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平［1］救济院
我那天无所事事，就去了伦敦东区［2］。我从考文特花园出发，朝都市的那个区域走去。经过东印度公司大楼时，我无意间想起了蒂普苏丹［3］和查尔斯·兰姆［4］。随后，我经过了那个小小的木刻海军少尉［5］，亲热地拍了拍这位老熟人穿着及膝短裤的一条腿。随后，我经过了阿尔盖德水泵［6］，经过了撒拉逊人头像［7］（而且可耻地在他那黑黝黝的脸上贴了好几张广告单来丑化他），逛进了他的老邻居黑（或灰）牛（或狗）［8］那空荡荡的庭院，不知这动物于何时辞世，也不知那些车舆流散到了何处。随后，我从那里出来，重新踏进铁路时代。随后，我经过了白礼堂教堂［9］，走进了商业路［10］——这对一个非商务旅客［11］而言很不适宜。我欢快地踩着那条大街上的遍地烂泥，尽情地观赏着制糖商的大片房屋、穷街陋巷两侧狭小后院里的小小桅杆和风向标、毗邻大街的运河与码头、沿着石路轰隆隆前进着的东印度公司大篷货车、手头拮据的大副们典当了那么多六分仪和象限仪的当铺。我真想便宜地买它几个，可惜这些仪器我丝毫都不会用。最终，我拐出商业路，开始向右前进，朝沃平走去。
我打算到沃平老阶梯［12］去坐船，去那里转转，原因并不是我相信（因为我并不相信）那个年轻女子坚贞如一。她用那些美丽的陈辞滥调，告诉她那航海的情人：自从送给他那个标着他名字的烟盒之后，她对他一如既往。我觉得，恐怕他从这种约定中得到的通常是最坏的结果，而且彻底上了当。我要去沃平，是因为一位东区的违警罪法庭推事在晨报上说，在沃平妇女救济院的妇女都是一类货色，救济院本身的存在就是一桩丑闻和耻辱；他还讲了其他许多难听的话。我去那里，是因为我想看看事实到底如何。要知道，那些东区违警罪法庭推事并不都是伦敦东区最睿智的人，他们或许是在调查该地区圣乔治教堂［13］的奇装异服和怪模怪样时推出上述论断的。这种调查通常是在毫不混乱的思想状态下进行的。他们向有关各方和无关各方详询所涉事由；其最终的解决对策就是：咨询原告，问他觉得应该怎样处置被告，然后听取被告本人对自己的处理建议。
在离沃平尚远时，我主动迷了路，以一种土耳其人式的心情，弃身于褊街狭巷之中，任宿命以某种方式指引我到达预想的地点，倘若这在冥冥之中已然注定。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终止了这命运的指引，决定费神看一看路，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架平旋桥上，桥下的脏水里有几绺深色的头发。在我上方对面，站着一个人，依稀像个小伙子。他毛发蓬松、脸色蜡黄，身上又脏又亮又粘，也许是他那肮脏的老父亲——泰晤士河的小儿子，或者就是那个淹死者本人。我和他中间隔着一根花岗石柱，柱子上贴着那死者的讣告，就像戴着一枚大顶针。
我就向这个幽灵打听，此地叫什么名字？他阴森森地龇牙作笑，喉间似乎发出了汩汩的水声：
“贝克先生的陷阱。”
在此类情境下，我向来十分警惕，要听得懂话里的机锋。我一边在心里琢磨此话的含义，一边密切注视着他——他抱着那几绺头发上方的一根铁横梁舔吮起来。我脑中灵光一闪，意识到贝克先生就是该地区的现任验尸官。
“人们都来这儿寻短见。”我说，同时将目光投向那几绺头发。
“简？”那幽灵讶然盯了我一眼，答道，“没错！还有波莉。也有埃米莉。还有南希。还有苏。”他每说一个名字就舔一下那根铁梁。“还有无素（数）银（人）。英（扔）掉帽子或头经（巾），跑几步，在这头槽（朝）下，她们就这么了。总系（是）在这头槽（朝）下，她们都系（是）。好像一点不。”
“你是说，在半夜一点左右？”
“哈！”那幽灵说，“她们可不挑系（时）候。两点也行。三点。一晚上。你只好好听！”说到这儿，那幽灵把身形靠在铁横梁上，讥讽地咯咯笑了。“可系（是），得有银（人）来。要系（是）没警擦（察），没啥男银（人），能听到扑通一僧（声），她们就不在这头槽（朝）下。”
根据我对这番话的理解，我本人就算个男人，或曰各色人群中的一员。我用普通人的谦恭语气问道：
“常常有人把她们捞出来，对吧？而且治好了她们？”
“我可没听学（说）气（治）好，”幽灵说。不知为何，他对这个词非常反感。“她们被送进求（救）济院，放进乐（热）浴缸，就醒了。我可没听学（说）气（治）好。”他说，“那系（是）胡学（说）！”话音刚落，他就不见了。
他显然已有不逊之意，而我也巴不得清静独处，尤其是他乱蓬蓬的脑袋那么一扭，表明“求济院”已经近在咫尺。于是，我离开了贝克先生那可怕的陷阱（其中放的诱饵就是一层浮渣，很像是清洗过乌黑烟囱的滑腻废水），鼓足勇气拉响了救济院的门铃。在这里，我是个完全陌生的不速之客。
来开门的是一位欢快机敏、身形小巧、手拿一串钥匙的女总管。她答应了我的来访请求。我注意到她那敏捷活泼的小小身材和聪慧的眼睛之后，开始怀疑那个违警罪法庭推事所言是否属实。
（女总管暗示）访客应该先看最差的地方。欢迎观看这里的一切。凡目所见，即为一切。
这是唯一的准备工作，我们随后就进入了“丑陋的病房”。这些病房位于一座老房子里，这座老房子被挤在一个石铺庭院的一角，与救济院那更现代更敞亮的主体部分保持着相当距离。病房所在的老房子极端落伍——就是几间粗制滥造、条件简陋的讨厌阁楼而已，唯一的通道就是几段又陡又窄、极其难走的楼梯，要将病人抬上楼或将死人运下楼可得费尽老劲。
在这些悲惨的房间里，这边的床架上，那边的地板上（我的理解是，她们是为了换个姿势），躺满了被各种程度的痛苦和疾病折磨着的妇女。她们的服色、姿态和状况都一致无二。只有那些专心观察过这种场面的人才能讲出这千篇一律外表下隐藏着的万般神情。这个人形微微蜷着，侧着身子，似乎已永远舍弃了这个世界；那个漠然不动的脸孔同时呈现出铅色和黄色，从枕头上消极地望着上空；那张枯槁的嘴巴有点下垂，那只露在被单外的手那么迟钝、冷淡，那么轻，又那么重；每张简陋的床上都是如此。可当我在一张床边驻足，对躺在上面的人说了一句那么简单的话之后，她本有的灵魂就浮到了脸上，令这间“丑陋的病房”变得与外面的完好世界一般多姿多彩。这里的人们似乎都不乐意活下去，可谁也不发牢骚。所有能够说话的人都说：这里已经为她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院方的照料慷慨而耐心；她们苦难深重，但并无所求；这些恶劣的病房是同类用房里最干净、最美好的了，如果管得不好，不到一周就会成为传染病院。
我跟随那位脚步轻快的女总管上了另一段惨无人道的楼梯，来到一个略好些的阁楼间，这是给白痴和低能儿住的。这里至少有采光，而前一类病房的窗户就象中小学生的鸟笼的侧面。这儿的炉火上罩着一个结实的格栅，将炉前地面隔开了，两边坐着两位老女士，似乎正在举行某种仪式。她们虚弱地保持着庄严的姿态，那显然是出于仅存的一点自傲。自傲是我们这奇妙人性的一部分。很明显，她们彼此嫉妒，把全部时间（有些人也是如此，但他们的火焰没有被遮拦）都用于在内心诋毁对方和轻蔑地观看周围人等。在这对谑仿乡下贵妇的女士中，有一位极其健谈，而且表达了想参加礼拜日仪式的强烈愿望。她描述说，若能获得这一殊荣，她将会从中得到最大的乐趣和慰藉。她讲得非常精彩，浑身洋溢着愉悦、友好之情，我不由得开始思考，那位东区违警罪法庭推事应该重新调查此案例。不过，我后来得知，她上一次参加礼拜时偷偷带着一根小棍子，在轮流应答过程中突然拿出棍来痛打会众，制造了一起混乱。
就这样，这两位老太太整日隔栅而坐——否则，她们就会扑向对方的帽子——相互猜忌着，凝视着一个不断发病的世界：除了女舍监，屋里的所有人都会犯病。女舍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穷女人，身体健全，上唇巨大，抱着两臂站在那里，似乎在压抑和节省自己的力气。她两眼缓缓转动着，在伺机抓住谁或控制谁。这位民间要人（我很遗憾地认出，她属于我可敬的朋友甘普太太［14］那一类型，只是块头小些）说：“她们常常分（犯）病，心（先）生。她们常常无因（缘）无故就摔倒了，好像拉车的马从月亮上掉下来似的，心（先）生。而且有一个倒了，另一个也跟着倒，有时候一下摔倒四五个。哎呦呦！又是打滚又是撕扯，老听（天）！——这个您（年）轻妇女，在这边，病得很厉害。”
她一边说，一边把那个妇女的脸转了过来。那妇女坐在地上，在那些饱受折磨的病人面前沉思着。她的脸上、脑中都没有招人厌恶的东西。周围的那许多各种癫痫和癔病患者看上去病情更重，但舍监却说她是最严重的。我对她说了几句话之后，她仍然仰脸坐着，沉思着。一束正午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她身上。
——这个年轻妇女以及其他这些遭受着剧烈痛苦的妇女，当她们或坐或躺，茫然而迟钝地沉思时，是否在那阳光下的尘埃里，有一刹那想到了健康的人们、健康的事物？这个在夏季如此冥想着的年轻妇女，是否想到在某个地方有树木和花草，甚至有高山和大海？不说那么远的了，这个年轻妇女是否曾模糊地想到那个年轻妇女——那个不在此地、也永远不会来此地的年轻妇女，她被人追求、爱抚与热爱，有丈夫、生儿育女、生活在自己的家里，永远不会懂得遭到这种打骂和撕扯是什么滋味？上帝保佑，这个年轻妇女那时会不会自暴自弃、摔倒在地，就像一匹拉车的马儿从月亮上掉落？
在如此无望的地方，传来了婴儿的咿呀声。那些声音合成了一种声响，我分不清它令我愉悦还是疼痛。这声响是在提醒，这个疲倦的世界并非疲倦透顶，而是在不断地自我更新。就在不久之前，这名年轻妇女还是一个儿童；在不久之后，一个儿童有可能成为她这个样子。然而，那位机警的女总管活跃的脚步和眼神引领我经过了那两位乡下贵妇（婴孩们的声音扰乱了她们的高贵姿态），进入了隔壁的儿童室。
这里有许多婴孩和好几位漂亮的年轻母亲，也有丑陋的年轻母亲、愠怒的年轻母亲、冷淡的年轻母亲。不过，那些婴儿并没有任何难看的表情，他们柔软的脸庞非常可爱，有可能像是皇太子和长公主呢。我很欣幸地委托糕饼师的丈夫为我做了一件颇富诗意的事：以最高效率为我和一个红头发的贫儿做块蛋糕并投进烤箱。吃过蛋糕之后，我感觉好多了。要是没有这块点心，我真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否适合去看“那些犟人”。接下来，那位敏捷、小巧的女总管要带我去探访的就是她们。她竟在这个岗位上适应自如！此时此刻，我已对她充满由衷的敬佩。她引领我一路走去。
“犟人们”正在一个窗户开向院子的小房间里捡麻絮。她们背对窗户，排成一排坐在长凳上，面前是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她们的活计。年龄最大的“犟人”约有二十岁，最小的约有十六岁。在这类非商务旅行中，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倔犟的习惯为何会影响人的扁桃体和悬雍垂。不过，我历来都注意到，凡是“犟人”，不管男女，无论阶层——从贫民儿童学校的贫儿到中央刑事法院［15］的法官——嗓音都一样，他们的扁桃体和悬雍垂都有着病态的优势。
“五磅！俺可捡不了五磅！”“犟人首领”说，一边用脑袋和下巴给自己打着拍子。“比俺们现在捡的多多啦！就彻冲（这种）地方、彻冲（这种）条件！”
（这是在承认，她们得到了微妙的暗示：工作量很可能要增加。毫无疑问，她们的工作量并不大，因为当时还不到两点，可一名“犟人”已经完成了当天的任务，正闲坐在那堆麻絮后面。她的头跟那堆麻絮一模一样。）
“总管，蛰（这）冤（院）子很飘（漂）亮，湿（是）不？”二号“犟人”说，“腰湿（要是）乃（哪）个姑娘说拘（句）啥，警察揪（就）来了。”
“然后你就无缘无故地净（进）了监狱！”首领说，同时猛扯麻絮，好像那是女总管的头发。“可哪嗬（儿）都比彻嗬（这儿）强；那样的话，就谢天谢地啦！”
麻絮头抱着两臂，领着“犟人们”大笑起来。她不主动发起什么，但却是那群未参与这场舌战的散兵游勇的指挥官。
“如果哪儿都比这儿强，”我那位机敏的向导极其镇静地说，“你本来有个好地方可呆，却离开了那儿，这很遗憾。”
“哦，从（总）管，哪里？俺没在好地方待过。”“首领”回答说，又扯了一下麻絮，表情丰富地看了一眼对手的额头。“可别那么说，那都是胡说！”
麻絮头又带着散兵游勇上来了，笑了几声，撤了。
“俺没间（见）过，”“犟人二号”喊道，“俺在一个低（地）方呆了死（四）年——俺不想栽（在）不湿（适）合俺的低（地）方呆——哼！不栽（在）不值得尊京（敬）的人家待——哼！俺发先（现）乃（那）家人表免（面）衣滔（一套）杯的（背地）衣滔（一套），酸湿（算是）有星（幸）还湿（是）没星（幸）——哼！腰湿（要是）我没边淮（变坏）没毁了，栽（在）很答（大）程都商（度上），乃（那）可不湿（是）他们的挫（错）——哈！”
她说这番话期间，麻絮头再次带领她的散兵放了几下冷枪，撤退了。
非商务旅行者大着胆子说，他估计“犟人首领”和“犟人一号”就是被送到违警罪法庭推事那儿去的两名妇女？
“对！”首领说，“就是俺们！奇怪的是，警察现菜（在）还没来，俺们就说起来了。彻嗬（这儿）没警察就不能昌（张）嘴。”
“犟人二号”（悬雍垂大幅振动着）笑了起来，那些散兵群起效仿。
“要是谁能把俺弄到哪个地方或扯（者）到国外，”首领斜视着旅行者声明道，“俺肯定会感激不尽。彻（这）个好透了的救济院让俺恶心，俺受够了，是的，俺有理由彻（这）么说。”
二号也是如此，也受够了。麻絮头也是如此，也受够了。散兵们也是如此，也受够了。
非商务旅行者冒昧地提示说，他觉得，若两位“犟人”领袖的自我描述准确真实，听了她们的这番表白，那些想找谦恭可靠的年轻佣人的淑女或绅士，哪个都不大可能乐意聘用她们二位中的任何一位。
“那待在彻嗬（这儿）啥都不是，又有啥好处？”首领说。
旅行者认为，也许值得一试。
“没用，啥好处都没有。”首领说。
“一丁点儿好出（处）都没有。”二号说。
“要是谁能把俺弄到哪个地方或扯（者）到国外，俺肯定会感激不尽。”首领道。
“俺也湿（是）。”二号道，“保争（证）感激不金（尽），俺灰（会）的。”
于是麻絮头站了起来，宣布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主意，并说，她知道其新奇程度非同凡响，一说出来绝对会令毫无心理准备的在座诸位大惊失色：要是谁能把她弄到哪个地方或者到国外，她肯定感激不尽。然后，就像她随之指挥道“女士们，一起唱！”似的，所有的散兵都开始说起同样的话来。我和女总管随即离开了她们，开始在许多只因年老体弱而入院的妇女当中穿行。可是，在此穿行过程中，不论何时，只要我朝任一扇俯瞰庭院的窗口望下去，都会看到麻絮头以及其他所有“犟人”正在隔着她们那扇低处的窗户搜寻我。每次我刚一露头，她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从不失手。
十分钟之后，我再也不相信金色的青春时光、强盛的中年时期、矍铄的老年时段等等神话。十分钟之后，所有的女性之光似乎都已被风吹灭；关于女性，天穹之下再无任何物事可资夸耀，唯余几粒微弱闪烁、行将死灭的灯花。
有一点非常特别：救济院里这些暗淡的老妇人们遵循着一种颇为通行的待客仪式。凡是知道有客来访而且并未卧床休息的老妇人，都会蹒跚到一个长凳跟前，坐到她常坐的位子上，加入到一排暗淡老妇人的队伍中，与一张狭长桌子对面的那排暗淡老妇人隔桌相望。并没有人规定她们必须如此排列，这乃是她们的“待客”之道。她们通常并不主动彼此交谈，也不看访客，什么都不看，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蠕动着嘴巴，就像一群乏味的老母牛。有些房间里，我能高兴地看到几株绿色植物；在别的房间里，有一位作为护士的、单独的“犟人”正忙碌着。跟别的“犟人”分开之后，她在这个岗位上干得很好。这些病房，无论是活动室、卧室，还是活动室兼卧室，都被精细地打扫得又干净又明亮。我同大多数类似的旅行者一样，见过很多这类场所，但还从未见过哪一家救济院这般整洁明亮。
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极富耐心、极端依赖枕头下的书籍，也极其信仰上帝。她们都很在意相互之间的和谐，却没人在乎有无希望康复。总而言之，应当说，患有许多病症、病得比别人都严重在这里被视为一项殊荣。从一些窗子望出去，能看到泰晤士河生机勃勃地奔流不息，阳光明朗。可我没看到一个人向窗外眺望。
在一个大病房里，在火炉旁的两张特别的扶手椅上，坐着两位九旬开外的老妇人，宛似那群老妇的正副统领。其中那位年纪较小的刚过九十，耳朵聋了，但聋得并不厉害，能设法听到别人讲话。她年轻时曾养育过一个小孩，那个孩子如今也已经成了一个老妇人，比她还要虚弱，也住在这间房子里。女总管跟她说到这一点时，她完全理解总管的意思，脑袋和食指以各种姿势动作了一番，指出了她那个曾经的小孩。扶手椅上那位年纪较大的老妇人面前放着一张有插图的报纸（她却并没有读）。她已经九十三岁了，目明耳聪，身体健康，而且惊人地健谈。她的丈夫不久前刚去世，她本人住进来还不到一年。这位可怜人本可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得到特别待遇，在自己的房间里得到照料，并渐渐过上舒适的户外生活。在英格兰，一位在救济院外艰难地度过了九十多年的妇女，能在多大程度上过上类似的生活呢？不列颠经过无数乱局之后，顺应天意，崛起于蔚蓝大海之中，其守护天使何曾在那备受称颂的《大宪章》［16］中明确禁止这一点？
那位动作敏捷的女总管再无物事可示，我此行的目标也已达到。与她在大门口握手告别时，我告诉她：我认为正义女神未能很好地运用她，而那些东区的智者也并非绝对正确。
我踏上了归途，边走边与自己就那些“丑陋的病房”展开了辩论。它们不应该存在。在现场看过之后，没有哪个正派、仁慈的人会质疑这一点。可是这个联合教区该怎么办呢？对那些病房进行必要的改造会花费几千英镑的资金，而该联合教区已经在资助三个救济院了。为了存活下去，这些教区的居民们努力工作；他们需缴纳的扶贫济困税金已经达到了合理承受度的上限。该救济组织中的一个贫困教区每人要缴纳五先令六便士［17］。与此同时，富裕的汉诺威广场圣乔治教区［18］每人却只需缴纳约七便士，帕丁顿教区［19］每人只需缴纳约四便士，威斯敏斯特市圣詹姆斯教区每人只需缴纳约十便士！唯有通过均摊济贫税，才能解决现有方法未能解决的问题。我这些记录一次非商务旅行的文字篇幅有限，无法展现更多有待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的问题。然而，那些东区智者们必须先看看北区、南区和西区的情况，而后才能合情合理地对此发表长篇大论；他们应该每天早晨先到圣殿区［20］一带的商店和住宅转转，先自问“这些穷人还能承受多大压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艰苦度日，免于落入救济院”，而后才能坐到所罗门的宝座［21］之上。
在归途中，我还沉思着一件事。因为我最终离开“贝克先生的陷阱”那一带之前，曾敲开了东区圣乔治教堂救济院的大门，发现那是一个能给该地区带来高度荣誉的机构，由一位非常睿智的院长管理得井井有条。在那里，我注意到，顽固的自负和愚蠢能带来多大的间接损害。“我刚刚看到的老年男女贫民就是在这间大厅里聚合来参加礼拜仪式的，对吧？”——“是的。”——“他们有没有在乐器的伴奏下唱赞美诗呢？”——“他们很想那样，他们极有兴趣这么做。”——“一件乐器也弄不到吗？”——“是这样，本来可以免费得到一架钢琴。可是这些令人遗憾的纷争［22］——”啊！身穿漂亮长袍的基督教朋友，你当时若不理睬那些唱歌的人，让会众自己唱，这样做会更好，而且好得多！你应当比我更清楚这一点。但我觉得我曾读到过，从前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读到过，“他们唱了一支赞歌之后”，（并没有穿漂亮长袍的）某人上了橄榄山［23］。
一想到这件恼人的琐事，我就心痛不已。我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一路走着，每一块石头似乎都在对我呼喊：“老兄，转过来！看看该做些什么？”于是我诱使自己变换了思绪，让心里好过些。可是，我真的做到了吗？我至今都想不起来。我的脑中满是潦倒的穷人，乃至于思绪的变化终究只是从一千个贫民变成了一个贫民。
“先生，打扰一下。”他说。那是在另一个场合，这个贫民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我可过过好日子。”
“听你这样说，我觉得真遗憾。”
“先生，我要投诉院长。”
“明确说吧，在这里，我毫无权力。即便我有的话——”
“但是，先生，请允许我说说这事。就是一个曾过过好日子的人对您讲几句话而已。先生，院长和我都是共济会会员［24］。我不停地给他打手势，可因为我处境不幸，他却不肯给我口令！”
（牛云平 译）
［1］ 沃平（Wapping）位于伦敦金融城东部，南临泰晤士河。1986年，传媒大王默多克将其新闻总部从英国报业中心河湾街（Fleet Street）搬至此区。——译者注
［2］ 伦敦东区（East End）位于伦敦金融城城墙以东，泰晤士河以北，为港口区。19世纪晚期，伦敦地区人口数量激增，这里成为拥挤不堪的贫民和移民区，导致“伦敦东区”逐渐成为一个贬义词。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伦敦东区”成为贫困、拥挤、疾病和犯罪的代名词。如今，这里的人文环境已经有所改观，但某些区域仍然是全英国最贫困的地区。——译者注
［3］ 蒂普苏丹（Tippoo Sahib，或Tipu Sahib，1749—1799）是印度南部迈索尔王朝的统治者。英国入侵前，他是全印度最强大的国王，曾对英国在南部印度的利益构成了最大威胁。他在位期间曾同英国殖民者（特别是东印度公司）展开了长期英勇战争，但终被英国殖民者和几个邻邦国王联手打败和杀害，一度繁荣强盛的迈索尔王国随之落入了英国人之手。——译者注
［4］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散文家，生于英国伦敦，一生平凡而不幸。兰姆家境贫寒，1796年，他的姐姐因劳累过度而出现了精神病，杀死了母亲。从此，他为照顾姐姐，使她免于流落到疯人院而终生未娶。1792—1825年，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工作之余，他创作过诗歌、莎剧论文、故事、随笔等，文风富有个性、亦庄亦谐。他的代表作有《莎士比亚故事集》（1807）、《伊利亚随笔》（1823）、《伊利亚续笔》（1833）等。——译者注
［5］ 木刻海军少尉是位于利登豪街（Leadenhall Street）的所罗门·吉尔斯仪表店的标记之一。木雕不大，站在店门口的墙壁上，穿着海军制服，双手捧着一只很大的六分仪。——译者注
［6］ 阿尔盖德水泵（Aldgate Pump）是伦敦金融城内一个历史悠久的水泵，位于阿尔盖德大街（Aldgate High Street）、芬丘奇街（Fenchurch Street）、利登豪街交会处。该水泵原本抽取地下水源，作为公共饮水设施使用。水泵上有个狼头形状的水嘴，据说是为了纪念在伦敦金融城内射杀最后一只狼而造。——译者注
［7］ “撒拉逊人”一词源自阿拉伯文sharqiyyin（“东方人”）一词，拉丁文则写作Saracen。古罗马人本来用该词指称生活在罗马帝国阿拉伯行省（包括今约旦、西奈半岛和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沙漠一带的非阿拉伯游牧民。到中世纪时，该词词义扩大，陆续将阿拉伯人也包括在内，到11世纪末期，该词已经成了“穆斯林”的同义词。撒拉逊人头像（Saracen"s Head）在英国曾是惯用的旅馆标志。——译者注
［8］ 在英国，许多旅店、酒店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许多旅店位于罗马道路两边，多为马车旅店。它们的早期顾客大都不识字，所以店家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图像符号做标志，让顾客记住自己，创建口碑。这种做法蔚成传统，沿用至今。撒拉逊人头像就是一例。以牛、鸡、狗、猪、马、虎、狐狸、狼、狮子等家畜和野生动物加上某种（些）颜色为标志的办法也很流行。——译者注
［9］ 白礼堂教堂（Whitechapel Church）位于伦敦东区，初建于14世纪早期，原是一个为远离教区的基督教徒们设立的小礼拜堂。后经数次重建和毁坏，终于1952年被彻底拆除，其原址现为一个公园。这里的白礼堂大街和白礼堂路原本是在从伦敦金融城出城向东通往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的古罗马人通道，道路两侧马车旅店林立。以此小礼拜堂和罗马人通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白礼堂区长期以来都是伦敦最具代表性的贫民区，人口肤色不一、成分复杂，环境脏乱、治安极差。19世纪80年代，这里曾发生了恶名昭著的连环谋杀悬案，神秘的凶手被称为“开膛手杰克”，但至今没有破案。——译者注
［10］ 伦敦东区的一条路，为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早期所建，西连伦敦金融城，东接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长约3.2公里。——译者注
［11］ 非商务旅客（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是狄更斯杜撰的人物。1859年他自办了一份刊物《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并于1860年1—10月在该刊上发表了17篇、一个称作“非商务旅客”的文章系列。在其后的10年时间里，狄更斯陆续借用此角色续写了多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在他死后，于1875年以《非商务旅客》为名结集出版。在狄更斯笔下，此“非商务旅客”酷爱旅行，不仅去欧洲大陆和美洲，而且喜欢在伦敦本地游逛。他不仅观光，而且对其发现进行研究和报道。借此患有失眠症的虚构人物之口，狄更斯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种种黑暗面。——译者注
［12］ 沃平老阶梯位于沃平大街（Wappping High Street）南侧，是沃平地区通往泰晤士河岸线的阶梯之一，仅在退潮时露出，青苔遍布，泰晤士河在此涨潮落潮，能带来一些诸如古老陶片之类的浮货。这里曾经是水产交易市场，肯特郡的渔夫们带着从拉姆斯盖特捕获的水产到这里来卖。这里也曾是绞死海盗船长基德（Captain Kidd）的地方。——译者注
［13］ 东区圣乔治教堂（St. George-in-the-East）建于1714—1729年间，1729年投入使用，其周边地区称为圣乔治教区。1855年教区委员会成为该教区的地方政府，1927年撤销。教区委员会于每年复活节由本地的纳税人选举产生，教区委员会负责每年推选本堂区的俗人委员，掌管本教区的世俗事务。这些俗人委员可能会与教堂及教区牧师（rector）意见相左。1859年5月—1860年7月，圣乔治教堂爆发了这样的冲突，称为“仪式暴乱”（RitualismRiot）。1842年，布莱恩·金（Bryan King，1811—1895）被任命为圣乔治教区牧师，他到任时，发现该教区委员会推选的俗人委员是不顺从国教者和非国教教徒，从此展开了一场长期的斗争。他决定改变原来简陋、单调的礼拜仪式，以吸引更多信众：给圣坛披上祭服，放上点燃的蜡烛；让唱诗班穿上长袍哼唱圣歌和应答祷文；牧师穿白色法衣而不是黑色长袍讲道，等等。1857年，有人送给金几件白绿相间的丝质无袖长袍，在分送圣餐时穿用。他起初非常犹豫，但后来开始穿用。这些服饰虽是现在通行的做法，但在当时，在十九世纪中期，那些成分复杂、生活贫困的东区会众对此带有中产阶级调子的“时髦”行为深恶痛绝，双方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发展成为会众暴乱：连续数月，一到周日，成千上万的会众就带着狗涌入该教堂，抽烟、放火、乱扔帽子、起哄，在牧师布道时大声诘问、奚落牧师，在唱诗班唱圣歌时高唱《统治吧，大不列颠》和《上帝保佑女王》等别的歌曲。教堂外也同时发生着类似的暴乱，导致牧师不得不靠警察护送才能从边门回到住宅。金牧师请求从政府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教区委员会的活动促使英国议会上下两院都漠视了他的请求。最后受到起诉的不是暴乱者，反倒是牧师一派。——译者注
［14］ 甘普太太是狄更斯于1843—1844年间发表的小说《马丁·瞿述伟》中的一名护工。她从月嫂到装殡工，什么都干，可她放纵、贪杯，从来不放过任何享受主家好处的机会，而且习惯性地带着一把黑色的破伞。她的形象深入人心，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甚至用“甘普”一词来指称伞。——译者注
［15］ 英格兰和威尔士中央刑事法院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老贝利街，其原形为16世纪的伦敦金融城市长和郡长会议厅，毗邻新门监狱，为理查德·威廷顿爵士所捐赠。到1834年为止，该法院已受理过10万多起刑事案件，包括所有死刑案件。后经数次毁坏和重建，1834年更名为中央刑事法院，建筑实体及其运转由伦敦金融城政府出资维护。中央刑事法院为全国性法院，负责受理较重大的刑事案件，庭审对公众开放。可在此开庭的法官有高等法院法官、巡回法院法官和刑事法院兼职法官。该法院的最高常任法官被称为伦敦市首席法官（Recorder of London），其副手被称为伦敦市司法行政官（Common Serjeant of London），地位很高。高等法院的一些重要法官是显赫的终身贵族。——译者注
［16］ 《大宪章》于1215年由英国贵族与英国国王初次订立，以约束王权、保障贵族的政治权利，从此开创了宪法政治，影响远播。其中明确保护了寡妇的财产权。——译者注
［17］ 在旧时英国货币单位中，1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五先令六便士合六十六便士。——译者注
［18］ 汉诺威广场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Hanover Square）是1711年规定建造的五十座安妮女王诸教堂之一，位于伦敦金融城西侧的威斯敏斯特市内梅菲尔区（Mayfair）。教堂所处为上流社会地区，于是成为名门望族常用的婚礼举行地。1886年12月2日，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就在此结婚。——译者注
［19］ 帕丁顿教区也位于威斯敏斯特市内。——译者注
［20］ 圣殿区（the Temple）是圣殿教堂所在的教区，主体部分在伦敦金融城内，西部的一小部分在威斯敏斯特市内，南临泰晤士河，西临萨里街（Surrey Street），北临河岸大道（Strand）和河湾街（Fleet Street），东临圣衣会街（Carmelite Street）和白衣修士街（Whitefriars Street）。该教区为本市乃至全国著名的法律中心。——译者注
［21］ 据基督教《圣经》记载，所罗门是联合王国的第三任国王、大卫王之子，是智慧、神通、财富、荣耀、权威、美德的象征，流传下来三千句箴言和一千零五首诗歌。他的宝座是用象牙所制，外包精金，有六层台阶，有金脚凳与之相连。每层台阶都有两头石雕狮子站立，宝座两旁有扶手，扶手附近也各有一头石雕狮子。所罗门的宝座高踞一切之上，象征他有着高高在上的威权，他坐在其上进行审判。——译者注
［22］ 参见前文“东区圣乔治教堂”条注释。——译者注
［23］ 此处的“某人”指耶稣。这是《马太福音》（26：30）和《马可福音》（14：26）中记载的典故：耶稣及其十二门徒吃过最后的晚餐，唱了赞美诗，往橄榄山去。在一个叫客西马尼的地方，耶稣去远处祈祷时，门徒们都疲惫地睡着了，他去了三次、回来三次，可门徒们谁都没有醒来。等他第三次回来后不久，叛徒犹大就带人来把他抓走了。——译者注
［24］ 共济会（Freemasonry），字面意思是自由石匠工会，是一个带宗教色彩的秘密兄弟会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宣扬博爱、慈善、美德，思索人类生存的意义。共济会起源不明，但据信最初为中世纪时石匠们自发形成的组织，其基本徽章是由石匠常用工具——圆规（在上）和直角尺（在下）组成的图案，有的徽章图案上在圆规和直角尺之间还有一个字母G，代表共济会的法典。有记载表明，现代共济会出现于18世纪早期的英国伦敦，是一个由白人贵族、高级神职人员、上层资产阶级等社会精英人物组成的封闭社团组织，并于1730年代传播到了北美殖民地。英王乔治三世、乔治四世、乔治六世、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都是共济会会员；另外，如孟德斯鸠、牛顿、莫扎特、贝多芬、歌德、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罗斯福、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马克·吐温、爱因斯坦、温斯顿·丘吉尔等许多欧美政要和科学文化界名人也都是共济会会员。后来，共济会放弃专走上层路线的做法，开始吸收普通公民入会，在世界各地现有600多万会员；其活动也越来越公开化，除了内部表明各级别的暗语及手势仍旧保密之外，其余活动基本上全部公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