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关系都完全变了。每逢我们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快乐了。有些问题我们避而不谈，有第三者在场，我们谈话反倒比两人单独相对时更容易。只要一谈到乡村生活或者舞会，我们就好像怪别扭似的，彼此都不好意思瞧着对方。我们俩好像都知道，把我们分开的鸿沟在哪儿，可是又都怕接近它。我确信他又骄傲，性子又急躁，所以必须小心谨慎不去碰他的弱点。他也确信，我没有社交生活就活不下去，我不喜欢乡村，因此必须迁就这个不幸的趣味。我们俩都避免直接谈到这些话题，而且互相误解对方。我们早就谁也不把谁当做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了，而且总拿对方和别人作比较，在心里互相批评对方。在离开彼得堡以前我身体不好，我们非但没有到乡下去，反而搬进了一所别墅，我丈夫便从那儿独自回去看母亲。他动身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可以和他一起走，可是他硬劝我留下来，好像是担心我的健康似的。我感到他并不是担心我的健康，而是担心我们在乡下会不快活；我没十分坚持，便留了下来。他不在，我感到空虚和寂寞，可是当他回来以后，我又感到，他已经不能在我的生活中增加从前增加过的东西。从前我要是不把任何一种思想和感受告诉他，我就会像犯了罪似的感到痛苦，他的一言一行对于我都似乎是完美无缺的典范，只要彼此看着对方，我们就会不知道为什么高兴得想笑，——现在，我们的这种关系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一种，我们甚至没有发现，它已经不见了。我们俩都出现了各自的兴趣和须要操心的事，可是我们已经不再想把它们变成共同的了。我们俩各自有了自己的彼此无关的天地，这也不再使我们感到烦恼了。我们对这种想法已经习惯了，一年以后，当我们彼此对看的时候，也不再感到别扭了。他那和我在一起那种突发的孩子般的欢乐，也完全消失了，以前使我愤慨的他那原谅一切、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也消失了；以前使我又难为情又高兴的那种深沉的眼光再也没有了，以前一同祷告一同欢乐的情景也没有了。我们甚至不大见面，他经常出门，不怕也不惜把我一个人留下；我也经常出入社交界，在那里我不需要他。
我们俩之间再也不发生口角和争执了，我尽量依着他，他也极力满足我的一切愿望，我们似乎很相爱。
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不大有的事），我和他在一起既不感到快乐，也不感到激动，也不感到慌乱，好像旁边没有人似的。我非常清楚，他是我的丈夫，不是个什么不认识的生人，而是个好人，他是我的丈夫，我熟悉他，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我深信：他要做什么，他要说什么，他有什么看法，——我都知道；万一他的做法和看法不像我所预料的那样，我就会认为他做错了。我对他没有任何期望。一句话，他是我的丈夫，如此而已。我觉得这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俩之间没有别的关系，甚至从来也不曾有过别的关系。他出门的时候，尤其是在一开头，我感到孤独和害怕，他不在，我就更加强烈地感到他的支持对我的意义；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快乐得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然而两个钟头以后，我就会把这种快乐忘得一干二净，我会感到跟他无话可说。只有在我们俩之间有时发生的那种平静温和的柔情脉脉的瞬间，我才觉得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有点痛苦，而且，我觉得，我从他的眼睛里也看到了同样的心情。我感觉到这种柔情有个界限，他现在好像不想越过它，而我又不能越过。这有时候使我悲伤，可是我没有工夫来思虑这一切，因此我就尽量把我模糊地感到的这种变化的悲伤，忘却在我经常能得到的消遣里。社交生活，最初以它的五光十色和虚荣心的满足使我眼花缭乱，而且很快就完全支配了我的癖好，变成了习惯，把它的枷锁套在我身上，占据了我心里用于容纳感情的全部地方。我从不独自一个人待着，我怕考虑自己的处境。我所有的时间，从晌午起到深夜，都没有空，即使我不出去，我的时间也不是属于我的。这对于我，已经既不是快乐，也不是无聊，似乎一向是这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这样过了三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关系始终都是那样，它好像是停止了，冻结了，既不可能变坏，也不可能变好。在这三年里，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可是这两件事也没有改变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和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的去世。起初，做母亲的感情用这样的力量充满了我的心，而且在我心里引起了这样一种意外的欢悦，因此，我想，我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可是过了两个月，我又开始出去了，这种感情就越来越淡，终于变成了一种习惯和一种毫无生气的履行义务。我的丈夫，恰恰相反，从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起，又变成从前那样，又温存，又平静，不喜欢出门了，而且把他原有的温柔和喜悦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常常，当我穿着赴舞会的衣服走进育儿室去给孩子在临睡前画十字，在育儿室遇见我丈夫的时候，我似乎总感到他用责备的、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我，使我感到惭愧。我对孩子的冷漠突然使我自己吃惊，我问自己：“难道我比别的女人坏吗？可是我有什么法子呢？”我想道，“我爱我的儿子，可是总不能整天跟他坐在一起，这会使我感到无聊的；可是我也决不会装假。”他母亲的死对他是巨大的悲哀；他说在她去世以后还住在尼科尔斯科耶会使他痛苦，至于我，虽然也悼念她，虽然也同情我丈夫的悲痛，可是我却觉得现在住在乡下更愉快、更清静。这三年我们多半是在城里度过的，我只有一次在乡下待了两个月，第三年我们就出国了。
可是我刚走进我丈夫的房间，看见他那平静的，虽然是诧异的面庞时，我就感到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他的，没有什么可承认的，也没有什么需要请求他的原谅。那没有倾吐出来的悲哀和悔恨必须埋藏在我的心底。
“你怎么会想起到这儿来的呢？”他说，“我本来想明天去看你的。”然后，他走近前来细看我的脸，好像很吃惊似的。“你怎么啦？你出了什么事吗？”他说。
“没什么，”我好容易忍住眼泪答道，“我来了就不走了。咱们就是明天回俄国也行。”
他相当久地、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
“你说吧，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他说。
我不由得脸红了，把头低了下去。他眼睛里闪着受了侮辱和愤怒的光芒。我害怕他可能会产生的想法，便用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的装假的本领说道：
“没出什么事，只是一个人待着怪寂寞、怪难受的，我想了很多关于我们的生活和你的事。我早就感到对不起你！为什么你要把我带到你不愿意来的地方来呢？我早就感到对不起你了，”我重复这句话，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们回乡下去吧，永远住在那里。”
“唉！亲爱的，别来这种多愁善感的场面吧，”他冷冷地说，“你想回乡下去，这很好，因为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至于说永远在那儿住下去，那是幻想。我知道你是待不住的。还是喝点儿茶吧，还是这样好些。”他说完这句话，就站起身来按铃叫侍者。
我想象到他可能对我的种种想法，而且，在我一接触到他那注视着我的怀疑而又令人羞愧的眼光时，我就认为他心里一定产生了可怕的想法，为此，我感到受了侮辱。不！他不愿意也不会理解我的！我说我要去看孩子，就离开了他。我想一个人待着，我想哭，哭，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