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63]
那天有过一场森林大火：我记得长长一列游击队员从烧焦的松树林中走下来，鞋底踩的是滚烫的灰烬，入夜后树根仍旧赤热。
那次行进与其他几次我们在树林中夜间持续移防不一样。我们终于接到命令下山进城，到圣雷莫：我们知道德军正由海岸线撤离，但不知道哪些据点还在他们手上。那几天一切都在变，我们每隔一个小时接一次命令。这里我尽量只谈一脚长脓一跛一跛跟着分队走的我这个加里波第军人的回忆（当严寒使我大皮靴的皮革硬化扭曲后，我的脚就再也没好过）。德国气势已尽，这回大概八九不离十，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做过太多次梦也失望过太多次，所以宁愿静观其变。
离我们最近的战场——法国边界——没有动静，八个月来，也就是法国收复以后，西方前线隆隆炮声不断：八个月来，自由距我们仅数公里之遥，而沿海阿尔卑斯山上的游击队境况却每况愈下，固为位居前线正后方，我们这一区对德军而言有如命脉，无论如何也要维持道路的畅通无阻，所以始终没给过我们喘息的机会，我们对他们亦不假颜色。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区阵亡士兵的比例偏高。
纵然那几个星期已可嗅出春天的气息（不过那个四月极冷）和胜利在望的气氛，多少个月来盘踞生活中的那份不确定感萦绕不去。就在最后那几天德军还发动突袭造成我们的人员伤亡。几天前我巡逻的时候便差一点中了他们的埋伏。
我们分队最后一个驻扎营地，如果没记错，是在蒙塔尔托和八达路口之间。整个冬天待在意味饥饿的栗树区，而今下到橄榄区标示着新气象的来临，除了对游击队的生存是好是坏之外，我们已不懂用其他标准来思考了，好像这个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绿叶和灌木林重新覆盖山谷，表示说在敌人炮火下有了较多的掩护，像那丛榛木就救了我跟我弟弟一命，那是二十多天的事，结束奇利安纳路上的交锋后。同样地，只要我们的生命仍系于一发，去想不再有扫射、搜索、害怕被俘严刑拷打的日子何时会来全无意义。即便后来，和平来临，让头脑重新习惯用另一种方式思考也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