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利用我们的愚蠢
在前面章节里，我主要谈了在我们努力进行有效思维的时候所遇到的障碍。我说“主要”，是因为有些地方我举过一些扭曲思维的例子，叫人难以相信，思维者竟会不知道自己这样的思维是不健康的。另外，还举了某些关于思维和说话习惯的例子——比如，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可以设想，从中我们一定会发现歪曲论证的证据。“歪曲论证”这个词，我是从索利斯教授的《率直的和歪曲的思维》一书中借用来的。然而，我想找出我曾称之为“扭曲思维”和我将称之为“利用歪曲论证”之间的区别。当我认为自己是在进行有效思维，并且发现自己结论的理由十分充足，而我的信念却是错误的时候，我的思维便是扭曲的。扭曲思维可能是由于自以为掌握了全部有关的信息，而实际上却没有掌握；也可能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还可能是由于自己无力摆脱某种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使自己的心灵戴上了眼罩。当我利用歪曲论证时，我的心态便大不相同了。这时，我是想试图劝说你接受一个结论，尽管我知道我拿不出什么合理的根据让你接受。于是，我便设法利用计谋劝说你，也就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打动你。
此时此刻，我能够清清楚楚地找出扭曲思维和利用歪曲论证的区别，因为我正思考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但是我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明白我是在利用歪曲论证呢，还是犯了扭曲思维的错误。在思考与自己休戚相关的问题时，很容易从一种心态滑入另一种心态。如果思维涉及我们整个的为人，这种情况也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是本书所依据的前提。有时候，我发现要明白自己什么时候滑入了歪曲论证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当然，我对你什么时候是在利用歪曲论证而不是犯了扭曲思维的错误就更不得而知了。这个困难应该牢记在心。我们会很轻易地指责那些和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是“无赖”，“说谎胚”，“白痴”等等。其实，即便我们经过慎重考虑，确信那个人的论证是歪曲的，有时候也需要承认，“或许他(1)只是笨而不是不老实。”当然，我们听到的许多论证必须作为我们判断说话人是“诚实而笨”还是“既不诚实又狡猾”的证据。如果是后者，就值得我们揭露；如果是前者，便需要我们同情。但这两种情况都应该予以驳斥。但是谁监视看守者？（quis custodes custodiet?）在驳斥的时候切不可操之过急，这样我们的驳斥才不会是不诚实的，也不会是愚蠢的。
本章，我将详细讨论歪曲论证极通常的一些表现形式。如果你从未受诱惑使用过任何一种歪曲论证，那么你是幸运的。至于我自己是否也一样，那就难说了。甚至在这本书中，你也可能发现一些证据，说明我是在使用歪曲论证。当然我自己一无所知，否则我便是自欺欺人了。我不敢奢望完全避免扭曲思维的错误。
和讨论谬误思维形式一样，讨论利用歪曲论证的手段也不可能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手段多种多样，不胜枚举。它们杂乱无章，很难找到一个规律将它们整齐的列举出来。在我论及这些手段时，条理并不重要。在谈到扭曲思维的时候，我们已经偶然探讨了一些也可能被歪曲利用的论证的例子。以未经证实的假定作为论据来辩论，有时候完全是因为笨或者缺乏考虑，有时候说话人故意如此想把一个结论强加给听者。一个不诚实的说话人也许会利用我们的愚蠢：故意使用有歧义的字眼，或者在论证过程中变换自己的意思，或者制造循环论证并希望不被听者发现。他甚至会使用中项不周延这种谬误把观点强加给我们。如果其他辩论者思想都高度集中，这种手段在两三个人的场合下一般不大会奏效。有些人狡猾地使用特殊辩护的谬误（在第四章已经谈到过）。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处理我们自己思维的方法来对待，即指出说话人没有把他刚才坚持的一般规则用在这一特例上。
这种通过挑选的例子来证明结论的企图是不老实的辩论者惯用的伎俩。这种伎俩的得逞仰仗我们的疏忽大意或者我们不知道例子是有所选择的。如果我们希望的话，前一种失误我们能够弥补，要避免后一种失误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我们可以养成习惯，留意别人论证的形式并随时要求说话者说明他所选的例子是否具有代表性，即是否是充分的例子。使用这种手段的人的对手很可能会挑选其他相反的例子以反唇相讥。例如，两个人就在交通拥挤地带限速每小时三十英里行驶是否是减少交通事故的有效措施进行争论。其中一个人也许会举出一些显然是由于快速行驶而引起的交通事故的例子，而另一个人则可能举出正因为汽车飞速行驶而避免了事故发生的例子予以反驳。（这一回答或许使一些读者吃惊，我当初也是如此。这是我从与一个男子的谈话中引用来的，他喜欢以每小时六七十英里的速度驾驶，但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用选择例子和反例子，辩论双方都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给原来的问题找到合理的答案。第一步从交通事故的报告中收集统计数据；第二步对和产生交通事故密切相关的因素进行认真的统计分析。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足以得出限制速度（或者不限速度）有助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任何空谈都不足以证明这样的结论。你也许听到过有人谈论这样的话题，平素十分理智的人却对产生交通事故的那种原因乱下结论。这些结论产生于怀有偏见或没有考虑到有关的因素，比如不是所有的汽车司机都像说话者一样技术熟练或一样谦让，有许多行人粗心大意，也有一些人莽撞蛮干，还有一些人不适应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假定产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在这个论题上利用歪曲论证是诱人的，滑入扭曲思维也是很容易的。坚持认为采取限速措施“无益于减少交通事故”的人，很容易求助于两辆相撞的汽车的车速都没有超过三十英里这样的事例。选择这样的例子根本驳不倒在拥挤地带实行限速措施可以减少事故这一有分寸的命题，也无助于证明他自己关于高速行驶不会产生交通事故这一极端的论点。一位粗心大意而又抱有成见的对手不去指出这一点，反而会反驳道：“那么你的意思是大多数事故是由于不熟练的驾驶引起的啰！”因此，他自己就会受到这样的反击：“是的，我认为大多数车祸是由于不熟练的驾驶引起的，如发出错误信号甚至不给信号，但都不是高速驾驶引起的。”这样便使论证回到原来的起点上来了。
我记得限速措施重新实施后不久，我的一位客人从五十多英里远的城市驾车来到我这里后，抱怨着：“限速30英里的措施完全是白痴干的。”我，一个不自己开车的人，提出试行这一措施看是否可以减少事故，难道不值得吗？他回答说：“噢，如果你想让我们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爬行，同时不让老太太们走出人行道挡在车的前面，毫无疑问什么事故也不会发生。”我并不是要为任何限速辩护，但说这样的话无疑是想转移论题：第一，他用了我没有说过，因此不可能为之辩护的话代替了我的原话；第二，他暗示听众，我提了一个荒谬的建议。
转移讨论中的话题是许多荒谬思维的根源，也是许多歪曲论证的秘诀。紧扣主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困难可能是智力方面的，即尽管细节复杂，但必须牢牢记住中心论题。严格思维是唯一能够弥补的方法。在同别人辩论的过程中，假如我们的对手成功地让我们显得荒唐可笑，不管他有没有道理，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沉得住气，不要发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怒的人不可能做到雄辩有力，更不可能做到思维清晰。当然也有例外，一个发怒的人可能增添勇气，并且思维敏捷。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不是通常的情形。当我们持有的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珍贵的或者“神圣”的成见一旦受到攻击，并且我们发现自己没有能力驳倒这种攻击，也舍不得放弃自己的成见时，我们最佳的办法便是认为我们相信是正确的东西具有权威性，或者我们心里确信无疑，根本无须辩论。在这种情况下，辩论是苍白无力的，无论你是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还是攻击对方的观点。我怀疑多数人的确信是属于此类的。如果我们承认情况确实如此的话，一些毫无结果的激烈争辩就大可避免了。
有些转移话题的方法只有采用欺骗的手段才能获得成功。例如，一个人说我们的公立学校教育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的对手可能会回答道：“难道不是你赞成把你的孩子送到这些愚蠢荒唐的学校去的吗？”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说话人绝对不能答应这种转换话题的做法，应该指出自己的话是恰当的，并没有包含对手表达的那种歪曲或者否认公立学校是全国最好的学校的意思；这句话只是想说明公立学校不如设想的那么好。我想这种手段出现得如此频繁，真有点让人吃惊。如果你承认某些事有不足之处，比如说婚姻法有欠缺，也许被歪曲成说我们根本不赞成结婚；如果认为美国的一些做法比英国好，可能被看作等同于否认英国任何东西比美国好。使得后者这种曲解成为可能的心态，也许表现在这样的口号里：“我的祖国，无论你对与不对。”
转移论题也许不是故意想要耍滑头，许多得出不相关结论的错误产生于扭曲思维。其实，这种原因在上一章中我们也许已经讨论过一些。我们认为这种类型的错误，毫无疑问是由于不老实而不是由于愚笨，因此我把这种类型的谬误留到本章讨论。逻辑学家习惯于在中世纪拉丁文“ignoratio elenchi”（转移论题）名下来讨论“不相关结论的谬误”，即不考虑对手论点的错误。德·摩根将它定义为“证明同断定的东西并不矛盾的东西”。(2)他说：“这是所有谬误中最普遍的一种。”的确不假。我很乐意举一些例子说明这种错误。我不敢说无论什么时候都知道辩论的错误是由于愚笨引起的，还是由于不老实引起的。顺便提一句，这两种性质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既愚笨又不老实的辩论者一眼便可以看穿。
德·摩根的定义包括前面谈到过的故意转移论题的论证方法，不过这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即对手的转移话题给原说话者增加了一个难题，让他证明他并没有主张过的东西，除非他拒绝接受这种转移话题。
只要看一下一家报纸的几期中连续刊登的读者争鸣的来信，便可以发现偏离话题是多么容易。读者来信栏里仍在争论猎狐这个话题，这是人们热衷的话题。有时候我不相信会有一方说服另一方，因为对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些从年轻时候起就开始打猎的人，深知围猎的欣喜和骑马的快乐，自然认为绝不会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反对这种运动。而那些从未打过猎的人，会毫不迟疑地谴责这种运动，根本不考虑它是否也有有利的一面。有关这一话题的最近一些来信登在1937年10月30日至11月1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我将要谈到的论证摘自这些来信。
反对猎狐的意见主要有两条：（1）这是个非常残忍的运动。(2）猎狐给农夫造成了许多损害，首先为围猎而保留的狐狸危害鸡群；其次在乡间的东追西逐常常破坏农夫的篱笆和农田。
似乎有两种方法对付这些反对意见：或者驳斥它们的错误，或者承认它们的正确，用力陈该运动的有益之处来抵消这些弊端的方法进行辩护。对于第一种反对意见，人们常常反驳说“狐狸喜欢围猎”，这就等于完全否定了对手的猎狐是残忍的论点。这样，除非有证据证明这种观点，否则这种回答就是petitio principii（预期理由），即偷换论点。近来为该运动辩护的人好像还是承认这项运动是残忍的。一位来信者嘲笑那些反对猎狐的人一定和狐狸交谈过了，以便了解被猎狐狸的感觉。他认为，猎狐是为了跟随“大自然的步履”，而消灭它们（从农夫饲养家禽的利益出发）是人道的。这个观点包含一个不正确的前提，因为已经采取人工方法来防止狐狸逃跑。他认为猎狐给农夫造成的损失同每年猎狐得到的利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并以此来回答猎狐毁坏庄稼这一反对意见。这种回答的全部意思是说，这项运动是残忍的，但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残酷，而且这是紧跟“大自然的步履”；同时，他还强调农夫所失正是猎人所得。但他不满足于这些想法，虽然这些想法是切合论题的，不管它们是否有道理。他进一步写道，“这些反对者”就像清教徒（麦考利笔下的清教徒），他们“反对纵狗斗熊，并不是因为熊遭受了折磨，而是因为观看的人从中得到了乐趣”。这种指责即使是正确的，也与论题毫不相关，因为论题是狐狸是否感觉到痛苦。说那些谴责猎狐的人是“胆小鬼”是一种歪曲论证，这和“反对者们”（但不是所有写信的读者）常用的论证方法是一样的。这种指责是回避对手的论点而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显而易见，在关于私人制造武器的讨论中，这种重复没有被否认的观点、忽视已经被肯定的观点的手段常为人们所用，真是伤透脑筋。我想不管其正确决定如何，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私人制造武器是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在最近的预算辩论中，反对派的发言使得这个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下议院的重视。(3)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和斯托克斯先生都对武器制造公司不断增长的利润提出了评论。（后者在3月17日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对私人制造武器会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创造条件的观点，我挑选了两种回答：它们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下做出的。
1935年3月27日，马利勋爵声明说：
“许多官员离开了政府机关的重要岗位，受雇于私人武器制造公司。有一长串官员的名单，在这里我不打算宣读。他们在海军部、陆军部和空军部担任要职，负责政令处的工作和武器、军需的购买。但他们却离开了这些重要岗位，直接进入了私人武器制造公司里有油水的部门。”(4)
对此，哈利法克斯勋爵回答说：
“对人性，我虽说不上有什么知识，但还是略有所知的。我自己不认为做军火生意的人比其他普通商人好多少或者坏多少，我也不认为生意人比许多政客好多少或者坏多少。”
这个回答没有针对马利勋爵提出的责难，尽管看上去它是这样做了。首先，哈利法克斯勋爵似乎是在仰仗自己的威望。他是知名人士，很受人尊敬，当然阅历也很广。他一面说自己“对人性，没有什么知识”，一面又声称“略有所知”。这显然是一种手段。第二，他津津乐道于对一个不相关的结论的明显的偏离。刚才的论点根本不是做军火生意的人比普通商人是好还是坏，也不是普通商人比政客是好还是坏。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观点也许是对的；当然，它们全是不相干的。争论的论点是军火买卖不是普通生意，需要加以特别保护。他明知道这个观点，却没有针对它作出回答，从他把军火商人和普通商人作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忽视论点，或者至少不是针对论点作回答的错误在约翰·西蒙爵士于1934年11月22日在下议院作的讲演中同样显而易见。他说：
“如果说那些军火公司和负责军火公司的人在他们的生意中采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这是极不公正的。”
这又是一个公然偏离论点，故意无视争论中的论题的典型例子。哈利法克斯勋爵和约翰·西蒙爵士两人都满足于说一些含含糊糊的话，说这些指控是不公正的，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指控是正确的。有些行业（如鸦片生意，或者白人的奴隶买卖）确实不是普通生意，允许私人从中谋利是不妥当的，两个人都没有针对这个论点作出回答。
当被告一方无话可辩时，“辱骂原告律师”是公认的不正当的手段。有时也许很奏效。当被告被指控犯有暴力罪时（但还没有被证实），如果原告的律师声称他是流氓，这也许会影响陪审团的裁决。说得如此明目张胆，由于这种手段太明显了，我想任何陪审团都不至于上当受骗。如果只是巧妙地暗示被告是流氓，也许会起一些作用。在我看来，哈利法克斯勋爵和约翰·西蒙爵士利用了这一手段，不过是站在被告一方，并且没有任何巧妙可言。
有关武器的质询还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利用我们的愚蠢的例子。下面这段话登在《新闻报道》上：
昨天，当菲利浦·吉布斯爵士质问查尔斯·克兰爵士(5)时，他回答说维克斯家族的生意并不特别危险。
菲利浦爵士：你不觉得你的货物比巧克力或糖果之类的东西更危险或者更令人讨厌吗？——是的，也没有小说危险。
菲利浦爵士：你不觉得向国外出口这些花哨的玩意儿，比如说，比孩子们吃的饼干更危险吗？
查尔斯爵士：这个么，我为了一块圣诞饼差点弄瞎了一只眼，可绝不会为枪弄瞎了眼睛。
很难相信这样的回答是严肃认真的。轻藐的揶揄下面具有明显的想偷换论题。至少我认为他想开个玩笑，尽管这个玩笑不怎么高明。这里有进一步的歪曲论证。听众可能乐意赞同，有人尽管没有经过来源于枪的危险，却可能“因为一块圣诞饼干弄瞎了眼”。可是饼干不是为此目的生产的，而武器生产出来就是用来杀人、伤人和毁坏建筑的。并且现在谈论的是武器。我想这种歪曲论证是瞒不过任何人的。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想详细分析一个论证的例子，其中有许多荒谬推理和扭曲思维。我构置这一论证，就是为了说明这些错误。这个论证是我“杜撰”的，方法大致和把从不同渠道弄来的碎布片拼凑成一条被子差不多。我并不认为有人会在如此简短的讲演中，一下子用了这么多骗人的手段或出现了这么多扭曲思维的形式。另一方面，这篇讲演中出现的每个论证，在旷日持久的妇女选举权的争议中，曾经被这个或那个人用过。我假想的说话人将引用F.E．史密斯爵士（后来伯肯黑德勋爵）演讲的一些段落。在演讲中，史密斯鼓动拒绝接受由沙克尔顿先生1910年在下议院提出的调和法案(6)。这些段落强行出现在特定的上下文中（由我做的），其扭曲程度自然比原来更加显而易见，或许更加糟糕。在我看来，F.E．史密斯的演讲从赢得那些对他的演讲举棋不定的听众来看，堪称绝妙之作。
为了便于研究这一杜撰的演讲，我将采用（第八章已经用过的）给我要评论的句子标上小写字母的方法。
“汉弗莱·沃德夫人说得对，‘妇女对政治的无知是无法改变的，是大自然强加的’。（a）妇女对重大的政治事件缺乏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我认为，对所面临的问题作出正确并且明智的判断不仅是每个选民的权利，而且也是每个选民的责任。有人说妇女有权参加议会选举。但是，正如F.E.史密斯爵士曾经明智地指出的，‘没有人有这种抽象的权利。有这种抽象权利的理论早已和卢梭一样不复存在了。根据公众的意见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选举权应赋予那些能够用它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的人。（b）如果妇女有选举权，那么这种权利应该无所不在，包括由僧侣控制的意大利以及我们诸多伟大的东方属国。（c）假如我们印度的同胞们被赋予了选举权，那么不仅男人应该有这种权利，未开化的闺阁人也应该有这种权力。’给予‘未开化的闺阁人’选举权，简直是骇人听闻。（d）如果给我国的妇女以选举权的话，我们无法保证我们不把它同时也给予大英帝国内最愚昧无知的妇女。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问下议院敢不敢举个例子，‘为妇女鸣不平的人来到下议院，并且说：“我已经证明这种不公平完全属实，我要求议会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没有得到解决。（e）
“如果妇女有权选举议会，她们很可能伙同男人中的少数，把她们的观点强加给真正多数的男人。这是难以让人容忍的。妇女成群结队地去选举，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娘子军了。但是选举背后的力量是权力，正是权力才使法律生效。妇女在通过法律的必要程序中究竟能扮演什么角色呢？什么角色都不扮演，也就不会犯错误。那些正在为妇女获得选举权而努力的人，在她们得到议会选举权后，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将促使男女之间的绝对平等。他们的要求绝不会停止在妇女有权成为众议员。其实，正如格拉德斯通先生明确指出的，‘有能力进入众议院意味着有能力担任国家的任何职务，这是合乎逻辑和符合事实的。’（f）妇女担任内阁大臣，那就太可怕了。妇女自有女性的魅力，男性的角色还是留给男人扮演吧。（g）
“再次引用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雄辩有力的讲话：‘有人认为，说女选民可能是愚昧的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男选民也可能是无知的。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低劣的在政治上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例子。我不同意对男选民的能力所持的这种悲观的看法。’（h）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真是说到了点子上。妇女不具备男子的能力。无论他们来自什么阶级或者什么阶层或者什么国家，妇女毕竟是妇女，男人毕竟是男人，妇女企图篡夺权力，想承担大自然赋予男人，并且仅仅是赋予男人的责任（i），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在当今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有些妇女很好地起了影响她们丈夫的作用，她们应该满足这种高尚的工作。家庭就是妇女的天地，那里她可以向丈夫和朋友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那里她可以以女性的娇柔起到应有的作用，无须由于介入实际的政治纷争，而玷污自己的名声。垂帘听政比不自在地坐在王位上强。（j）请允许我再次重复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的讲话。他说，‘我不想贬低妇女的智能。我从未说过妇女智能低下。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不过，我敢说人类的幸福、知识和成就几乎不受什么影响，如果莎孚从未写过诗歌，圣女贞德从未战斗过，西登斯从未演过戏，乔治·埃利奥特从未写过小说——我举一些最杰出的人物，并且同时如果历史上妇女的真正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那么人类早就不复存在了，使人类充满生机的最温柔最神圣的力量也早就消失殆尽了。’这些话很有分量。因为要你支持的妇权运动将阻碍妇女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并将威胁人类的存在。（k）当我想到赋予妇女选举权以后所产生的后果，我不禁忧心忡忡。我反对这个提议。（l）每个有理智的人，无论男女都会同意我的观点。（m）两者必居其一：要么给妇女选举权，破坏她们对家庭的神圣义务；要么拒绝这一最不合理的提议，保留每一个英国绅士所珍视的东西。”（n）
不难发现这个演讲中的荒谬之处，也不难发现其中的自相矛盾。因此我才把它们拼凑在一起。
（a）这句话是很好的罐头思维的例子：它具有口号的效果，并且隐藏着用未经证实的假设来证明。紧接着的一句话，措辞虽不同，实际上只是上面一句话的重复。这并不是什么不老实的方法。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过，说话人有必要重复自己的观点，以防听众跟不上。然而，不要习惯地认为每一句话都是对前面论点的进一步阐述，这样做是明智的。
（b）要求妇女有选举权并不等于说她们应该有“抽象的权利”。相反，它是基于妇女从她们自己的利益出发对选举权的需要。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妇女在政治上并不比男子无能。因此“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选举应赋予那些能够用它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的人”，这句话包含着故意回避论题。它肯定了没有被否定过的论题。
（c）它包含着引申对方的论点，这种引申可以是正当的，但是这句话的作用是从不相干的否定“抽象权利”推出来的。
（d）在演讲中用诉之于情的方法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句话依赖于将“闺阁人”描述为“未开化的”来诉之于听众的感情，而原来的论点是所有的妇女在政治上都是无能的。
（e）简单地否定论点，加上毫不相关的结论。事实上，为妇女鸣不平的人提议的是应该消除这种不公平。F.E．史密斯爵士没有看到妇女没有选举议会的权利也是一种不公平，因此他的回答实际上是说对妇女的其他的不公平已经得到了解决。
（f）这的确是个合乎逻辑的结论。F.E．史密斯爵士也提过这个观点。只有在承认妇女不适合担任议员的前提条件下，反对建议给妇女选举权才是有效的论证。
（g）转移讨论中的论点，显然只是简单的同义重复。随后，同样的转移论点又出现了两次。三者都是想让听众得到这样的印象，讲演者的对手是在争论妇女不是男人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而讨论中的论点是性别差异是否和“行使选举权”有关。
（h）这是直截了当地阐述自己的个人观点。听众只有在确认了说话者是所讨论的问题的专家后，才能接受并支持他的观点。
（i）这是用未经证实的假设来证明的典型例子，借根据大自然来加强自己的观点。
（j）最后两句话同论点“妇女在政治上无能”的矛盾太明显了，因此如果不是这种矛盾一再被男男女女的反对妇女参政的人重复，我就不会把它包括在这篇演讲中了。
（k）将对手的论点任意引申，并且错误地暗示人们对什么是“妇女的真正作用”，什么会阻碍这种作用的发挥有着共识。
（l）再一次个人感情的完全真实的表达。
（m）但这种个人感情的真实表达立刻看成其他人也有同样感情的证据，否则他（或者她）就不是“正常思维”。
（n）不正当地将两个相互排斥的选择——给或者不给选举权——同另外两个并不一定与这一对选择有联系的选择放在一起。如果认为可以这样联系，便是以未证实的假定来论证。
为避免陷入圈套，我们必须时时戒备，有效思维的代价是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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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以及本章的其他地方，根据习惯，“他”也包括“她”。
(2) 《形式逻辑》，第260页。
(3) 《泰晤士报》，1938年4月27日。
(4) 这段引文和下面的两段引文都是摘自《关于和平的调查》一书，第73、74页。
(5) 查尔斯·克兰爵士是维克斯—阿姆斯特朗有限公司的总裁。
(6) 这些引用摘自登在1910年7月13日《泰晤士报》上的关于F.E．史密斯爵士演讲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