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收容所的一个老人昨晚死了，早上他们在南特把他送下车，他的脸上盖着一块毛巾。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比利时领事在站台上，神甫陪着他去副站长办公室办理手续。
这里的接待服务站比别处的更大，戴袖章的女士也更多。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对我们这些难民的责任更大，因为他们将决定我们的目的地。
我希望最后我能看到海，我还没看过海。我知道海离这里还很远，我们只是在港湾里，但是我看到了桅杆和轮船的烟囱，听到了汽笛声。车厢里的蓝领阶层先下车，他们在站台上排着队，踏着军人的步伐离开了火车站。
天气还是和前几天一样异常的好，我们可以在出发之前梳洗一番，吃个午饭。
火车站的副站长和一个看上去像官员的人交谈，他指着我们三节破旧的车厢，好像打算把它们从钩子上取下来。我担忧了一会儿。
我们也越来越不愿意混在比利时车厢中，我们要求一个单独的火车头，但最终他们还是让我们一起走了。
最让我惊讶的是胖朱莉。火车开动前片刻，她兴高采烈、容光焕发地出现在站台上，穿着一条棉布花裙，裙子上没有一处褶皱。
“小伙子们，你们觉得你们悠闲地躺在稻草上时朱莉在做什么呢？她去洗了个澡，一个真正的热水澡，就在对面酒店的浴缸里，而且她还想办法顺便买了条裙子！”
我们往旺代方向前进。一个小时之后，我隐约看到远处的大海。我很激动，抓住安娜的手。我在电影院和彩色照片上见过大海，但是我没有想到大海原来如此明亮，如此辽阔，又如此虚幻。
海水是天空一般的颜色，反射出太阳光，太阳好像同时在海的上面和下面。无穷的词汇在我脑海里喷薄而出。
安娜明白这是我的一次全新体验。她微笑着。我们俩的心情都很轻松。整个车厢一整天都很欢乐。
我们大概都知道以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因为领事穿过几节车厢去安慰他的同胞们，叼烟斗的男人一直监视着那边的情况，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闻。
“比利时人的目的地好像是拉罗谢勒。有人说什么调车场。他们在那儿安置了一个营地，里面有木板房、床和一切应该有的东西。”
“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些不是比利时人的人呢？”
“他们将会制定出一个计划。”
我们慢慢地行驶着，我看到了一些城镇的名字，它们让我想起我读过的书：波尔尼克、圣让—德蒙、克鲁瓦德维……
我们看到了约岛，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就像贴在水面上的条状云朵。
我们的火车似乎绕了好几个小时的远路。火车为了能在野外停留，选择第二条路线，后又折返。
我们不再害怕下车，再耍杂技般登车，因为我们知道司机会等我们。
我明白为什么我们调了那么多次车，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使我们费了那么长时间才从阿登高原来到这里。
那些正常的火车还在行驶，车上有着付了车费的正常乘客。此外在一些大线上，必须让军车和军需品车优先通过。
在几乎所有火车站，普通职员旁边都有个下命令的官员。
而我们只是难民，他们时不时引导我们去铁路停车线那里，为其他火车腾出地方。
我旁边的人在打电话，我们在一个开满天竺葵的漂亮的红色火车站。有一条狗横着睡在站长门前。站长因为热而把鸭舌帽放到后面，他正在玩放在办公桌上的信号旗。
“当布瓦，是你吗？”
火车站站长跟我解释这不是普通电话。这是一条专线，除了错打进来的之外，每部电话只能联系最近的火车站，通知火车即将到达下一站。
“你们那里也是这样吗？”
铁丝网后面有几只母鸡，还有一小块整饬良好的菜地，和我家一样。一个女人在一楼做家务，有时用抹布擦一下窗户。
“二三七在我这里……我不能让他们继续待在这里了，因为我在等一六一……你的铁路停车线空着吗？……霍縢斯酒吧开着吗？通知酒吧马上会有一大批客人去他们那儿……好！谢谢……我给你送过去……”
因此我们在一个极小的火车站度过了三个小时，火车站旁有一家漆成粉红色的旅馆。桌子被大家占满。我们在那儿喝酒吃东西。安娜和我待在外面的一棵松树下，我们沉默时我觉得很尴尬。
如果我得描述一下这个地方，我只能说说树荫和阳光，玫瑰色的光线，绿色的葡萄树和醋栗树。我一无所感，动物般安逸。我不知道那天自己是不是没有尽可能向幸福靠近。
气味好像我童年记忆中的气味，还有空气的颤抖，难以察觉的声音。我记得我说过这话，但我一直在东写一句，西写一句，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必然会重复。
我刚开始写我的故事时，想在故事的最前面加一个“告读者”。我主要是想表达一种伤感，而不是为了考虑结构。疗养院图书馆里的书大多是一九〇〇年以前的作品，写个警告、序言或开场白，这是上个世纪作者的风格。
那些书籍纸张已经发黄，上面有棕色污迹，比现在的书籍纸张更厚更亮，气味也很好闻。我觉得，纸张的气味与小说主人公息息相关。封面上的黑色织物像一件旧外套的手肘处那样发亮，我在菲迈公共图书馆看到过那样的布。
我担心自己会变得骄傲，所以决定不写告读者了。我可能会重复，可能会越写越乱，前后矛盾，但没关系，我写，是为了探寻一种真相。
我谈到与我个人不相关但我经历过的事件时，会根据记忆讲述而不是查阅报纸，因为我不知道去哪儿找报纸。
我对十号星期五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现在应该已经印在了历史书中。我同样大略记得我们走过的路程，一些同伴念出了我从未听说过的火车站站名。
一条马路是空的，在那个时代的早上，一个小时之后那里应该会人头攒动。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快也非常慢。我们还在谈论荷兰的战争，色当停了一些装甲车。
我的记忆可能有些差错。在菲迈的最后一个早晨，我能回忆起几个小时内的每一分钟，但是对于其他时候，我只能回忆起大致的氛围。
在火车上，极度疲惫令大脑形成了一些记忆断层。
我们完全没了主动性。什么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琐细小事都会扰乱我的心绪，因为我非常谨慎小心。我会反复思考一个想法。我之前已经说过飞机扫射我们的火车，司机在火车头和死去的机修师旁指手画脚，但我没有提到列车长。火车上都应该有列车长，因为列车长负责做决定。
我没有看到他。他存在吗？还是不存在？反正现在事情总是不按正常规律发展。
说到旺代，我只知道那一天我的皮肤、眼睛和整个身体从来没有那么渴望阳光。可以说我能感受到光线所有的细微差别，牧场、田野和树木上的各种绿色。
一头白色和棕色的奶牛躺在橡树的树荫下，它潮湿的鼻尖动个不停。它已不再是一只熟悉的动物，一个平常的画面，而变成了……
变成了什么？我找不到词语来表达。我很笨。我在奶牛的眼睛里看到了泪水。那一天，在粉红色旅馆的露台上，我的眼睛长时间惊讶地盯着一只苍蝇在一滴汽水周围绕圈。
安娜发现了。我感觉她在笑。我问她为什么笑。
“我感觉你刚才就像五岁。”
我甚至发现自己在闻出人们身上的气味，尤其是汗水的气味后感觉非常惬意。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地方，那里土地和大海在同一水平线上，村庄里有五座钟楼。
人们忙于手中的活，我们的火车停下来时，他们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好像并不想仔细观察我们或提什么问题。
我注意到那里的鹅和鸭比我们那儿要多，他们的房屋那么矮，能用手碰到屋顶。这里的居民不怕房子被风吹走吗。
我看到了吕松，它让我想起红衣主教黎塞留。然后我看到了丰特奈—勒孔特。我们可能昨天晚上就到了拉罗谢勒。丰特奈火车站站长跟我们解释说不好让我们在黑暗中下车，所以就把我们安置在接待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飞机袭击，煤气灯和所有室外灯都被涂成了蓝色，居民们必须把黑色窗帘放下来。行人晚上在城里行走得带着手电筒，汽车也必须把大灯调暗才能上路行驶。
“他们将会为我们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睡觉。他们应该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补给。”
确实是的。我们靠近大海，随后又远离大海，我们的火车已经不再遵循任何时刻表，它似乎在寻找一个停靠点，最后它停在一个停车点附近的牧场上。
晚上六点了。我们没有感觉到黄昏时分的那种凉爽。几乎所有人都下车了，大家下去活动一下双腿。除了那些由神甫照看的老人和那些修女，我还看到一些表情严肃的成熟女士，她们弯下腰采摘雏菊和黄花毛茛。
有人说那些穿着灰色粗呢制服的老人精神不正常。确实有这个可能。在拉罗谢勒，他们由一些护士和其他修女照看着，被塞到两辆大客车里。
我有了一个想法，于是往德德那边靠拢。他是一个十五岁男孩，我打算跟他买一条被子。比我预计得要难得多。他就像市场上的老农民那样激烈，但我最后获胜了。
安娜微笑地观察着我们，我想她猜不到我们正在交易什么东西。
我也笑了。我感觉自己非常年轻。或者说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年纪了。
“你那么激烈地在说什么？”
“我的一个想法。”
“我猜猜。”
“不要。”
“就要！”
在那一刻，我就像个少年，而她就像个小女孩。
“那说说看。”
“你不想在火车上睡觉。”
确实是的，我很惊讶，她竟然猜到了。在我眼里，这个想法有点疯狂，除了我没人会想到。我从来没有在室外睡过觉，就连小时候也没有，因为我妈妈不允许。此外，在城里也很难在外面睡，后来我因为生病更不能了。
火车站站长一说到要帮我们在乡下找一个角落，我马上就有了这个想法。现在我得到了一条被子，它可以为我们遮挡露水，保护我们的隐私。
一辆黄色汽车到了，一起到的还有一个开朗的护士和四个十六七岁的童子军。他们给我们带了三明治，两壶热咖啡和许多条巧克力。他们也有被子，那是为老人和小孩准备的。
车门发出砰砰的响声，随即便是一片喧哗，我们可以在喧哗中听到佛拉芒语。天渐渐暗下来。
火车昨夜停车时，我们发现比利时车厢里有一些婴儿。护士接到专线电话后，带着奶瓶和尿布赶来了。
这跟我们的车厢无关。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比利时人，而是因为我们的小孩都不在这个车厢内。另外两节货车车厢里的法国人跟我们同时在菲迈上车，但我们彼此不认识。
车上形成了一些封闭的独立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内还有更小的团体，比如玩牌的，或者像安娜和我这样的组合。
有些青蛙在呱呱叫，草地和树林里传来一些声响。
我们在散步，没有牵手，没有接触。安娜抽着烟，烟是我在南特给她买的。
我们都不想谈情说爱。如今回想起来，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爱情。我说的是通常意义上的爱情。
她不知道我以前是做什么的，也没有表现出好奇。她知道我曾经患了结核病，因为我们谈到睡眠时我说过：
“我在疗养院的时候，八点钟熄灯。”
她马上看着我，她的目光我难以描述。可能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未经思考的想法。本能让她听见了一种非常明晰但转瞬即逝的东西。
她低声说道：“现在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你。”
“你发现了什么？”
“你过了几年的监禁生活。”
我没有继续问，但是我觉得我也明白了。她也被监禁过。那个让她生活在四面墙之内的地方的名字并不重要。
她找到了我们的一个相似之处，但不想说出来。因为她不知道这代表什么？
我们步履缓慢地向黑漆漆的火车走去，我们只能看到燃烧着的香烟的红点，听到一些窃窃私语。
我拿到被子了。我们在寻找一个地方，我们的地方，一片柔软的土地，高高的草丛，微微倾斜的地面。
三棵树将我们藏匿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一大堆被人踩过的牛粪散发着气味。月亮在凌晨三点之后才升起来。
我们面对面地站着，好一会儿都有点不自然。我为了掩饰窘态，开始整理起被子来。
我看到安娜把还在燃烧的香烟丢在草丛里，用一种我第一次观察她时看到的动作脱下裙子，然后是内衣。
然后她一丝不挂地靠近我，天气比她想的凉，她不禁打了几个哆嗦，但温柔地拽我躺下来。
我马上明白她希望这个夜晚是我的。她猜我会把这晚当成一个节日，她就是喜欢猜测我。
是她采取了所有主动。她把被子推开，让我们的身体和地面、土地的气味以及草木接触。
月亮升起来时，我还没有睡着。安娜穿上裙子，夜里比较冷，我们在被子里缠在一起，两人紧紧地抱着。
我看到她深暗色的头发反射出红棕色的光，她那异国的面部轮廓，苍白的皮肤和纹理与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们贴得如此之紧，两个人只有一种气味。
我看着她时什么也没想。我既不高兴也不悲伤。我并不忧虑未来。我不愿意让未来介入到现在中。
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有整整二十四小时没有担心备用眼镜会掉到草地上或是车厢里的稻草上，一次都没担心过。
她的身体会时不时抖动一下，额头上的皱纹凹了进去，好像她正在做噩梦或者经历痛苦。
我后来睡着了。我没有在往常的时间醒来，是一阵脚步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的。有人在附近散步，那个叼烟斗的男人，我称他为守门人。乡下的清晨里，一阵烟味扑面而来。
他和我一样习惯早起，肯定是个孤单的人，尽管他之前异常暴躁地要求见妻子和孩子。
他散步时的样子和我在花园里散步时一样，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发现他心情不错。他蹋肩膀，歪鼻子，就像图画书里和蔼的侏儒。
安娜突然惊醒。
“几点钟了？”
“我不知道。太阳还没出来。”
薄雾从地面上升起。牛在远处的牛栏里哞哞叫，牛栏里已经有光线。可能有人正在挤奶。
我们昨天在停靠点的砖房后面看到一个水龙头。我们去那里洗脸。那里还一个人都没有。
“拿上被子。”
安娜眨眼间就脱下衣服，把冰凉的水往身上浇。
“你愿不愿意去帮我找找香皂？就在稻草上，在你行李箱的后面。”
她穿上衣服后立即命令我：
“到你了！”
我有点犹豫。
我说：“他们要起床了。”
“然后呢？他们看到你全身赤裸又怎么样呢？”
我学她那样洗澡，嘴唇冻得发青，她用毛巾帮我擦背和胸口。
黄色的汽车又来了，还是昨天那个护士和童子军，童子军看上去像早熟的儿童，也像尚未完全长大的大人。他们给我们带来咖啡、黄油面包，还为婴儿带来了奶瓶。
我对昨天晚上火车上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不知道是否正如谣传，有个女人分娩了。我很震惊，因为我没听到叫声。
他们像对待度假中的小学生那样对我们，护士不到四十岁，她像训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训我们。
“老爷！这里有一股脚臭味！孩子们，刚刚在野地时，你们应该把身子好好洗一下。你，这位爷爷，你一个人喝了这么多酒？”
她找到朱莉。
“喂，胖子，你在等谁来叫醒你呢？你还在睡懒觉？你们要走了！你们一个小时后就在拉罗谢勒了。”
我们终于来到大海边，港口接着火车站，一边是蒸汽船，另一边是渔船，船上的帆和渔网在太阳下晾着。
我欣赏着这触动着我灵魂的风景。我不关心铁路上有没有火车（的确没几列）。我也不关心那些多少有点重要的人，穿白色衣服的年轻女孩、军人、童子军，他们来来回回走着，下着命令。
他们帮助老人下车，神甫在数老人的人数，好像担心丢了或忘了他们。
“大家到火车站对面的接待中心集合。”
我扛起箱子和行李箱，安娜试图帮我拎行李箱，我只让她拿着被子和可能还有用的空酒瓶。
一些战士看着我们走过，我回头看看紧跟在身后的安娜，安娜好像突然迷路了，好像很害怕。
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我们要做什么。那些童子军把一个橡木屋指给我看，很明显，屋子才盖不久，建在一个公园里，离水池只有两步路。还有一些更小的木板屋，只比报亭大一点点。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在橡木屋打开的门前排队。
我们的小团体被拆散了。我们和一些比利时人混在一起，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我们对自己想要什么一点想法也没有。
我们看到那些老人上了远处的汽车。两辆救护车也开动了，朝城市外面驶去。一些已经在营地安置好的难民好奇地看着我们。许多都是弗拉芒人，他们很高兴见到同胞。
其中一个男人用口音很重的法语问我：
“你从哪儿来？”
“菲迈。”
“那你不应该来这里吧？这是一个比利时营。”
我和安娜不安地互看了一眼，在烈日下等着轮到我们。
“请准备好身份证。”
我没有，因为当时在法国不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我也没有护照，我从来没有出过国。
我看到有些人从办公室走出来，朝橡木屋走去。还有些人站在人行道边上，不知道在等什么，可能是把他们送到其他地方的交通工具。
我们快排到门口时，我听到里面谈话的一些片段。
“贝尔塔斯，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装配工，但是自从打仗以来……”
“你想工作吗？”
“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你有妻子和孩子吗？”
“我妻子在那儿，那个穿着绿色裙子的，还有三个孩子。”
“从明天开始你可以在艾特雷工厂工作，你和法国人领一样的工资。去人行道那儿等着。有人会送你去艾特雷，他们会在那儿给你们找住的地方。”
“这是真的吗？”
“下一个。”
是老朱尔，他是最后几个到的，他偷偷插队了。
“你的身份证。”
“我没有。”
“你弄丢了？”
“他们从来就没有给过我。”
“你是比利时人？”
“法国人。”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等您叫我。”
问话的男人和我看不到的一个人低声交谈着。
“你有钱吗？”
“连买一升酒的钱都没有。”
“你在拉罗谢勒有亲属吗？”
“我哪儿都没有亲属。我从出生起就是孤儿。”
“我们等会儿再找你。你先去旁边休息。”
我感觉安娜越来越紧张。我是过去的第二个法国人。
“身份证。”
“法国人。”
那个男人厌倦地看着我。
“这列火车上有很多法国人吗？”
“有三节车厢的法国人。”
“谁负责你们？”
“没有人。”
“你们打算干什么？”
“我不知道。”
他指了指安娜。
“这是您妻子？”
我在回答“是”之前犹豫了一秒。
“去营地安顿吧，等新的命令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在计划外。”
三个木板屋是新建的，很宽敞，可折叠床板上铺了两排草蓐。有些人在睡觉，可能是病人，或者晚上到的人。
更远处有人用绿色的粗布搭了一个形似旧时马戏团的帐篷，帐篷里的地面上只铺了稻草。
安娜和我在帐篷里的一个角落把东西放下来。营地的人越来越多。帐篷里还有很多空地方。我预计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很久，我想帐篷里应该比木板屋里安静。
在一个非常简陋且更小的帐篷里，一些女人正在削土豆，用木桶洗蔬菜。
安娜小声说：“谢谢。”
“为什么？”
“为了你刚才说的话。”
“我害怕他们不会让你过来。”
“如果他们不让我过来，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和你一起走。”
“去哪儿？”
“去哪儿都无所谓。”
我身上没什么钱，我们的储蓄大部分都在让娜那个袋子里。我可以工作。我不讨厌工作。
但是目前我得保留难民身份。特别是我们得留在这个靠近港口和船舶的营地里，在木板屋之间流浪。女人们在木板屋里洗衣服然后拿到外面晾，孩子们光着屁股在地上爬。
我从菲迈出来不是为了思考和负责任的。
“如果我跟他们承认我是捷克人……”
“你是捷克人？”
“布拉格，我身上有犹太人血统。我母亲是犹太人。”
她之前没有谈起过去，我猜她母亲还活着。
“我没有护照，我的护照还在那慕尔。由于我的口音，他们可能会把我当成德国人。”
我承认当时我有种不好的想法，我的脸阴沉下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我们离开菲迈之后，她几乎马上就盯上了我。
在我们的车厢中，我是唯一一个不到五十岁的男人，当然除了那个拿被子的少年。我还忘了我的老同学勒鲁瓦，我突然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去前线。
不管怎么样，我没有做任何努力。是她走近我的。我还记得她第一天晚上所做的那些具体的动作，那时她刚好在朱莉和马商旁边。
她没有行李，没有钱。她向我要烟。
“你在想什么？”
“在想你。”
“我知道，但是你在想我什么？”
我愚蠢地想，她在菲迈时就已经预料到迟早有一天会有人向她要证件，她已经预先确定好一个保护人了。那就是我！
我们站在两个木板屋之间。过道上有一些经过许多人踩踏的小草，绳子上晾着衣服。我看到她的瞳孔不动，她的眼睛蒙上了水汽，我没有想到她会哭，但是从她脸蛋上流下来的确实是泪水。
她握紧了拳头，她的脸那么阴沉，她还在流泪。我想她可能要辱骂我责备我了。
我想抓住她的手，但她抽了回去。
“安娜，对不起。”
她摇着头，头发散落到脸颊上。
“我真的没想到。我只是有了个模糊的想法，人有时候难免会那样想。”
“我知道。”
“你能理解我吗？”
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毫不做作地用鼻子吸着气。
她宣布：“结束了。”
“我伤害你了吗？”
“一切都总会过去的。”
“我也感觉很痛苦。我马上就意识到那不可能是真的，我真蠢。”
“你确定吗？”
“确定。”
“过来。”
她把我拉到站台旁边，我们看着对方。港口两边各有一个巨大的塔楼，就像城堡的大城楼一样。
“安娜！”
我背对她，低声叫着她，眼睛里闪耀着阳光和色彩。
“怎么了？”
“我爱你。”
“嘘！”
她的喉咙就像在吞咽唾液一样鼓了起来。她用再度变得自然的声音说起其他事。
“你不担心别人把你的行李偷走吗？”
我大笑起来，笑了很久。我抱住她，一群海鸥在距离我们两米的地方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