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就第戎科学院提出的如下题目：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
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撰写的这篇
论文
于1750年荣获该院颁发的奖章 (1)
日内瓦的一位公民作
这里的人不了解我，所以把我看作是野蛮人。 (2)
奥维德
【注释】
(1) 1749年10月第戎科学院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公布了如下一则有奖征文启事：
勃艮第议院议长赫克托·贝·普菲耶先生创建的科学院谨通告各位学者，谁能最好地论述如下题目：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谁就能获得1750年的精神奖——一枚价值三十皮斯托尔的金质奖章。
参加本次征文竞赛的文章，可以用法文写，也可以用拉丁文写，但需注意，字迹必须清晰；文章的长度，以读起来不超过半小时为限。——译者
(2) 这句封页题词，卢梭后来在他晚年写的《对话录》的封页上又用了一次。——译者
序
本文论述的，是一再被人们提出来热烈讨论的、很有意义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不打算论述那些不仅充斥于各文艺部门，而且连科学界也难免不谈论的形而上学的琐细问题；本文要论述的，是事关人类幸福的真理之一。
我已料到人们很难原谅我敢采取的立场。由于我公然敢批评人们今天称赞的那些事物，因而我是必然会遭到人们普遍的谴责的，不过，我并不是因为获得了几位贤者 (1) 的好评，便进而想赢得公众的赞许。我的主意已经拿定：我既不打算取悦那些才俊，也不想讨好各位名流。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些屈从于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社会的风向的人：那些名士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那些哲学家简直就像联盟时代 (2) 的一群宗教狂热分子。既然想超越所生活的时代，就不能为这样的读者而写作。
由于我并未抱一心想得奖的希望，所以把论文寄出以后，我又对它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因此从某些方面看，可以说它已经成了另一篇作品；今天我认为，我必须把它恢复成它得奖时的原样。我只对它添加了几个注释和两段一看就知道是新增加的文字；这两段新增加的文字，也许是不会得到第戎科学院的赞同的。我认为，无论是出于公平，还是出于尊敬和感激之情，我都应当说明这一点。
附 录：《纳尔西斯》序言 (1)
我写这部喜剧的时候，年仅十八岁。由于我对作家的荣誉看得很重，所以我一直没有把它拿给任何人看过。现在我终于鼓足勇气把它印出来，而且还不能不说几句。我要说的，不是我这个剧本，而是我这个人。
我必须讲一讲我自己，尽管我很不愿意；对于人家说我的那些过错，有的我承认，有的则需要加以澄清。我很清楚，双方使用的武器不一样，人家用的是冷嘲热讽的语言攻击我，而我是用讲理的办法为自己辩护。我的目的，是要证明我的对手犯了错误，至于是不是能说服他们，我不在乎。我努力的方向，是使我值得我自己的尊重，而不管别人是不是尊重我。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一大半是不想得到我的尊重的。虽说他们对我的议论不管是好是坏，我都可以置之不理，但若他们硬要心怀恶意地指摘我，那我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我坚持的是真理，因此，重要的是，对为真理辩护的人的指摘要言之有理，而不能光说什么他对真理的辩护是一时的兴之所至或者是追求虚荣，说他不爱真理，也不懂得真理。
几年前，我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就给我招惹了一大帮把文学家的利益看得比文学事业的尊严还重要的对立派 (2) 。我早已料到，而且毫不怀疑：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行为反而比我自己的文章更于我有利。请看他们毫不掩饰他们吃惊和难过的心情，说什么一个科学院办事固然要公正，但这一次却公正得不是地方。他们出言不逊、不遗余力地抨击该院 (3) 甚至编造谎言 (4) ，力图冲淡该院评语的意义。他们在文章中也点了我的名，说什么有人已经把我大批了一通，还说各位学者已经了解他们花了多么大的力气干这件事，公众也看到了他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有几个比较狡猾的人觉得，如果直接攻击我所揭露的事实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因此，他们很巧妙地掉过笔锋，攻击我的人身，而对于我提出的理论，他们却绕道而行，一句不提。然而，他们的文章是只应当针对我的理论，对事不对人的。从他们对我提出的指摘就可看出，他们企图使人们忘记我对他们提出的严重指摘。因此，我要反驳的，是他们；我要给他们来一个一揽子回敬。
他们硬说我所论证的事实，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说我一边在论证一个命题，一边却在说正确的观点应当与之相反。这就是说，我论述的事情是如此的荒诞，人们有理由认为我对它们的论证完全是文字游戏。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对这个作为其他一切知识的基础的科学，真是太夸奖了，难怪他们看到我成功地运用写理论文章的技巧来论证荒诞之事，便以为这种技巧在真理的发现方面可以起什么大作用！
他们说我所论证的事实，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是他们采用的一种简单化的新方法：对于别人的理论，只说不好但又不提出反驳的理由；这倒很省事，就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世间一切已有明证的事情，都可用他们的这个方法来批。我觉得，那些指摘我口出狂言和心口不一的人，才真正是肆无忌惮和口头一套心里一套的人。他们在我的著作和行为中未找到任何根据对我提出那样的指摘；这一点，我不久就可以证明。他们应当知道，一个人只要说话真诚，人们就应当相信他口头是怎么说的，心里就是怎么想的，除非他的行为和文章证明他说的全是假话。
他们爱怎么叫嚷，就让他们怎么叫嚷；说我反科学也好，说我说话心口不一也好，我对于这种胡言乱语、毫无根据的指摘，只有一个答复，一个简单明了的答复，我请他们务必把它牢记在心。
他们说我的言行是互相矛盾的。毫无疑问，他们是想从言行不一这个角度来证明对我的前一个指摘是有根据的。专门爱说似是而非的话的人是很多的。他们说我既搞音乐又写诗，所以我贬低艺术的价值，是为不智；他们说在我假装看不起的文学事业中，有许多比写喜剧更值得称赞的事情可做。对于这种说法，也应当加以驳斥。
首先，即使承认他们的说法从各方面看都是对的，我认为，那也只能说明我做得不好，而不能证明我说的话不是出自真心。如果可以拿人的行为作为他的感情的证据的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早已把对正义的爱从他们心中排除出去了，世上连一个基督徒也没有了。如果他们能举出几个始终是言行如一的人，我就认为他们对我的指摘是对的。人类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的理智向我们指出了目标，而我们的感情却使我们偏离。如果我真有不按我的言论行事的情形的话，他们也不能单单因为这一点就指摘我说话违心，说我的理论是错误的。
如果我想驳斥这一点的话，我只需把不同时期加以比较，就可以证明我做的事情是有一个经过的过程的。我不可能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等到考虑好了以后才做；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偏见的长期影响，我把读书做学问看作是唯一值得一个聪明的人从事的工作。我尊重科学，敬佩有学问的人 (5) 。我想象不到他们在论证真理的同时，却老走邪路；他们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做起事来却做得很差。只是后来在仔细观察了许多事情之后，我才明白应当如何评价他们的书。因此，尽管我在他们的书中看到的都是些摇唇鼓舌、言之无物的东西，但我要经过许多时间的思考和观察之后，才能摧毁我心中对他们在科学上的华而不实的说法的敬仰。在我拘泥于成见和屡走弯路的那段时间，我对作家的地位是非常向往的，因此，我有时候也想取得这种地位，是不足为怪的。我那段时间的诗和大部分作品，包括这部喜剧在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他们今天责备我青年时候所写的那些玩意儿，那就未免太苛刻了，至少，他们不该说我所写的那些东西不符合我的理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理论嘛。很久以来，我就对这些东西不抱任何发表的希望了，只是在十分谨慎地保存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大着胆子把它们拿给公众看。这就是说，我既不汲汲于想得到人家的称赞，也不愿意挨人家的骂，骂我写得不好。我已经不认为我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了。它们好比是几个仍然受到我疼爱的非婚生的孩子，一想到我是它们的父亲，我就赧颜。现在，我决定与它们告别了；我把它们打发出去，让它们出去各碰各的运气，我再也不为它们将来的情况如何而操心了。
我针对那些胡言乱语的说法而讲的话，已经够多了，如果他们还要毫无道理地指摘我既从事文学又轻视文学的话，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为我辩护了，因为事情终将大白，辩护与否，已无关紧要了。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为此，我将按照我的习惯，采用一种既简单而又容易实行的办法来阐明真实的事实。我将重新明确问题的实质，重新陈述我的观点，然后等待人们根据我的陈述向我指出我的行为在哪一点上不符合我的言论。我的对立派也许会不正面回答；他们无论对什么问题，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有一套好办法。他们的习惯做法是：先按照他们稀奇古怪的想法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迫使我按照他们的思路去解答。为了更容易攻击我，他们让我去论证，并且要按他们的方法而不能按我的方法论证。他们善于转移读者的视线，使之离开主要的目标而转向右边或左边，这样，他们就可随意攻击一个虚幻的影子，并且说把我打败了。可是我，我偏要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现在就开始。
“科学毫无用处，它有害而无益，因为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件坏事；它之与罪恶难以分开，亦如无知之与道德不可分离。所有一切有文化的读书人都腐败了，而所有一切无知无识的人反倒个个都有德行，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罪恶的事情都出在文人学士中间；除一无所知的人以外，如今就找不到一个有德行的好人，因此，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使我们重新成为好人，这个方法是：赶快把科学束之高阁，把有学问的人都通通撵走，把所有的图书都烧掉，把所有的科学院和大学、中学都一起关闭，让我们重新过初民时候的野蛮生活。”
以上就是我的对立派振振有词地批驳我的话；然而，这样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也没有想过。人们再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比他们强加给我的奇谈怪论与我的理论更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了，至于我真正说过的话，他们却无一语道及。
问题的中心是要弄清楚：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在净化我们的风俗方面起了作用。
正如我以前的做法那样，只要把我们的风俗一点也没有得到净化 (6) 阐述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
然而，这个问题却暗中含有另外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重要的问题，即：人们应当看到科学的传播对各个民族的风俗处处发生的影响。我要详细探讨的，是这个问题，因为前一个问题只不过是这个问题的结论。
我先从事实开始谈起，我将论证随着各国人民对科学和文学的兴趣的增加，他们的风俗将日趋败坏。
这样说还不够。有些人不能否认这些事情是同时发生的，他们便否认一件事情可以带动另一件事情，因此，我要对它们之间的必然的联系多谈几句。我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产生错误的看法，是由于我们把一知半解的假知识和洞察事物本质的真知识混为一谈了。从抽象的意义上说，科学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但对于有些人的荒唐无稽的学说，我们则应嗤之以鼻、付之一笑。
对文学的爱好，预示着一个国家的人民中间已经开始的腐败现象将加速发展，因为，在一个国家中，这种爱好的产生，是由于做学问的人有两种坏习气，即：贪图安逸和爱出风头。愈做学问，这两种坏习气便愈严重。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里，每一个公民都有他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非常重视他们应当尽的重要职责，所以没有功夫搞那些无聊的琐碎事情。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里，所有的公民都是那么的平等，谁也不能被看作是最有学问和最能干的人，顶多只能被看作是比他人略胜一筹而已，何况这一差别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将使有些人变成骗子和伪君子。
对文学的爱好，来源于爱出风头，因此，它必然会产生许多恶果，其为害的程度，比文学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大得多。这种爱好是无益的，它最终将使那些爱舞文弄墨的人为了成功，便行事不择手段。早先的那些哲学家教导人们要履行义务和尊重美德，所以他们享有盛名。然而，他们的教导不久便成为老生常谈，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才能出人头地。莱希普 (7) 、戴奥吉尼斯 (8) 、皮罗 (9) 、普罗塔哥尔 (10) 、卢克莱修 (11) 、霍布斯 (12) 、曼德维尔 (13) 之流的荒谬学说，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还有许许多多人也想在我们当中拔尖。他们害人的理论还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以致，尽管有一些真正的哲学家仍然在奔走呼号，想唤醒我们心中对人类天经地义的法则和美德的爱，但我们仍然吃惊地发现，我们这个侈谈理论的各家学说已经使人们对做人和做公民的义务轻视到了何等程度。
对文学、哲学和美术的爱好，将取代我们心中对我们的根本义务和真正的光荣的追求。只要重才而轻德的思想一流行，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谁也不愿意做好人。看人只看重那些不属于一个人固有的品质，这种怪事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人们须知：我们的才能是后天取得的，而品德才是属于我们天生就有的。
对于我们的教育，人们首先关心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关心的，就是要我们接受那些可笑的偏见，人们要把它们撒播在我们的心田里。为了让可怜的年轻人学文学，人们想尽办法折磨他们。他们学了一条条语法规则，可就是没有人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从古到今的故事他们都学了，可是他们该做些什么，谁也不向他们提及。人们训练他们喋喋不休、唠唠叨叨地练口才，可是却从不指导他们如何办事和如何动脑筋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硬要把他们训练成为通晓许多对我们毫无用处的东西的饱学之士。人们采用古代训练竞技士的办法来训练我们的孩子。古代的竞技士只把他们强壮的四肢用来搞毫无实际用处的训练，而从来不用它们去从事有益的劳动。
对文学、哲学和美术的爱好，将使我们的身体和精神日趋委靡。书斋生活将使人变得很娇气，体质很虚弱。身体一旦失去体力，脑筋也就很难保持脑力了。读书做学问，将使身躯这部机器遭到磨损，枯竭我们的精神，耗尽我们的体力，摧毁我们的勇气。单单这些，就足以证明它不适合于我们去从事。人们就是因为读书做学问而变得懦弱和胆小如鼠的，既受不了苦，也抵抗不了情欲的骚动。大家都知道：城市里的人是不适合于去当兵打仗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数：那些自夸有英雄气概的文人到底是怎么一个英雄模样的 (14) 。再也找不到什么事情比一个胆小鬼获得的荣誉更值得怀疑的了。
过多地考虑我们天性的柔弱，往往会使我们对豪迈的事业畏缩不前，不敢从事。过多地思考人类的灾难，我们的想象力就会受到压抑。过多地担心未来，就会使我们失去勇气，反而使我们目前不得安宁。为防备预料不到的事情而做种种准备，那是徒劳的。“科学在试图用新的防备天灾的办法来武装我们的同时，也使我们在所做的那些奇异的事情上感到了各种天灾的大小和严重性；科学是不错的，但它空有巧妙的办法使我们预知天灾，而天灾依然降临。” (15)
一个人一爱上哲学，他就会松弛他与社会的联系，他就不那么尊重人和亲近人。这也许是哲学给人类带来的坏事之中最危险的坏事。对研究哲学入了迷，不久就会对其他的事物感到乏味。哲学家在不断对人类的命运进行思考和观察之后，便按照人的价值来评判人，因此，他不可能对他所轻视的人产生深厚的爱；他将把一切利益都捞归自己，而有道德的人则是与他自己的同胞分享的。哲学家傲气十足地轻视别人；他只爱他自己，他爱自己的心增一分，他对别人漠不关心的态度也跟着增一分。在他看来，什么家庭呀，祖国呀，全都是空话：他既不是任何人的亲友，也不是公民，也不是凡人，他是哲学家。
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使哲学家的心稍有收敛，少在报上乱发议论，但却使文学家的心蠢蠢欲动，使道德受到损害。每一个卖弄才华的人都想讨人家喜欢，受人家称赞，都想大家说他比别人高明，巴不得大家只对他一个人鼓掌。我敢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人家的掌声，虽然他不敢公开不让人家对他的同行叫好。从这种心理状态，将产生两种极端。他一方面追求生活情趣的高雅，喜欢繁文缛节的礼仪与低三下四的吹捧，时时巴不得人家对他备献殷勤，久而久之，他的心胸必然变得十分狭窄，灵魂非常卑鄙；另一方面，他对别人事事嫉妒，争强好胜，把同行当冤家，造谣中伤，欺骗和背叛朋友；举凡一切丑恶和肮脏的事，他无一不沾、无一不为。如果说哲学家轻视别人的话，文学家则是招人家轻视他自己，而这两种人都在争相使他们最后成为被人轻视的人。
再说一次，在我提请各位贤人哲士注意的事实中，这是最令人吃惊和最可悲的事实。我们的著述家把一切都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的出色的成果，说什么科学、艺术、奢侈的行为、通商贸易、法律和一切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16) 日益密切的联系，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个时代使之完善的；说它们利用个人的利害关系，使所有的人都互相依赖、互相需要，有共同的利益，从而使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人的幸福做出努力，才能取得自己的幸福。这些想法当然是好的，而且讲得很有道理，不过，不偏不倚地仔细一研究，你就会发现，有许多因素将使它们开头带来的好处大打折扣。
使人与人之间不彼此防范，不互相排挤，不互相欺骗，不互相背叛，不互相打击，就不能生活，这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事情！如此说来，我们今后只好像我们今天这样生活了，因为，对于两个利益一致的人来说，也许另外有千百种利害关系使他们互相冲突。若要取得成功，除了欺骗或搞垮对方以外，便别无他法。一切暴力、背叛、忘恩负义和种种恐怖事情的可怕的根源，就在于此，因为，两个人彼此都在假装为对方的幸福或荣誉工作，而实际上却在千方百计地牺牲对方，抬高自己。
这一切，使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使我们听到了许多杂七杂八的胡言乱语，使我们增添了许多富翁和空谈理论的人，即美德和常识的敌人。我们有所得，也有所失：我们失去了天真和善良的风俗。许多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成了罪恶的奴隶；有些罪恶的勾当现在虽然还没有干，但早已有人策划在心中，只要有不受惩罚的把握，他们就会付诸实施。
荒谬的社会制度极有利于富人找到聚集更多财富的手段，而一无所有的人想得到点什么好处，简直比登天还难；在这种制度下，善良的人无法走出困境，而坏人却备受尊敬；不干好事，反倒成了好人！这些话，我知道，有些敢直言的人已说过一百次。不过，他们只是大声疾呼地说，而我，我要说就要说出其中的道理。他们看到了罪恶的现象，而我则要分析其中的原因。我尤其要人们看到一种非常令人欣慰和有意义的事情，指出所有这些弊病的根源不在人，而在于人被治理得不好。 (17)
这就是我阐述的真理；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在我发表的几部著作中加以论证，现在，让我把我从其中归纳出来的结论陈述如下。
一般地说，科学并非处处都是于人有利的。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不断走入歧途，虽说人们有时候也得到科学之益，但无一次不是在得益的同时也受到损害。人是为了行动和思想而生的，而不应当思虑太多；思虑太多，只能使人痛苦而不能使人变得比原来好或比原来聪明，只能使人怀念过去而不享受现在。有时候它给人展现美好的未来，其目的是用空虚的幻想诱惑他，用某种奢望折磨他；有时候它又给人展现痛苦的未来，让人们预先感受一下痛苦的滋味。读书做学问的结果，将使人的品行遭到败坏，健康受到损害，体质下降，思维变得很呆滞，即使有时候也有所收获，我发现，得不偿失，得到的少，失去的多。
我承认，确有少数几个聪明绝顶的天才能透过遮盖真理的重重烟幕，深入观察某些特殊的人的灵魂；他们能做到不因爱好文学而产生可笑的虚荣心、卑鄙的嫉妒心和其他各种欲念。少数几个具有这种资质的人，是人类的光荣和启蒙的老师。为了大家的幸福，最好是由他们去搞学问。这样做，是符合事物的法则的，因为，如果大家个个都是苏格拉底，科学就害不了他们了，而他们也就不需要科学了。
每一个有自己的风俗，因而尊重法律，不愿意改变自己原来的习惯的民族，应该当心受科学的害处，尤其要提防那些学者，如果相信了他们说得娓娓动听的嘉言隽语，不久以后就会藐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法律。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出现了这种情形，无有不日趋腐败的。风俗中的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即使在某些方面是有益的变化，都是不利于风俗的。人们须知：风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只要不受人们的尊重，人们就会按各自的欲望各行其是，一出现这种情况，就只有靠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而法律有时候能约束坏人，但不能使他们变成好人。其次，如果人们一学了哲学就藐视自己的国家的风俗的话，他们不久就会找到逃避法律的窍门，所以我说：风俗之于一个民族，亦如光荣之于一个人。风俗是必须保存的财富，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 (18) 。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腐化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论科学是不是在其中起了作用，为了使人民变好或不让他们变得更坏，就要取缔一切科学或不让人去搞科学吗？我明确表示：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第一，既然人民已经堕落，无法恢复从前的美德，那么，我们努力的方向就不是使已经堕落的人变好，而是防止那些还保有道德的人变坏。第二，使人民腐化堕落的那些原因，有时候还可使人免遭更易败坏人的事情。这好比一个因乱用药物而搞坏了身体的人还得去找医生开药才能保住性命是一样的。科学和艺术固然造成了许多坏事，然而，我们还需要用科学和艺术才能防止坏事变成作奸犯科的罪行，科学和艺术至少可以给坏事抹上一层涂料，使毒气不至于那么容易散发出来。它们败坏了道德，但它们使道德的外衣还留在人民中间 (19) ，这总是一件好事。它们使人失去了刚毅之气，但也使人们变得文质彬彬，讲究礼节。它们虽使人不怕大家说他是坏人，但也使人怕在众人中间成为可笑之人。
因此，我认为，而且我早已不止一次地说过：科学院、大学、中学、图书馆、剧院及其他一切能让人玩得开心、不至于没有事干就去干坏事的娱乐，所有这一切，不仅可以让它们继续存在，而且还要加以扶持，因为，在一个已无好人和好风俗的环境里，与暗中使坏的骗子生活在一起，总比与明火执仗的强盗生活在一起好一点嘛。
我现在要问：培养我认为能使人进步的爱好，错在哪里？我没有说用它们去教化人民行善事，我只是说用它们去陶冶人的心，使人不去做坏事。我们应当用一些无大妨害的事情去转移他们干坏事的心，应当使他们高兴和快活，而不要去对他们讲经说教说空话。尽管我的著作只使一小部分人明白了什么是善，但我已把我所知道的有益的东西全告诉了他们。这对他们的益处，比拿一些只供玩的东西给他们去消遣大得多，因为，只顾玩，就没有时间反省自己了。要是我每天都有一场演出招得大家对我喝倒彩 (20) ，我觉得，那真是太好了。如果我能花这样一个代价使其中的一个观众在两小时内不去打坏主意，不去玷污他朋友的女儿或妻子的荣誉，不去打探他的知交的机密，并早日还他债主的钱，我就心满意足了。当良风美俗荡然无存的时候，切莫一心只想去求助于警察，我们还有音乐或戏剧这两个重要的手段可用嘛。
如果在我的辩解中还有什么没有讲清楚的地方，我是敢大讲特讲，把它讲清楚的，不过，我不是对公众或我的对立派讲，而是对我自己一个人讲，因为，只有自己把自己观察清楚了，我才能判断我是不是这一部分人的一员，才知道我的灵魂是否能承担从事文学这副重担。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搞文学是很危险的，也不止一次地把手中的笔放下，决定洗手不干了。我拒绝了文学的美对我的诱惑，我要用能使我的心感到快乐的事情来使我的灵魂得到安宁。我之所以在我身心交瘁，已经走到一项艰难事业的尽头的时候还敢重操旧业，写点东西来安慰我的痛苦，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为了把我在这方面对文学家提出的批评解说清楚。
我要做一次试验，才能完成我对我自己的认识。这个试验，我毫不犹豫地做了。我把我在文学事业上取得成功时候的心境进行分析之后，我还要从反面加以检验。我现在知道，只要开动脑筋，我就可以置他们于很糟糕的境地。我这个剧本得到这样的命运，是值得的，是我早已料到的。不过，虽然它给我招来了许多麻烦，但我看了演出以后，却对我自己感到很满意。说真的，如果它演出成功的话，反倒不如它演出失败使我感到的满意多。
我现在要对那些热衷于找我的茬儿的人进一忠言，劝他们在批评我言行不一和前后矛盾之前，仔细去研究一下我的理论，并仔细观察我的行为。如果他们发现我在公众当中活动拉选票，或者发现我因为写了几首好听的歌就扬扬得意，或者因为写了几个坏剧本便羞得脸儿发红，或者想方设法损害我的竞争者的名声，或者为了抬高自己和贬低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人物便装模作样地说他们的坏话，或者想到科学院去谋个席位，或者到那些颐指气使的女人跟前去献殷勤，或者满口奉承大人物说的蠢话，或者不愿意用我的双手劳动吃饭，或者看不起我自己选择的职业而去发大财，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他们发现我因为爱名誉便忘了美德，就请他们告诉我，而且要当众告诉我，我向他们保证，我将立刻把我写的文章和书扔到火里去烧掉；随他们指摘我什么错误，我就承认什么错误。
在此期间，我还将继续著书立说、作诗吟诗和谱写曲子，如果我有从事这些事情的才能、时间、精力和意愿的话。我还将继续非常坦率地论述文学的坏处和搞文学的人 (21) 给人们造成的害处。我可以肯定：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不会小的。是的，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这样说：这个如此公开地与科学和艺术为敌的人也写了和出版了几个剧本呀。我承认，这个话是极其尖酸刻薄，够讽刺的，不过，它讽刺的不是我，而是我生活的这个世纪。
【注释】
(1) 《纳尔西斯，或自恋者》是卢梭1731年前后在尚贝里写的一部喜剧，直到1752年12月18日才在法兰西剧院首次演出。卢梭认为演出并不怎么成功，但剧本是好的，因此决定把剧本印出来，并加写了这篇长长的序言。后来，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说，他在这篇序言中谎报了他的年龄；这个剧本不是他“十八岁”时写的。他还说，这篇序言是他的“佳作”之一，他在序言中再次阐述了他过去未曾阐述透彻的一些理论问题。这篇序言，与《纳尔西斯》这个剧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卢梭只是借这个剧本出版的机会，写这篇序言来回答人们对他的指摘，从而结束他1750年的获奖论文《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发表之后挑起的一场大论战。——译者
(2) 有人告诉我说，有些人认为我不该把反对我的人称为对立派。我觉得，在一个对任何事情都不敢直言不讳地讲的世纪，那些人的看法似乎颇有道理。我还听人说，在我的对立派中，每一个人都因我只回答别人的反对意见而不理睬他的意见竟大发牢骚，说我不该浪费我的时间去胡思乱想。这些说法，证明了我怀疑已久的事情：他们从未花过时间彼此互相看看各人的文章和听听各人的意见。至于我，我是花了许多工夫去搜集和阅读他们攻击我的文章的。文章很多，从第一篇我很荣幸地成为靶子的文章起，一直到四个德国人的讲道词，我都拜读过。有一个德国人的讲道词开头大致是这么说的：“各位兄弟们，如果苏格拉底再回到我们中间，看看这繁荣兴旺的国家，看看在欧洲（我刚才是说在欧洲吗？）、在德国（我说了在德国吗？）、在萨克斯（我说了在萨克斯吗？）、在莱比锡（我说了在莱比锡吗？）、在这所大学里，科学是多么昌盛，苏格拉底会大吃一惊，并深表敬意的。他将悄悄地与我们的学生坐在一起，恭恭敬敬听我们讲课，不久就和我们一样，脱离他有理由抱怨的蒙昧无知的状态。”他们的文章，我都看过，但只是对其中少数几篇作了回答，即使这样，我也认为回答得太多了。使我高兴的是，有几位先生觉得我的文章写得很有趣，并以受到我的青睐而颇感自豪。至于那些对“对立派”这个字眼感到不快的人，我完全同意对他们不再用这个词儿，但条件是，他们必须给我提供另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不仅适合于那些曾经攻击过我的人（无论他们是写文章攻击我，还是更隐蔽地和更放肆地在女人或文人圈子里——他们知道我是不会到这些圈子里去为我辩护的——攻击我），而且还适合于那些今天还硬说我没有对立派的人。这后一种人怪我看见我的对立派的文章不进行反驳，可是当我进行反驳时，他们又骂我不该那么做。但愿他们允许我继续称我的对立派为“对立派”，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纪，固然是人人都该注重礼貌，但只怪我是菲力普时代的马其顿粗人。
(3) 指第戎科学院。——译者
(4) 人们在《信使报》1752年8月号上可以找到第戎科学院对一篇我未读过的文章发表的声明，谴责那篇文章的作者谎称该文是该科学院的一个院士写的。
(5) 每当我想起我过去的头脑是多么单纯时，我就禁不住好笑。我没念过任何一本伦理学或哲学方面的书，我根本就不相信在这种书中可以看到作者真正的心灵和道德准则。我曾经把这一类严肃的作者个个都看作是谦虚的、睿智的、有道德的和无可指摘的人。我把他们的为人想象成天使似的。要是我能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家，我一定会把他的家看作是圣殿，一直到我最后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这种幼稚的想法才烟消云散。在我的种种错误中，只有这一个错误是由他们帮我纠正过来的。
(6) 虽然我说我们的风俗如今已经败坏，但我并未说我们祖先的风俗就是好的，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的风俗现在比从前更坏而已。在人类中有成百上千的腐败的根源，但来自科学的根源最多，流传得也最快，它差点儿就成了唯一的根源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一批批的野蛮人的入侵，造成了多民族的混居和杂处，因而必然使他们各自的风俗和习惯逐渐消逝。几次十字军远征，通商贸易的发达，东印度的发现，以及航海、旅游和其他我难以胜数的原因，使风俗习惯愈来愈乱了。所有一切使各国之间交通便利的发明，带给一个国家的，不是别个国家的美德，而是别个国家的恶习，从而使原来适合于自己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的风俗遭到败坏。科学所起的作用并不全是坏的，它也有好的一面。它的坏，是坏在给我们的罪恶之事披上一件好看的伪装，戴一副善良的假面具，使我们对罪恶不产生恐惧。当《坏人》注号 />这出喜剧第一次演出时，我记得，观众并未看出那个主角就是坏人。克勒翁看起来是一个普通人，人们都说他和大家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可憎的恶棍的性格已经暴露得那么明显，本应使那些与他相似的人战栗，但他们却把他只看作是一个平常人。他狠毒的手段之所以让人看起来很文雅，是因为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人认为那个恶棍处处都像自己。
① 《坏人》是格雷塞写的一部五幕喜剧，第一次演出是在1747年4月。——译者
(7) 莱希普：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8) 戴奥吉尼斯（约公元前410—前323）：古希腊犬儒哲学家。——译者
(9) 皮罗：约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10) 普罗塔哥尔（约公元前485—前411）：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11) 卢克莱修（卡鲁士·卢克莱修，公元前98—前55）：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译者
(12)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鼓吹者。——译者
(13) 曼德维尔（1670—1733）：英国作家，著有《蜜蜂的寓言》。——译者
(14) 在这里，对于那些指摘我只举古代的例子的人，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热那亚共和国为了要顺顺当当地制服科西嘉人，他们发现，最好的办法无过于在该岛建立一个科学院。要把这条脚注写长一点，当然不难。不过，那样一来，会伤我所爱护的读者的脑筋的。
(15) 引自蒙台涅《论文集》卷三第七章。——译者
(16) 哲学使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友好基础上的联系日益松弛，这，我不赞成。同样，我也不赞成科学、艺术和一切商品利用个人的利害关系使社会关系变得十分密切。实际上，密切了一种关系，就必然会松弛另一种关系。以上的看法，并不矛盾。
(17) 我发现，如今在世上流传着许许多多嘉言隽语，以哲学家的口吻说出来诱惑头脑单纯的人；用这类美妙的言辞来结束争论是很灵的，只需装腔作势地一说就行了，用不着去仔细研究问题。且举一例如次：“无论什么地方，人们的欲望都是相同的；人们到处都受自爱之心和利害关系的引导，因此，各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几何学家提出一个假设，他们反复论证那个假设是对的，然而，他们的假设却使人出了差错，于是，几何学家们又回过头来按照他们原先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论证那个假设是错的。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上面这段话，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出它是多么荒谬。现在，让我换一个方法来论证：野蛮人是人，欧洲人也是人。半瓶醋哲学家马上断言：那个人没有这个人好，而真正的哲学家则说：在欧洲，政府、法律、风俗习惯和利害关系，所有这些，使人们必须不断地互相欺骗才能生活，干坏事是应当的，必须先当坏人，然后才能成为好人。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为了成全坏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更荒谬的了。野蛮人也同我们一样，是很重视个人利益的，但他们从来不说什么对社会的爱和对共同的安全的关心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财产，甚至我们中的有些好人也犯了许多罪，然而在野蛮人中间，连“财产”这个词儿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使他们彼此分裂的利害纷争，他们没有互相欺诈的必要。每个人希望得到的是公众的尊敬，而他们也的确是值得尊敬。一个野蛮人也可能做件把坏事，但他们绝没有做坏事的习性，因为，对他们来说，干坏事并无好处。我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世人彼此之间的行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作风做这样一个非常公正的估计：如果他们的交往愈来愈多，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才能和手段愈来愈发挥，那么，他们便愈善于尔诈我虞，互相欺骗，从而愈应受到我们的轻蔑。我是带着遗憾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没有欺骗他人之心的人，是好人。野蛮人就是这种人。
这种人，无论是百姓的布衣或国王的锦袍，都打动不了他的心；无论谁家的兄弟纷争或罗马的朝政与帝国的衰亡，他概不过问。他既不怜悯穷人，也不嫉妒富人。 ①
① 引自维吉尔：《农耕颂》，第2章。——译者
(18) 在历史上，我只找到一个能证明我这个说法不对的引人注目的例子：罗马的建立，是由一群匪徒完成的。匪徒们的后裔，只几代人以后都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有道德的人。我用不着对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多加解释，虽然在这里满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不过，我要指出：罗马的建立者们，他们的风俗虽早已败坏，在人数上他们又比那些自己的风俗尚未形成的国家的人少，但他们从不轻视道德，不过，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道德。“道德”和“罪恶”这两个词的总体概念，只有在频频与人交往中才能产生。如果谁想用这一点来为科学辩解的话，那就错了。罗马的头两个首领使共和国有了一定的体制，并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和习惯。他们两人中，一个专管打仗，一个专司宗教礼仪。在世界上，要数这两件事情与哲学最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19) 所谓外衣，就是风俗中的某些温情的表现。它有时候可以弥补纯真质朴的表现之不足。它具有某些循规蹈矩的外表，可以防止可怕的混乱现象的发生，使良风美俗不至于被人们完全遗忘。干坏事的人之所以要戴上道德的假面具，其目的并不像伪君子那样是为了去欺骗和出卖他人，而是为了在自己有被人发现的可能时，用这副可爱的和圣洁的面具掩盖他可憎可恨的样子。
(20) 《纳尔西斯》首场演出时，卢梭觉得效果不理想，中途退出剧场去喝咖啡。这里说：“招得大家对我喝倒彩。”就是指此。参见卢梭：《忏悔录》，卷八。——译者
(21) 我真服了，竟有那么多的文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了误会。当他们看见科学和艺术受到攻击的时候，便以为我想把罪过推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说自己不对，反而一窝蜂地全都怪我。再说，虽然这些东西给社会造成了许多灾祸，但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应当把它们当作一种药物去医治它们造成的疾病，或者像对待害虫那样，它在哪里咬我们，我们就在哪里把它打死。我敢说，我在上面这段话中就我自己的行为夸下的海口，没有一个文学家能把它用在自己身上，说他的行为也经得起这段话的检验。我觉得，这样一种摆观点和讲道理的方式，既适合于我们，更适合于他们。其实，他们对科学的关心是很少的，他们关心的是：要让科学继续使那些大学者享受尊荣，正如传播异教的教士一样，他们对宗教执著的程度，完全视宗教使他们受到的尊敬的多少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