次的邀请来自晋国的一个城邑。晋国曾一度控制了大半个中原地区，但眼下却被内战所分裂。战斗的双方是这个国家的两个大家族，而晋公则成了他们的傀儡。总的情势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先是一个家族，后来又是另一个家族，当他们控制了晋公之后，就以晋公的名义颁布命令。 [129] 其中一个家族中的一个下级官员（佛肸）控制了一座城邑（中牟），邀请孔子来加入。与上次对待公山弗扰的邀请一样，孔子倾向于动身而去。可是，就在此时，另一个家族控制了晋公，这个下级官员便策略性地发动了叛乱。 [130]
在此类问题上一向明察秋毫的子路马上指出了这一点，坚持认为孔子不该与叛乱者联合，因为这样做一定会败坏自己的名声，损害自己的原则，而孔子对此的答复则标志着他长期周游求仕的悲怆经历已经臻致顶点。孔子说：“有时，你说的可能没错。但是，不也有这种说法吗？有些东西‘是那样的坚硬以至于不能被磨损’，并且‘又是那样的洁白而不能被染色’。我难道是个瓢葫芦吗？只能悬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吗？” [131] 孔子正在变得实在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了，因为对于他的政治追求，这个世界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可是，到了最后孔子还是没有去晋国。 [132]
这场经历颇为类似于前文描述过的事件，即《论语·阳货十七》中提到的公山弗扰对孔子的邀请。只是在这两个关头，《论语》才认为有人给孔子提供了一个政治实权的职位。但是，在这两次事件中，提供职位者都是仅仅控制着小城邑的下级官员，而对于每一次的邀请，孔子都强烈地倾向于接受。这个事实说明，孔子是如何地不被他的时代所认可，并证明了后来说他当上高官的那些故事的荒谬性。毫不奇怪，一些儒家学者珍惜他们的孔子的尊严，认为有义务证明《论语》这些章节的虚构性，并且有时重复了一些非常可疑的主张来实现这一目的。 [133]
我们不知道孔子在陈国待了多久，有关这几年的情况我们只知其大概，而且比通常的材料更少。当我们在公元前484年再次得知孔子的行踪时，他又返回了卫国。
此时的卫国正处在最不幸的状况中，这个国家正由一伙针锋相对（有时是兵戎相向）的君主和大臣把持着。即使在那样的一个恣意妄为的年代里，这些君臣中的一些人的表现也是令人瞠目的。我们说过，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被指责有乱伦行为，所以，她是那样的声名狼藉，以至于仅仅因为孔子会见了她一次就使子路大为烦恼。南子的儿子蒯聩是合法的继承人（大子），据说他因为羞于母亲（继母）之所为，就策划杀掉她。且不论在此情形下弑母是否正当，但无论如何大子的行为也并不是可钦可佩的。他不是亲自动手，而是命令一个家臣去干，但此人在最后一刻精神崩溃，未能下手。南子看出了杀气，啼呼着奔向卫灵公。尽管大子把弑母的行动归罪于这个家臣，但是他和他的追随者还是不得不逃离卫国。 [134] 结果是，当卫灵公在公元前493年死后，大子蒯聩逃亡到晋国，他的儿子（辄）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卫出公。而在晋国，几个大家族正在相互争斗，其中一个贵族世家（赵氏）支持蒯聩返国继位，就用武力帮他占据了卫国的一座邑城。 [135]
这样，当孔子再次访问卫国时，卫国的情形是，儿子（卫出公）在都城的宫殿之内做国君，父亲则以武力据守着一座边远城邑，伺机夺取君位，形成父子争国的局面。而在国中，实权并未掌握在卫出公那里，而是掌握在一个叫作孔圉（孔文子）的大臣手中。 [136]
孟子后来说，孔子此次在卫国时得到了卫出公提供的经济资助， [137] 但没有证据说明孔子曾拜见过卫出公，这可能是因为卫出公年龄太小了。 [138] 可是，孔子受到了孔文子（孔圉）的尊敬和遵从（孔文子尽管与孔子同姓，但没有根据证明他们之间有亲属关系）。
我们对孔文子知之甚少，但却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他绝非圣贤。为此，一些中国学者颇为孔子与他交往的事实所困扰。可是，他们在此却误解了孔子。孔子希望只与那些跟他的行动和理想相一致的人来往，他当然也非常盼望这样的人能够占据有权力的位置。但事实上他们与孔子一样，也得不到实权。这样一来，既然孔子希望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他就得做出选择，只好与那些还达不到他的标准的人来往，并努力调节他们的行为。这并非意味着孔子最终放弃了原则，不加区别地与人交往，而是他遵循了常识，采用了常规的为人之道。孔子的弟子们（像孩子指责家长的行为一样）期望他坚定不移地遵守原则。对此，在某个场合，孔子告诉弟子们：“当我与人交谈时，我不应该对他们可能犯过的错误负责，为什么要对人家那么苛刻呢？……我不能因此而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负责。” [139]
在此时的卫国，我们不能确定孔子是真的得到了官位呢，还是仅仅作了孔文子的重要宾客。可是，我们很清楚孔子为什么要待在那里。此时，孔文子是卫国的实际统治者，孔子要想影响政府的行为，一定得通过他。而且，孔文子也在寻求孔子的指点，有些场合甚至是依之而行。总的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当政者。最后，无论他有什么样的短处，孔文子的确是个诚恳的知识追求者。孔子说他是：“勤奋而好学，不羞于向比他地位低的人请教。” [140]
尽管他有长处，孔子对他的一些出格行为也有一定的耐性，但是孔文子对这种耐性的试验却有些过分。孔文子娶了卫灵公的女儿，并认为这么高的联姻可以巩固他的权力，以至于强迫卫国的另一位贵族（大叔疾）与其妻妾分手，转而迎娶孔文子的一个女儿。当这个贵族继续与前妾寻欢时，孔文子就想带兵去攻击他，并问孔子怎么去做。孔子憎恶整个事情，告诉孔文子取消这个计划。虽然孔文子照孔子的劝告做了，但孔子还是命令弟子们准备马车，意思是要离开卫国。 [141] 于是，孔文子立刻向孔子道歉，而孔子也打算重新考虑。但在此节骨眼儿上，鲁国派来了使者，邀请孔子返回家乡。 [142]
孔子虽然不在鲁国，可是一些留在鲁国的孔子弟子却很忙碌。早在公元前495年，子贡就出席了一次外交盟会。公元前488年，在举行另一次盟会时，吴国的一位权臣召唤季康子（鲁国的实际统治者）出席，季康子不敢去，就让子贡代替。在此次盟会上，子贡以一番雄辩化解了麻烦，没有因为季康子托故不来而在当时跟吴国闹翻。此后，子贡不断地表现出自己的外交才能，证明了自己在鲁国政坛上是有用武之地的。 [143]
直到公元前484年，我们才看到有关冉求政治事业的消息，但那时他已经得到季氏宰这个发号施令的位置了。那一年，齐国的一支军队入侵鲁国，冉求筹划了抵御方略，并促使三家的首脑加入行动。冉求自己率领“左军”，樊迟（后来也成为孔子弟子）做他的副手。在这一仗中，参战的一支鲁国军队（右军）被击溃，但冉求却很有效地指挥了他属下的军队，致使侵略者不得不撤退。 [144]
也正是在同一年，孔子接受了鲁国当政者的邀请，回到了鲁国。很可能是冉求获得的威望促成了此事。他们年迈的老师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某种东西，到现在已在外面流浪了十多年，留在鲁国的弟子一定非常希望他回来。他们确实对他感情深厚，而孔子在周游中的遭遇对他们心灵的平静或对他们的作为门徒的自尊也没有什么益处。《左传》告诉我们，“鲁国的使者带着礼物来卫国请他回去”。 [145] 通常是请某人担任官职时才送上这样的礼物，可能孔子是被邀恢复他（几乎是了无意义）的原职。这时，孔子并没有幻想鲁国的当政者会给他实权，但是他毕竟对其他所有地方也都失望了。孔子当时是67岁，而在鲁国至少还有他的朋友和弟子在等着他。于是，孔子回去了。
有一种说法是，把孔子（表面上一事无成）周游列国比作那位枪挑风车的受人欢迎的拉曼查（La Mancha）骑士的四处周游。但是，如果加以认真思考，其间却有根本的不同。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过去的回声，他模仿的是奄奄一息的游侠骑士的冒险周游。孔子是未来的先知，他的哲学旅程虽然看上去无所成就，但却变成了接下去的几个世纪的思想和政治模式。堂·吉诃德依仗着滑稽的骑士精神的周游，敲响了他所倾心的骑士时代的丧钟；而孔子则通过在他的流浪中竭力寻求将他的学说付诸实施，保证了后来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周游者们彻底摧毁了他所憎恶的暴虐的世袭贵族制（世卿世禄）。
尽管说孔子周游列国没有取得外在的成就，然而，如果他一直待在鲁国，他就会真的成为另外一个人。不错，适合他的地方是思想的王国，并把这些思想教授给他人。也就是说，孔子不具备那种为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所必需的政治妥协的才能。但是，孔子始终在努力进行着不懈的尝试，这才是最重要的。这种不同就是以下的区别：指挥官说：“跟我上！”追随他的人说：“前进！”如果孔子待在鲁国，陶醉于一个闲职，满足于与学生漫游，那么他将只是一个布道者。而顺着他的无望的探索走下去，他却变成了一位先知。这位可敬君子的这幅图画（在某些方面仍不很完满），始于他的50多岁。他要救助世界，说服他那个时代的顽固的统治者不要压迫他们的臣民。这种行为在一些方面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那是只有伟人才会具有的意义深远的荒诞不经。
孔子被邀回鲁的事实不能被理解为季氏家族中的部分人或其首领季康子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孔子简直无法平静下来，因为这个穷奢极欲的贵族策划了一个增加其收入的计划，根据孟子所说，是要将税收提高两倍，而被征税的对象自然是他的饱受贫困之苦的臣民。《左传》说，季康子派家宰冉求去征求孔子对此计划的意见。很难理解季康子的此一举动，除非是他希望依靠孔子对此计划的承认来申斥公众对这个新的征税措施的反对，因为孔子是众所周知的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季康子可能会这么想：几年来他供给孔子以俸禄，此时正是他从孔子那里得到一些报偿的时候。可是，他得到的却是孔子的谴责。 [146]
可想而知，孔子的谴责不可能阻止这个计划的实施。季康子强力推行了新的税制，而冉求作为季氏的家宰，可以说是在为季康子聚敛财富。这就产生了早已露头的首要问题：冉求是季氏的人呢，还是孔子的人？孔子希望他的弟子们忠于他们的上司，但是孔子认为，弟子们的最高义务是服从原则。如果因为要忠实于原则而不能听从上司的命令时，他们的义务就是辞职。 [147] 可是，冉求不是那种为一些小小的顾忌就抛弃远大前程的人。以前，冉求也曾迟迟疑疑地干他的事业，但是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就使孔子忍无可忍了。孔子告诉弟子们：“他不是我的门徒。我的孩子们，敲着鼓去攻击他。我允许你们去这么做。” [148]
这是记载下来的唯一的例子——孔子明确地驱逐一位弟子，但是这种逐斥显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冉求仍旧是儒家集群中的一员，他是否真的被责罚，我们不能得知。 [149]
对于孔子暮年的活动，我们知之甚少。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无疑收集到了某些历史典籍的原稿和资料，并且可能花了一些时间整理它们。孔子有可能重新确定了一部诗歌集中的某些篇章的次序，这部诗集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诗经》。 [150] 毫无疑问，孔子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上，并且很可能就在这一时期招收了大批学生。通过从政弟子，孔子对鲁国的政治事务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当卫出公不得不逃亡到鲁国时，冉求和子贡来见孔子，商议如何对待这位国君。 [151] 孔子还保持着礼节性的社交关系，至少与季孙是如此。 [152] 然而，对于孔子力图以个人身份介入政府决策行为的事情，我们只知道一例，这就是在齐简公被谋杀的事件上。
早在两个多世纪之前，陈国君主的一个儿子从陈国逃到了齐国。齐国君主友好地收留了他，还让他担任齐国的官职，而他则在齐国建立起了众所周知的以他的祖国命名的陈氏家族。陈家在齐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连续几代都出现了有才能、有性格的后继者。可是，这个家族起先在齐国并不处在发号施令的地位。《左传》记载，在孔子尚处年少的时代，陈氏家族就依靠向人民的慷慨施舍而得到了公众的好感，这个家族的成员也开始涉足一些政治阴谋。他们利用欺诈、背信和暴力等手段清除掉了一个又一个妨碍他们控制齐国政治的更有势力的家族。公元前489年，陈氏家族深深地卷入对一位齐公（他还是个孩子）进行谋杀的事件中，取而代之的是陈氏扶立的齐悼公。因为齐悼公并没有陈氏所希望的那样驯服，于是4年之后齐悼公也被神秘地谋杀了（史书上没有说出凶手）。齐悼公的儿子是齐简公。齐简公的支持者计划把陈氏驱逐出齐国。但在公元前481年，陈氏抢先发动叛乱，杀死了齐简公。 [153]
在此关头，孔子提议要对齐国政治加以干涉。齐国是鲁国的北邻大国，许多年来，鲁国一直保持着较小国家的屈从状态，并不断与齐国发生战争。由于齐国被粗暴和肆无忌惮的陈氏家族所控制，所以孔子认为陈氏既得不到齐国人民的支持，也得不到鲁国的帮助。
孔子听到陈氏家族发动叛乱并谋杀了齐简公的消息后，先是沐浴更衣（以与提出庄重的建议相称），然后去晋见鲁哀公，建议讨伐齐国。鲁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弄得衰弱不堪已经很久了。如果我们企图进行这样的讨伐，会有什么收获呢？”孔子答道：“陈恒（陈氏的首领）谋杀了他们的君主，齐国有一半的人民会反对他。如果再加上鲁国的军队，我们就能获胜。”鲁哀公接着说：“把这个提议告知‘三家’吧。”孔子果然去通告了，但“三家”不愿意采取行动。 [154]
死亡的钟声在孔门响起了。孔子的儿子孔鲤（缺乏突出的才能，也使孔子很失望）在孔子晚年去世。 [155] 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是他的心爱弟子颜回的亡故。 [156] 公元前481年，社会地位最高的弟子司马牛也死于悲惨境地。 [157] 公元前480年，人们看到了勇猛无畏的子路的结局。在卫国的一次叛乱中，子路死于全力营救他的主人。如孔子所预言，子路恰恰是死于非命的。 [158]
这些损失一定被全部告知孔子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孔子肯定认为他的收获甚微。在改进鲁国政治现状方面他几乎无所建树，他也从未如他所愿地取得控制一国的成就。他最好的弟子去世了，在世的弟子并没有异乎寻常的前程。他既无望他的诸多思想观念能被实实在在地传给后人，也无望这些思想在现实中能得到有力的推进。没有人怀疑孔子对子贡所说的：“哎嘿，没有人能理解我呀！” [159]
然而，除了这些罕见的沮丧之外，孔子没有别的什么抱怨，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沉溺于那种最廉价的和最普遍的享受——自怜之中。对于他这样有抱负和洞识的人来讲，失败当然是一剂苦药，但是他所缺乏的只是些外在的东西，诽谤是附加的一种考验。《论语》说，有权势的叔氏不断地诽谤孔子； [160] 孟子则说，孔子“受到众多小人的骚扰”。 [161] 在当时，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并未显示出，总有一天，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傲慢的统治者的名字会被忘掉，而孔子的名字却会被传颂到世界末日。当然，那时的孔子无此梦想，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悲哀。
孔子逝世时的情形并没有可信的记载， [162] 可我们知道他是如何面对死亡的。根据记载，孔子多次得过几乎致命的疾病。在其中一次的病重期间，善意的子路悲叹孔子从未做过高官，就让弟子们装扮一番，如同家臣照料一位达官显贵一样。当孔子再次清醒过来并看到了给他上演的这场闹剧时，他便斥责子路说：“我没有家臣，你们却找借口做家臣，你们想让我欺骗谁呢？我将欺骗上天吗？而且，我死在像你们这样的朋友手中，难道比死在家臣手中更糟吗？” [163]
另外有一次，子路要求孔子允许为他向神灵祈祷，孔子问道：“有这回事吗？”子路向他保证这是习俗，但孔子只是笑笑说：“这样的祈祷我已经做了好久了。” [164]
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孟子明言，弟子们在孔子墓旁守丧三年，而子贡又多待了三年。 [165] 尽管孟子没有详述三年守丧的是哪些弟子，但从上下文来看，他可能是指当时在门下的所有重要弟子。乍听起来，这好像是被后代人附加在孔子传记中的一个“奇迹”。在西方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些弟子中，有的很年轻，有的正值壮年，有的事业刚有开端，还有一些人的事业正在高峰，他们要花掉生命中三年的时间，几乎无所事事地服侍于孔子墓地。这实际上将是“活着的祭品”。为了谁呢？不是双亲，不是君主，甚至不是一个世俗身份很高的人，而只是为了一个卓尔独行之人——他从未升至高位，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成就，那只是他们多年来的老师。
那么说，我们能相信这样的故事吗？这时候，我们记起了这样的事实：《左传》记载，在孔子死后，孔子弟子突然烟消云散了好多年。（只有意味深长的例外，即脱离孔门的弟子子羔还时常出现） [166] 我们看到了弟子们如何崇敬孔子，以至于子贡把孔子比作日月。 [167] 而有若则说：“自从人类出现到现在，从未有过可以与夫子相提并论的人。” [168] 在我们考虑能否相信他们的时候，可以被称作奇迹的这些事件毕竟发生了。而我们也能理解，这位简朴的教师在后来是怎样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无冕之王（素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