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假如把牛奶放在锅里煮，牛奶就会溢出来。我不知道，也从没有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假如逼迫我回答的话，我或许会把这归结于牛奶煮沸就会溢出的一种特性，这是确切的实情，但没有解释清楚任何事情。我本来就不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同样，人们可以阅读甚至撰写过去的事件，而不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或只是满足于说之所以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希特勒想要战争，这也是确切的实情，但没有解释清楚任何事情。如此的话，就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自称为历史研究者或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就如我在上次演讲结尾时所说，历史学家在不断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只要他希望得到答案，他就永不停息。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我应该更广泛地说，伟大的思想家——是能对新事物或在新背景下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人。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的开端便说明他的目的：保存对希腊人和蛮族人业绩的记忆，“特别是，除了别的事情之外，要讲述他们之间彼此战争的原因”。古代世界几乎没有追随希罗多德者；甚至修昔底德也被指责没有清晰的因果关系概念。1但是，当近代史学的基础在18世纪开始奠立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把这些原则作为他研究的起点：“存在一些总的因果，精神的或物质的，在每一个君主制度中都起着作用，使之兴起、发展和衰落”，并且“各种事物的发生都从属于这些因果”。几年之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发展了这一观念，并使之普遍化。假设“天命产生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后果”，这是荒谬可笑的。人“并不是完全受其幻想所支配”；人的行为遵循某种源自“事物的本质”2的规律或准则。自那以后的近二百年间，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忙于试图通过发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和支配历史事件的规律，来整理往昔的人类经验。人们有时从机械的观点考虑这些因果和规律，有时从生物学的观点，有时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有时从经济的观点，有时从心理学的观点考虑这些因果和规律。但是，历史坚持接受的原则是按照因果的先后秩序来整理过去的事件。“假如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伏尔泰在他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论历史”一文中说道，“只是告诉我们在乌浒水①、药杀水②两岸一个蛮族取代了另一个蛮族，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改变。今天，就像我在上一讲所讨论过的原因一样，我们不再谈论历史“规律”了；甚至“因果”（cause）一词也不再流行了，部分是因为某些哲学概念的模棱两可，我不必讨论这一原因，部分是因为它与宿命论之间的假定联系，我马上就会谈到这一点。因此，一些人在历史中不说“因果”，而说“说明”或“解释”，或“情况的逻辑”，或“事件的内在逻辑”（这一说法来自狄西③），或者摈弃因果的方法（为什么会发生）而采用功能的方法（怎样发生的），尽管这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事件的发生问题，因此也就导致我们回到“为什么”的问题。其他一些人则把因果区分为不同的种类——机械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等等——把历史的因果当作自身独特的范畴。尽管这些区分中的某些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为了当前的目的而强调各种原因之中共有的原因而不是把各个原因分开，这或许更加有效。就我本人而言，我愿意满足于使用通常意义上的“因果”一词，而忽略这些特别细微的区别。
当历史学家面临着他必须回答事件的原因时，实践中的历史学家会做些什么呢？我们以这个问题开始我们的研究。历史学家研究原因问题的方法的第一个特点便是他通常会在同一事件中找到几个原因。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曾经写道，“必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警告人们注意，只考虑引起行动发生的一种原因……而不考虑其他的原因，但其他原因的后果却和这一原因混合在一起”。3考生在回答“为什么革命发生在1917年的俄国？”这一问题时，仅回答一种原因，如果他幸运的话，也只能得到一个三等成绩。历史学家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回答问题。假如要求历史学家考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原因，他可能会指出连续不断的军事失败、战争压力下俄国经济的崩溃、布尔什维克的有效宣传、沙皇政府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的失败；贫困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聚集在彼得堡各个工厂里以及列宁行事果断而对方却没有这样的人——简言之，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个人的因素随意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长期的、短期的原因。
因此，历史是根据历史重要性进行选择的一种过程。再次引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话，历史是“一个选择的体系”，不仅是对现实认识的选择体系，而且是对现实原因、取向的选择体系。就像历史学家从浩瀚的事实海洋选择那些适合其目的的重要事实一样，他也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也仅仅是这些因果关系才具有历史意义；历史意义的标准是：历史学家能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其合理说明与解释模式的能力。其他的因果关系则被当作是偶然事件加以抛弃，这并不因为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不同，而是因为这种关系本身不切题。这对历史学家毫无用处；它经不起合理的解释，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现在都没有意义。的确不错，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巴济扎得的痛风，亚历山大被猴子咬一口，列宁去世，或罗宾逊吸烟都有后果。但是，要说将军打仗失败是因为他们迷恋美丽的女王，或者说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国王饲养宠物，或者说人们在路上被撞并被轧死是因为他们吸烟，这就毫无道理了。另一方面，假如你告诉普通人说，罗宾逊被轧死是因为司机喝醉了，或者是因为刹车不灵，或者是因为道路上的死角，在普通人看来这似乎是非常明智的、合理的解释；假如他愿意辨别的话，他甚至可以说这是罗宾逊死亡的“真正”原因，吸烟的愿望并不是他死亡的原因。同样，假如你告诉学历史的学生，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斗争源于关于工业化比例的讨论，或者是源于劝使农民生产谷物以供应城镇的最好办法的讨论，甚至或者是源于相互竞争的领袖之间的个人野心，学生会感觉到，从这些解释也能应用到其他历史情况这一意义上看，这些解释都是合理的、有历史意义的，从列宁早死这一偶然事件并不是真正原因这一意义上看，这些解释是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假如他喜欢反思这些事情的话，甚至可以提醒他注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前言中一句常被援用、又常被误解的名言：“合理的就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合理的。”
让我们用一点时间再返回到罗宾逊死亡原因。认识一些原因是合理的、“真正的”，而另一些原因是不合理的、偶然的，我们没有困难。但是，我们做出这种区别的标准是什么？通常来说，运用推理能力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知识分子有时是为了消遣而推理，或者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推理。但是，总的来说，人类推理是有目的的。当我们把某些解释当作是合理的，而把另一些解释当作是不合理的，我想我们正把那些适合某些目的的解释与不适合某些目的的解释区分开来。在我们讨论的这个事例中，设想禁止酗酒司机开车，或者对刹车状况严格控制，或者改进道路位置，这一切或许会达到减少交通事故的目的，这就很有道理。但是，设想通过禁止人们吸烟来达到减少交通事故数量，这根本毫无道理。这就是我们进行区分的标准。同样，这也适合我们对历史原因的态度。我们也在合理的原因和偶然的原因之间做出区别。因为，合理原因有可能应用到其他国家、其他时期和其他条件，能够导致有益的概括，从中又能得到经验教训；它们适合拓展、加深我们理解力的目的。27偶然原因不能进行概括；既然偶然原因是十分独特的字眼，它们就不能传授经验教训，也就不能得出结论。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说明另一点。正是因为心中怀有目的这个概念为我们处理历史原因提供了钥匙；这必然会涉及价值判断。就像我们在上一讲中看到的，历史解释总与价值判断纠缠在一起，因此，因果关系也与解释纠缠在一起。用迈纳克的话来说——那位伟大的迈纳克，20世纪20年代的迈纳克——“如果不考虑到价值，要探询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探询因果关系的背后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探询价值”。28这使我想起了先前所说的，历史双重的、相互的功能——提高我们根据现在理解过去的能力，也提高我们根据过去理解现在的能力。任何像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这样一类的事情，从历史学家的立场来看，假如对这种双重目的并无裨益，便是没有生命的、没有效果的。
在这个当口，我应当承认我已经在你身上玩了一个拙劣的花招，尽管你可以毫不费力地看穿这一花招，尽管有几次这可以使我缩短或精练我的话题，或许你已经宽容地把这当作是一种便捷的简略表达方式。我至今还始终如一地使用“过去与现在”这一惯用语。但是，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只不过是想象中的划分过去与未来的分界线，不过是一个观念的存在。当谈到现在的时候，我已经悄悄地把另一个时间维数带入这种观点之中。既然过去和未来是同一时间范围的一部分，我认为要想表明把对于过去的兴趣和对于未来的兴趣互相连接起来，是容易的。当人们不仅仅生活在当前，同时有意识地对过去和未来感兴趣时，就跨越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之间的界限划分。历史开始于传统的传递；传统意味着把过去的习惯和教训传递到未来之中。过去的记录是为了未来世世代代的恩惠而开始保存的。“历史思想”，荷兰历史学家哈伊津哈⑳写道，“总是目的论的”。29查尔斯·斯诺爵士（Sir Charles Snow）最近在有关卢瑟福（Rutherford）的文章中写道，“像所有科学家一样……他几乎没有考虑这意味着什么，他确信的是未来”。30我想，优秀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都是确信未来的。除了“为什么”这个问题外，历史学家也会探询“往何处去”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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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F. M. Cornford之Thucydides Mythistoricsu，各处。
2De l"esprit des lois, Preface and ch. 1.
3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ed. A. C. Pigou (1925), p. 428.
4H. Poincaré, La Science et l"hypothèse (1902), pp. 202—203.
5B. Russell, Mysticism and Logic (1918), p. 188.
6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Boston, 1928), p. 224.
7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在1957年首先以书的形式发行出版，但是该书的文章由原来发表于1944、1945年间的文章构成。
8我避免使用“历史主义”一词，只是在一两处不太精确的地方使用过，因为波普尔教授那关于这一主题流传很广的著作使这一术语所蕴涵的精确含义变得空洞了，强烈坚持要对术语下定义是迂腐的。但是，人们必须知道他正谈论的是什么，波普尔教授把“历史主义”当作是杂物箱，把他不喜欢的有关历史的任何观点都纳入其中，其中包括在我看来是合理的观点，我想也包括一些今天严肃的作家不再赞同的观点。就像波普尔承认的（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第3页），他发明了“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观点，但任何其他知名的历史主义者都没有使用过这一观点。在波普尔的著作中，历史主义既包括把历史同化于科学的学说，也包括把两者截然分开的学说。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避免预言的黑格尔被当作是历史主义的大祭司；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历史主义被描述为“社会科学的方法，它认为历史预言（historical prediction）是社会科学的主要宗旨。到目前为止，“历史主义”（Historicism）常常被当作是德语“Historismus”一词的英语翻译；现在，波普尔教授把“historicism”与“historism”区分开来，就更为本已混乱的术语的用法添加了混乱的因素。M. C. D" Arcy, The Sense of History: Secular and Sacred，第11页，把“历史主义”一词“等同于历史哲学使用的”。
9攻击柏拉图为第一位法西斯主义者源于一位名叫R. H. Crossman的牛津出身者的一系列广播演讲，见Plato Today (1937)。
10C. Kingsley, The Limits of Exact Science as Applied to History (1860), p.22.
11“决定论……意味着……只要事实仍旧是那样的事实，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确定无疑地这样发生，而不可能以别的形式发生。说它可能，意味着如果事实发生了变化，可能会以别的形式发生”。见S. W. Alexander in Essays Presented to Ernst Cassirer(1936)，第18页。
12K.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2nded., 1952), ii, 197.
13“因果律并不是由世界强加给我们的”，但是它“或许是让我们适应这个世界的最有效的方法”。见J. Rueff, From the Physical to the Social Sciences (Baltimore, 1929)，第52页；波普尔教授本人（The Logic and Scientific Enquiry，第248页）则把对因果律的信仰称之为“一条很有道理的、方法上的规则之形而上学的具体化”。
14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ch. lxiv.
15W.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The Aftermath (1929), p. 386.
16L. Trotsky, My Life (Engl. Trans., 1930), p. 425.
17伯瑞关于这点的看法，见The Idea of Progress (1920)，第303—304页。
18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ch. 38。注意到这点是很有趣的，在希腊人被罗马人打败之后，他们也开始沉溺于历史“或许会发生”这类游戏——这是失败者最适意的安慰了：假如亚历山大大帝不是年轻的时候就死的话，希腊人自言自语道，“亚历山大或许会征服西方和罗马，并使之臣属于希腊国王”。见K. von. Fritz, 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 (N. Y., 1954)，第395页。
19两篇文章都在J. B. Bury的Selected Essays（1930）中重新刊登；Collingwood对伯瑞观点的评论，见The Idea of History，第148—150页。
20关于这段话，见上述第37页。Toynbee在A Study of History第5卷，第414页引用了费歇尔的这段名言，很显然汤因比完全误解了这段话：他把这段话当作是“现代西方社会对至高无上的偶然信仰”的产物，这种信仰“产生”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理论者并不相信偶然，而是相信那只无形的手，是这只手广施恩泽，使人类的混乱行为变得有条不紊；费歇尔的言论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产物，而是这种放任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衰落时的产物。
21相关段落引自W. Stark在为F. Meineke的Machiavellism一书所做的导言，第xxxv—xxxvi页。
22Marx and Engels, Works (Russian ed.), xxvi, 108。（译文见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页。——译者）
23托尔斯泰在War and Peace中尾声第一节中，把“偶然性”等同于“天才”，把这当作是人类没有能力理解终极原因的术语。
24L. Trotsky, My Life (1930), p. 422.
25托洛茨基采纳这种观点：“我是被迫求助于宿命论，把它当作不合理事件的解释，这就是说，把它当作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事件中的合理性解释”。见War and Peace, Bk. IX, ch. i.
26L. Paul, The Annihilation of Man (1944), p. 147.
27波普尔教授曾一度意外发现这一意义，但没有领会这一意义。他认为“大多数解释基本上只是属于既启发又独断这样一类水平”（不管这两个词语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他又附带补充说，“其中一些是以想像力丰富而著称的——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见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第151页。这一点并不相当重要：正是这一点证明了“历史主义”（就这一术语的某些意义而言）毕竟不是那么贫困的。
28Kausalitäten and Werte in der Geschichte (1928), translated in F. Stern, Varieties of History (1957), pp. 268, 273.
29J. Huizinga translated in Varieties of History, ed. F. Stern (1957), p. 293.
30The Baldwin Age, ed., John Raymond (1960), p. 246.
注释
① 乌浒水（Oxus），今阿姆河，古希腊称之为Oxus。《史记》、《汉书》称之为“妫水”，《魏书》称之为“乌许水”，《隋书》及两《唐书》称之为“乌浒水”。——译者
② 药杀水（Jaxartes），今锡尔河，古希腊称之为Jaxartes（或写为Yaxartes）。《隋书》、《新唐书》称之为“药杀水”。——译者
③ 狄西（Dicey），大概指英国法学家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译者
④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 1838—1918），美国教育家、历史学家，美国第六任总统John Quincy Adams（1767 —1848）的孙子。著有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07)、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9卷，1889—1891）。——译者
⑤ 查理·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英国慈善家、作家，他是支持达尔文学说的第一位牧师。——译者
⑥ 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s of Modern History），Regius Professors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中的一种教授职位，这种职位是由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建立起来的，所以名之为“钦定”。牛津大学第一个钦定教授是1535年建立的希伯来语钦定教授，自1546年起，陆续设立了民法钦定教授、神学钦定教授、希腊语钦定教授、医学钦定教授；1724年起则设立了近代史钦定教授；自1842年起又设立道德钦定教授、教牧神学钦定教授和教会史钦定教授。在苏格兰大学里，这种头衔也被用于由国王设立的教授席位。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的席位是乔治一世（George I）在1724年建立的，先后担任过这一席位的人有Samuel Harris (1724)、Shallet Turner (1735)、Laurence Brockett (1762)、Thomas Gray (1768)、William Smyth (1807)、James Stephen (1849)、Charles Kingsley (1860)、John Seeley (1869)、John Dalberg, Baron Acton of Aldenham (1895)、John Bagnell Bury (1902)、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927)、George Norman Clark (1943)、James Ramsay Montagu Butler (1947)、Michael Clive Knowles 1954、Herbert Butterfield (1963)、William Owen Chadwick (1968)、Geoffrey Elton (1983)、Patrick Collinson (1988)、Quentin Skinner (1996)等。——译者
⑦ 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 1455—1485），英国两大封建主集团为争夺王位进行的内战。战争一方兰开斯特家族以红玫瑰为族徽，另一方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族徽，故称玫瑰战争。又称蔷薇战争。——译者
⑧ 斯托雷平（Stolypin, 1863—1911），俄国政治家。——译者
⑨ 克伦斯基（Aleksandr Feodorovich Kerensky, 1881—1970），俄国革命者，尼古拉二世退位后被任命为政府首脑（1917年7月），但由于他的温和政策而被布尔什维克人推翻（1917年10月）。——译者
⑩ 孟什维克主义者（Mensheviks），俄国革命以前和期间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中自由主义少数派的成员。——译者
⑪ 语出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译者
⑫ 指巴济扎得二世（Bajazet II, 1447—1513），土耳其苏丹（1481—1513），他的统治以不断与匈牙利、波兰、波斯、威尼斯和埃及战争而著称，赢得“闪电”（Ilderim）绰号。——译者
⑬ 希腊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1893—1920）。——译者
⑭ 季诺维也夫（Zinoviev, 1883—1936），苏联政治家，列宁亲密的战友，1924年列宁去世后，与加米涅夫、斯大林共同执政，因加入反对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一派，被开除出党（1927），最后在斯大林清党中被处死。——译者
⑮ 加米涅夫（Kamenev, 1883—1936），苏联共产党领导人，1924年列宁逝世后，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共同掌权，1927年作为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清除，1934年被监禁，后被处决。——译者
⑯ 伯纳德·贝伦松（Bernard Berenson, 1869—1959），美国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艺术商人。主要著有The Italian Painters of the Renaissance (1952)、Drawings of the Florentine Painters (1903)、Aesthetics and History in the Visual Arts (1948)等。——译者
⑰ 兴登堡（Hindenburg, 1847—1934），德国元帅、政治家，曾任魏玛共和国总统（1925—1934），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译者
⑱ 暗指卡尔·波普尔、以赛亚·伯林两人。——译者
⑲ 指《爱丽丝奇境记》、《镜中奇遇》的作者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1832—1898），英国数学家、童话作家。——译者
⑳ 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荷兰历史学家。他本来是研究印度文学的，但却以研究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文化史著称。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1919)、Erasmus of Rotterdam (1924)、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33)、In the Shadow of Tomorrow (1935)、Homo Ludens (1938)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