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法国大革命文献概述
在我们搭船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海之前，我们应该先获得海图和罗盘。因而，我先探讨了这场大革命的历史，这样你们立刻就知道该接受哪些看法、拒绝哪些看法。你们可能已知道，我们置身何处，我们如何才能走得更远却又不至于走偏，哪个领域已经结满了丰硕的果实，哪棵知识之树上的果实还正在生长。我希望将你们从属于个别学派和特殊历史时期的学者的记述中拉出来，将你们从总是依赖仅能满足最肤浅需要的现成的、容易找到的叙述中救出来。
随着人类的经验越来越丰富，随着人们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而资料越来越多，每代人都对我们的历史认识有所贡献。对于微不足道的事件，身在其中的那些人即可理解清楚，而伟大的事件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凸显其伟大。
拉马丁（Lamartine）曾经说过，这场大革命有神秘之处，但无令人费解之处。尽管不无唐突先贤，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这些话未必就比刚写下之时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关这些历史事件之根源和性质的争吵。有人说，是因为预算赤字；有人说，是因为饥荒；有人说，是因为那个奥地利团伙；有人说，是因为钻石项链，因为七年战争令人屈辱的记忆；有人说，是因为贵族的傲慢或教士的不宽容；有人说，是由于启蒙哲学；还有人说，是共济会策划的；有人说，是英国首相皮特策动的；更有人说，是因为法国国民性中不可救药的轻率和狂暴；最后有人说，是由于构成法国历史之整体的各等级之间的斗争。
我们不得不在所有这些解释中找出自己的一条路来；不过，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对此，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尚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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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当时人的回忆录之外，第一位撰写那个时代之权威历史的学者是德罗兹（Droz），他对此用力30年之久，始于1811年。当时，巴黎充斥着种种变幻莫测、不易把握的信息，他对其知之甚详，以至于该著作直到他死后很久才能出版。他曾咨商过拉里·托朗达尔，并获准使用马卢埃的回忆录。这份回忆录当时尚是手稿，在有关国民议会的文献中，该手稿之智慧和可信度是无可比拟的。德罗兹是个有辨析力、又有阅历的人，他具有真诚的、甚至是强烈的精神；就健全与准确性而言，他的著作是当时人所写的所有相关著作中最出色的。该书记录的是路易十六尚有可能使革命受到控制的那一段历史。作者以绝对精确的判断力向我们证明，局势的转折点是国王在1789年9月份拒绝第一个宪法大纲。在他看来，这场革命在最初4个月还能被控制。他本来是打算写一本政治学专著来讨论大革命的自然发展过程（natural history）的。他打算论述，提出合乎公正的要求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因而，不公正的、危险的要求不可能具有任何力量。不过，最后，它却变成了一本记录历史机会不会被错失的历史，变成了一位英国学派的立宪君主主义者对法国大臣们的智慧和国王的懦弱之指控。他对历史学的贡献在于，他揭示了，社会失序和犯罪横行是如何从措手不及、从缺乏干劲、从缺乏明智的思考和准确的设计中产生出来的。德罗兹承认，他写在扉页上的哲学中存在某种缺陷。国王在1789年夏天丧失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但1790年间，米拉波还在努力地争取保留君主制的方案，而他并没有说明，这种努力是否永远都不可能成功。因此，德罗兹又加了一卷，研究米拉波的议会活动历程，他称之为附录，因而依然存在着他最初理论中的致命的局限性。我们现在对这位大演说家的了解要比德罗兹在1842年的了解更深入，因而，德罗兹的杰出著作的价值仅限于第二卷。但是，即使我们不接受激发他的灵感的那种观念，它的价值也一点不会减少。根据他的观念，他倾向于认为，君主制是有可能获胜的。即使在经过8月10日名副其实的战斗之后，他也这么认为。不管怎样，德罗兹的这本著作属于少数实际价值大于其名声的著作之列，下面一本则从一开始就跟其具有截然相反的命运。
对我们来说，下一个历史事件是革命爆发。诗人拉马丁属于正统主义者（legitimist），这些相信路易家族才是正统君主的人士相信，1830年彻底埋葬了君主政体。他们认为，奥尔良王朝是赝品。他们立刻使自己向前看，他们认为，共和制度是不可避免的。塔列朗曾提醒他，要时刻准备着迎接新变化的到来，这个变化不再只是在一个没有根基的王朝中用某位侄子取代某位叔叔。他具有天才的直觉，因此，他比绝大多数人更迅速、比所有人更准确地看到了即将到来的信号。他说，我们将在6年内成为主人。这个估计只有几个星期的误差。时机到来，他抛出了自己的方案，立刻成为公认的领袖。至于使革命纯洁化、理想化及为建立共和制度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对于人类来说，不应当是一场灾难，相反，应当很轻松地承认悦耳动听、引人共鸣的滔滔雄辩之魅力。于是，他写出了《吉伦特派史》（History of the Girondins ）。对于一本历史著作来说，这本书所取得的成功是最迅速、也最辉煌的。人们再也读不下去其他历史著作了；亚历山大·迪马（Alexandre Dumas）很精明地说出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拉马丁将历史学提升到了浪漫文学的水平。拉马丁则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对建立一个和平与人道的共和国作出了贡献。这个共和国会被格言警句的魅力所感动，俯首于书写过吉伦特派之荣耀的大师之权威。他一直相信，如果没有他的著作，恐怖统治就会重演。
从本世纪初以来，有一个接一个的法国学者知道如何以英国的拉斯金先生（Mr. Ruskin）和斯文伯纳先生（Mr. Swinburne）根本不懂的那种技巧进行写作。他们高度重视语言的铺排及其重要意义，使得散文体作品读来更为铿锵有力，更加具有穿透力，大概只比该国最伟大的诗歌稍逊一筹。这样的作者不下六七位，他们始于夏多布里昂，我怀疑，终于圣维克托（Saint Victor）。拉马丁也成为这一科林斯风格流派 (1) 的历史学家，他书中辞藻华丽的段落要比那些论证严密的段落好得多。不过，法国人在讲究辞句之华丽时，似乎也知道有一些陷阱，这只有用更为平淡枯燥的文笔才可以避免。卢梭曾将元老院比喻为二百位国王，但他灵敏的耳朵却不允许他说三百是三百王（trois cents rois）。夏多布里昂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描绘他的阿尔卑斯山之旅，谈到了山顶上的月亮，并补充说：“确实如此，我曾经研究过历法，发现确实有一个月亮”。保罗·路易·库里耶（Paul Louis Courier）说过，普鲁塔克应该让庞培 (2) 在法萨罗 (3) 获胜，这样，读起来会更有气势。夏多布里昂认为，库里耶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库里耶这种苛求历史的趣味，完全可以在拉马丁那里找到。拉马丁完全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于1770年嫁为太子妃时是15岁；但他却描述说，她就是在马札尔权贵们发誓要为他们的王后而战死之时王后紧紧抱在怀中的那个孩子。然而，这一幕发生在1741年，是在她出生前14年。文献史上一定要给这个令人吃惊的巨大错误留下一笔。
到了晚年拉马丁重提这本书，并写了一个表示道歉的文字，他对批评他的人作出了答复。他公开承认，有些段落就是为了赚他们的眼泪。有充分的理由收回这本书。写这本书是为了给大众民主——他本人也属于其中——罩上一圈光辉，因而，有时，他在揭露那些出于公众利益而进行的犯罪行径时，就吞吞吐吐。他所设想的共和制属于那种不给少数派任何保障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除了被国家赐予权利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议会犹豫不决时，他曾大声疾呼，拒绝设立摄政来履行合法政府的职能。他也迫使奥尔良公爵夫人逃亡。当有人报告说，她已被抓住并请他下令将其释放之时，他却拒绝了，他说：“是人民要抓住她的，必须把她交给人民。”
他在那篇自我辩解的文章中说，他曾经走访过丹东的未亡人，并发现了吉伦特派最后一次宴会的一位目击者。在他的书中，他将这一幕戏剧化了，他展示了这些失败的政治家在他们活在人世的最后一个夜晚的行为举止。格拉尼耶·德·卡萨尼亚克（Granier de Cassagnac）宣称，这整个描述都是虚构的。同样的故事，诺迪埃（Nodier）也讲过，而他是个职业编造者；梯也尔（Thiers）也讲过，但他并没有给出任何权威性证据——任何人也都不可能发现这样的证据。不过，据拉马丁说，当时有一位教士坐在门外，等着给这些将死之人提供最后的宗教慰藉。50年之后，他仍然健在，拉马丁找到了他，并记录下了他的回忆。有一位老吉伦特党人，叫蓬特库朗（Pontécoulant），夏洛特·科尔黛曾要求他为自己辩护，最后他又成为第二帝国的元老院议员；他曾对他的朋友们说，拉马丁讲的是历史真相，再现了他犹能记起的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同样，迪马将军也认可了梯也尔对8月10日的记录。将军是美洲独立战争的老战士，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是拿破仑信赖的手下，他撰写过拿破仑的军事史，留下过我们认为很有价值的回忆录。不过，我还是怀疑，这些遗老太容易对这位机灵的作者表示满意了，因为他让他们回忆起了自己早年的生涯。拉马丁的叙述中可能确实不乏真相，但总体来说，他笔下的那些吉伦特党人是生活在文学作品中，而不是生活在历史中的。而他关于国民议会的四卷本著作不过是纯为书商而写的，根本不值一评。
在这本吉伦特派史掀起的雷鸣般响声渐渐消散之前，出现了两本站在同样立场写作、但具有稍微持久价值的著作。路易·布朗基是个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客，他曾在1840年之后协助创建社会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的联盟，正是这一联盟推翻了君主制度，并使1848年6月的路障土崩瓦解。他被驱逐出国流亡之后，定居在伦敦，花了好几年时间在伦敦博物馆进行研究。对这段时间，他可一点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幸，因为这里正好有他要找的东西：它会给你一种鼓舞你进去的想法，因为有那么多资料等着你去爬梳。克罗克（Croke）在辉格党上台后搬出自己在海军部的房子时，将自己收藏的有关大革命的1万册图书卖给了该博物馆。然而，收藏家的狂热却并没有因为政府的更替或收入的减少而稍有改变。6年以后，克罗克又收藏了跟上次同样多的文献，这些也由该博物馆的理事们买走。在去世之前，这位无可救药的收藏家又收集到跟前两批不相上下的文献资料。最后，这三批文献被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在伦敦博物馆一个房间中，我们能看到500个书架，平均每个上面放120多本书籍，所有这些都是有关我们所关注的那个时代的文献。除去复本，记录革命踪迹的文献总数量在四五万种。我相信，即使巴黎也没有可与之媲美的收藏。当布朗基和托克维尔查阅利用这些资料时，已经有一半收藏进来了。克罗克所收藏的同一时期的手稿，在他去世的时候卖了50镑，他们很快也成了中山（Middle Hill）著名的收藏品。
路易·布朗基因而得以在英国继续进行其在本国开始的研究，最终写出了12卷本的著作。它包括大量辅助性的细节和很多文献参考资料，这使它能成为一本可供查阅的非常有用的著作。不过，本书极为丰富详尽的材料和文采的力量，并不能弥补作者的理论和意图所导致的沉闷乏味、强加于人的感觉。
一位有名的法国大人物曾对我说过，他的国家的国会一门心思压制教育自由。我问他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反对自由主义，他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路易·布朗基也带有几分这种混合心态。他所赞颂的正是这场大革命表现出的强制性的、反自由主义的一面。他希望建立的政府是能够为了人民而做任何事情的政府，不能限制政府，不能阻止政府伤害少数。广大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不幸，更多地源于财富的滥用，而不是权力的滥用。他们需要国家的保护，而不是防范国家。掌握在恰当的人手里，也即掌握在代表全民的人手里的权力，决不能为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受到限制。因而，路易·布朗基是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为他大唱赞歌；写到9月大屠杀时，他的语气是欢欣的，他也命令我们想象一下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米什莱（Jules Michelet）同一时期所写的一本著作跟布朗基一样为这场革命进行辩护，尽管没有布朗基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激情，也没有布朗基那种卖弄学问的研究，没有布朗基那么具体的意图，而具有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和更为站得住脚的看法。他在档案馆中的职位，使得他占有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他失去自己的职位后，便定居到法国西部，开始研究旺代省起义。他毫不在意证据，他认为毫无价值的单纯事实本身，对他的论点或他所描绘的图景没有多大用处。由于阿拉斯是教权主义者控制的城镇，因此，他称罗伯斯庇尔是个教士。因为在阿雅西奥（Ajaccio）有迦太基人的坟墓，所以，他说拿破仑是汉尼拔的老乡。在他看来，历史学有用的地方在于判断，而不在于描述。如果我们听任历史事实的摆布，如果我们更多地考虑已做完的事情而不是它所提示的问题，那我们就会变成胜利和暴力的卑躬屈膝的同谋。历史学是最后的审判，历史学家被召来管理审理过程，改变刑罚，因为人民是一切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恍然大悟，意识到了他们的失误和他们的能力，奋起报复过去的一切。历史学也是一种补偿。权力趋于暴虐，国民已经遭受了苦难不幸；而大革命则是正义的降临，它是人类历史中最关键的事件。米什莱宣称，根据他的印象，经过这场革命，空洞无物的偶像已被打碎了，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尸走肉的国王们现了原形，被揭开了被单，被撕下了面具。他说，他不得不强忍着那么强烈的愤怒、那么多的憎恶之情，那么多心如蛇蝎之人和那么多国王；他写作的过程中反复接触到的这种东西，似乎对他本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他所想象的图景中充满了人类残酷的痛苦不幸，而当他写到那些没有被折磨致死的受害者以狂暴的惩罚行动报复千年来所受的磨难时，他发自内心地为之狂热欢呼。人民获得理论上的权利，尚不及惩罚历史上的错误更能激动他的心灵。对有些人竟然抗拒意识到自己巨大力量并奋起抗争的人民，对这些家伙，他决不轻言饶恕。源出于广大群众的一切都是好的，而源出于个人的一切都是坏的。人类，尽管对于自然是如此无知，却依然能充当人类事务的公正的审判官。学识渊博之士从反思中得到的知识理应归于无知无识之人，这更多地乃是由自然所启示于我们的；权力之所以应归于群众，不是由于其人数较多，而是由于其本性善良。它们是正当的，此乃上天之安排，遭受它们伤害之人如果还记得旧时代，就不要怨天尤人。米什莱不能容忍有些人试图在宗教中寻找这场革命之本质的做法。他曾比较过教会在处死人时犯人所受的痛苦，与革命的断头台瞬间落下赐给犯人的仁慈。他也更喜欢断头台掌握在丹东的手里，而不喜欢其落入路易十四或托尔居厄马达（Torquemada）之手。
所有这些，加上他对民众的感受之深切理解、他的观点之彻底性及他那给人强烈印象的语言，使他成为民主派历史学家的典范。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情节，某人之所以发生了变化，仅仅由于某本书偶然落入他们之手，或者如有人所说的，因为他们落入某本书的控制之中。这可并不总是一种令人欣喜的偶然事件；我们会觉得，如果他们仔细地研究过约翰·卢伯克爵士的《好书名单》（Sir John Lubbock，List of Best Books ），或者，研究一下我更喜欢提到的圣赫勒拿岛 (4) 的图书馆，其中所有的藏书，都是能够满足最能干的人在其心智完全成熟时之需、并适合其利用的书籍，那么，他们或许就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这些书中，在有关大革命的书架上，也许有两本书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改变读者的生活，在读者的生命历程中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其中一本是泰纳的书，另一本就是米什莱这本。
革命党人的第四本书是维尧姆（Villiaumé）的著作，几乎与上述作品同时完成。拉马丁崇拜韦尼奥，路易·布朗基崇拜罗伯斯庇尔，米什莱崇拜丹东，维尧姆更进一步，崇拜马拉。他跟革命英雄中幸存下来的家庭生活了很长时间，他说，他吸到了那个已经灭绝的传统的最后一口气。他也从夏多布里昂那里收集到他回忆起来的很多东西；双目失明的蒂埃里，让人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比谢（Buchez）的28卷著作中关于马拉的部分是由维尧姆撰写的，并赢得了阿尔贝蒂娜·马拉（Albertine Marat）的赞许。在大革命的文献中，最珍贵稀少的东西是马拉办的报纸。它经常是在隐蔽的地方在艰难的处境下印刷的，因而很难找到。几年前，连巴黎图书馆都没有一套完整的报纸。一位书商告诉我，它曾经将一全套报纸以240镑卖给一位英国政治人物。马拉自己的那一套上面有他亲笔校对的字迹，还有其他一些材料，保存在马拉的妹妹手中。1835年，她将其转让给维尧姆。他在完成他的著作后，1859年，将其以80镑的价格出售给收藏家索拉尔（Solar）。后来，拿破仑亲王拥有了它；最后，它辗转流入一座苏格兰古城堡，我很幸运地在那里查阅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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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在政治事件的影响下，倾心革命的历史学家大行其道，保守派则难以与其争锋，最初也没有一本站在保守立场的革命史著作成功过。热努德（Genoude）长年担任主要的保王派报纸的编辑，通过这份报纸，他开启了政治思想的一个新阶段。当波旁王族由于其死不悔改的绝对君主主义恶名而被赶下台之时，正统主义者发现，在人们心目中，他们只愿意给予人民某种勉强的慷慨和受到限制的投票权，他们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于是，在他的报纸《法兰西时报》（the Gazette de France ）上，热努德立刻采纳了完全相反的政策，并压倒了自由主义的奥尔良分子。他论证说，王位不应该好像一个人占有他的地产似的，仅根据继承的正当性而被占有，而只能以其表达法国人民的意志而获得其正当性。因而，他提出，王位之正当性要诉诸国民，他坚持人民主权，坚持最广泛的普选权。当他的朋友库尔默南（Courmenin）起草1848年宪法之时，正是热努德说服他采纳了新的普选制原则，大革命时期还没人提到这一点呢。失去妻子之后，他被授予圣职。有一天，他说，所有这一切都会终结的，不是经由一位军事家，也不是经由一位雄辩家，而是经由一位红衣主教。他为人们还记得黎世留而举杯庆贺。
借助民主制复辟正统王朝的想法——他借鉴自博林布鲁克，1873年的时候，这种设想差点变成现实——使热努德那本关于大革命的著作得到补救并具有原创性。当然，你们可能不大喜欢看这部著作。塔列朗的回忆录出版后，大多数人才第一次知道，他曾深夜赶到国王那里表示愿意为他效力，并使国王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上风。回忆录编辑将这件事放在7月中旬。似乎无人注意到，其实，热努德已经讲过这个故事了，而且他也把这场午夜发生的权力讨价还价过程放在正确的日期，一个月前。
阿梅代·加布尔（Amédée Gabourd）的历史叙述则是一本好得多的书，也许是保王派所写的最好的著作。加布尔以前曾写过一本法国史，关于19世纪写过很多卷书。他没有故作研究状，因而对于初步地了解各个国家和各种事件很便利。他写得很认真，很有灵性，对他人的研究也很熟悉，他的著作胜过查尔斯·奈特的《通俗英国史》（Charles Knight, Popular History of England ）。实际上，我认识的一些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也有经常引用其著作的习惯。他曾说——这话很有道理——没有任何一位作者在追索真理和正义的过程中比他更真诚，也没有人能比他更仔细地避免不受党派原则和社会成见的影响。由于他是一位宪政主义者，因此，二月革命意味着他希望永远维持下去、并一直主宰这个世界的那种体制的毁灭。但他仍然忠诚于自己的原则，他写道：“我会热爱人民，我会赞美国王；我对来自上面的暴君与来自下面的暴君，会作出相同的裁判。我并不是那种要在自由与宗教中间设置一道深渊的人，仿佛上帝不接受发自内心的崇拜，而只接受卑躬屈膝的心灵。我不会对抗我所描述的这些历史事件导致的结果，我也不会否认以如此巨大的痛苦为代价才换来的东西之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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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人中，教条主义者在理解大革命并对其作出正确的判断方面，占有最为有利的位置。他们既不偏爱古老的君主政体，也不特别热爱共和制；他们平静地接受结果，而不问其动机。他们为理性的统治而喜悦，但他们也要求君主权力应当受到恰当的限制，要求根据政教协定确立教会的地位，为的是保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让习俗发挥影响。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人物中学问最渊博的人，但跟皮尔派保守党人 (5) 一样，他们是没有追随者的领袖，有人曾这样形容他们，他们只有四个人，却假装有五个，试图借人数吓唬人。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是基佐，晚年曾为他的孙子编过一本法国史。这本书没有完稿，但其中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部分由他的家人编辑出版，这是他毕生都在思考的题目。不过，作为一位祖父编写的传奇故事，不能算是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正经的研究成果，跟尼埃布尔（Niebuhr）性质相似、水平相当的那些讲座一样，这本书大体上只是反映了一位伟大人士的零散看法而已，我们只能为无法看到反映他真实水平的著作而扼腕叹息。
我们要谈的教条主义历史学家不是基佐，而是巴朗特（Barante）。他具有他的朋友们所具有的声誉和尊严，具有他们的著作所具有的博学，也跟他们一样有公共事务的经验；他关于勃艮第（Burgundy）历代公爵的著作受到了赞誉；不过，尽管那些研究有可取之处，但还比较幼稚。他早年曾协助罗舍雅居厄兰夫人撰写她的回忆录。他写的革命第一年间内政大臣圣普里厄斯特（Saint Priest）的短篇传记极其公道，其记述也极为权威。1848年后，他出版了9卷本关于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的历史著作。与他的同仁一样，巴朗特一直认为最初的革命精神正是法国各项制度之本。然而，1848年的革命运动却拂逆这些理论家的意愿，冲击着他们的君主政体和他们的政府。于是，他们逐渐发展出保守主义的因素，此后，这种因素在他们的著作中一直比较强烈。
在那个时代，蒙塔朗贝尔（Montalembert）取代了基佐在法兰西学院（the Academy）的位置，并有机会发起攻击。照他的说法，他不是要攻击1793年，而是要攻击1789年。他说，基佐，这位流芳百世的人物中最能言善辩者，对此却未置一词。考虑到这一点，为了抵制雅各宾派观念之死而复生及雅各宾派人物重又招摇过市，他写出了自己的著作。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因为潮流已经明显地转向了另一边；然而，这本书尽管出自这样的人物之手，却仍令人失望。写到对国王的审判时，他完全忽略了对方的看法，仿佛历史学家可以手持辩护状充当辩护律师一样。好在就在此时，海因里希·冯·絮贝尔（Heinrich von Sybel）脱颖而出，一位更为卓越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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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50年代中期，当絮贝尔早年著作出版之时，托克维尔也在法国开始进入更为深入的研究 (6) 。正是他第一个确切地证明了，甚至是他第一个发现了，这场大革命并不完全是个断裂、逆转，一个令人惊奇的新生事物，相反，它不过是旧的君主政体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的趋势的一个发展而已。他在这场大革命与法国的过去之间看到了非常密切的关联，他相信，在路易十六登基之初，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相信，这场革命运动的成功和失败都源于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因素。人们对政治自由的渴望是真诚的，但其中掺进了杂质。这种追求与其他目标交叉在一起，并受到其他目标的妨碍。次要的、从属性的自由权利妨碍了人们获得最重要的目标：自我治理。因为托克维尔是一位最纯正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只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任何其他主义者，因此，他对民主及与其相关的平等、集权和功利主义，均表示深刻的怀疑。在所有的作者中，他被人们最普遍地接受。他总是极为明智，总是完全正确，就跟亚里士多德一样。他的知识是没有任何缺陷的。不过，他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受到了制约。他对政治文献与历史的了解，要强于对政治生活的了解；他那些新颖别致的见解，并没有多少原创性，他并没有激发出人们灵光的闪现，也没有提出发人深思的暗示。
两年以后，即1858年，有一本著作出版了，比起托克维尔的著作来，它并不算新颖，也不那么精致，但对于每位研究政治学的人士来说，却更具有启发性。迪韦吉叶·德·奥朗纳（Duvergier de Hauranne）具有长期公共生活的经验。他还记得有一天，居维叶（Cuvier）穿着黑色丝绒套服跳上主席台开始讲话，完全是一位杰出演说家的风范，他使选举法获得了通过，这就是1817年的改革法案。奥朗纳曾经与教条主义者争论过，他领导了针对基佐的批评，他是梯也尔赖以护持王位的三人中之一，当时，国王乘坐一辆轻便两轮马车出走，把整个王朝托付于他。他晚年致力于研究法国议会史，写到1830年就已经有了10卷，其中包含着比我在查阅文献时所知道的任何作者都要深刻的思想和更鲜明的政治科学色彩。他分析了每次宪法辩论，并提供了大量可信的历史细节。他也非常熟悉各个时期的宣传小册子和重要文章。他家中的藏书并不是很多，但他不允许一个聪颖的想法或一个坚实的论点逃过自己的注意。复辟时期爆发了所有时代都争论得最为激烈的讨论，理性与习俗之间的冲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那个时代的问题不是两者中间哪一个应该获胜的问题，而是两者如何协调的问题，理性的思考与国民的生活是否可以取得协调的问题。在第一卷中，他概述了大革命，追溯了法国每届政府之演进、变化，从西哀士脱颖而出，一直到拿破仑登基。
拉布莱（Laboulaye）同样是一位有才能、有分寸感的人，他担任大臣时，沃丁顿（Waddington）就曾说他是托克维尔真正的后继者。与托克维尔一样，他的思想中浸透着美国的观念。同样跟托克维尔一样，他相信，革命时期的集权遗产是建立自由制度的主要障碍。他用薄薄3卷书描写了美国的历史，这是对他在班克罗夫特和伊利德雷特（Ilildreth）所学到的东西作出的一个极具悟性的抽象概括。他的文笔极为流畅，条理分明，他从来没有用搪塞撒谎的诡辩来玷污自己的劝告。因而，如果我们要学习历史，没有比读他的著作更方便、也更易于接受的了。他关于大革命早期历史的讲稿在一本评论杂志上连载发表，我相信，它们一直没有结集出版。拉布莱既是个政治家，也是个学者，他总是非常了解他所研究的题目，要说入门的指南，我们不可能找到比他那些没有讲完的课程更有助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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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Carlyle）的著作记录了英国王位之争事件。50年后，我们仍要依靠他来了解克伦威尔。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书中，他给我们提供了英语文献中最令人注目的历史学思考。但在他开始撰写他最著名的著作之时，研究的奇迹还没有降临到他头上。在大英博物馆，他被一位无礼的家伙吓坏了，那家伙曾在阅览室中一个劲打喷嚏。由于法语小册子还没有分类编目，于是他请求让他自己人库仔细翻检，自己从书架上去选要看的书。结果，他抱怨说，这一条只适用于德高望重的官员，他则遭到拒绝。帕尼齐（Panizzi）对于卡莱尔将自己说成一位高官而大为光火。他宣称，他决不会允许一位不知名的文人到他的图书馆中乱翻。最后，一位私人收藏家的普普通通的收藏品满足了他的要求。不过，这本书鲜明生动的描写，交织着精妙与荒唐，使得某些不喜欢这本书的人忘却了我们的先辈们——从奴役时代（thraldom）到柏克——所撰写的著作中同样存在的判断之有失仓促和事实考证之贫乏。它们依然是那种令人失望的雷雨云，雷声大而闪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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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识是否进步了，要看历史手册和学校的课本是不是有所改进。有三本这样的书必须在此提一下。本世纪中叶，任教于军事学院的拉瓦莱（Lavallée）为学生们写了本法国史。他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法国的历史只能写4卷，或者必须写100卷，而他倾向于写4卷。在整整一代人中间，他的这本书都是同类著作中最出色的。他曾任教于圣西尔——这里曾经是最著名的女校，晚年的拉辛曾以这里为背景写过一出悲剧。他用多年时间为德·曼特农（de Maintenon）夫人的著作作注，并发现了她那些曾被人篡改过的书信。他关于革命的论述收入第四卷，共有230页。卡尔诺曾编写过一个篇幅适中的缩写本。这个卡尔诺是后来担任议长的卡尔诺的父亲，是那位曾经组织过战争的卡尔诺的儿子，他在1815年曾向拿破仑提出一个令人难忘的建议：如果他对英国发动猛攻，他将会看到，英国人会惊慌失措，措手不及。他是一位好战的共和派人士，曾编写过他父亲的回忆录，格雷古瓦及巴雷尔的回忆录，奥拉尔先生（M. Aulard）抱着对一位同派教友的同情而称赞过他的著作，说这是目前所见的最出色的描述。但另外一些健全的共和派人士则更喜欢亨利·马尔坦（Henri Martin）在其法国通史中的相关描写。不过，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达雷斯特（Dareste）的7卷本法国史要比上面那几本书好得多；不过，这样我们得进行挑选、甄别了，这可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哪一派，都写过很多出色的著作，都有两三本相当精彩。也有少数几位富有洞察力、并保持公正的人士，他们在各派之间走出了一条狭窄的小径：托克维尔关于革命的起源的分析，德罗兹和拉布莱关于1789年那个重大时期的描述，迪韦吉埃·德·奥朗纳的政治思想，达雷斯特对于战争与和平时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提纲挈领。这些加起来也就不到5卷，还不到梯也尔或米什莱单本书的篇幅，还没有路易·布朗基那本书的一半篇幅。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将其通读一遍，我们将会发现，他们将所有的事情都清晰地呈现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信赖他们，我们似乎没有什么需要研究的了。但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同意他们的看法，将自己局限于这些引导我们走上中道的人士，那我们的见识就不够健全，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其他人士的力量之所在。任何人，如果不读米什莱的著作，是不可能知道大革命的壮丽的；如果不读泰纳的著作，则不可能知道大革命之恐怖。不过，我要把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下周再来谈谈泰纳，及两三本可以跟泰纳一较高下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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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过这么多站在党派立场上撰写的、别有意图的著作之后，明察事理的人士当可对于这场革命的善恶对错作出某种合情合理的判断。由迪韦吉埃·德·奥朗纳这样的立宪君主主义者所提出的观点，由托克维尔、拉布莱等在固守门户之见的保王派和共和派之间保持同等距离的人士所提出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可在那些明智的民主派人士那里能够看到，尤其是在朗弗雷（Lanfrey）的著作和基内（Quinet）关于大革命时期杰出人物的两本著作中可以看到。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即第二帝国时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当得起历史学之名。尤其是因为无法去查阅档案，人们也不想付出巨大的努力进行认真的研究。第一位根据巴黎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写出原创性著作的人是莫尔蒂梅·泰诺克斯（Mortimer Ternaux），他的探讨恐怖统治的八卷本著作于1862年至1880年间陆续出版。他所揭示的真相是如此地确凿不易，以至于絮贝尔不得不据此改写自己关于9月间发生的事件描述。
我说过，关于大革命的真正研究始于托克维尔和泰诺可斯，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从他们开始，才利用真实的、官方的资料来进行研究。当然，回忆录很多，可能有一百多部。但回忆录不能提供历史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只能通过考证的手段来获得，而如果没有当时的官方文件，是没有办法进行考证或验证的。一直到本世纪中叶，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始终相当少见。而到了1851年初夏，两份重要的文献几乎同时面世。
第一件是马莱·迪潘（Mallet du Pan）的回忆录，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不偏不倚而富有洞察力的观察家。泰纳曾说，除了文风上的天分之外，他跟柏克可以相提并论，而且他也跟柏克一样，倒向了另一边。
随后，米拉波与宫廷的秘密通信被披露出来。作为民众的领导人却收取国王的金钱，他撒谎欺世，两面讨好，这件事，人们早就知道了。至少有20个人保守着这个秘密。有一个人在匆匆离开巴黎时，把一份文件遗漏在他的房间中，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份。在国王的那个铁箱中也装了一些文件，其中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有一位大臣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过这件事，其中一封信曾在1827年被人发表。拉马克在临死之前向蒙蒂尼展示过这些文件，蒙蒂尼在其论述米拉波的著作中谈到过这些信件。德罗兹在1842年写作其著作时也从马卢埃那里了解到主要事实。在我们看来，共和派人士的兴趣不在于揭露大家已知道的事情，而在于揭露米拉波在临死前所奉行的那些居心叵测的、巧妙的政策之细节，以揭露他试图拯救国王和那部宪法的计划。在革命党人看来，在当事人死后揭露这样严重的变节行为，就相当于一位僧侣在临死之时获得了圣人声誉、在葬礼上却掀开裹尸布站起来，向其教友公然承认，他一直就是个无耻的伪君子。
不过，私人文件始终不能弥补无法使用公共档案的缺憾；一直到1865年，政府、外交和战争的秘密，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保守着。他们被挖掘出来的方式，是革命史研究中最离奇古怪的事情。它是手迹热和收藏热的结果。从1822年到1850年，这28年间，巴黎通过拍卖共售出7万件手迹。而从复辟那天起，人们最热衷于索求、最引以为荣的，莫过于王后的手迹。巴黎保王派的上流社会将她视为一位威严、具有英雄气质而又无辜的受难者，而将君主制的毁灭归咎于她那些情操高尚的顾问们的疏忽。盗取那些盖有她的印鉴的信件，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职业，有些富人专门收集这些东西。王后写于1784年的一封信，1850年的售价是52法郎，到1857年，则以107法郎售出，1861年，更上涨到150法郎。1844年，有一封信以200法郎被人买走，还有一封卖了350法郎。一封致德·朗巴勒亲王夫人（the Princess de Lamballe）的信，1860年的售价是700法郎，1865年涨到760法郎，而此时，人们对其是否属于真迹开始表示怀疑。流人市场的王后写给德·朗巴勒夫人的总共41封信，没有一封是真迹。如果只是偷来的信件，还比较值钱，这总比造假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如果开始造假，供应就没有什么限制了。
王后活着时就知道，仇视她的流亡者在模仿她的手迹。1801年，在朗巴勒夫人所写的一本极为珍贵的回忆录中印出了三封这样的信件。从1822年起，这些假冒信件就开始流入市场。模仿手艺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人们很难辨清真伪，公众由于贪得无厌而轻易受骗上当。在德国，有一个人模仿席勒笔迹达到了完美的地步，以至于席勒女儿一见到他们造出的信件，也会出手收购。在巴黎，这种邪恶的生意大约在1839年活跃起来。
1861年3月15日，一位仿冒高手贝特伯代（Betbeder）发出一份挑战书，他将利用纸、墨水、手迹或文章，模仿出一个根本辨不出真伪的作品来。这次试验当着专家的面进行，1864年4月，专家们宣布，他的仿作与真迹根本无法区分出来。这个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夏斯勒斯（Chasles），他对几何学的历史很感兴趣，也热衷于为法国争取荣誉。一位聪明的家谱学家看出发财的机会来了，他造出一些信件，从这些信件上看，其实法国人在牛顿之前就提出了牛顿的几大发现，但他们没有名气，所以荣誉就被牛顿抢走了。夏斯勒斯收购了这些信件：为了爱国，他是不在乎金钱的。他一次一次地收购了那位江湖骗子弗朗·吕卡斯（Vram Lucas）假造的所有信件。他把他收购的这些文件提交给学会（the Institute），学院宣布，这些信件是真迹。这些所谓的真迹，有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的，有凯撒写给韦辛热托里克斯 (7) 的，有拉萨路 (8) 写给圣彼得 (9) 的，有抹大拉的马利亚 (10) 写给拉萨路的。造假者的想象力简直是自由驰骋，他竟然制造了一篇毕达哥拉斯的手迹，其中毕达哥拉斯竟然能写出一手糟糕的法文。最后，有一些不喜欢夏斯勒斯的博学之士才让他弄明白，他被人骗了。当真相大白、犯罪分子被投入监狱之时，他已经拿着这些东西炫耀了七年，花了几千镑，创造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有2万7千件赝品的市场。
就在这些神秘的伪造品市场兴旺发达之时，于诺尔斯坦（Hunolstein）伯爵花3400镑从一位巴黎经纪人手中购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148封信件，并于1864年6月将其出版。拿破仑三世和皇后厄欧仁尼（Euégnie）也附庸风雅，对这位不幸的王后的遗物表现出浓厚兴趣，因为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旨在安抚意大利革命所冒犯的那些正统主义者；凑巧，他们宫廷中一位高级官员福伊勒特·德·孔舍兹（Feuillet de Conches）先生也又有同样嗜好。早在1830年，他就在购进这些东西了，他从热月党人库尔托瓦斯（Courtois）手里搞到了很多，这位库尔托瓦斯曾掌管过罗伯斯庇尔的文件。瓦克斯穆特（Wachsmuth）曾于1840年到巴黎进行其历史研究，他在一本德语杂志中就福伊勒特的收藏品的价值作过报道；1843年，他被形容为法国手迹（autographophiles）收藏第一大家，这个词可不是我杜撰的。众所周知，他准备写一本有关国王一家的作品。他走遍整个欧洲，在很多地方都被允许鉴定那些严密保护的手稿和摹本。他的第一卷书在于诺尔斯坦的书出版两月之后面世，第二卷于9月份出版。在这年夏天和秋天，保王主义最为时髦。有24封信被这两本书同时收入，但两处的文字却不完全吻合，于是，人们开始提出质疑。
能够解开人们心中疑团的人只有阿尔内特（Arneth），他当时是维也纳档案馆副馆长，他曾被人邀请撰写了玛丽亚·特雷萨的伟大历史，使他一举成名。由于玛丽·安托瓦内特写给她母亲和家人的信被很好地保存着，就在他的照管之下。就在这年年底前，阿尔内特出示了王后写给女皇的那些信中的那些句子；结果人们立刻就发现，巴黎出版的书中印刷出来的那些信件上的词句，跟阿尔纳特出示的完全不同。
由此引发了一场情绪激动的争论，最后人们确定，于诺尔斯坦版本中的大多数、福伊勒特版本中的一部分，都出自一位造假高手之手。有传言说，那位经纪人夏拉瓦伊（Charavay）出售给于诺尔斯坦的所谓真迹，其实就来自福伊勒特。是圣伯弗（Sainte Beuve）最先上的当，并曾赞叹不已。从那之后，他愤怒地与自己的熟人翻了脸，并发表了让他上当的那封信。福伊勒特更为小心翼翼了，因此，他的后四卷书中充满了极具价值的材料；他所收藏的拿破仑的难以辨认的手迹卖了1250镑，现在收藏在迪尔当（The Durdans）。
就这样，一位最为厚颜无耻的窃贼的欺诈行为，导致帝国档案对公众开放，而大革命的真实记录就存放于此。由于皇帝——约瑟夫和利奥波德——是王后的兄弟；她的妹妹又是低地国家的摄政，她的家族派来的大使甚得她的信赖，那场导致了大战的诸多事件及先后在克雷法伊特、科布尔格公爵和查尔斯大公领导下进行的战争本身，可以、并且只能在这里搞清。档案一旦开放，阿尔内特就不会轻易让其大门对学者们再度关上了。他本人发表了很多资料，他也鼓励他的老乡们前来仔细研究他的宝藏，他也欢迎、并一直欢迎柏林的学者。由于那些招摇撞骗的法国人的欺诈行为而得以被披露的这三四十卷奥地利档案，构成我们研究大革命时期及大革命之前法国国内外历史的最权威资料。
法国外交部不容易打交道。两位最精明干练的外交官巴泰米尔和塔列朗的文件都已经公开了，已经公开的还有费桑、莫利、沃德勒伊（Vaudreuil）等诸多流亡者的文件；几位国会代表写给其选民的信正在编辑出版。
在外交官中，仅次于奥地利大使的最有价值的人是美国大使、威尼斯大使，还有瑞士大使，这位瑞士大使是内克尔那位有先见之明的妹妹的丈夫。从1865年到1885年或1890年间发生的这一文献格局的变化，除了促使我们重新关注国际事务之外，也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了回忆录的价值，而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正是建立在回忆录之上的。因为回忆录是事后为世人而写，因而其中不乏事后诸葛亮，自我辩解，工于心计，有意欺骗。信件则是当时所写，是诚实的，因而它们能使我们验证回忆录的真实性。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发现，很多回忆录不是本人所写，或者不是由书上标明的作者所写。声称为哈尔当贝（Hardenberg）亲王之回忆录的书，其实出自两位见多识广的文人博尚（Beauchamp）和达卢维勒（d"Allouville）的手笔。博尚也写过号称是福基（Foucki）回忆录的东西。罗伯斯庇尔的回忆录是雷伯德（Reybaud）所写，巴拉斯的回忆录是卢瑟兰（Rousselin）所写。罗舍（Roche）写过勒瓦瑟尔德·拉·萨尔特（Levasseur de la Sarthe）的回忆录，拉菲特（Lafitte）写了弗勒里的回忆录。国王信任的贴身男仆克雷里（Cléry）留下过一本日记，这本日记被人发现，有人据此编成了假冒他的回忆录。连刽子手桑松（Sanson）都有六卷本的回忆录，这当然是假冒的。
当韦伯的回忆录在博杜安（Baudoin）长长的文集中被再版时，韦伯本人提出了抗议，并提起了诉讼。被告却否认他的指控，并出示证据证明，头三章是由拉里·托朗达尔所写。不过，我们不，能因为书名上所写的那个人名并不是真正的作者，就断定它们一定没有价值。名副其实的作者也未必就靠得住。马卢埃是历史上罕见的那种人，我们对他了解得越深入，越是对他肃然起敬。日内瓦的迪蒙特（Dumont）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是米拉波信赖的人，并且经常是他的赞助人。但这两人都误导了后人，因为他们的回忆录很晚才动笔写，他们的记忆难免出错。迪穆里埃在回忆录中为自己的失误百般辩解，塔列朗则对自己在复辟时期的不光彩行为蒙上了一层相当漂亮的帷幕。内克尔的家人总是让人恼怒，因为他们总是把日期搞错。孔庞夫人则希望恢复自己的地位，她的地位是由于帝国的垮台而被埋葬的。因此，有些曾经看到过她的回忆录手稿的人证实，那些被删除的段落都对王后颇有微词；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费桑的通信集中有些段落被删除了，代之以一些令人生疑的星（*）号。弗里埃勒斯（Ferrières）一直被公认为最值得信赖的见证人，正是他对别人讲，议员们在网球场宣誓后正在举行第一次会议，却被王室赶了出来，以便让达尔托瓦伯爵进行一场比赛。然而，现在，从最近出版的一位议员的信件中我们发现，这个表明国王傲慢无礼的故事，根本就是编造的。事实的真相是，教士们通知议员们，他们马上就要到了，大家觉得在这样的场合让神职人员在一个网球场上列队前进有点不相称，于是，议员们决定将会场改到旁边的一个教堂。
蒙洛西耶曾被柏克称为具有荣誉感和骑士精神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从奥韦纳（Auvergne）来的同伴在一场决斗中几乎被人杀死，并在自己的床上躺了三个月。这个受伤者的老乡比奥扎（Biauzat）则在写给家乡的信中说，他仅有10天缺席了国民议会的会议。然而，事情的真相是，这个弄伤了受伤者的手的对头，正是蒙洛西耶本人。
罗兰夫人在狱中所撰写的东西，只是对子孙后代的呼吁，而非一本深思熟虑的著作，也没有揭示她生活中的秘密。它于1863年出版，这时候，有三四封信出现在拍卖会上，不久后，人们在一家蔬菜水果商店的废弃物中发现了一幅小画像——上面还写了点什么。那些信件都是罗兰夫人所写，比佐曾在出逃、自杀时将其送到一个安全地方，而那幅小画像则是她的画像，逃亡时他曾随身携带。
海军部长贝特朗（Bertrand）曾说，王后曾写信给皇帝，告诉他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救他们。他发表了皇帝的回信。有一百年时间，人们都以为那封信是利奥波德皇帝的意图之真实反映。那份文件确实是信使带回来的，但并非皇帝所写。真正的回信被阿尔内特发现了，并由伦兹（Lenz）教授于两年前向柏林一_批幸运的学生讲授大革命课程时予以发表，其文本大大不同于误导了所有历史学家的那封假信。絮贝尔将其插入自己的评论中，并重新发表了伦兹的文章，而这篇文章推翻了他自己的著作的根本结构。
德·布伊莱侯爵在1797年写出自己的回忆录，把自己对瓦朗纳斯逃亡失败应承担的责任摘了个一干二净。而保存在费桑文件中的来往书信则显示，他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他曾说，他希望国王公开离开，就像米拉波所建议的那样；他又说，他曾建议走经过兰斯的那条路线，但国王却拒绝了；他曾反对走那条军用驿道，这条路线最终导致了灾难。而那些信件却证明，他建议的正好就是秘密动身，走瓦朗纳斯那条路，并由骑兵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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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描述的这个时期的总体特征是，回忆录声名狼藉，而我们已从那些依赖回忆录的学者那里解放了出来。这个阶段代表性的历史学家有三位，絮贝尔、泰纳和索勒尔（Sorel）。他们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因为他们可以查阅更多的私人和外交来往信函。但他们也达不到后来者的水平，因为他们缺乏官方的信息。
絮贝尔 (11) 是兰克（Ranke）的学生，他在研究自己并不喜欢的中世纪史时，就已经知道了怎样彻底清除传奇故事、虚构的故事和谎言，并严格依据确凿证据再现历史。他早年曾研究过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的故事及其对十字军的影响，而正是这样的技巧，使他得以揭穿，王后信件乃是伪造的。他确实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批评家，他根本就不读那部虚构的哈尔登堡回忆录，尽管其中包含着很可靠的材料。他完全秉承那个学派所坚持的非精神的（unsipiritual）的气质，对于历史学的唯物主义和宗教基础，他表示同样的担心。他坚持要让历史叙述合乎历史事实本身。他更看重的是制度，而不是其操纵者，他是一位适应时代的才智非凡之士，他是最早一批从研究文本转向研究现代历史及其热门话题的人士。就学问与深奥的研究而言，他完全可以媲美于那些被称为学者和批评家的人，而毫不逊色；但他的趣味却使他选择了另一种职业生涯。他这样形容自己：他身上的四分之三属于政治家，只有剩下的那可怜的部分使他成为教授。絮贝尔是通过柏克关于法国和爱尔兰政策的论述而开始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他坚定地坚持下面的理论：人应当按照血统进行治理，历史上的国民必然会战胜现实存在的国民，我们不可能与我们的祖先割断联系。因此，在他看来，普鲁士的自然发展过程才是比较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那些企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构造自己的民族的状况与此恰成对照。不管是他的政治理论还是民族性剖析，都使他对法国人没有好感。所以，毫不奇怪，他在法国也普遍地不受重视。他对高高在上的巴黎敬而远之，他更重视1789年发生在中欧的大冲突，及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麻烦。法国权力的分配状况对他的触动远不及欧洲权力格局的变动，他认为政府形态的变化没有国界线的变化重要。他把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形容为瓜分波兰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他竭力要把大革命置于国际关系变动的框架中。
有人为了贬低尼埃布尔等历史学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去问一个德国人要一只黑色大衣，他会给你一只白羊，让你自己等着它变成你要的衣服。絮贝尔属于上年纪的一代，他可以写得非常精彩，但却很沉重，一点都不轻灵鲜活。他的第一卷出版于1853年，先于托克维尔那本著作几年，两者中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有人提出，他可能读到过托克维尔早先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由约翰·密尔翻译、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 ）上。不过，絮贝尔曾亲口向我保证，他从来没有读到过那篇文章。他曾经查阅过重要文件，在他成为一个大名人之后，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查阅得到。在外交问题上，他比所有其他学者都先知先觉，只有索雷尔（Sorel） (12) 是个例外。他曾经是反对派领袖，在普鲁士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后来他倒向了俾斯麦，并撰写了俾斯麦推动新日耳曼帝国成长的历史，直到皇帝将他从档案馆赶走。而在他活跃的那些年月，他一直担任档案馆馆长。不算他为了充实和辩护而写的大量论文，他写了5本著作，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历史记录。由于不断地修订，所以一直写到1880年的某一天。它们一度占据着第一的位置。在不断修订出版的各版中，一经发现错误，就立刻予以更正；不过，即使在第四版中，穆尼埃仍被说成是来自普罗旺斯议员，尽管众所周知，他是多菲纳省议员。由于絮贝尔既不喜欢梯也尔，也不喜欢西哀士，所以他声称，将1799年宪法比作英国宪法是荒唐的，因为梯也尔一直在这样说。梯也尔认为，那部宪法是执政府和帝国时代最有思想的一部宪法，并认为西哀士的杰作已达到英国的水平。在提及这一点的那一页中，絮贝尔则认为，这是过甚其词了。絮贝尔说，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揭示，作为经验和不断地调适之产物的政府，要优越于根据政治逻辑人为地构造出来的政府。
絮贝尔的看法是：大革命走向错误是非常自然的，新秩序并不比旧秩序好，因为它源于旧制度，是从贫瘠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由那些在旧制度腐烂过程中培植出来的人所操纵的。他利用法国大革命展示了保守而开明的德国的优越性。他并没有说过什么青睐普鲁士的话，因为普鲁士通过一种不光彩的和平而圆满地结束了一场不光彩的战争。他是通过罗列法国民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的愚蠢和邪恶而取得上述效果的。即使他的著作存在种种缺陷，也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他的一位同胞曾听过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邦克尔山演说，这个人曾这样形容这篇演说：每个单词都值一镑钱。我们几乎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絮贝尔的历史著作，不是由于其语言的力量或思想的深度，而是由于他极度的认真：每个段落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个证据都经过了考证。这位作者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赶上并超过了泰纳的法国国内史和索雷尔的外交史。
泰纳 (13) 是在黑格尔和孔德的思想体系中接受的训练。他的基本观点是，不承认自由意志，物质力量绝对主宰着人类的生活。在他看来，竭力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方案塑造未来，而不是让过去塑造未来，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了。从创世的次日重新开始，把个人从群众中解放出来，将活着的人从死去的人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想法都背离了自然规律。人要由他周围的环境、他的祖先、他的民族所教化、所培育，也必须适应它们。在泰纳看来，大革命所发现、并使之浮现的自然的人，是某种邪恶的、破坏成性的野蛮人，他们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抓住那些年轻人，对其进行持之以恒的训练和控制。
泰纳并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是一位病理学家，他的著作是我们所见到的最科学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详尽而彻底的，但却不是历史学著作。他投入很大精力来总结公式、积累知识，他投入绝大多数精力收集那些能够支持他的结论的材料。因此，他是当时法国最有说服力的人，他对大革命的控诉也是有史以来最有分量的。因为他并不是君主制或帝国的辩护者，他的毫不留情的判断就没有受到党派倾向的影响。他的著作是这一代人所能写出的最杰出的著作。但它并没有替代历史学著作。这位造诣极高的（实验室、医学院的）示教老师，钟情于解剖法国人的大脑，因而将很多我们关心的东西弃之不顾，他对欧洲的文献和一般事务的分析也是不完整的。
不过，在泰纳失败的地方，索雷尔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占据了法兰西科学院中的空位，也在研究大革命的学者中占据了无可置疑的至高地位。他是元老院的秘书，他不是一个喜欢玄想的哲学家，而是一位政治家，他感兴趣的是登上报纸、吸引公众注意的那些事情。他没有去探究人的内心世界，而是警觉地留意着阿尔卑斯山两侧和莱茵河两岸的动向，他写作的时候仿佛是站在外交部的角度。当他在想象中指导外交官纵横捭阖的时候——他自己也确实当过外交官——他最为兴奋。不过，关于国内政治过程的研究，在发展政治观念方面，他并没有超过他的前辈。他的研究晚于絮贝尔，所以，他在文献资料上占有优势。他对革命的原则更为同情一些，尽管他并未对其高声欢呼。他更欢乐、更乐观，他的著作阅读起来也更令人愉悦。一年前我曾经说过，絮贝尔和泰纳死后，索雷尔将是在世的最高历史学权威。不过，今天，我不能再说这些话了。
在兰克90岁诞辰之际，莫穆桑（Mommsen）送给他下面的格言：“您可能是最后一位通史大家。毫无疑问，您也是第一位。”这句优美的话可做两种解释，他的意思可能是贬低通史；不过，关于大革命的文献，我最后要说的恰恰是通史。目前正在法国出版的8卷本《通史》中，奥拉尔 (14) 勾勒了大革命的政治概貌。它可以被称为典型的1889年的作品。当时正值周年纪念日；是第一百个纪念日了，人们也看到，共和国已经稳定地建立起来了，并创造出了其创建者从来没有想象到的力量，于是，人们就开始以一种新的精神来研究这段历史。人们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资金来收集、整理、出版最为确凿和精确的文献资料；人们也不再有太多的强烈感情和党派色彩了，人们由于变成了绝对的胜利者而更中庸、更公正了。这一新兴学派的核心人物正是奥拉尔先生。他在巴黎大学担任革命史教席，他也是专门推动革命史研究的组织 (15) 的主席，又是其学术杂志《法国革命》（La Révoltion ）的主编，该刊物已经出版到第31卷。他也已经组织出版了大量雅各宾俱乐部和公安委员会的档案文件 (16) 。论起对已出版文献的熟悉程度，从来没有人能超过他，而他对未出版档案的了解也无人可以企及。党派偏见这个恶魔的马脚只在几个地方偶尔露了一下。比如，他曾说，人民是因为国王的做法而起来报复的；他不承认丹东是9月犯罪活动的同谋。尽管丹东本人曾向包括未来法国国王在内的多人承认自己有罪，而他却说，这违反了批评的主要规范：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口供而将其定罪。奥拉尔的描述并不完整，缺乏细节；但他的描述要比其他人的描述更聪明，更有启发性，并显示了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后所形成的标杆。
那么现在，我们处于哪个方位，采用多大的射击仰角才能使我们指望某一天成为具有较高权威的人物？现在，回忆录的供应已经终结或接近终结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尚存于人世的手稿也所剩无几了。除了西班牙之外，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完善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往来函件了；不过，自费桑以降，还有很多私人来往信件。对于革命时期法国政府每一法案的形成过程，我们却只有很少了解。
对此我想谈一点想法。30年前，1789年的议会议事录（Cahiers）或者说议员授权指令（Instructions）出版，共有六厚本。编者抱怨说，他们并没有找到全部材料，四个省的十几本议事录丢失了。新任编者则在其两卷本的导言中说，仅在那四个省，前任编者就遗漏了120份授权指令；他说，整个法国应该有5万份。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巴黎选举的文献资料集，另一本是关于巴黎选举人的文献集。所谓选举人，即由选民选出、再由他们投票选举议员的人，这些议员后来就组成了巴黎市政府，并使他们的地位永久化。随后又出版了革命委员会、几个政府委员会、雅各宾俱乐部、战争部的法令集，旺代起义则单出了几卷。
所有这些资料都将在几年内出齐，那时，所有人就将知道该知道的历史真相了。也许那时会有人编撰一本史书，其水平远超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新著作，就好像索雷尔、奥拉尔、朗伯德（Lambaud）、弗朗梅蒙特（Flammermont）超过了泰纳和絮贝尔。或者泰纳和絮贝尔超过了米什莱和布朗基一样。或者也会超过我们在英语中看到的最好的著作，即巴克尔 (17) 第2卷的那3章，或勒基 (18) 的第5卷的那两章。到了那个黄金时代，我们的历史学家将是公正诚实的，我们的历史将是确凿的。最糟糕的东西将会显出原形，那时，刑罚就毋须再拖延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圆满，说情者的职业将会消失，辩护士也将失去其饭碗。谎言端赖掩饰证据。只要这种局面结束，谎言就不攻自破，那时，正常的学术分歧的缺口就会缩小。
对那些具有党派偏见的学者，我们不要有太多菲薄，因为他们对我们助益良多。即使他们是不诚实的，也是有益的，如同辩护人有助于法官作出裁决；如果他们仅靠与利益无涉之诚实而进行研究，他们或许还做不了那么好呢。我们或许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看到这样的人出现：他了解全部的事实真相，并有讲出真实的勇气。他除了关心自己的利益之外，也会照料他人的利益。他会为讨好反对者而辛勤工作，他对那些犯过错误、对那些作恶多端、对那些失败者绝无偏见。他会对朋友和敌人一视同仁——假定这位诚实的历史学家还可能有一位朋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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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rinthian school of style，科林斯属古希腊城邦，其艺术风格流于华丽藻饰。——译者
(2) Pompey，公元前106—前48年，罗马统帅，政治家。——译者
(3) Pharsalus，公元前48年，庞培在此被凯撒打败，逃往埃及，被杀。——译者
(4) St. Helena，1815—1821年间拿破仑被放逐于此而终老该岛。——译者
(5) Peelites，尤其指支持英国首相Sir Robert Peel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保守党党员。——译者
(6) 即《旧制度与大革命》。——译者
(7) Vereingetorix，约死于公元前45年，高卢人首领，曾率众反抗罗马。——译者
(8) Lazarus，《圣经·约翰福音》中人物。——译者
(9) 《圣经》中所记耶稣的门徒。——译者
(10) Mary Magdalen，《圣经》中所记耶稣的门徒。——译者
(11) 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是《法国大革命史，1789—1800年》，另著有《威廉一世所建立之日耳曼帝国的基础》7卷。——译者
(12) 1842—1906年，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是《欧洲和法国革命》八卷，另著有《普法战争外交史》、《18世纪的东方问题》等。——译者
(13) 1828—1893年，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是《法国的起源》，另著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文艺批评著作。——译者
(14) Aulard，1849—1928年，以《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国民公会中的演说家》闻名，关于法国大革命还著有《法国革命政治史》。——译者
(15) 革命史研究会。——译者
(16) 《雅各宾俱乐部文献记录》、《公安委员会文件汇编》。——译者
(17) 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年，其历史学经典著作为《英国文明史》两卷。——译者
(18) 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1838—1903年，其代表作为《18世纪英国史》八卷，另著有《欧洲理性主义精神的兴起和影响史》二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