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通式的建构
Ⅰ．设想一下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被通过文献分析或推理所确定下来，而且我们已经系统地排列了它们；则我们会拥有一张关于历史整体的系统化清单，而且建构工作将被完成。历史应该止步于此么？这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因而它被人们热烈地讨论了，我们也必须给出一个答案。
批判学家们，习惯于不夹杂任何个人喜好地搜集齐所有与他们专业相关的事实，而且倾向于把所搜集的完整、精确、客观的事实看做是基本的必需品。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同样有权在历史中据有一席之地；坚持某些历史事实是有着更大重要性的，并且把其他事实都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而抛弃掉，这将会把因个人癖好而千差万别的主观选择因素引入进来；历史不能牺牲任何一件事实。
这种观点是很合情合理的，若要反驳它，只能说材料上有困难；然而，这个理由足够了，因为材料是所有科学的实践动因：我们这样说意思是获得或传授全部知识是不可能的。在一部没有任何事实被舍弃掉的历史中，将包含着所有人在所有时间的所有行为、所有念头、所有冒险。这部历史将构成一个总体，但这个总体却没有任何人能掌控；这并不是因为材料的缺乏，而是因为时间的不足。确实从目前看来，某些卷轶浩繁的文献汇编工作正是如此：所搜集的议会论辩报告包含了所有各级会议的历史，但是要从这些原始资料中了解那些会议的历史，这可将耗费不止一辈子的时间。
每门科学——最低限度只要它自称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门有可能获得认识的科学——都必须考虑到生命的实际情况。任何以不可能获得知识而告终的理念，都会阻止这门科学的建立。
科学是时间与劳力的一种节约，是通过一套方法来生效的。那套方法提供了一种认知并理解事实的快速手段；它慢慢地搜集齐一些细节，并把那些细节凝练成精妙的、无可争议的公式。历史比任何其他科学都要更受细节的拖累，它在两种方案中作选择：或者是一部完全的但却不可知的历史，或者是一部可知的但却不完全的历史。所有其他科学都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它们宁可冒着损害事实并把事实随意整合以致肯定无法被理解或被交流的危险，也要去删减、凝练事实。批判学家们喜欢把研究领域限定在古代史诸时代；在那一研究领域中，偶然性已经摧毁了几乎所有的资料来源，并且剥夺了批判学家们几乎所有的认知那些资料的手段，这使得批判学家们免去了担负起挑选事实的责任。
历史，若希望把其自身建设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加工好作为原材料的事实。它必须借助于定性的和定量的描述性公式，以某种便于操作的形式凝练事实。它必须搜寻那些构成每门科学之终极结论的事实间的联系。
Ⅱ．人类事实是复杂的和多样的，因而无法像化学事实那样被简化至极少数简单公式。与其他论及生活的科学一样，历史需要可用来表述不同现象之本质的描述性公式。
要便于操作，公式必须是简短的；要能给出关于事实的准确观念，公式必须是精确的。在关于人类事务的知识中，唯有特征性细节能使我们理解一件事实是如何与别的事实不同的，并且认识到在该事实中什么才是其所特有的，因此精确性只能通过对那些特征性细节的关注而被获得。于是，为了满足简洁的需要，我们被引向寻找固结公式；必须要保证精确性，则我们被要求采用精微公式；在这二者之间，出现了冲突。公式若是太简短则让科学变得含糊不清、不牢靠，公式若是太冗长则会妨碍到科学并使之毫无用处。这一困局只能通过一种永久的妥协方可被避开，而妥协的原则就是压缩事实——省略掉没必要在心灵中复现出的事实，但在省略将会遮盖住某些显著特征的地方就不应省略了。
这项工作，本身是困难的，还因要被凝练为公式的事实是在何种状态下呈现出自己的这一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各种事实，根据其来源文献的性质，以各种不同的精确度出现在我们面前：从记述最小事件的详尽叙述（滑铁卢战役）直迄只言片语的最简记载（奥斯特拉西亚人［Austrasians］在泰斯特里［Testry］的胜利）。 [1] 对于属于同一类的不同事实，我们拥有大量的细节，但这些细节却因我们所得文献或是完整描述或是简约记载而千差万别。我们怎样才能把各种精确度差异极大的知识组织成一个共同的整体呢？当某些事实是我们通过意义宽泛的含糊语词来认识的时候，我们无法缩小那些事实的宽泛程度并提升它们的精确度；因为我们不知道细节。如果我们推测性地去增补那些事实，那我们将炮制出一本历史小说。这正是奥古斯丁·梯也里在其《墨洛温时代的故事》（Récites mérovingiens ）中所做的。当事实是所知甚详的时候，通过排除掉特征性细节，把事实变得概括性程度更高些，这总是很容易的；这正是删节本的作者们所做的。但是，这种方法的后果将是把历史简化为大量含糊的一般性事实，而那些事实除了专名和日期不同外，在整个时段都是一样的。通过把所有事实都变得和那些知之最少的事实的情况一样，所有事实具有了同种程度的概括性，但这是一种搞平衡的危险方法。因而，在那些情况中，凡是文献提供了细节的地方，我们的描述性公式就应该总是保留那些与众不同的特征。
为了建构这些公式，我们必须再度诉求于我们在搜集事实时所用到的那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每一个问题，并比较各种答案。然后，我们把那些答案整合入某条公式中——该公式应尽可能地凝练、精确——并且注意确保每个词的意义是固定的。这样做看起来也许是一个风格问题，但我们在此所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谋篇布局的原则——尽管为了读者便于理解，这样的原则是必要的——它是一种著述者出于其自身考虑而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各种社会事实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性质，为了把握住并表述它们，固定的且精确的语言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工具；若是没有好的语言，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是完美的。
固定了的和描述性的术语，其意义总是清晰明确的；最大可能地充分利用这类术语，这将是良善的。只以集合名词而非抽象名词（王权、政权、民主、宗教改革、大革命）来指称集合体，并且避免任何人格化的抽象行为，这将是审慎的。我们觉得我们使用抽象性语词只不过是在使用着各种隐喻，但语词的力量却使得我们失去了自制力。抽象名词肯定是很诱人的，因为它会让某个命题貌似科学。但那仅仅是貌似，因为在科学的外衣之下往往潜藏着经院哲学；换言之，抽象名词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纯粹是一种言语观念（就像莫里哀所说的有催眠功效）。 [2] 只要我们关于诸种社会现象的观念没有被化约为真正的科学公式，那么最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将是依据日常经验来表述它们。
要构建一条公式，我们当预先知晓什么要素应该成为该公式的一部分。这里，我们必须在一般事实（习性与演化）和独一无二的事实（事件）之间有所区别。
Ⅲ．一般事实指时常重复的行为，是许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必须确定这类事实的特性、范围和持续时间。
若要用公式表述这类事实的特征，我们就必须把构筑了某一事实（比如习性、制度）并把该事实与所有其他事实区分开来的所有属性都整合起来。忽略掉个体差异，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公式中把所有彼此相似度极高的个体情况统统合在一起。
对于与形式（比如语言、书法）相关的各种习性，以及所有的智识习性，这种浓缩工作做起来是毫不费力地；而且那些践履着这些习性的人，已经以公式表述了它们，我们只需去搜集那些公式。那些按既定规则制定的制度（比如规章、法律、私人条款），亦是如此。由之，历史的各专门分支率先得出了一批系统的公式。但同时，这些专门分支所整合的仍只是表面的和常见的事实，并没有触及到人的真正行为和思想：比如在语言中，它们研究的是书面语词，而非真正的读音；在宗教中，它们研究的是正式的教义和仪式，而非人民大众的真正信仰；在道德中，它们研究公开宣告的规则，却不讨论实际生效的种种理念；在制度中，它们研究法定的章程，却不讨论真正的实践。对于所有这些主题，关于各种常见形式的知识，必定某一天会被对真正习性的平行研究所增补。
把由各种真正行为所构成的某种习性，纳入到某条单一公式中，这是很困难的；经济现象、私人生活、政治通常正是如此。这是因为我们必须在不同的行为中找出那些构筑了该习性的共有特征。如果这项工作已经在文献中完成，并且精炼为了一条公式（这是最普通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必须批判这条公式，以便确保它真得表征着某种同质习性。
在建构适于某一群体的公式时，同样的困难也出现了；换言之，我们必须描述该群体所有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并且找到一个可准确指称该群体的集体名词。在文献中，不缺乏群体性名词；那些名词都有着其习惯上的起源，但它们中许多却是与真正的群体不甚符合；我们必须批判那些名词，从而固定下它们的精确意义，有时候还要改正它们的应用。
（2）要确定某一演化的原因，有必要研究唯一能演化的事物——人。人的每一次演化，都会促使人的物质状况或习性产生一次变化。观察向我们展示了两种变化。一种情况是：人仍是同样的人，但或者自愿地通过模仿，或者经由强制，人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改变了。另一种情况是：践行着某种古老习俗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不遵从那种古老习俗的人，后者也许是异族人，也许是前一类人的后裔——当然，其教化方式是不同于先辈们的。这种一代代的更新，今天，似乎是演化的最积极的原因。自然而然地，人们会猜想同样的变化也适用于过去；然而通过模仿其先辈们，每一代人都变得更具排他性，最终演化被减缓了。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人都是完全相似的，差别只在于生活情况（教育、资源、政体），那么演化仅仅是因这些情况的变化而造成的么？或者，人类群体是具有遗传性差异的，有些人群天生就趋向于进行不同的活动并且有着导致不同演化的天赋，因而演化可能是——至少部分地会是——这些群体的增加、减少和迁徙的产物么？因此，很可能有若干微弱的遗传差异促成了各种事件的产生。倘若这样的话，历史演化将部分地是由生理学的和人类学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要确定哪些活动是人类遗传差异造成的，历史并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可靠的工具；我们顶多知道那些活动存在的条件是什么。这最后的历史问题，依然无法通过历史方法来解决。
注释
(1) 米什莱败坏了对生理影响研究的名声，因为在其《法国史》（“History of France”）的最后部分，他滥用了它；然而，对于理解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它是不可或缺的。
(2) 统计学是一种现在已经完善了的方法，一份附有参考书目的精当的统计学概要可见于《国家知识手册》（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Jena，1890—94，la．8vo），另可参阅J．冯·迈尔（J．von．Mayr）的2篇优秀的方法论论文，即《统计学理论》（Theoretische Statistik ）和《人口统计》（Bevölkerungsstatistik ），in the collection of Marquardsen and Seydel，Freiburg，1895 and 1897，la．8vo。
(3) 这正是波丢（Bourdeau）所为的（l"Histoire et les Historiens ，Paris，1888，8vo），其打算把整个历史简化为一系列统计表。
(4) 一个例证可见于Lacombe，De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 ，p．146。
(5) 我们认为在此讨论如下问题是无用的：是否历史应该依循古代传统去实现另一种功能，换言之，是否历史应该对人和事件作出评价，即以赞许或责难的表述来添补事实描述。这种添补或者是从某种道德理念出发——一般的或特殊的（比如某个教派、某个政党或某个民族的理念）——或者是从实践观念出发；而赞许还是责难，则要核查历史行为是较好地还是较差地满足了人们的目的，波里比阿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添补可被用于任何描述性研究：比如，自然科学家也许会表现出他对某种动物的同情或羡慕，他也许谴责老虎的凶猛，而赞扬母鸡对它的小鸡的那份眷爱。但是很显然，在历史中，和在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中一样，这种评判方法是不合乎科学的。
(6) 在细节分属不同聚合体的两类事实之间作比较（例如，比较阿卜杜勒·卡迪尔［Abd-el-Kader］和朱古达［Jugurtha］，拿破仑和斯福尔扎［Sforza］），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说明方法，但不是一种可触及科学结论的手段。
(7) 这一体系依然被好几位当代作家所遵循着，比如著有《人类历史研究》（Études sur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的比利时法学家劳伦特（Laurent），德国人罗霍尔（Rocholl），甚至还有弗林特这位英国的历史哲学家。
(8) 因而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中，根据昔日特权阶级所描绘的种种服务，解释了旧制度（ancien régime ）各种特权的起源。
(9) 对进步理论的彻底批判可见于P．Lacombe，De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 。
(10) 参见法国语言科学首席代表之一的明晰宣言，V．Henry，Antinomies linguistiques ，Paris，1896，8vo．
(11) 见上文，p．284。
(12) 兰普勒希特，在本书p．247所引文章中，在比较了中世纪德国艺术的、宗教的和经济的演化之后，并在指出它们都能被划分为同一时段的不同时期之后，通过集体的“社会灵魂”的转变，解释了某一既定社会的不同习俗与制度的同时态变化。这只是同一假说的另一种形式。
(13) 文学史家们，首先探求艺术与社会生活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然后把最困难的问题放在了首位。
————————————————————
[1] 奥斯特拉西亚人，其奥斯特拉西亚国故地在今法国东北部和德国中部，为中世纪初期欧洲的东法兰克王国，687年在泰斯特里（Testry）击败纽斯特里亚人后，取得对其他法兰克王国的支配地位。
[2] 此处典故出自莫里哀的喜剧《无病呻吟》（Le Malade imaginaire ）（1673），该剧中有位不学无术的阿尔冈，他在医学学士口试中答道：鸦片为什么能催眠呢？是因为它有催眠的力量；鸦片为什么有催眠的力量呢？是因为它能催眠。
[3] 古冢及都尔门。法国各地有多处巨石群，无相关历史记载，可能是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00年间建成的。其中有些组合成桌子，以两块大石支撑一长石，叫做Dolmen，也像是一道门，据说是墓穴的入口，有“由生入死”之意。还有一种叫Tumulus，是以大小石块砌成、再盖上泥土的墓穴，曾经在其中发现人骨，可以肯定是墓穴。
[4] 库辛（1792—1867），法国哲学家、教育改革家、折衷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