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种族群体
一、“种族”成员[1]
与以上分析的社会行动诸根源相比，“种族身份”是一个更有争议的根源：共同经遗传而得并且可以遗传的、实际得自共同血统的特性。当然，只有种族从主观上被认为具有共同特性时，它才会创造出一个“群体”，就是说，只有当邻里或者种族差异几可忽略不计的人们成为共同（多半是政治）行动的基础时，或者反过来说，当同一种族成员的共同经验关系到与一个明显是不同群体的成员的某种对抗时，才会出现那种情况。作为结果的这种社会行动通常都是消极的：那些明显不同的人会遭到避讳或鄙视，要么相反，会招来迷信般的敬畏。有着外在差异的人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也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都会径直遭到鄙视，或者，如果他们长期保持了强大地位，则会受到迷信般的敬重。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反应通常是排异。然而，共有这种排异的并非仅仅是具有人类学相似性的人们，排异的程度也并非决定于人类学的相关度。此外，这种排异不仅关系到遗传特性，更多的则是关系到其他可见的差异。
如果说客观的种族差异程度决定于从纯粹生理学角度确认混血繁育本身是否接近正常比率，那么衡量主观上的种族相吸或相斥程度，就要看两个群体之间是乐于还是极少发生性关系，以及双方的关系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或者不规则的。在所有具有发达的“种族”意识的群体中，有无相互通婚（connubium）就是种族引力或种族疏离的寻常结果。对不同种族群体之间性吸引和性排斥问题的认真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但是毫无疑问，种族因素——共同的血统——始终在影响着性关系和婚姻的发生方式，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然而，美国存在着数百万穆拉托人(1)，这足以清楚地驳斥种族——即使截然不同的种族——之间有着“天然”排异的假设。除了南部各州禁止种族间通婚的法律以外，两个种族之间的性关系如今已被双方所深恶痛绝，但这种发展仅仅是肇始于奴隶的解放和黑人对平等公民权的要求。因此，就白人的情况来说，这种深恶痛绝在社会上乃是取决于前面概述的社会权利和荣誉的垄断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当下又恰好与种族问题产生了联系。
通婚本身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出自恒定的性关系的子嗣可以参与父亲的政治、经济或身份群体的活动并分享利益，但这种通婚要决定于诸多环境因素。在尚未削弱的家长制权力（我们在别处已经讨论过这种权力）统治下，父亲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授予他和奴隶所生的子女平等权利。而且，对英雄抢婚的颂扬使得种族混合在统治阶层内部成了一种寻常事件。不过，随着政治、身份或其他群体的垄断主义封闭——我们现在对此已经很熟悉了——以及随着婚姻机会的垄断化，家长制的酌处权被逐渐剥夺了；这些趋势把通婚限制在特定政治、宗教、经济和身份群体内部恒定的两性结合所出的子嗣之间。这也导致了大量的近亲婚配。如果我们不仅把“同族婚配”明确看作是这样一个事实——主要是在某种联合体内共同的成员资格基础上出现的恒定的两性结合，而且把它看作一个社会行动过程，即只有同族婚配所出的子女才被认可为正式成员，那么一个群体的“同族婚配”到处都是上述那些趋势的次要产物。（“同族氏族婚配”的说法不可用，这种事情并不存在，除非我们想把娶寡嫂婚姻制(2)和让女儿拥有继承权这样的安排叫做“同族氏族婚配”，但这些都是次要现象，并且有其宗教和政治根源。）“纯粹的”人类学类型往往是这种封闭的次要结果，比如教派（印度）以及贱民，就是说，这些群体尽管在社会上受鄙视，但仍然被人要求做邻里，因为他们垄断着不可或缺的技能。
除了实际的种族亲近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也在影响着血缘关系受重视的程度。在美国，一个人的血管里哪怕混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也会遭到无条件的淘汰，但是混有大量印第安人的血液却不会有此境遇。毫无疑问，这里重要的是，黑人从审美角度看上去比印第安人更为异己，但更为重要的始终是——黑人是奴隶，因而在身份等级制中遭到淘汰。常规的通婚受到人类学差异的阻碍远不如身份差异——社会化和教养（最广义上的教育）所造成的差异——那么多。撇开极端的审美排异不谈，单纯人类学的差异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
二、对共同种族渊源的信仰：多种社会根源和理论歧义
显著的“种族”差异究竟是基于生物遗传还是基于传统，就其对人们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影响而言，这个问题通常并无重要意义。它对同族婚配夫妻群体的发展就无关宏旨，对其他形式社会交往中的相吸和相斥则更其如此，不管这种群体之间很容易在相互信任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任何友谊、社交或经济关系，还是在历经艰难并采取表明了互不信任的防范措施之后才能建立起这些关系。
最广义的社交圈子（soziale Verkehrsgemeinschaft）之所以比较容易形成，可能也像遗传性种族特征一样，与历史上偶然产生的习俗所具有的那些最为表象的特征有关。如果不从文化上作出解答，就不可能理解不同习俗的主观意义，这几乎与习俗本身的独特性一样具有决定意义。但是，正如我们就要看到的，并非所有的互斥都是由于缺少“共识性群体”。胡须、发型、服装、饮食习惯的差异，两性的劳动分工，以及所有其他可见的差异，在特定情况下都可能导致相互的排斥与蔑视，但这些差异的实际范围对于情感的作用可以说无足轻重，像希罗多德的《历史》或者近代科学出现之前旧时的人种志那样早期的旅行见闻，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不过，就其积极方面来看，这些差异可以产生人以群分的意识，它们很容易就能成为群体关系的载体，犹如从家族、邻里直到政治与宗教共同体通常都是共同习俗的载体一样。习俗上的所有差异都会在其实践者当中激发出一种特有的荣誉感和尊严意识。人们不会记得不同生活习惯最早是出于什么动机或原因，但已经形成的对比则会作为常规而经久不衰。任何群体都能以这种方式创造习俗，而且在某些极为关键的条件下还能影响到人类学类型的选择，其途径是为某些遗传特质与特性提供有利的存续和再生机会。
[1] 关于种族与文明，另见韦伯在1910年法兰克福德国社会学协会第一次会议上针对A.普勒茨（A. Ploetz）的论辩演说，载GazSS，456—462。两年后，在柏林的协会第二次会议上，继弗朗兹·奥本海默之后韦伯再次发了言，其中谈到（同上，489）：
根据种族理论你既可以证明、也不可能证明你打算证明的一切。试图不加批判地利用完全含糊其辞的种族假设绕开对古代的社会学研究，这是一种科学犯罪。这种做法当然会面临重重困难，但也决非毫无成功的希望，毕竟，我们已不再可能探明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的品质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遗传体质。最谨慎刻苦的研究、即使是在实验室里用精确实验的手段进行的研究，至今也仍未解决这种关系问题。
[2] 参阅论“民族”一节，第九章，五。
[3] 见Werner Wittich，Deutsche und französische Kultur im Elsass（Strassburg：Schlesier und Schweikhardt，1900），38ff；法文译本见“Le genie national des races francise et allemande en Alsac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vol. X，1902，777—824及875—907，尤见814ff。另请参阅韦伯，GazRS，I，25，注1；GazSS，484。“局外人”截然不同于1914年之前的监管人，后者曾对韦伯展示了他最伟大的珍藏品，前者珍视科尔马博物馆则是因为那里收藏着中世纪晚期最震撼人心的艺术品之一，格吕内瓦尔德的“伊森海姆祭坛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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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ulatto，指黑人与白人的第一代混血儿或有黑白两种血统的人。
(2)levirate marriage，古希伯来习俗，丈夫死亡时无子的寡妇与亡夫兄弟的婚姻。该制度仅适用于兄弟之间共同生活、共同创造财产、并为防止由于寡嫂再嫁家族以外成员而致家庭财产损失的场合。对于亡夫兄弟来说，不这样做乃是一大耻辱。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叔兄弟，其他亲属按亲属关系远近有责任与寡妇结婚，但寡妇可拒绝与亲属结婚。
(3)Cleisthenes of Athens（公元前570—前508），雅典政治家，一般认为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开山祖。曾任雅典首席执政官。他生前最后一年，雅典击退斯巴达的干涉，这给了他大力推行政治改革的机会，遂着手铲除贵族的世袭特权，并提出把过去以家族、氏族、宗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改为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公民按所属地区登记户口和进行选举。整个阿提卡分为3大地区（城市区、沿海区和内陆区），每个地区分为10个选区，梭伦的400人院增加到500名议员，每个部落选出50名。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强调了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他在改革完成后去世。
(4)圣泉，是1897年维也纳分离派出版的艺术期刊名。从1898年1月出刊，到1903年10月停刊。
(5)Scythia，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一个地区。
(6)Delphian oracle，最重要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后来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神殿的功能逐渐衰落。
(7)格吕内瓦尔德（Mathias Grünewald，1475/80—1528），史称日耳曼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现存作品仅有22件单幅油画，其中9件是单幅联成的伊森海姆祭坛画，另有5件是伊森海姆祭坛画的主题变奏。伊森海姆（Isenheim）是阿尔萨斯南部小镇，圣安东尼修会在该镇建有一座大修道院，现为科尔马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