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三种俄国革命观
1905年革命，不仅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个实验室，在其中造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反映出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的倾向。争论的焦点和根本的分歧，不待说，是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性质及其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这种关于革命观的争论，与斯大林传记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斯大林本来并未参加。他写的几篇与此问题有关的宣传文章，是完全没有理论价值的。好多执笔为文将那些思想通俗化的布尔什维克，都比斯大林写得好些，而且好得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观作任何批判性的阐述，自然是属于列宁传记内的事情。但是理论也有其自己的命运。在第一次革命及其以后的时期，直至1923年为止，当各种革命学说都制定出来并加以应用的时候，斯大林是没有什么独立立场的，可是1924年发生了一种突然的变化，从而开始了一个官僚反动和彻底地重新估价过去的时代。革命影片颠倒放映，旧时的学说被人拿出来作新的估价或加以新的解释。于是，乍看起来有点出乎意料地，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不断革命”论（1905年提出的）上面，视之为“托洛茨基主义”一切谬论之源泉了。自此以后好多年中，对于“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便成为斯大林及其伙伴们所有理论（恕我滥用这个字眼）著作的主要内容了。既然，在理论方面，“斯大林主义”的每一点都出于对不断革命论的批评，那么叙述这个理论，说明它与孟什维克的和布尔什维克的理论的差异，显然也是本书分内的事情，至少是应当作为本书附录来加以叙述的。
俄国的发展，首先显出来的是它的落后性。但历史的落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依样画葫芦地于100年或200年后再走先进国家所已走过的道路。宁可说这个国家产生完全不同的“结合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技术和结构上最高的成就，被纳入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蛮的社会关系之内；为了改变这些关系，支配这些关系，就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阶级关系。在思想方面说来，也是这样。正因为它的历史的落后性，俄国才能成为欧洲唯一的甚至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就已经获得巨大发展的国家——当然是这样的，因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二者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俄国得到最深刻的理论的检验。
唯心主义的民主派（大多数是民粹派）迷信地拒绝承认即将到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称之为“民主的”革命，企图拿这中性的政治商标来掩饰革命的社会内容，不仅为了欺骗别人，而且为了欺骗自己。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始祖普列汉诺夫，远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他反对民粹派的时候，就已证明俄国没有任何理由依靠自己爱走的发展道路了。同“凡世上的”其他国家一样，俄国也须经历资本主义的炼狱。在这条道路上，俄国可以争得政治自由，这是无产阶级继续为社会主义斗争时所不可缺少的。普列汉诺夫不仅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开，视前者为目前的任务，视后者为未来的远景，而且规定了两种革命中各自的不同的力量配合。无产阶级先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去争得政治自由；然后，经过几十年后，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与资产阶级直接冲突。
1904年末，列宁写道：“俄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认为，承认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贬低和庸俗化。……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 [1] 1905年，他又写道：“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民主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障碍，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 [2] 他坚持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 [3] ——这话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内为无产阶级往后斗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在这范围内，列宁还是跟在普列汉诺夫后面亦步亦趋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路线的交叉点。
在此情形下，柯巴宣传的时候自然是不敢越出那些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遗产的通俗公式的范围以外去的。他在1905年1月间写道：“根据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制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应当争取的！只有这样的立宪会议才能使我们有一个为争取社会主义所极其需要的民主共和国。” [4] 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做战场，以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持久的阶级斗争——这就是革命前途。1907年，即当国外的和彼得堡的报刊已经进行了无数次争论，而理论上的预断又经过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严格的检验之后，斯大林写道：“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结局应当是消灭农奴制度，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革命的结果只能成立民主共和国——关于这一点，似乎我们党内每一个人都是同意的。” [5] 这里，斯大林并非说革命当以什么开始的，却是说革命当以什么告终的！他预先把革命限制于“只能成立民主共和国”，而且说得相当坚决。我们想在他那时写的著作中找到一丝一毫与民主革命有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前途有关的暗示，都是白费气力。他的这个立场一直保持到1917年2月革命初期，直到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为止。
任何政治的预断都不能自命像数学一样准确，只要它能正确指出发展的总路线，有助于指示事件的实际发展方向（事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使主要路线偏左偏右），这就够了。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看到不断革命论完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苏维埃政权成立最初几年，没有一人否认这一点，相反地，这个事实得到了若干官方出版物的承认。可是，当苏维埃社会冷静下来的上层分子在反对十月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反动活动开始的时候，就立即向不断革命论开火了，虽然这个理论比别的理论更加完全地反映第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公开揭露这次革命之未完成的、局限的和部分的性质。于是，在排斥不断革命论的过程中产生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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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112页。——译者注
[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0页。——译者注
[3]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4页。——译者注
[4]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9页。——译者注
[5] 参看《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4页。——译者注
[6]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4月10日至25日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译者注
[7]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8—39页。——译者注
[8]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1页。——译者注
[9]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1页。——译者注
[10] 《高加索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2页。——译者注
[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62页。——译者注
[12] 关于这一切本书其他地方已作了详尽的叙述。——著者注
[13]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222—223页。——译者注
[14]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222—223页。——译者注
[15] 《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97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