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讲 干预主义
一句非常有名的俗语常被人引用：“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认为，这样描述一个好政府的职能并不准确。政府应该遵从建立它的目的，做一切需要它做的事。政府应该保护本国居民免受歹徒暴力和欺诈的侵犯，并且应该保卫国家、抵御外敌。这些都是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
当然，在全盘计划下，政府无所不管，无远弗届。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市场经济平稳运行，不受国内外欺诈和暴力的侵犯。
不同意政府职能这一定义的人会说：“此人痛恨政府。”没有比这更脱离事实的说法了。如果我说汽油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液体，它有多种用途，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喝汽油，因为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那么我并非与汽油为敌，也绝不痛恨汽油。我只是说，汽油对某些特定的目的非常有用，但不适合其他用途。如果我说，政府的职责是抓捕杀人犯或其他犯罪分子，但运行铁路或者为无用的事情开支并非政府的职责，那么我宣称政府适合做某些事情而不适合做其他的事，这不能说明我讨厌政府。
据说，在今天的情形下，我们再也没有自由经济体系，只有被称作“混合经济”的东西。而人们指出，作为混合经济的证据是，众多企业由政府经营或拥有。人们说，经济是混合的，因为在许多国家，某些特定机构，比如电话、电报及铁路，都是由政府所有并经营的。
某些机构和企业确实由政府经营。但是，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改变我们经济体制的特征。这甚至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中有一个“小计划经济”。政府在经营这些企业时必须坚持市场至上，也就是必须坚持消费者至上。比如，政府在经营邮政或铁路时，必须雇人在这些企业干活。同样，政府也必须购买企业运营所需的原材料和其他东西。而另一方面，政府也会向公众“出售”服务或商品。确实，即使它以自由经济制度的方式来营运这些机构，结果也必然是赤字。但是，政府能够出资弥补这种赤字——至少政府成员和执政党都这样认为。
若是个人当然不行。个人很难运营出现赤字的企业。如果他不能很快消除赤字，并且实现盈利（或者至少表明不会发生进一步的赤字），他就会面临破产，企业必将倒闭。
但对政府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政府可以在赤字下运行，因为它有权向人们征税。如果纳税人准备支付更高的税收，以便政府能够运营一家亏损企业（也就是说，以比私人机构效率更低的方式运营），如果人们愿意接受这种损失，那么这家企业当然会继续运营下去。
近年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增加了国有化机构和企业的数量，以致赤字的增长远远超出了可征收的税款。之后发生了什么不是今天的主题。这就是通货膨胀，我明天再说。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绝不能把混合经济混同于干预主义，我今晚要谈的正是干预主义。
什么是干预主义？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并不将其行为限于维持秩序，或正如人们100年前所说的，限于“提供安全”（the production of security）。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想做更多的事。它要干预市场现象。
如果有人反对，说政府不应干预商业活动，那么人们经常会回答：“但政府总有必要干预。如果街上有警察，这就是政府干预。它干预强盗抢劫商店，或者阻止盗窃车辆。”但是，当讨论干预主义，以及定义什么是干预主义时，我们说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和警方应当保护公民，包括商人，当然还有他们的员工，免受国内外歹徒的攻击，这其实是对任何一个政府正常且必要的期望。这种保护不是干预，因为这是政府唯一的合法职能，确切地说，就是提供安全保障。）
当我们谈论到干预主义时，我们心中所想的是政府渴望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防止暴力和欺诈。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不仅不保护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而且能干预各种市场现象，干预价格、工资率、利率和利润。
政府干预是为了迫使商人以不同的方式经营，不同于他们只服从于消费者时会选择的方式。因此，政府干预的所有措施都直接限制了消费者至上。在自由经济中，消费者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政府想要篡夺这种权力，或至少篡夺部分这种权力。
举个干预主义的例子，这在许多国家很受欢迎，许多政府试了一次又一次，特别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这个例子就是价格管制。
当政府印了太多钞票，而人们开始抱怨由此导致的物价上涨时，各国政府常常会诉诸价格管制。历史上有很多价格管制失败的著名例子，我谈其中两个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政府的确非常积极地强制实施或试图强制实施价格管制。
第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他作为最后一位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而闻名于世。3世纪下半叶，这位罗马皇帝只剩了一个财政手段，就是使通货贬值。在那种原始时期，印刷术还没发明出来，可以说通货膨胀也是原始的。要进行的是铸币贬值，尤其是银币。政府将越来越多的铜混进银币里，甚至连银币的颜色都改变了，重量也相应地大大降低。铸币贬值和货币量相应增加，结果是价格上涨，紧接着便是价格管制。罗马的皇帝都会严厉地强制执法，他们并不认为对涨价者施以死刑是什么了不得的惩罚。他们虽然强制进行价格管制，却未能控制社会，其结果是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劳动力分工体系的瓦解。
然而，1500年之后，同样的通货贬值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但是，这次的手法不同。造币技术有了长足进步。法国不再需要借助于铸币贬值。他们有了印钞机。印钞机效率很高。结果是又一次前所未有的物价暴涨。在法国大革命中，政府也不再使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那样的死刑方式来强制执行最高限价。政府处死市民的手段也有了进步。大家都记得著名的J. I. 吉约坦（J. I. Guillotin）医生，他主张使用断头台。即使有了断头台，法国也未能维持最高限价。当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被押到断头台时，人们大喊：“去你的最高限价。”
我之所以提起这些，是因为人们常常说：“只要更残酷、更积极，就能高效地管制价格。”现在可以看到，戴克里先当然非常残酷，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然而，这两个时代的价格管控措施都完全失败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政府听到人们抱怨牛奶的价格上涨了。牛奶当然非常重要，对于下一代，对于儿童尤其重要。因此，政府宣布了牛奶的最高限价——比可能的市场价格更低。现在政府说：“当然，我们已经做了一切该做的事，以便让贫穷的父母按其所需购买牛奶来喂养小孩。”
但会发生什么呢？一方面，较低的牛奶价格增加了人们对牛奶的需求。在政府所定的较低价格下，以前在高价时买不起牛奶的人，现在买得起了。另一方面，某些生产商，即那些成本最高的牛奶生产商，也就是边际生产者，遭受亏损，因为政府定的价格低于其成本。这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一点。而私人企业家、私人生产商无法长期承担亏损。既然他们不能承受牛奶的损失，他们就会限制供给市场的牛奶产量。他们可能会把一些奶牛卖给屠宰场，或者卖一些用牛奶制成的其他产品，比如酸奶、黄油或奶酪。
因此，政府对牛奶价格的干预导致了牛奶的供给减少，同时牛奶的需求却增加了。一些准备在政府定的低价下购买牛奶的人买不到牛奶了。另一种结果是，人们急着去商店买牛奶，却不得不在门外排队等待。在政府制定了所谓重要商品的最高限价的城市里，在商店外大排长龙的景象司空见惯。哪里有牛奶限价，哪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学家对此总是有言在先，当然，只是为数不多的靠谱的经济学家。
但是，价格管制结果如何？政府失望了。它希望让喝牛奶的人满意。但事实上，它让人不满意。在政府干预之前，虽然牛奶价格高，但人们买得到。而现在，牛奶仅有少量供给。因此，牛奶的总消费量下降了。儿童喝到的牛奶更少，而不是更多。接下来，政府能采取的措施就是配给制。但是，配给制仅仅意味着个别的人拥有得到牛奶的特权，而其他人根本得不到牛奶。当然，谁能得到牛奶，总是由政府随心所欲而定。比如，政府可能宣布一条命令：四岁以下的儿童可得到牛奶，而四岁以上的儿童，或者四岁到六岁的儿童，只能得到四岁以下儿童所得牛奶的一半。
无论政府怎么做，事实就是牛奶的供给减少了。因此，人们比以前更加不满。现在政府责问牛奶生产商（因为政府自己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找出答案）：“为什么你们不生产跟以前一样多的牛奶？”政府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做不到，因为生产成本比政府所确定的牛奶最高价格还要高。”于是，政府研究了各项生产成本，其中之一是饲料。
政府说：“噢，现在我们会对饲料施以与牛奶相同的价格控制。我们将确定饲料的最高限价，这样你们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较少的支出饲养奶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将能够生产和销售更多的牛奶。”
但是，现在情况又如何呢？同样的故事在饲料上重演，而如你所能理解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饲料的产量下降，政府再次面临困境。因此，政府安排了新的听证会，以找出饲料生产的问题。从饲料生产者那里得到的解释和从牛奶生产商那里得到的非常相似。因此，政府必须更进一步，因为它不想放弃价格管制的原则。政府为生产饲料所必需的原料确定了最高限价。同样的故事再度上演。
同时，政府不仅要管制牛奶，还要管制鸡蛋、肉类及其他必需品。每次政府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到处都是一样的情形。一旦政府对消费品实行最高限价，它就不得不延伸到生产资料，进一步限制生产者所需的商品的价格，以满足对限价的消费品的生产需要。所以，政府起初只控制几样商品的价格，再一步一步追溯到生产过程之中，限定各种生产资料的最高价格，当然也包括劳动力价格，因为没有工资控制，政府的“成本控制”将毫无意义。
此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法限于那些被视为重要的必需品，比如牛奶、黄油、鸡蛋和肉类，还必须包括奢侈品，因为如果政府不限制奢侈品的价格，那么资本和劳动将放弃生产重要的必需品，而转向生产那些政府认为不必要的奢侈品。因此，对某一个或几个消费品孤立的价格干预带来的影响，必然使其不如以前的状况。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在政府干预之前，牛奶和鸡蛋昂贵；在政府干预之后，它们开始从市场上消失。政府认为所干预的东西非常重要，希望增加供给数量。结果恰恰相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孤立干预所导致的状况甚至比之前政府想要改变的状态更不可取。随着政府越走越远，最终，所有的价格、工资率、利率，简而言之，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切都由政府决定。显然，这就是全面的计划经济。
在此，我向你们所做的简要理论的解释，正是那些试图强制实施最高限价的国家所发生的事，那些政府极为固执，一步步走向末路。这也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和英国。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国家的情况。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并且都实施了价格管制。开始只有牛奶和鸡蛋少数产品的价格实施管制，后来不得不越走越远。战争持续越长，通货膨胀越严重。开战三年后，德国人像以往那样有条不紊地制订了一项宏大的计划。他们称之为“兴登堡计划”（Hindenburg Plan），那时德国政府所认为的所有好东西都会以“兴登堡”命名。
“兴登堡计划”意味着整个德国的经济体系都应由政府控制，包括价格、工资、利润等所有的东西。官僚机构立即开始执行。但这些官僚机构尚未完成，灾难就已来临。德意志帝国崩溃了，整个官僚机构都消失了。这场革命带来的血腥结果告以终结。
英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1917年春天，美国卷入了战争，并供给英国足够的资源，因此打断了英国通往奴役的道路。
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总理布吕宁（Brüning）再次以惯用的理由在德国引入价格管制。希特勒强制实施这种价格管制，甚至在开战之前。在纳粹德国，没有私有企业，也没有私人创业。纳粹德国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与苏联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区别，只限于仍保留了自由经济体系的术语和标签。尚存一些所谓的“私有企业”，但其所有者不再是企业家，而被称为“企业经理”（Betriebsführer）。
整个德国都由等级制层层组织。最高元首当然是希特勒，然后是从上到下的领导者。而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是“经理”。企业的工人被命名为“Gefolgschaft”，这个词语在中世纪代表着封建领主的随从。所有这些人都不得不服从某个机构发出的命令，该机构的名字超长，即“Reichsführerwirtsch aftsministerium”（经济部）。其首脑是那个身上缀满了珠宝和奖章的著名胖子，名为戈林（Goering）。
这个名字超长的部长机构向每个企业发号施令：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从哪里获取原材料，原材料的价格是多少，产品以什么价格出售，以及产品出售给谁。工人们接到命令在某个指定的工厂工作，工资由政府法令规定。整个经济体系的每一个细节都由政府监管。
经理没有权利享有利润，他的所得相当于工资，如果想拿更多的钱，他就得说：“我病得很重，需要立即手术，手术费要500马克。”然后，他不得不询问地区领导人，他是否有权在工资之外领到更多的钱。价格不再是价格，工资也不再是工资，这些都成了相关制度下的定额数目。
我来告诉你这种体系是如何崩溃的。多年的战争之后，某天外国军队抵达德国，试图维持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但是这种体系必然要求希特勒式的暴行，舍此必会失效。
而当德国上演这一切时，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恰恰也是这样做的。从仅仅管制某些商品的价格开始，英国政府开始一步步越来越多地控制经济（与希特勒甚至在战前的和平时期所采取的方式相同），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几乎达成了纯粹的计划经济。
英国的计划经济并非1945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带来的，而是在战争期间，经由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相的政府转变的。工党政府仅仅保留了丘吉尔政府已引入的计划经济，尽管遭到了人们的极大反对。
英国的国有化并不意味着什么。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只是换了一个名义，因为英格兰银行早已完全由政府控制。铁路和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也是如此。所谓的“战时社会主义”（War Socialism）——意味着干预主义的体系一步步前进——实际上早已国有化了这一体系。
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并不重要，因为经营者都是由政府任命的，而且在这两个国家，他们都必须服从政府各个方面的命令。如我在前面所述，纳粹德国的制度保留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标签和术语，但其代表的意义已全然不同：只剩下了政府命令。
英国的体制也是如此。英国保守党在重新掌权后，撤销了一些管制。现在英国一方面试图保持管制，另一方面又试图废除管制（但不要忘了，英格兰的情形完全不同于苏联）。那些食品和原材料依赖进口因此必须出口工业品的国家也是如此。对严重依赖出口贸易的国家来说，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体系无法运转。
因此，就剩下的经济自由（一些国家仍有实质的自由，比如挪威、英国、瑞典）而言，自由之所以存在，是保持出口贸易的需要。之前我以牛奶为例，不是因为我对牛奶情有独钟，而是因为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几乎所有政府或大部分政府对牛奶、鸡蛋或黄油实施了价格管制。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另一个例子：租金管制。如果政府管制租金，后果之一就是那些在家庭条件变化时本应从大公寓搬到小公寓的人将不再这样做。例如，孩子在20多岁时离开了家、结婚了或者去了其他城市工作，只剩下父母在家。这样的父母常会换一套更便宜的小公寓。如果实施了租金管制，这种必要性就消失了。
20世纪20年代早期，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牢固地确立了租金管制。在租金管制的情况下，一套普通公寓的房东能拿到的租金不超过市属有轨电车票价的两倍。你可以想象，人们没有任何动力搬家。而且，另一方面，再没有新建的房子。类似的租金管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也很盛行，许多城市延续至今。
美国许多城市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其主要原因是租金管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住房短缺。因此，政府耗费数十亿美元修建新屋。但为什么会有这种住房短缺呢？住房短缺与牛奶价格管制下牛奶短缺是同样的原因。这意味着，当政府干预市场时，它将日益转向计划经济。
而这也回应了某些人，他们说：“我们不想政府控制一切。我们知道这很糟糕。但政府为什么不能只对市场干预一点点呢？为什么政府不能除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呢？”
这些人谈论“中间道路”。他们没看到的是，孤立的干预，也就是只干预经济体系的一小部分，所导致的情形，会比政府自己以及那些要求干预的人所想要消除的情形更糟糕：那些要求租金管制的人发现公寓和住宅短缺时会愤怒不已，而住房短缺恰恰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因为所确定的租金低于人们在自由市场上所付的价格。
第三条道路的观念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正如其支持者所说，该制度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它保留了二者的优点而摒弃其缺点。相信有这种虚妄体制的人会满怀诗意地赞美干预政策的功绩。只能说他们错了。他们所赞美的政府干预所导致的糟糕状况，他们自己也不会喜欢。
以后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是保护主义。政府试图将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隔离，引入关税使进口商品在国内售价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使得国内生产商能够形成卡特尔（cartel）。然后，政府又打击卡特尔，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反卡特尔的立法是必要的。”
这恰恰是大多数欧洲政府所面临的情形。在美国，尚有其他原因解释反垄断法以及政府反对垄断幽魂的战役。
政府通过自己的干预一手创造了出现国内卡特尔的条件，又指责企业，声称：“因为有卡特尔，所以政府必须干预商业。”这太荒唐！要避免卡特尔，最简单不过的是终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干预，才可能有卡特尔。
将政府干预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的每个国家，最终都至少会导致不满，而且常常混乱不堪。如果政府不及时住手，那么国家必将出现全盘的计划经济。
然而，政府干预商业一直盛行。一旦有人不喜欢世界上发生的什么事，他就会说：“政府该管管这件事。我们要政府做什么？政府就该这么做。”这是典型的旧时代残余思想，是现代自由出现之前、现代立宪政府出现之前、代议制政府或现代共和主义出现之前的旧时代流传下来的思想。
在西方传统中，“受膏”（anoited）指用油膏涂抹，以象征宗教上的神圣性或合法性。在君主制中，国王的加冕仪式常包括受膏的环节，象征着神圣授权或神意认可。——译者注
千百年来，每个人都持有并接受这样的信念：一位国王，受膏的国王（anoited king） ，是上帝的使者；他英明神武，远胜臣民，因而他享有超凡权力。迟至19世纪初，人们仍然期望神圣的触摸（国王用手触摸）可以治愈某种疾病。医生通常是更好的选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让病人试试国王治病。
家长制政府具有优越性，以及世袭国王拥有超自然超人类能力的这种信念逐渐消失了，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它又卷土重来，有一位世界知名的德国教授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我很了解他，他是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也是美国经济学会的名誉会员。这位教授写了一本书，英文译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也有法文译本，很可能也有西班牙文译本——至少我希望有，这样你们就可以确认我的话了。在我们当代而非黑暗的中世纪出版的这本书中，经济学教授桑巴特竟然这样说：“元首，我们的元首（他所指的当然是希特勒），其旨意直接来自宇宙之主的上帝。”
我先前提到希特勒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等级制中，我将希特勒称为最高元首。但据桑巴特教授所言，还有个更高的元首便是上帝，上帝是宇宙之主。他写道，上帝直接对希特勒下旨。当然，桑巴特教授非常谨慎地说：“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与我们的元首交流，但这一事实无可否认。”
现在，如果你听到这样一本书能够以德语出版，也就是以一度被赞誉为“哲学家和诗人的国度”所用的语言出版，如果你还看到它被翻译成了英语或法语，那么你就不会惊讶于这样一个现象：即使某个小官员也认为自己比公民更聪明、更优秀，而且想干预一切，虽然他只是一个可怜的芝麻小官，而不像著名的桑巴特教授那样享有各种荣誉。
有什么办法来纠正这些情形呢？我想说，有一种办法。这种救济来自公民的力量，公民必须阻止妄称自己比普通公民更英明的独裁统治的建立。这是自由和奴役最根本的区别。
我认为，阿根廷的独裁者胡安·庇隆（Juan Perón）在1955年被迫下台是其应得的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