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作为进步的历史
让我引用波威克①教授30年前作为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就职演讲的一段话作为开端：
渴望对历史进行解释是如此根深蒂固，假如我们不对过去提出睿智的看法，就会陷入神秘主义或犬儒主义的境地。1
我认为，“神秘主义”可能代表的是这样的观点：历史的意义存在于历史之外的某处，位于神学或末世观的领域——像别尔迪耶夫（N. Berdyaev）、尼布尔（R. Niebuhr）或汤因比2这类作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犬儒主义”代表的是这样的观点：我已经好几次引用过这类例子，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历史有许多同样令人信服的意义，或者有许多同样不令人信服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武断选择意义，并把它赋予历史。这或许是当今最流行的两种历史观。但是，我会毫不迟疑地抛弃这两种观点。留给我们的是那句奇特的但有启发性的话：“对过去的一种睿智的看法”。既然没有办法知道波威克教授在使用这句话时他在想什么，我就尝试以我自己的看法解读这句话。
像古代亚洲诸文明一样，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基本上是不关注历史的。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作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几乎没有传人；从整体上来看，古典时代②的作家对未来就像对过去一样是很少关注的。修昔底德相信在他描述的事件之前并没有发生有意义的事件，其后也极有可能不会发生有意义的事件。卢克莱修③从人对于过去的冷漠中推论人对于未来的冷漠：
回头瞧瞧，那些在我们出生以前的
永恒时间的过去岁月，
对于我们是如何不算一回事。
并且自然拿这个给我们作为镜子，
来照照我们死后那些未来的时间。3
以回顾过去黄金时代的景象形式展现了对更光明未来的诗意憧憬——这是一种把历史进程同化于自然进程的循环观点。历史不属于什么地方：因为没有过去的意识，同样也没有未来的意识。只有维吉尔④——他曾在他的第四首牧歌中勾勒出一幅回到黄金时代的画面——在《埃涅阿斯》中暂时地获得了灵感突破循环的概念：我赋予永无止境的权力（Imperium sine fine dedi）——一点儿古典思想的味道都没有——，这使维吉尔获得了准基督预言者的声誉。
我不必说，并不只是当分析过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援用“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个标准。假如有人告诉你，他想在目前这个节骨眼儿上，把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为单一政权统治之下的一个国家是悦人心意的，或许你会赞同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观点。假如他继续说，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君主立宪制比总统民主制优秀，或许你也会认为这种说法是相当合理的。但是，假定他接着告诉你，他打算竭力领导一场运动来把这两个国家联合在英国国王的统治之下；你或许会回答说，那将是浪费时间。假如你想解释这是为什么，你要告诉他，争辩这类问题不是以某些一般运用的原则为基础的，而是以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可以产生的作用为基础的；以抽象历史观念谈论历史甚至是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并可以告诉他这种抽象历史也是反对他的。政治家的任务不仅是要考虑道德上或者理论上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且也要考虑这个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力量，怎样指导和利用这些力量可以部分地实现眼下的目的。我们根据我们对历史进行解释所采取的政治决定扎根于这种折衷之中。而且，我们的历史解释也扎根于这种同样的折衷之中。为渴望的事物而设定某些假定的抽象标准，并依据这一标准谴责过去，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极端虚假了。就“成功”一词而言，它已经包括了一些惹人厌恶的含义，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以中性的“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来代替吧。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在好多场合下我不同意以赛亚·伯林的观点，令我高兴的是能够在结束这一叙述时，无论如何我有些赞同他的地方。
应用“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一标准比接受这一标准更不容易、也更不明确一些。这不是一个鼓励做出轻而易举判断的标准，也不是屈从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观点的标准。在历史上并不是见不到那些有重要意义的失败。历史认识到我可以称之为“延期的成就”：今天明显的失败或许可以证明会对明天的成就做出巨大的贡献——先知诞生于时代之前。实际上，和那种假定之中固定的、普遍的原则标准相比，这种标准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或许会要求我们推迟我们的判断，或者根据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限制这一判断。蒲鲁东根据抽象的道德原则夸夸其谈，在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政变成功之后，宽恕了这场政变；摈弃抽象的道德原则这一标准的马克思谴责蒲鲁东对这一政变的宽恕。从更长远的历史观回顾这一问题，我们或许会同意蒲鲁东是错误的，马克思是正确的。俾斯麦的成就为这种历史判断问题的检测提供了一个极其便利的出发点；当我接受以赛亚爵士的“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一标准的时候，我还是对以赛亚爵士显然只满足于把这一标准应用于狭隘的、短期的界限内感到困惑不解。俾斯麦创造的东西真的产生很好的效果吗？我倒认为这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灾难。这并不意味着我极力谴责缔造了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或者谴责想要帝国并协助俾斯麦创造这一帝国的德国民众。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仍旧有许多问题要问。最终灾难的发生是因为帝国结构中存在的某些隐藏着的缺陷吗？或者是因为在这种国内环境中存在某些事情，这注定它的诞生会变得孤行专断、富有侵略性吗？或者是因为，当帝国诞生时，欧洲这座舞台或世界这座舞台已经非常拥挤了，现存诸强权就存在扩张的倾向，另一个扩张强权的出现便足以导致一场更大的冲突或者使整个体系都要毁灭掉吗？就最后一种假设而言，让俾斯麦和德国人民为灾难负责，或单独负责，是错误的：你实在不能谴责最后那个缺陷。但是，对俾斯麦成就的客观判断以及这些成就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要等待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能确定的是，历史学家不能明确回答这些问题。我要说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学家比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于客观的判断；2000年的历史学家或许仍旧可以更进一步接近客观判断。这就生动地说了我的主旨：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历史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现在让我们再研究一下这种事实与价值之间所谓的两分法。价值不能从事实之中获得。这一陈述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虚假的。你只需检查一下任何时期或任何国家盛行的价值体系，就会发现这些价值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周围事实铸造的。在较早的演讲里，我提醒大家注意像自由、平等或正义这类说明价值的字眼不断变化的历史内容。或者再举作为一个主要关注道德价值传播机构的基督教会为例。比较原始基督教的价值和中世纪教皇的价值，或者比较教皇的价值与19世纪新教的价值。或者比较，比方说，当今西班牙基督教会所传播的价值与美国基督教会所传播的价值。这些价值的差异源自历史事实的差异。或者再考虑一下这些历史事实：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已经使奴隶制度、种族不平等、剥削童工——从道义上来看，这一切曾被当作是中性的行为或高尚行为的事情——变为一般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那种主张价值不能源自事实的观点至少可以说是片面的、令人误解的。或者再让我们检查一下那个相反的命题。事实不能源自价值。这种说法部分是正确的，但也会引起误解，因此也需要斟酌一下。当我们想知道事实的时候，我们的提问以及所获得的答案都受我们的价值体系的限制。我们对周围事实的看法是由我们的价值铸造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些价值范畴我们接近这些事实；这种看法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重要事实之一。价值进入事实，而且是事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价值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我们的价值，我们才有能力使自身适应我们的环境，使环境适应自身，使我们获得那种控制环境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历史成为进步的记录。但是，在生动地描述人与环境之间的斗争时，千万不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设立一种虚假的对立，设立一种虚假的分离。历史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而获得的。客观的历史学家是最能深入体察这一相互过程的历史学家。
我们通常使用的“真理”一词为事实与价值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线索——真理横跨了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并由事实与价值这两者的一些因素构成。这并不是英语语言的一个特性。在拉丁语系中作为真理的词语，如德语的Wahrheit，俄语的pravda，27都具有这种双重特性。每一种语言似乎都要求这个词语表示真理，不仅是事实的陈述，价值的判断，而且包含这两种因素。上个星期我去了伦敦，这或许是个事实。不过，通常情况下你或许不会把这称为真理：它没有包含任何有价值的内容。另一方面，当美国的奠基者在独立宣言中把所有人生而平等当作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时，你或许会感觉到这一说法所包含的价值内容远远超过了事实内容，也正因为这个理由，你或许对这个说法被当作真理的正当性而提出质疑。在这两极之间的某个地方——没有价值的事实北极和仍在不断努力想把自己变为事实的价值判断南极——存在历史真理的王国。就像我在第一讲中说的，历史学家是在事实与解释之间、事实与价值之间获得平衡的。他不能隔离这两者。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你或许不得不宣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离。但是，历史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变化、运动，或者——假如你对老派的词语不吹毛求疵的话——是进步。
因此，我返回到阿克顿的结论上，他把进步描述为“历史据以编撰的科学假设”。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使过去的意义依附于某些外在于历史的力量或超理性的力量，从而把历史变为神学。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历史变为文学——毫无意义的、毫无重要性的有关过去的故事、传说的汇集。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的只能是在历史自身中找到一种方向感并接受这种方向感的人写就的。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与我们正向何处去的信念紧密相联。一个已经失去自信自身有能力在未来中取得进步的社会，也会很快不再关注自身在过去中取得的进步。就像我在第一讲中开头就讲的，我们的历史观反映我们的社会观。现在我返回到我的起点，宣示我对社会未来的信心，对历史未来的信心。
* * *
1F. Powicke, Modern Historian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1955),p. 174.
2“历史过渡到神学”，就像汤因比在Civilization on Trial (1948)一书前言中得意地断言一样。
3De Rerum Natura, iii, 922—995.
4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ch. xxxviii；吉本正在叙述西罗马帝国衰落的时候，开始离题。一位评论家在1960年11月18日的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引用这段话，并提出吉本是否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他是这个意思；作家的观点极有可能反映的是他生活时代的观点，而不是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这位评论家生动地说明了一条真理，他企图把自己20世纪中期的怀疑主义转移到18世纪后期一位作家身上。
5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ts Or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1907), p. 13;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1902), 4; xii (1910), 791.
6B. Russell, Portraits From Memory (1956), p. 17.
7J. B.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1920), pp. vii—viii.
8B. Russell, Portraits From Memory (1956), p. 124.
9The Observer , June 21, 1959.
10T. Arnold, An 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1841), p. 81.
11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1906), p. 51.
12K. Mannheim在Ideology and Utopia (Engl. Transl., 1936)第236页中也把人之“铸造历史的意志”与“理解历史的能力”联系起来。
13F. H. Bradley, Ethical Studies (1876), p. 293.
14关于这一情况的分析，参阅R. S. Lynd的Knowledge for What? (N. Y., 1939)，第88页：“我们文化中的老年人经常喜欢回顾过去，这是他们充满活力与权力的时代，他们也把未来当作是一种威胁加以抵制。大概处于发达阶段的整个文化，由于其权力的相对丧失和分裂，因此有一种回顾已逝黄金时代的倾向，现世的生活则毫无活力”。
15Foreign Affairs, xxviii, No. 3 (June 1950), p. 382.
16J. B.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1920), p. ix.
17H. Butterfield的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31)第58页；比较A. von. Martin的he Sociology of the Renaissance (Engl. Trans., 1945)，第I页上更加仔细的叙述：“停滞与运动、静止与动力是开始从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基本范畴……历史仅仅知道相对意义下的停滞：决定性的问题在于，是停滞占优势还是变化占优势。”历史之中，变化的因素是积极的、绝对的，停滞的因素是消极的、相对的。
18De Tocqueville, Preface to Democracy in America（译文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上册第8页。——译者）．
19J. B.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1920), p. 5.
20L. B. Namier, Conflicts (1942), p. 42.
21引语见J. Huizinga, Men and Ideas (1959), p. 50.
22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ch. lv.
23R. 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12), p. 177.
24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English transl., 1884), p. 40.
25T. Carlyle, The French Revolution, I, i, ch. 4; I, iii, ch. 7.
26Broadcast on "Political Judgment" in the Third Programme of the B. B. C., June 19, 1957.
27作为这一情况的Pravda一词特别有趣，因为还有另一个更古老的表示真理的俄语istina。但是，其区分并不是在于作为事实真理与作为价值真理之间的区分；Pravda在这两方面都是人类真理的意思，istina在这两方面都是神圣真理的意思——关于上帝的真理和由上帝揭示出来的真理。
注释
① 波威克（Frederick Maurice Powicke, 1879—1963），英国中世纪史历史学家，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著有Historical Study at Oxford (1929)、The Christian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1935)、History, Freedom and Religion (1938)、Ways of Medieval Life and Thought (1949)、The Reformation in England (1953)、Modern Historian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1955)等。近代以来先后担任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有：Edward Nares (1813—1841)、Thomas Arnold (1841—1842)、John Anthony Cramer、Goldwin Smith (1858—1866)、William Stubbs (1866—1884)、Edward Augustus Freeman (1884—1892)、James Anthony Froude (1892—1894)、Frederick York Powell (1894—1904)、Charles Harding Firth (1904—1925)、Henry William Carless Davis (1925—1928)、Maurice Powicke (1928—1947)、Vivian Hunter Galbraith (1947—1957)、Hugh Trevor-Roper (1957—1980)、Michael Eliot Howard (1980—1989)、John Huxtable Elliott (1990—1997)、Robert John Weston Evans (1997—)诸人。——译者
② 古典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专用术语，难以用汉语恰当地表达出来，通常特指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间希腊、罗马文化。classical antiquity经常与classical period相混淆。一般来说，classical period指的是过去的那段历史时间，classical antiquity则是后来仰慕者视野中希腊、罗马文化之当代形象。——译者
③ 卢克莱修（Lucretius, 99/94—55/51BC），古罗马哲学家、诗人。所著《物性论》是一首为了把人们从迷信和对不可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试图用科学词汇解释宇宙的长诗。下面的译文见方书春译《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页。——译者
④ 维吉尔（Virgil, 70—19BC），古罗马诗人，属于奥古斯都文化圈里重要的人物，以史诗Aeneid著称，另著有表现田园生活的Eclogues、Georgics。——译者
⑤ 神正论（Theodicy），拉丁文theo是上帝的意思，希腊文dike则是判断的意思，这是针对邪恶存在于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对上帝所作的判断，或者是面对邪恶的存在，要证明上帝的公正，这是为世上的痛苦，包括人的痛苦这种事实与残暴找理由所作出的努力。——译者
⑥ 丹皮尔（William Cecil Dampier, 1867—1952），英国科学史家。——译者
⑦ 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 1796—1855），俄国沙皇，著名的独裁者。他在巴尔干的扩张引起了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译者
⑧ 麦克米兰先生（Mr. Macmillan），大概指Maurice Harold Macmillan（1894—1986），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在20世纪30年代支持丘吉尔反对英国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他任首相期间（1957—1963）曾致力于使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译者
⑨ 拉格比（Rugby），英格兰中部的一个自治区，位于伯明翰东南偏东，最初因这里在1574年建立的拉格比公学（不表示是由政府设立的，只是表示学校可以公开招生）而闻名，19世纪英式橄榄球在这儿发展。本文的拉格比就是指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阿诺德指Thomas Arnold（1795—1842），他在1828—1842年间担任拉格比公学的校长，强调个性的培养，在古典课程教育中引进数学、现代语言和近代史，对近代教育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三个儿子也都非常杰出。——译者
⑩ 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Gordius是希腊神话中Phrygia王国的国王。戈尔迪之结，按神谕，能解开此结者即可为亚细亚国王，后来此结被亚历山大大帝劈开。——译者
⑪ 斯基泰（Scythia），跨欧亚大陆的一地区，从黑海的多瑙河口一直到咸海的东部地区。这个地区的游牧民从公元前8到前4世纪很繁荣，但到公元前2世纪被萨尔马提亚（Sarmatians）征服后，就很快地被融入其他的文化中去了。斯基泰是希腊人的称呼，罗马称之为达西亚人（或西徐亚人），古波斯称之为萨迦人（Saka），而中国史书称之为塞种人。——译者
⑫ 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 1880—1962），英国经济史家、哲学家，著有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16th Century (1912)、The Acquisitive Society (1920，后来删节为Labour and the Nation)、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1932)、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Equality (1931,4th ed.1952)、The Acquisitive Society (1931)等。——译者