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上台的道路
〔1923年初，对于那些了解政治局势的最高级领导人来说，事情已变得很清楚：斯大林已把对他个人忠诚不渝的代表几乎塞满了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党内最高的权力机关。这种趋势使列宁十分震惊，他〕把我叫到克里姆林宫他的房间内，谈到我们苏维埃机关 [1] 内官僚主义的可怕发展，谈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他建议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并要我积极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深信，在目前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决不能忽略目前这种情况——在中央和各省，正在根据对某些党内有权势的人物和中央委员会本身内部的统治集团的忠诚，非常特别地挑选官员和专家、党员和非党员，担任甚至是区域和地方的职位。只要你向一个小官员进攻，你就会碰到一个重要的党领导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担任这个工作。”
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作者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又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自己的病已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他不信任他的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通过一个我们共同的大夫盖蒂埃医生，我能够逐日了解列宁的病况。盖蒂埃医生也是我们全家的一个朋友。
“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能不能说已经完了？”我的妻子和我常常问他。
“根本不能这样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够再次康复。他的体质很强壮。”
“他的精神机能呢？”
“基本上，它们将完整无损。也许，并不是每一个音调都会保持它以前的纯正，但是这个巨匠仍将是巨匠。”
我们继续抱着希望。但是，我现在意外地听到这种情况：似乎是生存意志的化身的列宁为自己要求毒药。他的内心状态该是怎么样的！
我回想，斯大林的脸色在我看来是多么异常、暧昧，同当时的环境是多么不调和。他向我们转达的要求是凄惨的，但是他的脸上挂着一种阴沉的微笑，像挂在假面具上一样。他面部表情和他说话不一致，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是不熟悉，但是这一次是完全使人无法忍受的。使得这种情景更加可怖的是，斯大林对列宁的要求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仿佛在观望别人要说些什么。他是不是想抓住我们对这一要求的反应的含意，而使自己不表示态度？或者，他是不是有他自己的隐蔽的想法？我看到在我面前挚爱列宁的加米涅夫脸色苍白，默不作声；季诺维也夫手足无措，像他在困难时刻一直表现的那样。他们是不是甚至在这次会议之前就知道列宁的这个要求？还是斯大林突然向三头同盟内的同盟者和我讲这件事？
“自然，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执行这个要求！”我喊道，“盖蒂埃没有失去希望，列宁还能康复。”
“这一切我都对他说过，”斯大林回答说，毫无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听道理。老头子在受苦。他说，他要把毒药放在手头。……只是在他确信，他的情况毫无希望时，才用它。”
“无论如何，这是谈不到的，”我坚持——这一回，我想，有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他可能一时冲动，想走不可挽回的一步。”
“老头子是在受苦，”斯大林重复说，茫然地望着我们，像以前那样，也不说怎么办。他心里一定在想一个同这些谈话有关的、然而与之并不协调的念头。
当然，以后的事情可能影响我的回忆的某些细节，尽管一般地说，我知道，我的记忆是可靠的。但是，这个插曲是永远不可磨灭地留在心上的事件之一，而且，我一回到家里，就把这件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的妻子。自从那时以后，每当我回想这一幕的时候，我不得不一再对自己说：斯大林的行为，他的整个态度是无法理解的，是阴险的。这个人要什么？他为什么不去掉他假面具上的阴险的微笑？……没有进行表决，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但是我们在分别的时候，达成了一个无须讲明的共识：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把毒药交给列宁。
这里自然会发生这个问题：当时极其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是怎样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意味着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1个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几天，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斯大林一定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列宁不找别人而偏偏求助于他呢？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惨的要求的唯一的人，因为他有直接的兴趣来这样做。这个病人，凭着他万无一失的直觉，猜到克里姆林宫内外发生的事，以及斯大林对他的真正想法。列宁甚至无须审阅他最亲密的同志的名单就能断定，除了斯大林，没有人会帮他这个“忙”。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烧辣菜的大司务到底怎样热衷于利用这个机会？在这些日子里，列宁不仅想到死，而且还想到党的命运。列宁的革命的神经无疑是他神经中最不容易向死亡投降的神经。
当柯巴还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十分年轻的人的时候，他就常常暗中唆使暴躁的高加索人同他的反对者作对，其结果通常是让他们挨一顿打，有一次甚至杀了人。随着岁月的逝去，他的技术臻于完善之境。党的垄断性政治机器，同国家的极权机器结合起来，给他造成了甚至连他的前辈凯撒·布尔吉亚之流也无法设想的可能性。国家政治保安部侦讯人员进行超宗教裁判所审讯的办公室通过一个扩音机同斯大林的办公室联结起来。不露脸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咬着烟斗，贪婪地听着他自己大体规定的对话，满意地搓着手，不出声地笑着。在臭名远扬的莫斯科审讯前10多年，有一个夏天晚上，他在一个避暑地住所的阳台上，一边喝着酒，一面向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自认，他生活中最大的愉快是锐利地盯着敌人，精心策划一切，无情地进行报复，然后睡觉。后来，他对整个一代布尔什维克实行了报复。这里没有理由再来谈莫斯科诬陷案。这些案件在当时所得到的评价既是权威性的又是详尽无遗的 [7] 。但是为了了解真正的斯大林和他在列宁患病和逝世的日子里的行为，有必要说明1938年3月最后一次大审讯的某些插曲的真相。
亨利·雅戈达在被告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工作了16年，起初当一个助理首长，后来当部长。作为总书记同反对派斗争中的一个最受信任的助手，他同总书记一直保持密切的接触。逼供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的那套办法是雅戈达亲自制定的，如果不是他首创出来的话。1933年，斯大林奖给雅戈达一枚列宁勋章，1935年，把他提升为国防总人民委员，即政治警察元帅，这离才能卓越的图哈切夫斯基被提升为红军元帅只有两天。雅戈达是一个无名小卒，大家都这样看他，大家都看不起他，现在他提升了，那些老革命一定互相表示愤怒。即便在顺从的政治局内，也有反对这样做的企图。但是，某些秘密把斯大林和雅戈达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根神秘的纽带神秘地断了。在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决定同时清除掉他的这个知道太多秘密的同犯。1937年4月，雅戈达被捕了。像通常一样，斯大林于是得到一些附带的好处：由于得到了赦免的保证，雅戈达在审讯中把谣传斯大林所犯的罪行承担了下来。当然，这个保证没有实现：雅戈达被处决了，以便更好地证明，斯大林在法律和道德上是清白的。
但是，这次审讯，透露了极其说明问题的情况。根据雅戈达的秘书、亲信布拉诺夫的证词，雅戈达有一只特别的毒药箱，每当需要时，他总是从这只箱子内取出宝贵的药瓶来，交给他的代理人，并授以适当的指示。这个国家政治保安部首脑，从前是一个药剂师，对毒药异常感兴趣。他手下有几个毒物学家，他为他们办了一个实验所，供给它不受限制和监督的财力物力。当然，雅戈达设立这样一个实验所不可能是为了他个人的需要，远不是这样。在这件事上，同其他的事情一样，他是在执行他的公务。作为一个下毒的人，他仅是一个统治工具。甚至像尼罗宫廷中的老洛库斯塔一样，所不同的是，他在技术方面要远远胜过他的愚昧的前辈。
被告席上，坐在雅戈达旁边的是四名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控谋杀高尔基和两名苏联内阁部长。“我供认，……我开了不适于所患病症的药方……〔因此，〕我应当对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过早死亡负责。”在审讯的日子里，像供认毒害这个年迈有病的作家之类的捏造和指责所构成的基本背景，在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和对情况进行的更加周密的分析，使我不得不改变这个判断。在审讯中，并不是一切都是扯谎。的确有被毒害的人，也有下毒的人，并不是所有下毒的人都在被告席内。下毒的主犯那时正在用电话指挥审讯。
高尔基既不是一个阴谋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软心肠的老人，是那些被损害的人的保卫者，是一个重感情的抗议者。在十月革命初期，他起的就是这种作用。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饥荒时期，不满和镇压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朝臣们抗议了，就连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也抗议了。在这种气氛中，高尔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同欧洲的作家通信，外国人访问他，被损害的人向他诉苦，他决定舆论。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默然忍受当时正在准备的消灭他深交多年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如果高尔基公开抗议这些诬栽案，就会立即在全世界眼前摧毁斯大林正义的形象。
要让他保持沉默是绝办不到的。逮捕他，流放他，则更加办不到，更别说枪毙他了。通过雅戈达“不流血地”加速消灭病中的高尔基，这种想法在这个克里姆林宫头子看来，一定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斯大林天生这样一副脑筋，只要想到马上就作出决定。雅戈达接受这个任务后，就叫他“自己的”医生去执行，他根本不冒什么风险。据列文医生自己说，“拒绝，就会毁掉我自己和我的一家。”而且他说，“你是怎样也逃不过雅戈达的手掌的。雅戈达是一个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他的人。即使你躲到地下，他也会抓住你。”
但是这些权威的、受人尊敬的克里姆林宫医生为什么不向他们很熟悉的，作为他们的病人的政府及要人们控诉呢？仅仅在列文医生的病人名单上，就有24个高级官员，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议成员在内。答案是，列文医生，像克里姆林宫内和周围的人一样，十分清楚雅戈达是谁的代理人。列文医生屈服于雅戈达，是因为他没有力量反对斯大林。
关于高尔基的不满，他想到国外去，斯大林不肯发给他出国护照，这些事在莫斯科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是在私下里谈论的。在这个伟大的作家死后，立即产生了这种怀疑：斯大林多少帮助了自然的毁灭力量。审讯雅戈达的一个附带的任务是扫清斯大林的这种嫌疑。因此，雅戈达、医生们和别的被告一再说，高尔基是“列宁的亲密朋友”，“一个享有信任的朋友”，“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完全赞成“领袖”的政策，“非常热情地”谈到斯大林的作用。如果这一切只要有一半是真的，雅戈达就不会大胆干掉高尔基，他更不敢把这个阴谋交托给一个克里姆林宫医生去执行了，因为后者只要打一个电话给斯大林，就可以毁了他。
这是从一项审讯中提出的一个“细节”。审讯有许多，“细节”是无穷无尽的。这一切上面都有斯大林磨擦不掉的烙印。工作基本上是他做的。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苦心考虑各式各样的计谋，使任何拂逆他的人受到极度的屈辱，使其诬告其最亲密的朋友，说自己最可怕地出卖自己。对于不顾一切反抗的人，总是有一小瓶药水等在那里。消失的只是雅戈达，他的毒药箱还在那里。
在1938年审讯中，斯大林仿佛是附带地指责布哈林在1918年准备暗杀列宁。天真而热情的布哈林尊敬列宁，热爱列宁，就像小孩爱他母亲一样，即使是他在论战中放肆地反对他时，他也是跪着这样做的。布哈林，用列宁的话来说“软得像蜡”，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个人的野心。过去如果有人预言，布哈林有朝一日会被控暗杀列宁，那么，我们全体，特别是列宁，就会大笑，建议把这样的预言家送到疯人院里去。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种显然是荒唐的指责呢？这很可能是布哈林曾不谨慎地表示过对斯大林的怀疑，而后者就对此进行报复。一般地说，一切指责都是符合这个方式的。斯大林虚构的案件的基本因素并不纯粹是幻想的产物；它们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绝大部分是从这个做辣菜的大司务本人的行动或阴谋中得来的。同一种守势性攻势的“斯大林想法”——这种想法在高尔基死亡的例子中显露得十分清楚——在列宁死亡一事上，显示了它全部的力量。在第一件事上，雅戈达丢了命；在第二件事上，布哈林被枪决。
我可以大致像这样地设想事情的过程。列宁在1923年2月底要毒药，在3月初，他再次瘫痪。当时对列宁身体的医疗预断是谨慎地表明情况不乐观。斯大林感到自己更加有把握了，他开始当列宁已经死了一样地行事。但是病人作弄了他。列宁的强有力的体质，在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的支持下，再次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快到冬天的时候，列宁开始慢慢地好转，可以比较随意地转动，能听别人读书报或自己阅读；他的说话能力开始恢复。医生的诊断表明康复越来越有希望。列宁的恢复，当然不能阻止官僚反动势力替代革命。克鲁普斯卡娅有正确的理由在1926年说：“如果沃洛佳还活着，他现在是在监牢里。”
对斯大林本人来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过程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命运的问题：他要么立即就在这一天设法成为党机器的头脑，从而成为党和国家的头脑；要么就要被贬黜到第三流的角色，直到他生命的结束。斯大林不顾一切地追求权力，全部权力。他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权力。他离目标已经很近了，但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危险离他更近。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一定下了决心：必须立即行动。他到处有自己的同谋，他们的命运同他自己的命运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他旁边有药剂师雅戈达。斯大林是把毒药送给列宁，同时暗示医生认为列宁已没有希望康复呢，还是采取更直接的手段，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坚信，斯大林在自己命悬一线时，不会消极地等待，他只要稍微动一动，事情就成定局了。
在1924年1月中旬之后不久，我动身到高加索的苏呼米去，打算医治一种顽强的神秘的传染病，这种病的性质对我的医生来说仍然是不解之谜。我在途中接到了列宁的死讯。按照一个传播得很广的说法，我失去权力是因为举行列宁葬礼时我没有在场。这种解释是很难使人认真看待的，但是举行追悼仪式时我不在场，这使得我的许多朋友感到极其不安。我的大儿子（他当时将近18岁）在来信中，流露出一种青年的绝望的声调：我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赶去。这也是我自己的意向。关于列宁逝世的密电，是我和我的妻子在第比利斯火车站接到的。我立即通过直接线路向克里姆林宫发了一个密电：“我认为有必要回返莫斯科。葬礼什么时候举行？”约1小时后，莫斯科来了复电：
葬礼将在星期六举行。你来不及赶回来。政治局认为，由于你的健康状态，你必须继续前往苏呼米。
斯大林
我并不认为，我应当只是为了自己而要求推迟葬礼，只是后来我盖着毯子躲在疗养院的走廊里的时候，我才知道，葬礼已改期到星期日举行。同以前的安排和最后变动葬礼日期有关的情况十分复杂，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斯大林的做法不但欺骗了我，而且看来也欺骗了三头同盟中他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光是从作为宣传鼓动的直接效果的观点出发来对待一切问题；同季诺维也夫不一样，斯大林在他的危险行动中受更具体的考虑的指导。他可能担心，我要把列宁的死同前一年关于毒药的谈话联系起来，要问医生有没有用过毒药，并要求进行特别的尸体检验。因此，从一切方面来说，在把遗体涂上防腐剂，内脏火化，而不再可能由于这种怀疑而进行验尸之前，使我留在外边，那是比较安全的。
当我向莫斯科的医生询问列宁直接的死因时（他们没有料到列宁会死），他们答不上来。我没有用这方面的问题烦扰克鲁普斯卡娅。我在苏呼米的时候，她曾经给我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没有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复私人关系，直到两年后他们同斯大林决裂时才恢复。他们显然避免讨论一切关于列宁去世的情况，回答问话时只说一两个字，而且避开我的眼光。他们是知道什么情况还是仅仅感到怀疑？无论如何，他们在以前3年中同斯大林关系十分密切，以至他们不得不担心怀疑的阴影也会投到他们身上。
对着列宁的遗体，斯大林看着一张纸片，宣读对他主人遗业的忠诚誓词，誓词是用他在第比利斯神学校学到的那套宣道文体写的。在当时，这篇誓词没有受到什么注意。今天，所有的教科书内都有这篇东西，代替了十诫 [8] 。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会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会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地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会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9]
关于莫斯科审讯和国际舞台上的最新事态发展，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尼罗和凯撒·布尔吉亚的名字。既然提到这些老鬼魂，那么在我看来，谈到一个超尼罗和一个超布尔吉亚是适当的。同我们时代的成就相比，那个时代的罪恶似乎是十分平凡，几乎是天真的。但是，在纯粹的个人类比中，也可能看出一个更深刻的历史意义。衰落的罗马帝国的风俗是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从异教向基督教过渡的时期形成的，文艺复兴时代标志着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从天主教向新教和自由主义的过渡。在这两种情况中，旧道德在新道德形成以前，已经衰竭了。
现在我们又处于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的时期，处在社会危机最大的时代，像往常一样，社会危机伴随着道德的危机。旧的已经从根基上动摇了，新的刚刚开始出现。当屋顶塌下来、门窗掉下来的时候，房屋就没有遮蔽，不能住人。今天疾风正在吹过我们整个星球，所有的传统的道德原则日益败坏，不单是斯大林的道德原则如此。
但是，历史的解释不是一种辩解。尼罗也是他的时代的产物，但是他死后，他的雕像被打碎，他的名字也就磨得毫无踪迹。历史的报复要比最有权力的总书记的报复更加可怕。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这是使人告慰的。
* * *
[1] 政治机构的共产党用语。——原编者注
[2] 大概是在1937年，因为这一部分是托洛茨基在1939年10月中，或10月左右以杂志文章的形式写成的。——原编者注
[3] 工农检查院的另一个名称。——原编者注
[4] 不要同当时已经在活动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相混。——原编者注
[5] 参看《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340页。——译者注
[6] 参看《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340页。——译者注
[7] 《列夫·托洛茨基案件：关于莫斯科审讯对他的控诉的意见听取会的报告》。调查预备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约翰·杜威等编，纽约和伦敦哈泼兄弟公司1937年出版，第617页。
《无罪：调查莫斯科审讯对列夫·托洛茨基的控诉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主席杜威等编，纽约和伦敦哈泼兄弟公司1938年出版，第422页。
[8] 斯大林的誓词是编者插入的。——原编者注
[9] 参看《悼列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69—173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