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讲 计划经济
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应经济自由传播中心的邀请。那么，什么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的制度是什么意思？答案很简单：就是市场经济，就是劳动社会分工中的个人通过市场实现合作的制度。这里的市场不是指某个地点，而是一种过程，是个人通过买卖、通过生产和消费，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的方式。
在谈论这种经济组织的制度——市场经济时，我们使用了“经济自由”这一术语。很多时候，人们误解了经济自由的含义，认为经济自由与其他各种自由不相干，认为其他自由更加重要，而且即使没有经济自由，那些自由也能够保存。经济自由的含义是：个人能够选择他融入社会整体的方式。个人能够选择职业，选择做他想做的事。
当然，这与今天许多人赋予“自由”一词的含义绝不相同。他们的意思是，通过经济自由，人类可以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但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什么能被称为自由，只有自然法则的规律，人类如果想有所收获，就必须服从这种规律。
在将“自由”这一术语运用于人类时，我们考虑的只是社会中的自由。然而，今天许多人认为社会中的各种自由互不相干。现今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所要求的政策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在其计划中所倡导的政策恰恰相反。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非常普遍地认为，即使没有所谓的经济自由，也能维护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和未经审判不受监禁的自由等所有这些自由。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市场制度，那么其他所有的这些自由都是幻影，即使它们被制定成法律，被写进宪法。
5000英里为8046.72千米。——译者注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有选择他愿意从事的任何职业的自由，有选择以他自己的方式融入社会的自由。但在计划经济下，情况并非如此，他的职业由政府指令而定。政府可以命令那些它不喜欢的人，以及那些它不愿意在某一地区生活的人，迁徙到别的地方。而政府总是可以名正言顺地解释这种过程，宣称政府计划需要这位杰出的公民离开他的地方，出现在5000英里 以外。
的确，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获得的自由并不是完美的自由。但根本没有完美的自由这种事。自由只意味着处于社会框架内的东西。18世纪的“自然法”作者——尤其是卢梭——认为，在遥远的过去，人类曾经享有所谓“天然”的自由。但是，在遥远的过去，个人并不自由，他们受到比其更强壮的人的支配。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可能听起来有些道理，但其实人并非生而自由。人生下来时，是非常弱小的婴儿。没有父母的保护，没有社会给予其父母的保护，他将无法存活。
社会中的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依赖于旁人，旁人也同样依赖于他。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以及经济自由下的社会，处于这样的状态，即每个人都为他的同胞服务，并得到他们的服务作为回报。人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老板们可独立于他人的善意和支持，认为业界领袖、商人、企业家是这种经济制度中真正的老板。但这是一种错觉。这种经济制度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如果消费者不再惠顾某一商业部门，那么这些商人要么被迫放弃其在经济制度中的显赫地位，要么得依照消费者的愿望和命令来调整其行为。
帕斯菲尔德夫人（Lady Passfield）的闺名为比阿特丽斯·波特（Beatrice Potter），后来也因她的丈夫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而出名。这位夫人是富商之女，年轻时曾担任她父亲的秘书。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父亲的企业里，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我父亲即老板发出的指令。只有他发号施令，但没有任何人对他发号施令。”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看法。向她父亲下令的是消费者，是买主。不幸的是，她看不到这些命令；她看不到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事，因为她感兴趣的只是从她父亲办公室或工厂发出的命令。
对于所有的经济问题，我们都必须牢记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的话，他有一篇名为《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That Which Is Seen，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的精彩文章。要理解经济制度的运作，我们不仅要处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还必须关注那些不能被直接感知的东西。例如，老板对办公室职员下令，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听不见的则是顾客对老板的命令。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终的老板是消费者。主权者不是国家，而是人民。证明人民是主权者的证据就是他们有权愚蠢。这就是主权者的特权。他有犯错的权利，没人能阻止他犯错。当然，他也得为错误付出代价。我们说消费者至高无上，或者消费者是主权者，并不是说消费者不会犯错，不是说消费者始终知道什么对他是最好的。消费者经常会有不当的购买或不当的消费。
但是，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能够控制人们的消费从而避免他们损害自己，这是错误的观念。这种父权制政府的观念，即政府是每个人的监护人的观念，正是热衷计划经济的人的观念。在美国，多年前，政府尝试了所谓的“高尚实验”。这一高尚实验是一部认定买卖酒精饮料为非法的法律。当然，的确有许多人滥饮白兰地和威士忌，由此可能伤害他们自己。美国有些当权者甚至反对抽烟。当然，有许多人抽烟过度，许多人不顾及不抽烟对他们更好的事实而坚持抽烟。这就提出了一个远超经济学所讨论范围的问题：这揭示了自由真正的含义。
防止人们因饮酒或抽烟过度而损害自己是好事。但是，一旦你认可了这一点，其他人就会说：身体就是一切吗？人的精神难道不是更重要得多吗？精神难道不是真正的人类禀赋、真正的人类特质吗？如果你给予政府权力来决定事关人类身体的消费，决定人们是否应该抽烟喝酒，那么若有人说，“比身体更重要的是精神和灵魂，读坏书、听坏音乐以及看坏电影，对人们自身的危害大得多。因此，政府有责任阻止人们犯下这些错误”，你就没什么好回应的了。
而且，如你所知，许多世纪以来，政府和当权者相信这的确是他们的职责。这不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就在不久以前，德国政府还认为，辨别绘画的优劣是政府的职责。当然，其优劣是年轻时曾落榜维也纳艺术学院入学考试的某人所认为的优劣，是明信片画家希特勒所认为的优劣，而就绘画和艺术发表与最高元首不同的观点即非法。
自由实际上意味着犯错误的自由。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能对他人花钱或生活的方式极为反感，我们可能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极其愚蠢和糟糕，但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就他人应该如何改变生活方式，人们有很多方式来宣扬其观点。他们可以写书、写文章、发表演讲。但一定不能仅仅因为这些人自己不希望他人有行事的自由而去阻止他人的某些事。
这就是奴役和自由的区别。奴隶必须按照上级的命令去做，但是自由公民（这就是自由的含义）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会被某些人滥用，而且正在被某些人滥用。当然，他们有可能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是，如果多数人赞同这些事，那么不赞同的人总有办法试着去改变其同胞的想法。他可以试着劝导他们、说服他们，但他不可试图使用暴力、政府的警力来强迫他们。
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服务于他人。18世纪，当自由主义作家们谈到“所有群体和所有个人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协调”时，他们想到的便是如此。而计划经济者反对的正是这种利益协调的学说。他们谈论的是不同群体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是什么意思？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被划分为世袭的身份群体，这在印度被称为“种姓”。在一个身份社会中，比如，一个人不是生而成为法国人，而是生而成为法国贵族、法国中产阶级或法国农民。中世纪，他更可能只是成为一个农奴。而直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法国的农奴制才完全消失。在欧洲其他地方，农奴制消失的时间甚至更晚。
但是，最恶劣的农奴制存在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甚至在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后还继续存在。个人继承父母的社会地位，并终生保持不变，再将其传给后代。每个群体都有特权和劣势。地位最高的群体只有特权，地位最低的群体只有劣势。并且，除了与其他阶级进行政治斗争之外，人们别无他途摆脱因其社会地位而被强加的法律上的劣势。在此状况下，你可以说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因为奴隶希望摆脱奴隶身份，摆脱成为奴隶的命运，然而，这对奴隶主而言意味着损失。因此，毫无疑问，在不同阶级的成员之间必然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人们一定不要忘记，在那些年代，身份社会主导了在欧洲及后来欧洲人于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与本国其他阶级有任何特殊的联系，他们认为与其他国家处于同一阶级的成员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一位法国贵族不会把下层法国人当作同胞，下层法国人是他不喜欢的“低等人”。他认为其他国家的贵族，比如意大利、英国和德国的贵族，才是同类。
这种状况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全欧洲的贵族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也就是法语，而在法国之外，除了贵族，其他群体都不懂法语。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有自己的语言，下层（农民）则用方言，其他阶层往往听不懂方言。着装也是如此。如果你在1750年周游列国，你就会发现上等阶级（贵族）的着装在全欧洲通常都是一样的，下等阶级则与之不同。当你在街上遇见某人时，你可以立即从他的衣着看出他所属的阶级和社会地位。
难以想象与那种状况相比，今天有了多么大的不同！我从美国来到阿根廷，在阿根廷的街头看见某人，我无法得知这个人的社会地位。我只能假定他是一位阿根廷公民，并且没被法律限制自由。这是资本主义的成果之一。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差异，存在财富上的差异。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这种财富上的差异等同于身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古老差异。
在中世纪时期（在许多国家延续到更晚近的时期），某个家族可能是贵族并拥有大量财富，一个公爵家族可以持续好几百年，无论其素质、才能、品行或道德如何。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这是社会学家学术性的称谓。按照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说法，这种社会流动性的运作原理是“精英循环”（the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s）。这意味着，总有人处于社会阶层的顶端，总有人具有政治地位，但这些人（精英）在不断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完全正确，在前资本主义的身份社会中却并非如此。那些曾经是欧洲大贵族的家族，现在还是同样的家族，或者说，是那些800年或1000年前，甚至更早以前欧洲最尊贵的家族的后裔。曾长期统治阿根廷的波旁的卡佩皇族早在10世纪就成为皇室。该皇室的国王们统治着现在称为“巴黎大区”（Ile-de-France）的领土，王权代代相传。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持续的流动性：穷人会变富，富人的后代则会丧失财富而变得贫穷。
今天，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中心街道的书店里看到了一名商人的传记。在19世纪的欧洲，这名商人的生意做得很大，他是那么杰出、那么重要、那么独特，因此即使在远离欧洲的阿根廷，书店也售有他的传记。我刚好认识他的孙子，与其祖父同名，而且他仍然有权冠以他祖父的贵族头衔。他铁匠出身的祖父在80年前被授予了贵族头衔。现在，他的孙子是纽约的一位贫穷的摄影师。
而当这位摄影师的祖父作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巨子之一时，曾是穷人的那些人，如今却成了产业领袖。每个人都有改变自身地位的自由。这就是身份制度与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某人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地位，他就只能怪自己。
迄今为止，20世纪最著名的工业家是亨利·福特。他从朋友那里借了几百美元起家，没过多久，他就发展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大企业之一。而我们每天都可发现数百例类似的故事。
每天，《纽约时报》都会刊出长长的讣告名单。如果你阅读逝者生平，那么你可能会在无意中发现某个杰出商人的名字。他起初是纽约街头的报童或者办公室职员，而当他逝世时，他或许已成了他从最底层起步的那家银行的总裁。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地位，不是所有的人都渴望获得这种地位。有人对其他的事情感兴趣，对这些人来说，现在也有其他的路可走，而封建社会和身份社会的时代却没有这种途径。
然而，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择业这种基本自由是不允许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唯一的经济权威，它有权决定与生产相关的一切事宜。
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件事物有许多不同的名称。人们如果说“计划”，那么当然指的是中央计划，指的是政府做出的计划，这种计划禁止政府之外的任何人的计划。
一位英国女士，也是上议院的一员，曾写了一本书，名为《计划或无计划》（Plan or No Plan），这本书在全世界风行一时。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呢？当她说“计划”时，她指的仅仅是那种控制一国之中所有人一切活动的计划。因此，这位女士意指的中央计划排除了所有个人的计划。所以，这个“计划或无计划”的书名就是一种误导、一种欺骗。不是在中央计划或无计划中二选一，而是在中央政府权威的总体计划或个人制订并执行自己的计划的自由中二选一。个人每天都在计划他的生活，并随时按自己的意愿改变计划。
自由的人每天按需计划。比如，他说：“昨天我计划一辈子都在科尔多巴工作。”如今，在得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条件更好后，他就改变了计划，说：“我想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不是待在科尔多巴。”这就是自由的含义。他可能搞错了，到头来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可能是一个错误。对他来说，科尔多巴的条件可能更好，但这是他自己做出的计划。
在政府计划之下，他如同军队里的士兵。军队里的士兵无权选择所属军营和服役地点。他必须服从命令。而计划经济正是将军事管理运用于整个生产系统。
因此，在计划经济下，一切都仰仗于最高当局的那些人的智慧、才能和天赋。最高统治者——或他的委员会——不知道的事就不会纳入考虑。但是，人类在其漫长历史中积累的知识不会被每个人掌握。千百年来，人类积累了天量的科技知识，要知道所有这些知识实非人力所能及，哪怕他是最聪明的人。
而人与人各有不同，他们是不一样的。始终都是如此。有些人在某一领域更有天赋，而在别的领域则不行。有些人有发现新路径、改变知识趋势的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经济的进步正是通过这些人取得的。如果某人有了一个想法，那么他可以尝试找到少数几个人，这几个人足够聪明，并且能认识到其想法的价值。某些资本家会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他们敢于寄望于未来，能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可能产生的效果。其他人一开始可能会说“这些傻瓜”，但当他们发现他们曾认为很愚蠢的这家企业兴旺发达了，并且人们高高兴兴地去买这家企业的产品时，他们就不会这样说了。
另一方面，在全盘计划的制度下，要想追求和发展某种想法，就必须先要说服最高当局接受该想法的价值。这可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只有首脑机关的那些人或者最高统治者本人，才有决定权。如果这些人因为懒惰或年迈，抑或脑子不太灵光、没有学识、不能理解新想法的重要性，这种新项目就无法实施。
我们可以看看军事史上的例子。拿破仑当然是军事天才，然而，他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无力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兵败如山倒，被流放到荒凉的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的问题是：怎样征服英国？为此，他需要一支跨越英吉利海峡作战的海军。当时有人告诉他，他们有办法成功渡海，在帆船时代，这些人想出了蒸汽船的新主意。但是，拿破仑不能理解他们的提议。
然后是著名的德军总参谋部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其军事智慧无人能及。法国将军福煦（Foch）的参谋部也同样享有盛名。但不管是德国人还是后来在福煦将军指挥下打败了德国人的法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航空技术对实现军事目的的重要性。德军总参谋部说：“航空只是用来娱乐的，飞行是闲人的享受。从军事角度来看，只有飞艇是重要的。”法国总参谋部也持同样的观点。
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美国有位将军坚信在下一次战争中航空至关重要。但美国其他所有的专家都反对他。他无法说服他们。如果你必须说服一群人，而这群人与该问题的解决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么你永远成功不了。非经济问题同样也是如此。
曾有画家、诗人、作曲家抱怨公众认识不到他们创作的价值，令他们陷于贫困。确实，公众鉴别力可能低下，但是当这些艺术家们说“政府应该支持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和作家”时，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政府会委托谁来判断某个新人是不是一名伟大的画家？政府不得不依赖批评家们和艺术史教授们的判断，而他们总是沉湎于过去，罕有发现新天才的能力。这就是“计划”的制度和每个人都能为自己计划和行动的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
当然，伟大的画家和作家常常不得不忍受超常的艰苦。他们或许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却赚不到钱。凡·高（van Gogh）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他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苦难，最终，他在37岁那年自杀了。他一生只卖出了一幅画，而买家是他的堂兄。除了卖出这唯一的一幅画外，他一直靠他哥哥的钱维生，他哥哥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画家，但能理解一个画家的需求。而现在，要是没有一二十万美元的话，你根本买不到凡·高的画。
在全盘计划的制度下，凡·高的命运或许不同。某位政府官员会询问一些有名的画家（当然在凡·高眼里这些人根本算不上艺术家），这个疯疯癫癫的年轻人是不是一个真正值得支持的画家？而毫无疑问，这些人会回答：“不，他不是一个画家，不是一个艺术家，他只是在浪费颜料。”然后，他们会把凡·高送入牛奶厂或精神病院。因此，新兴一代的画家、诗人、音乐家、记者和演员对计划经济的热情，全都是基于一种错觉。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些群体是计划经济思想最狂热的支持者。
当谈到选择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制度时，问题有所不同。计划经济的作家们从不怀疑现代工业和所有现代企业的运作是基于计算的。当然绝不仅仅是工程师要在计算的基础上制订计划，商人也必须如此。商人的计算完全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货币价格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信息，也为商人提供关于生产要素极为重要的信息，市场的主要功能不仅仅是决定生产过程中最后阶段的成本，以及将货物转移给消费者的成本，而同样要决定之前的生产步骤的成本。整个市场制度与不同商人之间的经过理智计算的劳动分工相联系，这些商人为生产要素（原材料、机器设备）竞争，也为生产的人力要素、为劳动支付的工资竞争。如果没有市场提供的价格，商人的这种计算就无法完成。
全盘计划者希望废除市场，但废除了市场，所有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计算都再无用武之地了。技术专家们可以给你提出一大堆项目，这些项目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同样可行，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哪个项目最有利需要商人基于市场的计算才能弄清楚。
我在此阐述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计算的基本事项与计划经济的全盘计划完全相反。经济计算以及由此而来的所有技术性计划，都只有在存在货币价格时才有可能，不仅要有消费品的价格，而且要有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意味着必须得有原材料的市场、所有半成品的市场、所有工具和机械的市场，以及各种人力劳动和人力服务的市场。
当这一事实被发现时，全盘计划者不知该如何应对。在长达150年间，他们都在说：“市场和市场价格是这个世界的万恶之源。我们要废除市场，当然，还有与之相伴的市场经济，并代之以一种没有价格和市场的制度。”他们想要废除商品和劳动的“商品属性”。
面对这一新问题，推崇计划经济的作家们无法作答，最后说：“我们不会完全废除市场。我们会假装还存在市场，就像孩子们玩上学的游戏那样，我们也可以玩市场的游戏。”但是众所周知，当孩子们玩上学的游戏时，他们什么都学不到。这只是一次练习、一场游戏，而你是在“玩”很多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详尽地阐述需要更多的时间。我的书中有详细的解释。在六次演讲中，我无法深入分析方方面面。因此，如果你对计划经济下计算和计划不可能的基本问题感兴趣的话，我建议阅读拙作《人的行为》，这本书有出色的西班牙语译本。
你还可阅读其他人的书，比如挪威经济学家特吕格弗·霍夫（Trygve Hoff）关于经济计算的著作。如果你不想只听一面之词，那么我推荐你阅读关于这一主题深受好评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作者是杰出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他曾经是美国大学的教授，后来当了波兰的大使，最后又返回波兰。
你很可能会问我：“那苏联呢？苏联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就改变了问题。苏联处于一个有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各种原材料的价格、各种东西价格的世界之中。因此，苏联能够为其计划而利用世界市场的外部价格。然而，由于苏联和美国的条件有所不同，结果往往是，某些事情从苏联人的经济立场看是可行的、明智的，而美国人则认为在经济上完全不可行。
所谓的“苏联实验”，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它不能告诉我们与计算问题相关的任何事。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实验吗？我确实不相信在人的行为和经济学的领域存在科学实验这种事。你无法在人的行为的领域进行实验室实验，因为科学实验要求你在不同的条件下做同样的事，或者要求你保持同样的条件，可能只改变一个因素。例如，你给某个患了癌症的动物注射某种药物，结果可能是癌症消失了。你可以在患了同一种癌症的同种动物身上测试。如果你用新药治愈了一些动物而未能治愈其他动物，那么你可以比较结果。你不能在人的行为的领域这样做，人的行为不存在实验室实验。
所谓的“苏联实验”只是表明，苏联的生活水平比起美国的生活水平低到不知哪里去了。
当然，如果你对一个计划经济者这样说，他会说：“苏联的情况好极了！”你告诉他：“或许是好极了，但平均生活水平要低得多。”而他会回答：“是的，但请记住，俄国人在沙皇的统治下有多么悲惨，并且我们还曾经历多么残酷的战争。”
我不想讨论这种解释是否正确，但是如果你否认了条件是相同的，你也就否认了这是一次实验。那么，你必须说（这可能正确得多）：“在苏联，计划经济未能给普通人的状况带来能与同时期内美国相比的改善。”
在美国，几乎每周你都会听到一些新东西、新进步。这些是商业创造的进步，因为成千上万的生意人夜以继日地寻找新产品，这些新产品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或者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较低，抑或这些产品比起现存产品而言更加物美价廉。他们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来做这些事的，而是为了赚钱。其结果是比起50年或100年前的状况，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苏联就没有类似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