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讲 货币、利息与商业周期
有两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其产生的严重影响和严重后果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与收取利息相关。让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名言：“钱不能生出钱来。”亚里士多德发现，利息问题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他要对利息是为使用货币而支付的错误观点负责。许多世纪以来，这是法律禁止贷款计息的理论基础。人们只看到了贷款的利息，他们不认为利息源于人的行为的一般范畴，不认为利息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所有人不可避免地、无一例外地都认为现在的商品比未来的商品更有价值。因此，这意味着未来商品相对于当前商品的贴现价值和贴现价格不能简单地以政府法令、规则或命令来消除。当罗马帝国的“资本主义”崩溃时，高度发达的罗马经济体系被入侵的蛮族部落经济取代，那是一种基于每家每户的田地而自给自足的纯农业经济，对收取利息的全面禁止亦不断加强。
路加福音V-35. 《詹姆斯国王版》：“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行善，借贷，不要指望任何回报。”——原编者注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曾有反对收取利息的斗争。领导这场斗争的是教会。一千年来，教会的议会一再重申无条件禁止利息。但是，为了找到这一禁令的理论基础，他们不能使用福音书和《新约》，他们必须回到摩西律法。他们在其中找到了一段话，这段话提到了贷款给犹太人（而不是外邦人）的利息。后来，12世纪初，神学家在福音书中发现了一段话 ，这段话也可以被解释为反对收取利息。然而，这段话并没有具体提到收取利息：“借贷，不要指望任何回报。”我认为这个翻译是正确的。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虽然不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却引起了神学家和法律史学家的争论。
一方面是教会禁止收取利息的法规——教会非常热衷于执行教会法；另一方面是现实，是人们的实践。贷款是必需的。在教会权力（包括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之下的国家，现代银行业在缓慢地发展。神学家开始研究利息问题，以确定是否有理由证明收取利息是合理的。这些研究是经济法则与教会法教义之间斗争的开始。神学家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并且至少消除了错误观念：放贷者通过收取贷款利息从借款者那里榨取了不公平的利益。然而，在美国许多教科书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这种错误观念。
然而，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你增加可供借贷的货币供应，你就会给货币市场（短期贷款市场）带来利率下降的趋势。如果利息不是给予使用了某人一定量货币的回报，而实际上取决于未来商品相对于当前商品的折现（且这与货币供应量大小无关），那么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的初始利率下降，将如何逆转，又凭什么会逆转？换句话说，尽管有增加的货币供应，但会出现一个重建利率的过程来反映人们对未来商品相对当前商品折现的评估，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有些人否认存在这种现象。有些人简单地宣称，增加货币或货币替代品的数量，将产生利率一步步下降的渐进趋势，直到利息最终完全消失。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这是实现丰裕的正确方式，可以为所有人创造富足，让每个人都富有。
我们必须明确区分两种银行交易。对于银行家而言，商人和经济学家是指用他人的资金放贷的人（只借出自己资金的人是放贷人）。银行家是从人们那里获得存款的人，他拿了别人的钱，然后再把这些钱借给其他人。他的商业收益源于他付给存款人的利息和他从借款人那里收取的利息的差额。这就是银行业的真正业务，银行家的真正业务。
19世纪，现代银行业方式的发展——银行券的发行和支票存款的出现，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信用媒介和信贷扩张。
这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最初发生在英国，然后发生在其他国家。人们将钱存在后来被称为银行家的人那里，以求妥善保管——早些时候，这些人是伦敦的金匠。储户从这些金匠那里得到他们存款的收据，可用于支付。如今，我们将这些收据称为“银行券”。当所涉的金匠信誉良好时，其他人没有理由不接受其收据。金匠和早期银行家很快发现，他们没有必要将与发行的全部收据总金额相对应的资金都存在金库里作为储备——他们可以发行比实际现金储备更多的收据，即更多的银行券。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将部分储备贷出，通过银行操作，发放的信贷可以超过实际存款所允许的数额。因此，他们发现了我们称之为“信用媒介”的东西。
第二个有严重问题的业务是信贷扩张，这可谓我们这一时代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信贷扩张意味着银行家向人们贷出的货币多于储户的存款。银行家发行这种超额银行券，或者超额的随时可提取的支票存款，就是信贷扩张。问题是：“这种操作的后果是什么？”开始时，这种类型的信贷扩张不太严重，也不太危险，因为这是城市里信誉良好的个人银行家做的，而他们的银行券可能会被人们接受，也可能被拒绝。你可以去找银行家，从他那里获得一笔完全由超额银行券、信用媒介构成的贷款，即完全由信贷扩张构成的贷款。然后，问题来了：你的客户和你的债权人是否真的愿意接受该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来付款？我们可以设想某个债权人进行了一笔这种可疑的交易，他说：“接受这些银行券总比继续等待对方付款好些。”但随后，他会立即去找发行这些银行券的银行家要求兑付，从而减少未兑付的超额银行券的数量。因此，只要信贷扩张仍然局限于受商事法律约束的私人银行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交易，信贷扩张的危险就不是很大。只要超额银行券可以退回发行银行进行兑付，信贷扩张就有所制约，也就不会有任何规模可观的信贷扩张。
但是很快，各国政府就侵入了这一领域。它们的侵入源于它们错误地认为，通过发行流通信贷、超额信贷、信用媒介以及比他们从公众那里得到的更多的货币，银行能够降低利率水平。
我在前面曾指出，关于利息的一个重大误解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在古代，富人是债权人，穷人是债务人，这是正确的描述。而其结果是，高利率是坏事的观念盛行。人们不愿意接受利率是一种不受政府影响的市场现象。他们认为，利率只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障碍。许多人甚至认为，利率是因自私的放债人的贪婪而产生的，政府有责任与其斗争。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要归功于政府在经过了千百年的错误之后，终于放弃了它们应该干预市场价格、干预工资率等观念。如果18世纪时政府没有放弃对价格和工资的干预，资本主义就不会发展。这种发展为我们当代的经济改善铺平了道路。然而，它在利率方面并没有完全成功。
的确，在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前限定最高利率的政府法令被废除了。但这些法令之所以被废除，只不过是因为政府认为自己发现了降低信贷成本的一种新方法，即通过银行的信贷扩张来降低利率。在此过程中，私人银行家完全从这个行业消失了。政府给予政府银行以特权，这些银行享有发行信用媒介的垄断权。这样做也并不容易，因为有一些阻力。在美国，建立美国发行银行的努力曾有两次被大多数人挫败。
政府的这种做法是推行一种处理此问题的非常软弱无力的“折中”办法。一贯支持信贷扩张制度的人可能会说：“如果可以通过信贷扩张降低利率，为什么不干脆彻底废除它，让利率消失，给每个人贷款而不收取任何利率呢？这将是一种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方案——可以给每个人贷款。为什么不呢？”但是，政府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完全废除利率。
社会兼容主义是一种由比利时企业家和化学家欧内斯特·索尔维提出的社会经济体制理念，旨在通过一种新的货币和信贷体系来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困和失业。根据该体系，政府和中央银行会创建一个公共信贷机构。通过这个机构，信贷将以低利率或零利率发放给公民和企业，以促进投资、创新和消费，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译者注
阿尔伯塔实验是指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在威廉·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的领导下实施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政策。该实验基于英国工程师克利福德·H. 道格拉斯社会信用的概念。社会信用是一种旨在通过改变货币和信贷制度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贫困和失业的经济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为公民提供一种来自国家生产能力的“社会红利”或“基本收入”，并调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以确保购买力得到维持。——译者注
法国学者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之间曾有一次著名的书信交流。普鲁东是巴斯夏的反对者。普鲁东认为，建立这样的信贷发行银行，可以让利率完全消失。巴斯夏不同意，但他没有找到非常正确的立场，他支持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他认为应该允许利率上升到某个点，但不能“过高”。这种“折中”立场后来成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学说。那些仍然坚持认为通过信贷措施降低或完全消除利率就可以为所有人创造财富的人，被称为“货币怪人”。这种称呼没有道理，他们只不过比那些支持官方“折中”政策的人更加逻辑一致。一些大力鼓吹大幅降低利率的倡导者在其他领域是非常杰出的人，比如比利时商人兼化学家欧内斯特·索尔维（Ernest Solvay），他认为通过建立“社会兼容主义” 有可能让所有人幸福。在加拿大，还有阿尔伯塔实验（Alberta Experiment） ，这是英国人克利福德·H. 道格拉斯（Clifford H. Douglas）的一个计划。道格拉斯称之为“社会信用”。
人们为什么会错得离谱，误认为信贷扩张没有不好的后果呢？这是因为人们为此发展出了一套特殊的理论。有人说，在经济体系中，信贷扩张有一种自然限制。他们说，商业交易所需的货币量是由“商业需求”决定的，银行的信贷扩张如果不超过这些“商业需求”，就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其观点为：原材料生产商向制造商出售原材料，并向其开具汇票；购买原材料的商人将汇票拿到银行；银行贴现汇票，向他提供信贷以支付这些原材料；三个月后，制造商用这些原材料制成成品卖掉，还清他所获得的贷款。因此，支持信用扩张的人表示，银行如果仅仅是提供信贷让商人购买这些原材料，就不会有危险。他们说，如果银行仅限于为已经进行的业务提供信贷，那么因为此目的而向银行申请信贷额就会受到“商业需求”——国内实际进行的准确真实的业务量——的限制。因此，这并不意味着信贷供给的增加，因为信贷供给的增加正好与基于实际交易的信贷需求增加相一致。
然而，这一理论没有认识到的是，这些“商业需求”取决于银行提供的信贷额度。而银行发放的信贷额度又取决于银行向借款人收取的利率。利率越高，需要贷款的人就越少；利率越低，就有越多的人要求贷款。
每个商人都会计算其项目的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如果他的计算显示，考虑到成本（当然包括利息成本），交易是不合算的，项目就不会进行。但是，如果发行银行出现在这个场景中，并创造出额外的流通信贷用于该项目，由此降低了利率，使其低于没有这种新信贷的情况下的水平，哪怕仅仅降低了0.25%或0.2%，那么在较高利率下本来不会进行的一些项目现在就会启动。银行的信贷扩张创造了对它自己的需求，给人一种印象，即有更多的储蓄和资本品可用。而事实上，增加的只是信贷的数量。
如果银行不扩张信贷，如果它不为此目的发放新的流通信贷，也就是说，如果银行贷出的货币仅来自人们的储蓄，那么后果是，银行必然收取比创造了新信贷时更高的利率。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下利率更高一点，许多交易就不会进行。但是，如果银行发放新信贷、新货币，它就必须降低利率以吸引新的借款人，因为所有可用资金已经按照当前的市场利率贷出去了。
银行经常出于政治原因扩张信贷。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如果物价上涨，商业繁荣，那么执政党在选举中就更有机会获得成功。因此，扩张信贷的决定很多时候受到政府想要实现繁荣的影响。因此，全世界的政府都倾向于支持这种信贷扩张政策。
在市场上，信贷扩张造成了一种错觉，让人们认为可用的资本和储蓄比实际的更多，以及以前由于利率较高而不切实际的项目现在因情况变化而变得可行。商人认为，较低利率表明有充足的资本品可用。这意味着信贷扩张篡改了商人的经济计算。这给商人、国家和世界留下的印象是，资本品比实际更多。通过信贷扩张，你可以在会计概念上增加“资本”，但你无法创造更多的真实资本品。由于生产总是必然受到可用资本品数量的限制，信贷扩张的结果就是让商人相信某些由于资本品的现实稀缺而无法实施的项目是可行的。因此，信贷扩张误导了商人，导致生产扭曲，并造成经济上的“不当投资”。当信贷扩张使得商人实施这样的项目时，其结果是人们所谓的“繁荣”。
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都存在一种执念，虽然不幸的是，这并非反对信贷扩张的执念，但至少反对在信贷扩张问题上给予政府过多的权力。其主要目标是，限制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影响力。
在历史进程中，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利用中央银行借款。政府可以向公众借钱。例如，存了100美元的人可以持有这些美元或将其投资。但是，他也可以选择不做这些事情，而是购买一份新的政府债券。这种购买不会改变现有货币的数量，他为债券支付的货币从他手中转到政府手中。但是，如果政府向中央银行借款，银行就可以购买政府债券，而只要扩大信贷就可以借款给政府，这实际上创造了新的货币。政府有很多关于如何进行这种借款的好主意。
历史上，关于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影响问题，议会和行政机关之间一直存在斗争。大多数欧洲立法机构明确表示，中央银行必须与政府分开，必须独立。而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始终存在冲突。这是由经济法则和政府立法所造成的自然情况。有些政府发现，很容易就可以在不违反法律字面意义的情况下违反立法。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向公众借款，而德国帝国银行承诺给予贷款。私人购买德国政府债券只需支付债券金额的17%，而这17%的债券金额就可以获得6%或7%的收益。因此，债券价格的83%是由银行提供的。这意味着，当政府向公众借款时，实际上是间接地从德国帝国银行借款。结果是，在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美元兑换4.2马克；到1923年年底，1美元兑换42亿马克。
人们一直都抵制赋予中央银行权力，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抵制在世界各国已经基本失败了。美国政府利用中央银行的权力，向其借款，获取了其所需开支的相当大一部分资金，后果是通货膨胀，以及物价和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
毫无疑问，信贷扩张会导致利率下降。那么，为什么这并不意味着利率总是能够保持低水平，甚至让利息完全消失呢？如果利率不是货币现象，而是一般的市场现象，即反映未来商品相对于当前商品以贴现价值交易的情况，那么我们必须问自己：“信贷扩张导致利率初始下降后，是什么样的过程最终使利率回归到反映市场状况和经济总体状况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利率属于人的行为的一般范畴，而增加货币供应和银行信贷可以导致利率暂时下降，那么利率是如何重新回归到能反映未来商品相对于现货的贴现率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也是在回答在某些拥有商业银行和信贷扩张系统的国家中，困扰人们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问题。这就是贸易周期问题——经济萧条时期的周期性回归。从18世纪末开始，在英国以及后来逐步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银行业方式的国家，我们可以观察到一次又一次几乎规律性发生的事件，即经济萧条、经济危机的出现。我们不是指明显由某个事件引起的经济危机，该事件可以解释那场危机的出现。比如，19世纪60年代初期的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国就不可能再向欧洲运送棉花了，而当时美国南部各州是欧洲唯一的棉花供应商。于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发生了，从欧洲的棉纺织产业开始，其他产业也遭受了损失。不过，每个人都清楚危机的原因是美国内战以及向欧洲运输棉花的中断。但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这种因特定的可识别的情况所导致的危机。我们要讨论的是所有商业领域的真正危机（尽管有时某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更严重），这是一种人们看不到任何特定原因的危机。
19世纪初，人们开始将这些周期性危机视为经济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英国的经济学家们这样回答：“我们要研究的不是经济萧条。这种萧条始终是前期繁荣的结果。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问的是‘前期繁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问自己，虽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经济条件无可争议且确定的发展，但为什么发展不是稳步上升，而是呈现波浪状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反复出现繁荣时期，而繁荣时期总是紧随着萧条时期。”以这种方式，危机问题就转化为贸易周期问题。针对贸易周期问题，人们提供了许多解释，但或多或少有些错误。
我只想提及其中一种解释。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观点。他的说法很有名气。他将经济危机归因于太阳黑子。他说太阳黑子导致农业收成不好，而这意味着经济不景气。若当真如此的话，为什么企业不能像适应其他自然现象一样适应这种自然现象呢？
如果存在信贷扩张，那么利率必然会降低。银行如果要为新增的信贷找到借款人，就必须降低利率或降低潜在借款人的信贷资格。因为在以前的利率下，所有那些想要贷款的人都已经得到了贷款，银行必须以较低的利率提供贷款，或者将那些前景不佳的企业以及信用较差的借款人纳入以原来的利率授予贷款的对象之中。
当个人消费少于他们的生产时，多余的产品就会作为储蓄。因此，当贷款的资金来自储户时，这代表了可用于进一步生产的实际商品。但是，当基于信贷扩张发放贷款时，商人会被误导，没有实际商品支持这些贷款，只有新创造的信贷。这导致经济计算的错误。信贷扩张产生了系统性错误，给予每个商人这样的印象：昨天因为资本品不足而无法执行的项目，现在可以执行了（因为信贷扩张）。结果是，商业活动更加频繁，这意味着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但资本品数量其实并没有增加。因此，商业活动的频繁意味着一次人为的繁荣。生产要素的生产者看到他们卖出的价格比昨天高而高兴。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没有生产更多的物质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随着新信贷的借款人的竞争和抬价而越来越高。然后，最终有两种可能性。
商业要求越来越多信贷，要么银行通过创造越来越多的信贷来满足这种需求（1923年德国就是如此，导致货币完全崩溃），要么有一天，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意识到必须停止信贷扩张，银行停止创造新的信贷借出。那么，已经扩张了的企业就无法获得新的信贷来支付必需的生产要素，也就不能完成他们已承诺的投资项目。由于无法付账，企业会以低价抛售库存。然后，恐慌和崩溃随之而来，萧条便开始了。
在信贷扩张的情况下，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体系就像某个仅拥有有限建筑材料供给的人想要建造一座家园。但由于技术计算能力不足，他犯了一些错误。他认为可以用他有限的建筑材料建造出一座大房子。因此，他从修建过大的地基开始。但只有到了后面，他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无法按原计划建好房子。那么，他必须放弃整个项目，或者以尚能利用的材料建造一座小一些的房子，任由部分地基闲置。这就是某个国家或全球在经历了信贷扩张引发的危机结束时所处的境地。由于宽松信贷，商人在经济计算中犯了错误，发现那些过分雄心勃勃的计划因生产要素不足而无法完成。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其他地区，实际上，在每一个经历过信贷扩张的国家，在危机之前的每一个繁荣时期，你都会发现有人说：“这不是一次随后会带来危机的繁荣，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会有危机。这是最终的繁荣——永恒的繁荣。我们再也不会遇到那样的危机了。”越是相信这种永恒繁荣口号的人，当他们发现“永恒”的繁荣并不持久时，他们就会变得越绝望。
See Ludwig von Mises，“The Causes of the Econimic Crisis”（1931）in Percy L. Greaves，Jr,，ed.，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Essays of Ludwig von Mises（Dobbs Ferry，N. Y.： Free Market Books，1978），pp. 173—203，esp. pp. 186-192.
1929年之后，与之前的萧条相比，这次的情况更为恶化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的工会真的非常强大，不愿意接受危机将带来的那些影响，即不允许货币工资率大幅度下降，而这正是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之前危机的后果。在部分行业，货币工资稍有下降，但总的来说，工会成功地维持了繁荣时期人为提高的工资水平。因此，失业人数也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并且失业持续了很长时间。另一方面，那些没有失去工作的工人则享受着工资不与商品价格同等程度下降的好待遇。某些劳动群体的生活条件甚至还有所提高。
这与20世纪20年代后期英格兰的情况相同，这对产生凯恩斯爵士的理论和近年来进入实践的信贷扩张观念有重要影响。英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英国确实必须稳定货币，但不只是稳定货币。1925年，英国让英镑回到了战前的黄金价值。这意味着，此后的英镑比起1920年的英镑更重，购买力更高。像英国这样要进口原材料、食品以及出口制成品的国家，不应该让英镑变得更贵。正如希特勒所说的：“他们要么出口，要么挨饿。”而在这样的国家，工会不能容忍工资水平下降，这就意味着，以英镑计价的制造英国产品的成本增加了，相对于没有以类似方式回归金本位制的国家而言。随着成本上升，你必须以更高的要价来维持业务。因此，你要出售的产品的数量减少，从而必须削减生产。于是，失业率上升，并出现长期的大规模失业。
因为政府不可能与工会就降低工资的问题进行协商，所以政府于1931年贬值了英镑，贬值的幅度远远超过了1925年升值的幅度，他们声称，这是为了鼓励出口贸易。其他国家也做了同样的事。捷克斯洛伐克贬值了两次。美国于1933年跟进。以法国为标准的国家（法国、瑞士）在1936年跟进。我之所以提到此事，是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为什么1929年的危机（它不过是一场信贷扩张的危机）与之前的危机相比，持续时间更长，后果也更严重。当然，有人会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会一次比一次严重；他们说，俄国没有贸易周期。俄国当然没有，它一直处于萧条状态。
我们必须认识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上，信贷扩张是受限的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心理”重要性，非常大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商人、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民众普遍都认为，银行的信贷扩张是必要的，利率是繁荣的障碍，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好政策。每个人，包括商人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信贷扩张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试图说信贷扩张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他们就会非常生气。19世纪末，如果支持反对信贷扩张的英国货币学派，就会被认为几乎是不道德的。
Knut Wicksell，Interest and Prices（New York： Macmillan，［1898］1936）.
当我开始研究货币和信用理论时，我发现在所有的相关文献中，只有一位在世的学者真正看到了信用扩张的问题，他就是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 我们不能没有信贷扩张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仍然盛行。如果不对其进行真正必需的严肃斗争，我们就不可能击败所有支持信贷扩张的意识形态力量。当然，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去思考信贷扩张问题。但政府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观念——他们说：“我们离不开信贷扩张。”
从根本上说，信贷扩张是公民权利的问题。代议制政府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公民需要向政府缴纳的税收，只是那些依照宪法合法颁布的税收。“无代表不纳税。”然而，政府认为，他们没法要求公民缴纳足够的税款以覆盖全部的政府支出。如果政府不能用法定的税收来支付其开支，政府就会从商业银行借款，于是扩张信贷。因此，代议制政府实际上可能成为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的策动者。
如果信贷扩张和其他形式的政府通货膨胀制度在17世纪就发明了出来，那么斯图亚特王朝与英国议会之间的斗争历史将会非常不同。如果查理一世（Charles Ⅰ）可以径直下令英格兰银行（在他的时代尚不存在）给他授信，那么他获取所需资金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他将有能力组建国王的军队并击败议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我不相信美国能够在心理上承受1929年那样的危机重演。而避免那种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防止（人为的）经济繁荣。我们已经在这场（人为的）经济繁荣中走得很远了，但我们仍然可以及时停下。不过，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危险。资本品数量有限且稀缺，因此会限制可执行的项目，并使许多项目在当时看来不可行，而信贷扩张通过账面上报告的资本增加的幻觉（以美元计价）可以掩盖这一实情。信贷扩张制造了可用资本的幻觉，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可用资本。
19世纪的根本问题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结果资本主义备受怀疑，因为人们相信，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许多人预计经济萧条会逐渐恶化。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一趋势，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健全的信贷政策承认资本品具有稀缺性的事实，资本不是只靠信贷扩张就能增加的。我们的商人和政治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