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讲 利润和亏损，产权和资本主义
在讨论有关资本主义的一切问题时，最基本的是永远不要忘记“资本品”和“资本”的区别。“资本品”是实物。“资本”的概念纯粹是一种理论的概念，应用于一种确定的计算方法的框架之内。这种资本概念的演变最终产生了会计的资本概念、审计师的资本概念，以及那些非资本品的概念。当然，会计制度是从商人开始的。
商人渴望知道他们的交易结果是好是坏，于是发明了会计方法——复式记账法等。他们所应用的资本概念只涉及且只包括那些被他们投入商业发展的资金，不包括不动产和企业负责人及其家庭等私有财产。你仍然可以在法律论文中读到关于所有者的私人资本是否应该包括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争论。根据会计实践中的方法，今天所使用的资本概念包括不动产和企业所拥有的一切权利。
农学家也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只是在很久以后。最初，他们发明的会计方法只适用于农场的经营活动，而不包括农场主的全部财产。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事实，是因为如果你查看一家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你就会发现其中包括了这家企业拥有的建筑、不动产等。今天使用的资本概念不仅包括资本品，还包括企业拥有的所有东西。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还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资本的实际问题而言，是否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区别。谈到资本，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头脑中包含了所有的物质生产要素，只要它们可以用于生产目的。
如果我们讨论有关资本使用的决策，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可用资本的大部分体现在不可转换或不能完全转换的商品上。资本货物是自然财货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的中间因素。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生产过程和其他事情都始终在变，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中间产品——原本是为特定目的设计的——用于其他目的？乃至在计划和意图发生变化后，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将过去积累或生产的资本用于有着不同的计划和意图的其他目的？这就是资本品可转换性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一场以一群自称“技术官僚”的改革者为代表的运动在全世界（特别是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流行。技术官僚们批评我们仍然让过时的生产过程与最现代的生产方法并行。而他们不是唯一批评此事的人。他们指出，如果消除了所有他们所谓的“经济落后”，如果所有工厂都设立在最好的地方，如果所有工厂都配备了最现代的设备，那该有多好！这样就不会有任何落后，也不会使用任何过时的机器和生产方法。例如，一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指出德国农业多么落后。他将废弃或减少所有现有农场和机器，代之以最现代的农业成果，然后就能让生产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更便宜。
这些计划的弱点在于，过去积累的资本是以资本品的形式存在的，这些资本品代表了积累这些资本时的技术智慧。尽管那些工厂已过时，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将旧机器当作废铁卖掉且代之以新机器。这取决于新机器有多大的优越性。除非老工厂的产值已无法产生超过当前的支出，否则这将是一种浪费，不仅从个体工厂主的角度来看是浪费，从需要处理同样事务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这类似一个人既想购买新打字机或新电视机（他有打字机或电视机，但现在更好的东西发明出来了），又想购买他根本没有的其他东西，他必须做出选择。正如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新款出现时扔掉他的旧打字机或旧汽车一样，商人也必须做出类似的商业决策。家庭中不需要精确计算，但在商业上，我们要基于更谨慎的计算来做出这些决策。
资本设备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使某个国家比起那些较贫穷的国家更为富有，它体现为我们祖先过去创造的资本品，或体现为我们自己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为了不同的目的创造的资本品。如果我们未来还想继续使用这些旧资本设备（尽管它们提供的服务可能不如新设备），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提供的服务价值超过了丢弃旧机器并用新机器替换它们所能获得的收益。
人类开辟世界，定居四方，是在早先的时代，在不同于今日的其他假设和条件下，用其他的技术知识完成的。如果我们是从另一个星球来到地球，完全了解当今世界的地理条件，那么我们将运用这种不同的知识来开发世界，这些知识与那些产生我们当今资本设备的知识截然不同。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财富是由根据与今天不同的条件进行调整的资本品构成的。过去的决策以当时的条件为基础。我们祖先所做的决定，有助于影响我们保持事物的现状；放弃过去的投资并不值得。在每个单独的事例中，我们都必须做出决定，是继续旧的方式（尽管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知识），还是放弃旧的方式，代之以利用其他我们现在认为更重要的新增资本品。
作为对技术官僚的回应，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富裕到足以废弃过去建造的一切的程度。也许把工业中心建在他处比当时所建的地方更好。但这种转移，这种改变，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这取决于新地点的优势有多大。这是对著名的“幼稚产业理论”（infant-industry argument）的反驳，该理论认为，必须保护新产业，使其不受旧产业的影响。在将产业从物理上不太有利的地点转移到更有利的地点的情况下，决策也必须取决于新地点的优势程度。如果有足够大的优势，那么这些产业即使没有任何外部援助也会迁移。如果优势不足，那么帮助企业迁移是一种浪费。（例如，尽管棉花种植在美国南方，但纺织工业在新英格兰得到了发展。最近，纺织厂又在没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况下迁往美国南方。）如果放弃资本品带来的好处足够大，改变就会发生。
技术落后不等于经济落后。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或消费者大众的角度来看，消除这种技术落后所需的资本在其他地方有更紧迫的用途，那么仅仅因为有了更好的机器，就将资本用于更换新设备，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错误。
资本品是稀缺的。经济问题就是消费者试图将资本品用于满足他们尚未满足的最紧迫需求的问题。经济问题并不是将资本品用于生产某种相比另一种产品不太重要的东西（正是由于资本品被用来生产不太重要的产品，这种重要的产品就无法开始生产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利可图。商人说：“项目虽然可以进行，但无利可图。因此，我们不想开始。”而计划经济者说：“商人是贪婪的，他们只想生产有利可图的东西，无利可图的东西就不生产了。”然而，让企业无利可图的原因是，考虑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利率，预期收益会低于支出。
如果铜价比过去高，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铜支付更高的价格，他们不愿为铜的现有用途支付更高的价格。他们抬高了价格，使得生产其他产品变得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如果铜的供应增加，或者某些过去使用铜的行业现在改用其他东西替代铜进行生产，那么铜会变得更易获得，铜价会下跌，现在使用铜生产某些以前不盈利的产品就有利可图了。归根结底，是消费者在购买中决定了应该生产什么和不应该生产什么。
在铝刚刚问世时，由于价格非常高昂，许多东西无法用铝制造。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马上想到要为他的骑兵提供铝制装甲，但当时铝的价格那么贵，以至用银子制作装甲反而便宜些。当我还是个孩子时，铝用于制造儿童玩具，但那时要正儿八经地把铝用于工业生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随着铝的生产逐渐改进，许多物品可以用铝来制造。多年前，使用铝就像今天将某些高级金属用于一些商业目的那样是无利可图的。
“为使用而生产，而非为利润而生产”，这种口号毫无意义。商人是为了利润而生产的。但他之所以能盈利，是因为消费者想使用他生产的东西，比起其他东西，消费者更迫切地需要他生产的东西。
如果没有利润和损失，就不会有任何指导生产的依据。正是利润或损失告诉商人们，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以及需要什么样的质量和数量。在没有利润和损失的体系中，商人将无法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也无法按照消费者的意愿来安排生产过程。
除此之外，利润和损失还发挥了转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作用，将生产资料转移到那些知道如何最好地为消费者的需求服务的人手中（当然是指过去，直到昨天的过去）。这并不能保证明天生产资料仍然会得到最佳利用。但如果没有得到最佳利用的话，所有者将蒙受损失。而如果他们不改变生产方式，他们将丧失财产，被逐离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显赫位置。但过去的状况是既定事实，无法改变。对人做出的每个判断都涉及过去。评判选举中的候选人只能根据他过去的表现，这也适用于选择医生、商店以及生产商等。涉及的总是过去的信誉。
过去的利润将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公众所认为的使用效率较低的人手中转移到预计效率较高的人手中。因此，基于劳动分工体系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含义与封建制度中的含义非常不同。在封建制度中，私人财产是通过征服或任意占有土地获得的。占有者是征服者，最高征服者是军队的首领、国王、元首。其他人获得私有财产是作为最高领主的赏赐。当时有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国王、公爵、骑士等，而最底层是无产者。公爵和骑士可能因为被剥夺其封赏而失去财产——被上级（国王）撤回赏赐；或者，可能因为被成功的征服者击败而失去财产。这样的制度一直盛行，直到在许多国家中不同程度地被资本主义取代。
如果你研究土地私有权的历史，那么你当然可以追溯到土地要么是来自征服，要么是某人占有的无主财产。从这一角度来看，私有制的早期批评者认为，财产没有合法起源，它是通过武力、通过征服而得到的，没有任何合法基础。因此，他们说，他们要从当前的私人所有者手中夺走土地，分给所有人。对土地所有权起源的这种描述是否正确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现在财产已经被私人拥有了，该怎么办。
计划经济者接受了关于财产起源的这种批评，却没有意识到，当时和现在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你说过去土地所有者并不依赖于市场，那没错，那时没有市场，贸易量很小。封建领主土地上的巨大收入只有一种真正的花销支出——保留一大群武装人员为他作战。封建领主的庄园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家庭，许多人生活在其中（我会说那是寄宿者），由大庄园的财产供养。例如，柏林的勃兰登堡就是这样，在16世纪有位顾问住在国王的庄园里。这与市场经济中的情况非常不同。
在市场经济中，私人所有权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功能，因为只有以最便宜、最好的方式为消费者服务，私有财产才能得以保留和扩大。那些不知道如何以最便宜、最好的方式为消费者服务的人将遭受损失。如果他们不能及时改变生产方式，那么他们将被赶出财产所有者、企业家、资本家的行列，并被转移到不再具有企业家和资本家功能的位置上去。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的含义与封建制度中的含义全然不同。
私有制的批评者心理上仍然生活在中世纪（就像利息和债权人的批评者那样）。他们没有意识到，市场每天都在决定谁应该拥有什么以及拥有多少。市场将所有权赋予那些最擅长利用生产资料为消费者需求提供最佳满足的人。因此，将封建制度和绝对王权下的早期条件引以为证，来批评私有财产制度是不正确的。
“这一方案的基本主题是，并非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在这代人中已经失败了，而是该制度从未得到尝试。”——富兰克林·罗斯福，引自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第1章，第10页。——原编者注
正如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所说的，资本主义从未真正得到尝试。 旧时代的东西总有残留。但是，如果现在告诉我们“看看17世纪许多贵族家庭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这完全没有用。某些现代富人可能是贵族家庭的后代，但这与今天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呢？普鲁士地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仍然享有特权。他们之所以能保留自己的财产，只是因为帝国政府的全部机构都乐于维护他们、保护他们，并阻止消费者将更能为其服务的人放到他们的位置上。
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政府措施，如果降低了成功企业可产生的利润，或者对其利润征税，就是削弱消费者对生产者影响的措施。例如，19世纪的大量工业财富是由商业上成功的创新者积累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白手起家，创造了巨额利润，这些利润又再投资于他的企业；以这种方式，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创造了美国最大的财富之一。结果是，全新的事情发生了：为大众量产汽车。20世纪初有一些成功的汽车品牌。法国的雷诺售价约为1万美元（黄金价值），这是为少数极其富有之人准备的豪华汽车。福特及其他一些人的行动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汽车，这样创造了大量财富。大百货公司和大工厂也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但现在不会有这样的事了。如果某人创办了一家小企业并获得了巨额利润，那么利润的大部分会被税收吞噬。不过，这里仍然有些漏洞。如果你有一个好会计师，那么你可以避免被征收90%的利润，也许只被征收70%。但是，本来可以用于再投资的大部分利润被政府拿走了，用于当前的开支。
在百货公司的例子中，过去老商店必须与新竞争者争夺潜在的新消费者。然而，现在已不再如此。小商家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大商店，因为其利润被政府拿走了。诚然，老商店和新商店都在同样的法律下运营，大型老百货商店也必须支付高额所得税。但是，老商店已经积累了大业务所需的资本，而新商店则被阻止去积累扩张为大企业所需的资本。因此，其结果是，竞争精神很容易从大商店的运营管理中消失。老商店没有了竞争的危险，在处理事务时，有时会变得“懒惰”。
有人说资本主义正在消亡，因为竞争精神不像过去那样存在，而且大企业变得官僚化。但资本主义没有消亡，人们在谋杀它。因患病而最终导致死亡与因袭击和暗杀而死亡之间存在区别。将商业竞争精神减弱以及企业有时变得官僚化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论据，是荒谬的。正是因为人们反抗资本主义制度，不愿容忍那些对资本主义的存在至关重要的制度，才导致了这种现象。因此，我必须谈谈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利润和亏损与官僚管理之间的区别。
损益管理是一家企业的标志，它受制于市场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消费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样的企业中，决定性因素是“有利可图还是无利可图”这一标准不仅适用于整个企业，也适用于企业的每个部分。这是一种复式记账会计法，歌德盛赞它使组织的负责人能够在不陷入过多细节工作的情况下控制企业的方方面面。
在这样的会计制度下，我们可以确定任何特定部门或分支机构是否盈利。例如，纽约的一家企业在旧金山设有分公司。纽约公司的负责人需要采用的唯一标准是：该分公司是否盈利？他掌握着旧金山分公司的一份特定的资产负债表。他在账簿上为该分公司分配必要的资本，比较该分公司的成本和价格，并以此为基础，判断维持旧金山分公司对整个企业是否有益，是否有利可图。他可以把所有细节交给旧金山分公司的负责人，因为这个人始终知道他负有责任。分公司经理未必能分到利润。他非常清楚，分公司如果无法盈利就会被撤销，而他将失去工作；他的未来取决于该分公司。因此，纽约的负责人不必对旧金山分公司经理多说什么，除了“盈利”，纽约的负责人不会干预，因为如果他干预且分公司出现亏损，分公司经理就能够说，这是因为“您命令我这样做”。
消费者至高无上。消费者并非总是聪明的，但消费者享有主权。他们可能愚蠢，可能改变主意，但我们必须接受他们享有主权的事实。商人受制于消费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对整个商业机构来说也是如此，决定性的声音是消费者的声音。生产者或制造商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批评消费者：“这些人的品位很差——我建议他们买其他东西。”这是哲学家和艺术家的任务。一位伟大的画家，一位伟大的领袖，以及一位想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人，不应屈服于消费者糟糕的品位。然而，商人受制于损益管理，并在每个细节上受消费者意愿的指挥。消费者至高无上。他们购买产品，这让生产者有了正当性。如果没有被政府干预削弱，这就是损益管理，即为消费者生产。
那么，什么是官僚管理？人们常常把庞大与官僚制度混为一谈。甚至像马克斯·韦伯这样杰出的人也认为，官僚机构的本质特征是人们坐在办公桌前，有大量的文书工作要做。但这不是官僚制度的本质特征。官僚制度的特点是，它所处理一些必要的事务无法在市场上销售，因此没有市场价格。例如，保护个人免受匪徒和其他罪犯侵害就是这种事。这是警察部门的工作，非常重要，必不可少。但警察部门的服务不能在市场上出售。因此，你不能像判断一家鞋厂的运营那样来判断这些警察行动的结果。鞋厂可以说：“公众认可我们的运营，因为我们盈利。”警察部门只能说公众通过市议会、国会、议会等行为表示认可。因此，警察系统所必须运用的管理制度就是官僚制度。
国家或公民选举议会机构，而这些议会机构决定政府各项职能（包括警察部门）的开支大小。你不能用美元来评估警察部门的工作成果。因此，你不能像私营企业那样对警察部门进行簿记和审计。在私营企业中，支出以美元衡量，与收入相比较。在警察部门，你不能把支出和收入相比较。警察部门只有支出。警察部门的“收益”是，比如，你甚至可以在午夜之后安全地步行穿越城镇。这样的“收益”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议会为警察部门制定预算，决定要支出的金额。议会还必须告诉警察部门应该执行哪些职务。毫无疑问，增加拨款可以改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但民众不想出更多的钱。司法部部长告诉FBI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司法部部长不能把这些决定留给“分公司经理”。因此，官僚机构的管理者会就许多商人认为不必要的事情发出指示——多久清洁办公室一次，应该有多少台电话，某栋建筑要有多少人值守，等等。这些详尽的指示是必要的，因为官僚机构必须以这些规则来确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否则，办事人员在花钱时不会考虑总预算。如果预算有限，那么你必须告诉员工他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适用于政府行政机构的所有部门。
这就是官僚制度，它在这些领域中不可或缺。你不能让员工个人决定。你不能告诉某人：“这是一家大医院。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议会、州或联邦设定了一个限制，因此，有必要限制每个部门的支出。这种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不适用于利润管理。不过，当然，如果削弱了私营企业的利润动机，官僚思想和官僚管理就会悄悄渗入。
在目前政府征收超额利润税、公司税和公司股东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在计算一项新支出时会说：“当然，这意味着要多花100美元。但是，考虑到企业必须为公司收入支付82%的税收，实际支出要少得多。如果企业不将这100美元用于业务而留作利润收入，那么我仍然必须支付82美元的税收。因此，支出100美元只花费了公司18美元。”人们以这种方式计算，不再将总支出与由于总支出而可能在市场上获得的优势相比较，他们只比较影响自己收入的那部分支出。换句话说，对于在业务上花费100美元而言，公司可以承受挥霍、浪费或奢侈，公司将不再把消费者的需求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这种税收制度如果继续下去，那么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完全控制企业。比如，政府拿走公司100%的收入，那么公司所有业务的支出都可以抵扣并由政府承担。这样一来，公司就不用担心消费者主权，也不用担心消费者是否愿意为其产品支付能覆盖成本的价钱。公司也不用操心降低支出。但是，政府也不会允许企业随心所欲地经营，政府将不得不控制企业运营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你听说企业变得官僚化和浪费，那么这并不是大企业、资本主义或者无阻碍市场制度的后果。这是政府税收和政府干预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